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篇分析可以说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那时的修辞学可以说是语篇分析的前身。然而,它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这是因为人们到了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对语篇进行研究分析。因此一般我们认为,自1952年齐里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在Language期刊上发表了题为“Discourse Analysis”的论文至今,语篇分析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一批又一批的研究人员相继进入这个领域,从各个方面进行着探索性的研究。哈里斯(Harris)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语言不是在零散的词或句子中发生的,而是在连贯的话语中发生的。”他认为语篇分析有两种方法,一是可以超越句子界限描述语言,二是研究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但他对语篇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形态音位结构和句法结构方面,而缺乏对语篇与文化、意义和内容的联系等方面的关注,因此他的研究方法至今没有被研究者所重视。
我国学者朱永生(2003)将语篇分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起步阶段和兴盛阶段。
萌芽阶段从上述哈里斯发表论文起至20世纪60年代末结束。其中比较活跃的研究者除了哈里斯以外,还有米切尔(T.F.Mitchell,1957)的买卖对话特点研究。他根据弗斯(J.R.Firth)的理论在文中提出了一个语义分析方法,详细描写话语者和情景的联系,并对买卖过程进行步骤分类。进入60年代后,社会学家海姆斯(Hymes,1964)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社会环境中的言语使用问题,他提出了指导语篇分析的言语社区话语模式的描述方法、概念、术语和理论框架,并总结了各种话语规则,这些研究随后逐步发展成为人类学中的“话语文化学”,该学说反过来对语篇研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语言哲学家奥斯丁(Austin,1962)和瑟尔(Searle,1969)等人从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等角度对语言使用进行研究,对语篇分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阶段研究的显著特征是研究者各自为战、缺乏联系,各人所作的研究是零星的,缺乏计划的,没有系统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朱永生,2003)。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代语篇分析从一开始就运用符号学和语言学的方法进行篇章结构和交际活动研究,因此它注定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20世纪70年代起的10年时间,可以称得上是语篇分析的起步阶段。期间理论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计算机语言学的兴起以及语言哲学家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进一步关注,促使人们在传统的语法分析中引入了语境、语域、衔接、连贯、回指、照应等问题的研究,从而使语言研究大大超越了句子的范围(朱永生,2003)。如美国社会学家萨克思、谢格洛夫(Sacks,Schegloff)和杰弗逊(Jefferson,1998)等开创了会话分析,通过对会话常规、话轮等口头交往的研究揭示了日常社会交往中会话的结构规律。辛克莱(Sinclair)和库尔撒德(Coulthard,1975)对课堂上老师与学生的对话进行研究,构建出话语分析的基本模式,揭示了语段与语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另外,韩礼德(1973)在讲述功能语言学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语言的社会功能和纯理功能,并且语篇功能与另两个功能(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相互促进,紧密联系。韩礼德和哈桑的Cohesion in English一书对语篇分析的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语用学的兴起,比如利奇(Leech)提出的礼貌原则和格赖斯(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等也为语篇分析拓宽了研究领域。因为语用学和语篇分析一样,关注语言的功能,研究语境中的意义,分析句子的使用。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库尔撒德主编出版的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1977/1985)自问世以来就一直作为语篇分析这一学科的标准入门书而被全世界广大学者、教师和研究人员所推崇。总之,70年代语篇分析和其他语言学新学科的出现,使得语言学显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化新局面(王得杏,1998)。(www.xing528.com)
从20世纪80年代起,语篇分析进入了它的兴盛阶段。首先,语篇分析的研究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壮大,人员的分布也从原来的欧美扩展到亚洲和澳洲。其次,1981年荷兰学者范·戴伊克(van Dijk)主编的TEXT期刊[1]正式出版,语篇分析领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学术园地。期刊收录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各个研究领域学者的最新语篇分析成果,它与罗伊·奥·弗里德尔(Roy O.Freedle)主编的Discourse Process一起并称为这一领域的专业学术权威期刊。再者,1987年8月在柏林召开了“第14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这次大会有别于往届的显著特征是与会者对篇章与话语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徐赳赳,1995)。而范·戴尹克于1985年主编出版的四卷本论文集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是语篇分析史上的一件大事,该手册“可以看作这门新的跨学科独立和自我体系形成的标志”(徐纠纠,1995)。另外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话语分析也有了较快发展,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集,代表作有王佐良、丁往道的《英语文体学引论》(1987)、程雨民的《英语语体学》(2004)、胡壮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1994)、黄国文的《语篇分析概要》(1988)、朱永生的《语言·语篇·语境》(1993)等。20世纪90年代后,语篇分析的成果广泛应用到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翻译学、心理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修辞学、教学法、语料库建设和跨文化交际等诸多研究领域,广泛揭示人们在日常交际过程中如何运用真实的语言、社会文化背景与话语建设的关系等所表现出的语言现象和特征。
进入21世纪以来,语篇分析在语言学乃至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苗兴伟,2006)。20世纪末曾有学者认为,21世纪语篇分析的重点将是知识共享和话语策略;语篇分析的任务将是研究语篇在团结社会文化群体中的作用;展示多元文化实现人类潜能的过程;探讨话语与社会化的关系以及语言资源的使用策略;分析话语在获得和使用知识中的作用(范宏雅,2003)。就目前情况来看,它的确已经从单纯的语言分析发展为一个综合的研究领域,具体涉及三个主要方面:①语篇分析与语言学研究;②语篇与认知;③语篇与社会。有代表性的研究例如霍恩(Horn)和沃德(Ward,2004)的常见语法现象的语篇功能及其在语篇层面上的分布的研究,辛克莱(2004)对语料库语言学在语篇分析中的作用之研究,维斯(Weiss)和沃达克(Wodak,2003)关于评价系统和批评语篇分析的研究,迈尔(Mayr,2004)对于公共机构语篇的研究,其主要关注语篇所体现的权力上的不对称性以及话语参与者的机构角色和话语角色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影响语篇的结构和发展轨迹的,奇尔顿(Chilton,2004)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研究政治语篇中的语言特征和语篇策略,格兰特(Grant,2004)等人语用语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组织语境中的话语行为和组织文化,桑德兰(Sunderland,2004)探讨了社会交往中人们如何运用语言资源来呈现自己的性别身份,即用语篇分析的方法研究性别身份是如何通过语言来表现和建构的,赖西格尔(Reisigl)和沃达克(2001)通过对种族歧视语篇的分析揭示了语篇所体现的社会和认知层面上的民族身份、陈旧观念和种族偏见以及种族歧视的语篇策略,以及其他各领域学者所做的研究,其中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包括理论构建(Martin,2003)、对语域和语类研究的关注(Ellis&Ravelli,2004;Hyland,2000)、以及对主位结构、语篇连贯和语篇结构的进一步研究(Banks,2004;Hoey,2000)等。近年来,人们对语篇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认识逐渐加深,语篇与跨文化交际、语篇与人权、历史等关系也都是语篇分析在社会领域研究的密切关注对象,当然,这也是由语篇分析自身的跨学科性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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