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之美：诗境气象，意象充盈

大唐最根本的特征是气象。

诗歌最根本的特质是气韵。

对于唐诗的整体评价及我们需要掌握的读诗方法和写诗之道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上题的后五个名词。

“诗味说”虽曾流行一时，但如今已不足采用，因为“诗境说”的出现，导致“诗味说”成为诗学中的一块鸡肋。“味”为何物？没有实指，太过笼统，容易让人不知所云，再差的诗也有诗味，再好的诗也不过有诗味。这个词完全不能概括唐诗的特点，它没有说出唐诗的真正特质。

“境界”一词，是王国维提出来的，自佛经化出，但在我辈的意识中，境界更多是指诗歌所达到的思想层次，眼界高低，诗人的胸怀高下，诗品的高下，诸如此类，都属境界范畴。王国维的“意境”两字，用来概括宋词的特征，可以说是最确切的词语。王国维用意境的标准来讲宋词，学者们也借用了“意境”一词，来讲唐诗，殊不知，唐诗的精粹不在意境，以意境表唐诗多有不达之处，点不到唐诗的“痛处”。

凡是诗都有一定的境界，以诗境来讨论诗歌，就把握到了诗歌的本质。诗境的大小高低不同，于是就以境界区别高下，屈原的境界，唐人比不了，张若虚的境界，李杜没达到，李杜的境界，后来的诗人又达不到。一首诗境界的高低，与诗人本身的艺术造诣有关，也与诗人的思想品性有关，这两个因素构成境界。屈原行文近乎“道”，艺术性和思想性都很高，汉晋的时候，重于风骨，而唐朝则注重气象和意象，到了宋朝，意象变得更强，宋词之后，就没有创造性的境界了。

思想高度和深度，加上文字造诣，这两者决定了诗歌的境界，而情思造诣和文字造诣，这两者则构成了意境。

唐人诗境界高妙，造作自然，于是构成了气象，唐诗取得的第一大成就和突破，就在于气象。如果没有气象，唐人诗就变得和宋人诗没有区别。唐朝的大诗人，有得之于天然的，如李白；有得之于造作的，如杜甫。李白也需要造作后天之境来弥补先天，而杜甫也需要得之于天然之境来开启其后天，所以说李白是七分天然三分造作，杜甫是七分造作三分天然。唐诗的妙处就在于诗人们能捕获天地山川里蕴含的气息之妙，陆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有这个意思。唐诗何以那么高妙？因为它的气象高妙；唐诗人何以被称为“妙手”？因为他们善于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并准确地以诗的形式向读者呈现大自然的气象。

到了晚唐，小李杜一流的诗人，对于气象已经不擅长了，于是在意象上用功，所以唐诗里的气与象合一，便成就了气象流，意与象合一，便成就了意象流。唐人有少数的诗人还能够使一首诗甚至一联诗里，兼具气象与意象的美妙，这便是达到鬼斧神工之境了。

唐人的气象到了宋朝就几近泯灭了，情境的风气渐盛，所以宋词的意境美妙，远过于唐诗。

所以我们讲到唐诗，一定要先说气象，再说境界，再说意境，最后再说意象，这四者是最能反映唐诗本质的。因为中国的文化从春秋战国向下，汉朝为高，唐人的境界并不能高过汉晋，离屈原就更远了。而唐人的意象之妙，也不如宋词，总体论及意境，唐诗宋词各占胜场。所以说，将唐诗与历代诗歌区别开来，显得独一无二的，就在于气象这两个字。气象这两字，很少用来评价其他朝代的诗歌，就是一个佐证。

以上的四种概念，合起来都可以称为诗境，故“诗境”一词可以概括千年的诗论，没有另一个概念能超越它。

唐诗的意境，远比不得宋词的意境，唐诗在情景交融上的功夫，也比不得宋词。唐诗最终还是以气韵胜，以气象胜，以意象胜。

很多诗人作了很多五律，格律大体是相同的，但诗的气韵却没有一首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我们找到十位诗人的十首五律的单句，在其格律平仄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诗的气韵也不相同。唐诗之所以超越其他朝代的诗作，正是因为它的气韵胜了一筹。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李白的许多诗翻译成现代文都如同白开水一样，小学生的作文都可以达到译文的水准。这样的诗为什么倍受喜爱呢？为什么我们吟诵李白的诗，有时候完全不用想它的意思，只是那吟诵的感觉就非常美，感到很享受呢？就是因为李白的诗歌“气韵天成”。

说到境界，诗人都可以造作境界，词人也可以造作境界，境界本身是没有个性的，有个性的是气韵，它是先天而生的，从一个诗人的文学气质里散发出来，凝聚到诗歌之中，让人一读就感受到作者独有的一种气质。

一个诗人想造作美丽的诗境不难，但想要在这诗境之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独特气韵，却很难。一个诗人一旦有了鲜明的气韵，他的诗也就有了鲜明的特色和个人印迹。

我们读王维的诗，用清而远、清而淡来概括，对孟浩然用清而切来概括，对李白用天马行空来概括。其实，这些词汇都不能表达他们诗歌中的气韵，这种气韵是一种感觉，你一读这诗，就品味出它带着王维的特色还是李白的特色来了，这个特色就是气韵。就好像李清照和朱淑真，两个人的诗词放在一起，一读就知道哪是李清照的，哪是朱淑真的，这就是因为她们诗歌中不同的气韵。气韵，这才是诗人的根本，诗人再有才华，再善于造境，其才华境界都不脱于其独有的气韵之外，气韵涵盖着他们的诗作，是其构成中很难发现，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所以，气韵是先于境界的东西，为什么呢？气韵是先天的，随诗人而自有，境界是后天的，是诗人将自己的感悟写出来之后才形成的。气韵虽然也有变化，但大致都是相同的……而境界则是每一首诗就创造一种，很难有完全相同的境界，而诗人无论创造多少境界，这境界都会包含在他的气韵之中。

所以我们看唐诗，第一要看气韵，第二要看境界，我们要学唐诗，第一要弄懂气韵，第二才是境界，这其中，气韵是最难懂的东西，如果弄不懂这个微妙的神秘的存在，那就不可能读懂唐诗，也不可能真正体会一首完美的唐诗的妙处。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对气韵还是有一定把握能力的，对这个无形的事物，我们体会的方法也是无形的，那就是感觉。

我们说这个气韵是流露出来的东西，什么东西造就了它呢？有诗人的性格、爱好、思想、所见所闻、经历，甚至是他作诗形成的习惯……但，他内在的气质才是最根本的。

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每首诗歌独特的境界，也会对气韵有所影响，或加强它，或改变它。一个诗人的气韵，也往往不是单一的呈现，而是有着几种不同的表现，我们再来看李白的这首《金陵酒肆留别》：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李白的“明月出天山”，气韵不只是飞动，而是磅礴，是汹涌……而他的“风吹柳花满店香”，则又是那么地婉转、流畅、平和，他的这首小诗美在哪里呢？它的意境有着完美的气韵的契合，李白的诗有意境之美，有气象之美，有意象之美，但所有的美中，都透着他的气韵之美。

我们在读唐诗的时候，有一个共识，李白的诗气韵飞动，他的诗意和音韵，是最流畅的，也是最美的，也是最变化多端的，而杜甫诗的气韵，则常有褰涩、凝滞、断裂，杜甫以其后天的努力，让这些不足变成自己独有的艺术特色，虽然亦令我们称奇称美，但较之李白的诗作，终是稍逊一筹。(www.xing528.com)

《春江花月夜》的气韵之流转，最为经典，王维的《桃源行》，于气韵的表现功力则可称是第一，李白的《关山月》、《秋登宣城谢朓北楼》、《金陵酒肆留别》都是气韵的经典之作。李白这些诗作的气韵虽然没有王维在《桃源行》中表现得那么圆满那么讲究，那么近于完美，但李白的气韵都是浑然天成的，有着李白独特的气息，这些都是气韵的极品。而李白那些较长的歌行，对于气韵的运用则是臻至化境，已经超越了《春江花月夜》、《桃源行》这些正常范畴内的经典，是我们诗歌史上的神仙之作，后来的诗人几乎无法模仿，甚至无法学习。

我们如果细心，就会发现，无论古人还是今人，谈及李白的诗时，很少谈及他的境界，也很少谈及他的意境，只谈及他丰富的想象，为什么？因为李白诗歌最突出的是他的气韵，而气韵这个东西只能凭心去感觉，几乎无法解说。人们只能解说李白超凡脱俗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得以自由发挥是离不开气韵的。

所以我们都知道李白的诗歌奇妙，可是却没有人去学李白，而是都学了杜甫。天下的诗人，有百分之九十都在学杜甫。为什么？因为杜甫的诗好，靠的是凝练，而凝练是我们一般人都能够把握的，炼字，炼词，炼句，有迹可循，有法可依，慢慢用功，总能有所成就。但李白所擅长的气韵，则是很难把握的。

唐人的诗为什么高不可攀？不是因为他们的意境，也不是因为境界，而是因为他们的诗中流转的气韵。意境，哪个诗人不可以造境？境界，哪个诗人没有一定的境界？可是，如果缺少了气韵，那么，造出来的意境就不会灵动，就是死的，这就是唐人和后人的差别。如果说意境是一棵弱柳，那么气韵就是风，柳要具有什么样的舞态，就需要什么样的风。诗歌要具备什么样的意境，就需要什么样的气韵。气韵是较之意境、境界更重要，更根本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意境和境界是诗人创造的，而气韵则是诗人创造意境和境界必不可少的工具，不同的气韵，创造出不同的意境和境界，而这气韵随境界和意境显现在诗歌中，就成为诗歌中最美的东西。

打个比方，女娲造人，用泥土造了凡人，后来造累了，就用泥浆造人，泥土造的成了贵族，泥浆造的成了平民，但是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需要她吹出的一口仙气才能有生命。泥土和泥浆就好比境界，而仙气就是气韵。

为什么在唐代，尤其是在盛唐，李白和王维备受推崇？而杜甫却不受重视？不因杜甫的境界同两人有多大差距，而因在气韵上，那时的杜甫比之这两位大匠还差了不少。

为什么盛唐高不可攀？为什么盛唐的好诗不再？因为大家都学了杜甫，都致力于凝练，而放弃了气韵。打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比方，就好像一个美女，致力于化妆、美容、服饰、仪态，而忘记了气质的培养，她的美丽总是因为少了那一种神韵和气质，所以无论她打扮得多么雍容华贵，一旦一个气质绝佳的女子出现，即便这女子穿着粗布衣服，不施粉黛，也能立即将众人的眼光从不注重气质培养的女子身上夺过去。

我们读宋诗、明诗、清诗，总觉少了一些味道。读唐诗不必品，只要读，味道自浓，读他朝的诗，则需品，然后有味，往往还觉得味道较淡。唐诗那不品自浓的味道，最多还是来源于它的气韵。

读唐诗久了，就会发现一个现象，气韵流动不只是李白的独长，而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共性，只不过以李白最为突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对于其他诗人佳作中流畅的气韵，在本书中各章节的各首诗歌中常有提及。如《苏东坡之评孟浩然》中提到的那一篇《鹦鹉洲》，及七绝、五律等佳作中的评析，都有对气韵的讲解，读者从中可以看到，盛唐诗人的气韵，有着共通之处，甚至是极为相似的。

似李白一样的气韵，是盛唐诗人的共性，就连作诗很少的张旭，他诗歌中的气韵也恍惚似李白。而盛唐这种气韵的改变，从杜甫开始。杜甫结束了盛唐诗，开启了另一个时代。

杜甫也曾活在盛唐，而且与李白、王维、张旭这些人很熟，也有诗文唱和，但他的诗在盛唐却根本不入流。当时出版的诗集有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和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都没有选录杜甫的诗作。杜甫的诗不属盛唐一流，不为盛唐人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而他不为盛唐人认同的根本原因，便是诗歌中的气韵不足。

三五七言·李白

秋风清，秋月明。

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将三言、五言、七言各一联放在一起会是什么感觉？李白给出答案，可以是很美妙的，但少有人做到。

从这首诗的题目上我们可以看到，李白曾在韵律上做过诸多尝试，包括那首为他赢得“词祖”称号的词作《菩萨蛮》。李白在韵律上的尝试是非常成功的，他是天生的韵律派，具有极高的天赋，而王维、杜甫等，则是后天学习的。在韵律上，王维远胜杜甫，但这与他的音乐造诣不无关系，而李白对韵律的悟性，可以说是天生的，他的韵律比王维更丰富、更多变、更奇瑰。

我们现代有些人评论文学和艺术，总要说文学来源于生活，要反映生活，可是要用生活这个标准来评断唐诗就不够格。在唐人这里，生活是形而下的，他们追求的是超越，是一种灵性上的超越，悟性上的超越。大多数唐人追求一种精神境界的绝对自由和精神上的重新塑造，唐以后的人正是因为对生活理解得太多，拘泥得太多，所以达不到唐人的神韵。在这本书里，特意辑出了生活这一个序列，与其他的序列两相对比，你就会知道，唐诗虽不可能脱离生活，但它确实是一种极度追求气象意象和精神境界的艺术形式。

令初唐人气韵高不可攀的地方在于风骨和格调，在于初唐的那种胸怀。初唐的胸怀比盛唐要博大些，盛唐多了些富贵气、隐逸气（如王维）、骄傲气（如李白）以及轻燥气（如杜甫），而少了初唐的质朴。初唐的精神更进取些，更积极向上些，更多一些共同的梦想，盛唐则开始强调个人的追求。所以初唐整个诗坛的诗风气韵都较近似，而盛唐的诗风气韵则复杂多变。可以说，初唐的气象更昂扬些，而盛唐的气象更雄浑些，初唐的气象更单纯些，盛唐的气象更繁富些。

晚唐的进步则在于意象。但晚唐的意象之境却是由盛唐人开创的。在意象这一领域中，我们无法绕过刘长卿，正是刘长卿在盛唐那个阶段对于意象流的创作要更多些。盛唐人昂扬振奋的时候，他们便是气象流，忧伤沉郁的时候，往往有些诗人就变成意象流。李白那首著名的七绝《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是意象流的七绝代表作，而刘长卿的《送严士元》，则是七律意象流的代表作。

李商隐被后世尊为朦胧派的诗祖，而本质上，他是意象流。李商隐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他的七律，他的七律可以视为意象流的代表。但在七绝上，李商隐的意象能力却远不及杜牧，杜牧的七绝，达到了另一极致，是意象流这一诗歌艺术的代表。

整个唐代，盛唐诗人的气象流，刘长卿和小李杜的意象流，都是中国诗史上最卓越的艺术创造。后代的诗人基本没有在艺术上做出与这两次创造同等意义的创新。

为什么会出现意象流？因为唐人的感情比以前更复杂了，没有以前那样质朴，有了更多的变化，变得更细腻了。

前人评价唐诗，喜欢用“情景交融”这四个字。唐诗的艺术成就虽然高，但真正能做到的也就是“交”，能达到“融”境界的其实不多，意象的境界也许可以用这个“融”字来表达，但“融”字还不够确切，因为意象之境最主要的是以象表意，以意染象，这个境界不是“融”字能形容的。

唐人的意象里，这个“意”主要还是“情”，某种程度上唐人的意象多是情象，还没有实现这个超越。

意象超越情象的，唐人里也有，张若虚就是代表。

唐诗的意象若往古代溯源，则屈原可被视为是创始人。屈原的诗境中，意象便较多。唐人的意象较之屈原的意象远远不及，更多的是情象。

刘长卿和小李杜因为善于以意染情，所以他们的诗歌成于意象，但却也局限于那个“情”字，不如张若虚超越了“情”字，这就导致，虽然我们吟咏唐代的诗歌更多些，但唐代的诗人在境界上，还是无法与屈原、陶潜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