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1语篇对比
近20年来,随着对比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研究的不断发展,两者结合形成语篇层面上的对比也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知道,传统语言学研究常常以句子作为分析的最高单位,所谓语言符号的对比分析,其实就是在音系、词汇和语法这三个层面上的对比研究,即微观层面的语言对比分析,这涉及描述和比较两个过程。很多学者对传统语言研究侧重语言内部结构、忽略其他一些因素的做法持批评态度。语言学家莱昂斯(Lyons,1972)将传统语言学研究语言内部编码的做法称为“数据的理想化”(Idealization of Data),包括语言研究的规范化(Regulation )、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和无场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规范化指的是在语言研究中真实语言全部按照人为规范的要求被理想化,可是语言实际上是充满断裂、回溯等现象的。标准化是指选择某一种语言,如方言,作为语言研究的标准,其他语言,如其他方言,在研究时都按此标准要求。无场景化指的是在语言研究中,将语言从真实的场景中剥离出来,成为孤立的、无语境的语言。最后一点有点像功能主义学派常用来指责乔姆斯基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时的论断。
与之相对的语言研究通常称为宏观语言研究,即殷维(Yngve,1975:47-62)所称的“宽泛语言学”(Broad Linguistics)或“人类语言学”(Human Linguistics),其目标是在人类如何进行交际这个问题上获得科学的理解。诚然,人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语言进行交际,但语言本身并没有互相交际,语言内部编码系统也只是获得交际成功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我们需要探究,除了语言内部编码系统以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一次成功的交际,其中社会文化变量(Socio-Cultural Variables)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宏观语言学研究人如何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关注的是影响语言言说的外部因素,如海姆斯(Hymes,1974:433-452)所提出的“场景”(Setting)、“参与者”(Participants)、“目的”(Purpose)、“语气”(Key)、“内容”(Content )、“交际渠道”(Channel)等。从而宏观语言学的特点是:重视语言交际能力,而不是乔姆斯基意义上的语言能力;对语言实践作超越语言环境的描述;寻找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语篇分析以及语篇对比等新兴研究领域也由此发展而成。
一些语言学家,如哈特曼(Hartmann,1980),认为,篇章对比就是对比不同语言之间在篇章组织和手段上的异同,即便在同一语言中,不同的篇章所采用的组句成篇和谋篇布局的方法也大有不同。有的语言学家更进一步,指出篇章对比是宏观层面的对比,包括语篇与功能、语用与修辞、认知与思维三部分,目的在于语篇所反映的语言之外的那些“社会、文化、心理、意识形态”等内容(杨自俭,2000:9-18)。在篇章对比的方法问题上,许余龙(2010)认为,篇章的粘连性和连贯性是体现篇章结构性特点的两个主要方面,因此我们可以用篇章的这两个特性作为篇章对比的共同基础。在对比语料选择上,哈特曼(1980)指出了三类可用作篇章对比的双语对应篇章语料:一类是翻译对应篇章语料,两者语义上对等,而形式上译文在尽可能保留原文特色基础上也必须充分尊重译入语表达习惯;另一类是改写对应语料,即将同一信息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达所得到的对应篇章语料;第三类是语域对应语料,这类语料不再具有语义上的对应性,而只是在篇章的题材、风格、使用场合、使用对象等方面具有某些一致性,而语域和篇章类型这两个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两者分得越细,语料的对应性就越高。本书中语篇对比分析所选的中美《宪法》两部文本就是属于第三类语域对应语料。
我们应该经常借鉴语篇分析的研究成果,如上文介绍的多种语篇分析研究方法等,来丰富对比语篇研究。同时也应该搞清楚语篇和语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如何从语篇层面上考察语法现象?这是语篇-功能语法学家(text-functional grammarians)的兴趣所在。卡明(Cumming)和欧诺(Ono,1997)认为,“语篇-功能语法学家的研究目标有二:描述性目标;解释性目标。……研究方法多为定量研究法,主要研究课题涉及:信息流程与语法结构;互动因素与语法;语篇结构与语法;词类和词汇选择等。”我们认为,将具体的语法现象放入语篇,吸收语篇语义学的丰硕成果,从更高层次来进行研究,并挖掘制约语法资源选用的语篇因素,可以更好更全面地反映语言使用的特点。同时,结合两种语言进行篇章层面的语法对比从而揭示背后的语言之外的差异,有利于语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发展。本书的出发点也基于此。
2.2.3.2基于系统功能语法的英汉语篇对比 (www.xing528.com)
鉴于本书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指导框架进行英汉语篇对比分析的研究,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学界基于功能语言学的英汉语篇对比研究作一简要概括。
迄今为止,从功能语言学的英汉语言对比成果来看,多数研究对象以文学体裁作品的语言分析对比为主,得出一般的或具体某方面的结论,例如篇章结构、隐喻、名词化、语篇主位结构或词汇以及翻译策略等方面。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徐盛恒《关于英汉语篇比较研究——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视角》(徐盛桓,2001),文章基于英汉语句子的对比现实,根据汉语篇章学思想,论证了英汉语篇的可比性,提出了语篇对比的“互为参照”观,从语篇建构的高度,既发现了不同语篇相通的一面,又强调了不同语言语篇的个性特征,并从韩礼德的衔接理论入手,探讨英汉语篇在外显性衔接与内聚性粘连度的差异;徐珺《〈儒林外史〉英汉语语篇对比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尝试》(2002)将功能语篇分析理论应用到章回小说及其英译文的对比之中,在学界也属一种新的探索性研究,文章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指导,重点探讨了小说的语篇体裁,为小说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黄国文《汉英语篇对比研究的语言学尝试——对唐诗〈芙蓉楼送辛渐〉及其英译文的功能分析》(2003)从衔接、逻辑——语义关系、主位结构和信息中心四个方面对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一诗和它的英译文进行了尝试性的功能分析,这一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语篇对比研究为英汉语篇对比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黄国文的另外两篇文章(2002a,2002b)对唐诗《寻隐者不遇》和《清明》英译文的语篇功能对比分析,也证明了这一思路的可行性和科学性,研究结果也为汉英翻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刘泽权的《〈红楼梦〉叙事标记语及其英译——基于语料库的对比分析》(2009)借助语料库统计工具对《红楼梦》的章回叙事标记语及其在三个英译本的再现情况进行检索和对比分析,发现三个译本对原文的标记语都有所体现,但在实现语篇元功能上各有不同,但总体来说译文为了保证语言顺畅,对原文标记语进行了大幅度的忽略和变通,此举大大削弱了原文的语言特色,没有很好地反映出章回体的语言特色,需要进一步固定此类语言的翻译方式,并提出一些国外学者的做法以供借鉴;许余龙《对比功能分析的研究方法及其应用》(2005)简要介绍了切斯特曼(Chesterman)提出的对比功能分析的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然后以英汉指示词在表达远近称指示时的用法对比为例,讨论了如何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具体的英汉对比研究。文章认为,对比功能分析提出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指导具体的对比研究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从迎旭《名物化英汉对比研究》(2004)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法隐喻理论,澄清名物化结构的外延和内涵,找出其中间过程。利用统计的方法对语篇的英汉名物化结构的一般形式和过度形式进行使用频率的对比,探讨了造成差异的原因,即语言本身的形式特征。从宏观上讲,汉语语法结构不如英语严谨,使得语法隐喻的理解有一定障碍,故更倾向于一致式表达。从微观上看,汉语的定语位置与英语也不相同,因此英语的名物化结构具有更强的范畴化能力,应用也更广泛;李明《得意岂能忘形——从〈傲慢与偏见〉的两种译文看文学翻译中主位—信息结构之再现》(2009)认为,语言是意义的系统,意义通过语言形式再现,语言形式同意义浑然天成。因此,翻译不仅要关注意义,还要关注形式,即“得意”不能“忘形”。语言形式可分四个层面,其中在语篇层面上的主位—信息结构对构建语篇意义起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主位—信息结构理论,对张经浩和孙致礼翻译的《傲慢与偏见》两个汉译本片段的主位—信息结构进行对比,指出若能保留原文的信息结构和原作语言形式所负载的语篇意义,对原作语言形式中的主位—信息结构予以充分再现,做到意之所到,形式不忘,则会产生出色的译文;李坤《语篇翻译中的英汉衔接手段对比——布什911演讲分析》(李坤,2006)指出,英汉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衔接手段,而衔接正是为了实现语篇连贯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布什911演讲与其中译本的对比研究,揭示出衔接手段在英汉语篇中不同的运用和侧重,明确翻译时应根据语言各自的特点以及语篇体裁的要求,灵活变通或转换衔接手段,从而忠实再现原文;余宏荣《英汉篇章中指示代词照应作用的对比及其在翻译中的应用》(余宏荣,1998)指出,指示代词照应是英汉篇章中都很常见的语法性粘连手段,作者对英汉两种语言在使用指示代词照应时所存在的主要异同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和比较,并以实例说明了解这些异同对于翻译实践的意义。此外,在国内语篇对比分析方面影响较大的专著除了前面提到的许余龙(1992)外,还有胡曙中的《英汉修辞比较研究》(1993),彭宣维的《英汉语篇综合对比》(2000),朱永生等人共同编著的《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2001),魏在江的《英汉语篇连贯认知对比研究》(2007)等。
学界也不乏语言与文化的相关研究,如《文化对语篇结构的影响——中德日常叙述比较研究》(刘齐生,1999)探讨了文化背景对于叙事语篇的结构和连接手段有很大影响。《英汉篇章结构模式对比研究》(刘礼进,1999)以van Dijk等人提出的话题分析理论为框架,通过对英汉经济类语篇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英汉篇章宏观语义结构建构的基本特征,探讨两种语言中语篇潜在的宏观话题结构及其制约因素,即英汉民族思维方式及英汉语言语法结构本身的差异与此不无关系,如英民族常采用多层面信息融合型或集约型思维方式,故英语表达多以主谓结构统领。而汉民族多采用多层信息展开型思维方式,故表达常显散连。其他有代表性的著述包括《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伍铁平,1997 )、《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戚雨村,1992 )、《从主位结构的运用看跨文化语用差异和语用定势》(杨文慧,2009 )、《试论跨文化语境中语篇连贯的构建》(杨桂霞,2007)、《法律翻译——在不同文化间的迁移》(彭震,2009)等。
我们发现,近年来汉英对比研究中对非文学作品的关注有上升趋势,但仍然以文学体裁的作品分析为主。研究层面从微观向宏观发展,逐渐关注语篇层面上的对比,这是因为研究者愈发意识到,从语篇的角度出发研究具体的语法现象,探索制约语法资源选用的语篇因素,这种将语法和语篇结合起来的方法可更全面地反映语言使用的特点。但基于语篇层面的语法对比研究数量仍远不及单纯的语法对比研究,且研究成果也往往局限在一个方面,如衔接理论。单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而言,鲜有学者从功能语法的三大元功能入手整体进行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而结合韩礼德功能语法理论从文化的角度对英汉法律语篇进行跨文化对比分析则从来没有。因此,本书也算是在这一领域做一次尝试性探索,旨在丰富功能语篇分析的研究范围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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