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关税都被取消了,那么贫富差距会变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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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之理 zcw
我把这里的贫富差距理解为两个意思:一个是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一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
从字面上理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是零关税的,那么各个地区的贫富差距会减少吗?以中国为例,个体的收入分配,城乡收入分配都是在拉大的;而省份之间有没有「趋同」?人们会得出各种结论,有说有,有说没有,有说有「俱乐部收敛」,也就是东部的省份有趋同,中西部的省份有趋同,但整体却没有;等等。
那么如果理解这句话的精髓,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自由贸易会不会缩小贫富差距?
首先讲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
我们知道,国际贸易领域有「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如何理解这个定理?例如,美国是资本相对富裕,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而中国是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相对富裕的国家。如果是封闭条件下,美国的资本价格比较低,劳动价格比较高,中国则相反。而一旦开放呢呢?两国进行贸易,美国用资本密集型产品去交换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那么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更低的价格,相应给劳动的工资也降低了,同理,给资本的报酬提高了;中国则正好相反,劳动者的工资提高了,资本的回报降低了。
可见贸易使得本国稀缺的资源不那么贵了,本国富裕的资源不那么便宜了。这样我发现,贸易使得美国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提高了,而劳动所有者的收入降低了,而中国则相反。所以我们不能确切地说,贸易到底缩小还是拉大的收入分配。
如果我们按照其他标准划分生产要素,也是同样的道理。例如我们可以把工人划分为高技能的工人和低技能的工人,那么贸易就能通过改变对这两种技能的需求改变二者的收入。
例如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美国的高技能工人较多,低技能工人较少,相应的,低技能工人的收入比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工人收入高,美国可以把一些低技能生产外包给发达国家——例如组装苹果手机……外包出去,这样对本国的低技能工人需求就减少了,本国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也就低了,这样就拉大的收入分配。
这种外包如同一种节约低技能劳动的技术进步,我们知道其影响可以是复杂的。例如有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中国的高学历和低学历工人的工资都起了促进作用,而对中等学历人的工资起了减小的作用,原因是技术进步使得低学历的人可以胜任原来中等学历人的工作,而又没有使得中等学历的人能够胜任高学历人的工作。
Feenstra 和 Hanson 曾经检验了外包对非生产性劳动(代表高技能劳动白领工人)工资份额的影响。显然这个份额越高说明贸易更加促进高技能工人收入的提高。
美国 1979 年到 1990 年,非生产性工资份额从 35.4%提高到了 42.4%。
上表示计量结果,可见贸易(外包的提高)和技术进步(计算机的使用)都提高了高技能工人的工资份额,外包解释了 15%-24%的高技能工人工资份额变动,而计算机的使用,按照不同的指标核算有不同的而影响,如果按照投资而不是资本存量的一部分,计算机的使用解释了收入份额变动的 31%,不然,计算机起到的替代低技能工人的作用远远小于贸易。
然而必须注意到,对于贸易的另一方,答案可能是相反的。按照同样的逻辑,相比于封闭时期,中国的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会提高,贸易会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这和我们的认识是相反的。可见必须还有其他因素,在阻碍收入分配的改善。例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面临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个转移可能带来的不是单个工人工资的提高,而是更多的工人进入到工业化生产当中。
然后讲讲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
这其实就是经典经济增长中的「收敛问题」:富国增长得慢,穷国增长得快。一般认为东亚国家的发展完全符合收敛问题,一开始飞速增长,等到人均 GDP 达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率就会逐渐慢下来。
这个问题起源于 Solow 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收敛存在的原因是资本边际产出递减,随着资本积累的提高,每增加一单位资本带来的人均产出提高更少了,所以富国增长得更慢,穷国增长得更快了。
这种理论并不一定符合实际,因为有时候各国面临不同的「稳态水平」,诸如储蓄率的不同等因素会影响到稳态水平;再例如如果技术进步是内生的,那么富国可能有更强的技术进步能力等等。在实证方面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www.xing528.com)
那么来看一看,贸易对这种收敛有何影响呢?Sachs 和 Warner(1995)把国家分为两组,一组是贸易开放的国家,一组是封闭的国家,他们发现在开放的国家里边,有收敛现象,穷国增长得更快了;而在封闭的国家里边并没有这个现象。类似分组的研究还有很多,例如按照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资格和贸易联系的强度,或者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开放的发达国家等等,都得到了贸易促进收敛的结论。
东亚国家的增长历史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支持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贸易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贸易的出现吸纳了传统产业的劳动力,使得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贸易还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程度,促进了企业的活力,最后贸易带来知识和科技的外溢,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
Ventura(1997)提供了另一个思路,他认为在封闭经济下,资本的边际回报不一定降低,因为资本的增加提高了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出,而一旦出现贸易,按照我们上述的要素均等化理论,资本富裕的国家资本密集型产品价格降低,资本的边际回报自然就降低了。
(以上内容来自 Feenstra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2015-08-11
focout
我想说说全球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
@改之理 zcw 在回答中提到的理论就是著名的要素禀赋理论(Heckscher-Ohlin)。我打算将这个理论的直觉再详述一些,然后再将这个直觉延伸到外包的新理论上,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考虑 A 和 C 的贸易开放。假设 A 国和 C 国都有两种工人:白领和蓝领。A 国是个白领相对充裕的国家,而 C 国则相反,是个蓝领工人充裕的国家。假设有两个行业:白领密集型行业和蓝领密集型行业。因此,如果没有国际贸易,在 A 国,白领(相对蓝领的)相对工资要低一些,在 C 国却要高一些。这意味着,A 国在白领密集型的行业有比较优势,而 C 国则相反,在蓝领密集型行业有比较优势。
在贸易开放后,A 国出口白领密集型产品,进口蓝领密集型产品,因此白领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上升,蓝领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下降。@改之理 zcw 讲到 A 国白领工人的相对工资会上升,这里详细的原因是:产业的结构(composition)发生了一些变化,导致了对两种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产生了一些变化。由于白领密集型产品价格上升,而蓝领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下降,一些原来在蓝领密集型产业的厂商会放弃自己的生产,转而跑到白领密集型行业。这件事情的一个结果就是,由于按照定义,白领密集型行业是白领密集的,因此从整体上,现在经济对于白领工人的相对需求就会上升,对于蓝领工人的相对需求下降。然而两种工人的相对供给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故而白领工人相对于蓝领工人的工资(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扩大了。这可以叫作一个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
按照 Richard Baldwin 的说法,全球化的性质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在之前,全球化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解绑,也就是说,在一个地方生产的东西,不必在同一个地方消费,而是可以出口了,这是贸易成本下降的一个自然结果。
然而,在 1985 年之后,事情起了变化。这个变化的导火索是 ICT 技术的迅猛发展,远程交流与协调的成本大大缩小了。在以前,生产一辆汽车,从设计到部件生产再到组装、喷漆、销售,都不可能在隔得太远的地方进行,因为一个环节出错,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在远程交流不便的情况下,这样做成本是很大的。但现在却可以了。因此,全球化在这以后意味着生产环节的解绑(Baldwin 称之为 the second unbundling):离岸生产(offshoring)出现了。A 的厂商,现在可以将一些简单的部件放到蓝领工人工资较低的 C 来完成了。
现在我们还是看看 A 国的情况。对于两个行业的叙述还是和上面一样,但现在暂且假设 A 国进出口的价格是由国际价格决定的。
首先,假设两个行业都只能将一部分简单的,由蓝领工人完成的工作放到 C 国离岸生产。假设突然,全球化更进了一步,IT 技术越发发达了,这时候,显然两个行业的企业都会将更多的工作放到 C 国去离岸生产。但是,这件事情对两个产业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不错,将蓝领工作放到 C 国去,两行业都能节省成本,但由于蓝领密集型行业更倚重蓝领工人,因此该行业中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节省的成本反而更多,现如今,蓝领密集型行业的利润空间变得比白领密集型行业大了,这意味着一部分原来在白领密集型行业的企业会跑到蓝领密集型行业来,根据与上面同样的逻辑,最终,总体经济对于蓝领密集型工人的相对需求变得更大了,因此,他们的相对工资也增大,收入差距变得更小了。
这是个看似惊人的结果。回想整件事情:蓝领工人的工作其实是被离岸到 C 国去做了,看上去,他们的饭碗「好像」是被「抢走了」。结果,他们的工资却上升了!然而,如果考虑到上面的结构效应,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他们的饭碗并没有被抢走。
显然,这个结果基于成堆的假设,如果放松这些假设,结果也就变了。(例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想想:如果只有白领密集型产业的蓝领工作可以离岸进行,那么相对工资又会如何变化?)但这个可能性背后的力量确是有趣的,值得重视的。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 & Rossi-Hansberg, E. (2008). Trading Tasks: A Simple Theory of Offshoring.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5), 1978-1997.
2.Baldwin, R. (2006). Globalisation: the great unbundling (s). Economic Council of Finland, 20(2006), 5-47.
2015-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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