法律文本对比研究：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分析

上文提到，语言学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使语言学研究不仅关注语言形式，而且也通过语言来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随着对比语言学的兴起，对比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不断深入。早期对比语言学仅仅从事语言语音和语法结构的比较，着眼于某些语言现象的差异，后逐渐扩大到语言的各个层次比较，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进行两种语言的异同比较。卡普兰(Kaplan，1966)早就根据亚裔学生的作文指出东方人语篇结构与西方语篇模式的差异，指出语篇中的文化性应该在篇章语言学中受到重视。近年来，在两种文本间进行语言形式的对比从而进一步挖掘两种文化的差异，或是从文化的差异看待语言形式的不同，这方面的研究也已经越来越成为许多领域学者的兴趣所在。如新兴产生的跨文化交际学或文化语言学等，都是以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为主旨、用以研究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综合性学科。

拉多(Lado)在《跨文化的语言学中》(1957)一书中曾专门谈论了如何进行两种文化的对比，指出构成文化对比的三个层次:“形式”(Form )、“意义”(Meaning)和“分布”(Distribution)三者并不孤立存在，而文化对比可以通过三者的结合来进行。虽然书中论述文化对比部分相对简略，但仍然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为日后跨文化交际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跨文化交际学是研究人们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冲突的一门学问，它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一般学界以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的《无声的语言》(1959)看作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作者对于时间、空间与交际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使用时间、空间方面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并对如何研究文化提出了一些设想。波兰尼(Polanyi，1970)也指出，有的民族语篇建立不是以事件的时间先后为基础，而是依据事件发生的地点转换为标准。因此他反对将西方的叙述原则普遍化，认为叙述结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文化特征，文化往往决定在一个社会中什么值得叙述和怎样进行叙述。

从语篇角度考察跨文化交际，罗恩·斯科隆(Ron Scollon)和苏珊·斯科隆(Suzanne Scollon，1995)认为，跨文化交际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语篇系统方面，研究语篇差异比研究文化差异更有意义。“在跨文化交际讨论中，如果我们把焦点集中于作为亚文化系统的语篇系统，会更加有效。在这些亚文化系统中各系统之间的对比会更加突出一点”(转引自胡文仲，2004:14)。

我国学者罗常培在国内较早开展了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其《语言与文化》一书最早出版于1950年，从词语的语源和涵义推溯文化的遗迹、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借字看文化的接触、地名看民族的迁移、姓氏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以及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六个方面，着重从词语的涵义来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至今日仍具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80年代起，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再次成为学者感兴趣的话题，期间大量论著也陆续出版，颇具代表性的有伍铁平《语言文化评论集》(2007)，涉及语言理论，语言和思维、文化、文字的关系，语言理论和文艺理论的关系，语言研究的态度与学风等诸多方面，是我国近十余年的语言学界争论的一个缩影(潘绍典，2002)。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文献还有周振鹤、游如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邓炎昌、刘润清的《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1989)、邢福义的《文化语言学》(1990)，顾嘉祖等主编的论文集《语言与文化》(1990)等。

申小龙的《中国文化语言学》(1990a)在中国语言学，尤其是中国文化语言研究学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者强调把语言作为文化的核心和基本构成因素来研究语言文化功能的传统，从汉民族思维的整体性、辩证性、具象性来解释汉语的性质和组织规律，通过汉语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历史、伦理、文化交流等特征进一步阐明汉语的文化功能。“中国文化语言学认定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一个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申小龙，1989)这种人—文化—语言内在统一的语言观给认识语言的实质提供了崭新的角度，也为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尽管申小龙的文化语言学理论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与误解，其理论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完美之处，但“以人文主义语言观为基础的基本理论框架已初见端倪，学科前景已清晰可见”(姚亚平，1992)。

戚雨村《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1992)介绍了运用比较的方法所建立起来的各语言学学科，包括历史比较语言学、类型语言学、地域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并把对比语言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概述，最后从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两个层面进行联系，介绍了中外研究学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作者指出，“以语言对比为主，把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结合起来，可能有助于对比语言学的研究突破。我国的语言对比还不够系统、深入，文化对比刚刚起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刘齐生的《文化对语篇结构的影响——中德日常叙述比较研究》(1999)结合篇章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分析了文化对日常叙述的影响。作者认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中德两种语言对叙事语篇的结构和连接手段有很大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两国文化造成的认知模式的差异，另一方面表现在听众期待对于叙述的影响。作者最后指出了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建立系统的中文叙述语篇模式应该主要以汉语语篇为基础，为其找到一个规则模式。(www.xing528.com)

杨文慧的《从主位结构的运用看跨文化语用差异和语用定势》(2009)从交际者的主位选择和应用等方面来考察语篇跨文化语用差异和语用定势，指出中英本族语者虽然有着不同的主位语用差异，但这些差异常常被夸大成为一个群体的文化语用定势(pragmatic stereotype)，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尽管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具有较大作用，但在实证研究中却存在严重弊端。因此应采用多维的比较方法，充分考虑不同群体文化之间和交际语境的异同处，勿过分夸大文化语用的差异而忽略了共性，这也对跨文化语用定势提供了反证。作者的研究方法与模式可谓给跨文化语篇对比提供了新的路子和指导方向。

赵劲(2012)较详细地回顾了篇章文化性在不同学科中的研究状况，通过对篇章文化性与其他篇章特性之间关系的考察，指出篇章文化性贯穿于篇章的各大基本特性之中，是篇章性的重要显现。作者认为，篇章研究是跨文化交际学中的一种手段或途径，用以寻找深层次的文化差异或揭示不同的思维结构。研究篇章的文化性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篇章进行对比研究和对文化差异进行讨论，而应进一步对产生这种差异的文化根源加以论述，以分析篇章文化性产生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机制。

综上所述，学界对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工作正逐步向宏观与微观并存，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向发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的深入与扩大。我们既可以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语言中的文化”，也可以从文化学角度研究“文化中的语言”。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语言文化的研究，正如德·博格兰(de Beaugrande，1997)所言，通过篇章研究以达到促进各文化群体的联合与相互尊重，展示多元文化、实现人类潜能，这对篇章语言学的进一步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文化与文化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现代语言学也正在摆脱西方形式主义方法论的局限，向东方人文主义寻找出路。未来世界的文化将是西方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同东方的整体思维和人文精神的结合，语言也必将在这种结合中重构。看清这一趋势，并有效把握住语言、思维、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有力推动我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本书即是以此为目标而做的一次尝试性研究。

【注释】

[1]TEXT期刊现名TEXT＆TALK，每年6期，现任主编是Srikant Saraugi，由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