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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义利之辩:《玩.聊斋》揭示

时间:2024-01-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商品意识这种说法,但没有出现这个名词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人们就没有商品意识。如果我们认真地阅读《聊斋志异》这部作品就会发现,蒲松龄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深刻地批判了政治的黑暗、科举制度的扭曲人性,还在其中流露出浓厚的商品意识。通读《聊斋志异》,蒲松龄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去描写商人和商品生产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充满爱心、乐于助人、肯于奉献的商人形象。

中国古代义利之辩:《玩.聊斋》揭示

在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商品意识这种说法,但没有出现这个名词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人们就没有商品意识。范蠡吕不韦的经商意识即使到了今天,也是足以令人惊叹的。只是在古代,人们对这个问题用另一个名字来代替而已,那个字就是:利。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字:义。如果粗粗了解一下中国的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义利之辨的哲学论题是古代哲人探讨得相当多的。

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道德,一言以概之,就是人际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或者称之为对社会的奉献精神。利,也就是功利。据学者考证,功利主义在中国源远流长,最早起于西周时期的齐文化。在西周初年,姜太公因为有功而被周武王封在营丘。姜太公不是贵族出身,但是精于权谋,所以在建国之后,他充分利用齐国地理环境条件,施行诸多富民强国的政策,而且鼓励妇女们缝制衣、帽、鞋,发展家庭手工业,这些措施,使得齐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在封建社会,这种做法是很被人们瞧不起的,所以,到了宋朝的时候,理学大家朱熹曾这样评价说:”齐俗急功利。”

在几千年以后的清初,一个落魄的文人居然也是他穿越历史风云的知音。这个人就是蒲松龄。我们这么说并不是妄下断语。如果我们认真地阅读《聊斋志异》这部作品就会发现,蒲松龄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深刻地批判了政治的黑暗、科举制度的扭曲人性,还在其中流露出浓厚的商品意识。从他的作品中也可以发现,他是无商不富理论的坚定支持者。

通读《聊斋志异》,蒲松龄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去描写商人和商品生产者。在蒲松龄的笔下,他不仅描写了很多经商者,如少女、农妇、老太太、懒汉等,而且非常赞成人们去经商。甚至还专门奉劝那些还在苦读圣贤书的士子们弃学经商。他曾在《卷四·罗剎海市》一针见血地说:”数卷书,饥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儿可继父贾。”又曾在《卷九·刘夫人》说:”读书之计,先于谋生。”同时他还曾在《卷十二·房文淑》)对自己的设帐教学做了一番自我解嘲:”我思先生设帐,必无富有之期,今学负贩,庶有归肘。”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义与利自古以来就是冲突的,两者之间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蒲松龄却不这么认为,反而一再提倡经商。蒲松龄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他在经历了人生太多的坎坷之后,考虑问题已经变得更为全面了,经过自己的思考,他很郑重地提出了取有义之利,不取不义之财的主张。《卷一·王成》一篇中,蒲松龄就塑造了一个叫王成的懒汉角色:”平原故家子,性最懒,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数间”,”负败絮,菜色黯焉”,”败灶无烟”。可是懒汉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有一年夏天,他无意间在草丛中发现了一枚金钗。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他这样一个穷困潦倒的懒汉应该把这个金钗留下,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在一位老太太来寻找的时候,很坦然地送还给了对方。那位老人非常感激他,在交谈之中才知道,原来那位老人居然是王成的狐仙祖母。后来,他在狐仙祖母的支持和赞助下,出门做生意,几经周折,终于捕捉到发财的机遇,发了一笔大财,摆脱了贫困的生活。

在《卷五·金永年》一篇中,金永年居然因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坚守道德,因而得到额外的报酬:”本应绝嗣,念汝贸贩平准,予一子。”在《卷六·蕙芳》一篇中,更是出现了极其浪漫的情节:青州有一个叫马二混的人,以卖面为生,因家庭贫穷而没有妻子。但是他始终以诚信待人,最后居然感动了仙女蕙芳:”我以贤郎诚笃,愿委身母家。”只是因为诚信经商,竟然就可以从天上掉下来媳妇,这可是绝对充满罗曼蒂克的事情。(www.xing528.com)

除了上述的内容外,蒲松龄还写了人们因为注重产品质量,给自己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故事。这很可以拿出来给一些厂商做品管教育。例如在《卷九·绩女》中:”视所绩,匀细生光,织为布,晶莹如锦,价较常三倍。”在《卷十一·黄英》中,”马所弃残枝劣种,陶然掇拾而去……未儿菊将开,闻其门嚣喧如市,怪之,过而窥焉,见市人买花者,车载肩负,道相属也。其花皆异种。”只因为花的质量好,所以顾客盈门,这是一种素朴的经营智慧。

虽然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对商人有一种歧视,称”无商不奸”,但远在清代的蒲松龄对此却不以为然,反而透过自己的文章给商人正名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充满爱心、乐于助人、肯于奉献的商人形象。在《卷三·雷曹》一篇中,蒲松龄塑造了致富不忘友情的商人乐云鹤,对于自己早死的好友夏平子,他总是”时以恤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二之。”在《卷五·鸨头》一篇中,蒲松龄写了一个叫赵东楼的商人,他曾经为了助妓女鸨头获得爱情幸福而慷慨解囊。在《卷七·刘姓》中,蒲松龄又写了淄川一个姓刘的人,总是做一些勾结官府霸占民产的坏勾当,因而深受乡邻的厌弃。但是在这个时候,又一个商人出场了,典商李翠石力劝这个姓刘的人改过自新,直到最后,这个姓刘的人终于改恶行善。蒲松龄在篇末以异史氏的口吻说:”李翠石兄弟皆素称,然翠石又醇谨,喜为善,未尝以富自豪,抑然诚笃君子也。观其解纷劝善,其生平可知也。古云:『为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后富者耶?抑先富而后仁者耶?”

不仅如此,在《卷十·布商》一篇中,蒲松龄还塑造了一位热心公益的布商:”至河际,断绝桥梁,行人艰涉”,”虽颇烦贾。……克日鸠工建桥。”

蒲松龄不仅特别看重商人的品德,还特别强调:如果一个人只是品德高尚而没有钱财,他的事业就很难成功。所以,在蒲松龄笔下,商人们大都德才兼备,不仅长于预测分析、把握机遇、赢得商机,而且还能及时捕捉信息,精于应变。在《卷十一·白秋练》和《卷二·酒友》中,蒲松龄所特意强调的都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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