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评论《聊斋志异》时,都会说这部作品表现了蒲松龄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对婚姻制度的批判……
如果我们细细体会就会发现,蒲松龄的批判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他在批判之余,并没有对自己所批判的对象加以全盘的否定。
例如,他批判科举制度,可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科举,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不能维护公平的考官或他们浅薄的学识。他对科举制度还是抱有极大的热情的,这不仅可以从他所写的很多小说中看得出来,从他自身的经历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自己就一直把科举考试坚持到七十一岁的时候。由此也可以证明,蒲松龄并没有真正想批判科举制度的想法。
又如他的爱情观和婚姻观。虽然蒲松龄宣扬爱情自由、真爱永恒,但是他又对传统礼教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敢稍加僭越。因为在他的小说中,很多女性虽然对心仪的男性都敢在未婚之前就住在一起,可是在最终,她们还是需要男方有媒妁之言的。(www.xing528.com)
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卷六·菱角》中。在这篇小说中,主角胡大成曾经勇敢地追求菱角,这体现出了对礼的偏离与背叛。令人遗憾的是,胡大成并没有沿着这条背叛的道路走下去,成为彻头彻尾的传统婚姻制度的叛逆者,而是在最终又回归到传统的封建礼教上。毫不夸张地说,在主角情欲的展现过程中,礼的制约和规范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例如女主人公菱角,她虽然也很喜欢胡大成,但是在面对胡大成的求爱时,她却无奈地回答说:”我不能自主。”而胡大成在回到家后,也是先向母亲表白自己的心愿。虽然晚明时期曾经是个性解放的时代,但是到了清朝以后,这股个性解放之风已经再度趋于保守,于是胡大成和菱角的情感,也只能渐渐湮没于传统礼教的海洋之中。
蒲松龄为什么会在作品中表现出这种矛盾呢?原因之一就是在明朝中晚期曾经遭到冷落的程朱理学,到清朝之后又得到清初统治者的提倡,以致出现程朱理学再次复兴的局面。但是,伴随着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高压以及对科举制度的推崇,于是就造成了当时读书人的双重人格和双重人生选择。这种双重人格和双重人生选择体现在作品中,就表现为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卫教色彩、保守色彩;一方面是对爱情自由的渴求,另一方面又是对礼教的认同与回归。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蒲松龄藉助《聊斋志异》以抒发郁闷压抑之情,但是他的抒情方式是与众不同的,这不同就体现在他虽然也”不平而鸣”,但这”鸣”的过程却是有节制的,是遵循着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那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诗教传统的,也是完全遵循着程朱理学中的礼教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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