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1949)
■ 本书精要
作为20世纪最伟大、最重要的哲学家,当代分析哲学的首创者之一——维特根斯坦,以他坚韧的精神和过人的智慧,成为两种哲学潮流的奠基人。他第一次提出“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自信地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影响深远的语言游戏论:语言的规则在参与,语言的意义在使用。从而使“意义”和“语言”由一种外在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内在的关系,使人们对语言意义的研究由静态走向了动态。
■ 作者简介
维特根斯坦,作为具有反传统意义和开拓性意义的哲学思想的建构者,在“反建构”中构建了一种新的哲学——“语言游戏”,在解构哲学的过程中确立了其独特的哲学研究方法——语用。他那几分怪异、几分率真的性格,几分传奇、几分神秘的生活,几分波折、几分坎坷的经历,更为我们解读他那深邃的思想增添了几多难度。维特根斯坦作为对20世纪英国哲学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当代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当代分析哲学的首创者之一。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年4月26日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裔富豪家庭。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是当时欧洲钢铁业巨头之一,母亲列奥波丁·卡尔姆斯(Leopoldine Kalmus)是一位维也纳银行家的女儿,音乐造诣颇深。维特根斯坦是家中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有四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在家中接受的启蒙教育,是典型的私塾教育、贵族化教育。父亲希望孩子们能像自己一样把技术和经商结合起来,正是由于父亲的坚持,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哥哥姐姐们都被要求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及各门具体科学。1903年,14岁的维特根斯坦进入奥地利林兹的一所以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实业家为特色的实业学校学习,为时三年。在这一时期,卡尔·克劳斯、叔本华、奥托·魏宁格三位重要思想家的思想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一生。1906年维特根斯坦进入柏林沙罗顿堡技术学院学习机械工程,1908年5月获得毕业证书。从柏林毕业后,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注册为研究生,学习航空学。最初推进器的设计吸引着他,后又对数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由纯数学转向对数学的逻辑基础的探讨。在此期间他阅读到罗素的《数学原则》和弗雷格的《算术的基础》,并为其中深刻的逻辑和哲学思想所震撼,决心放弃工程学研究。1911年专程到德国耶拿拜访弗雷格并在弗雷格的建议下到英国剑桥大学旁听罗素的讲座。1912年正式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这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开始沉醉于哲学的研究和思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维特根斯坦虽因病而免于服兵役,但却作为志愿人员参加了奥军。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也没有终止哲学思索和写作,战争期间的大量笔记成为他《逻辑哲学论》的基础。1922年,倾其七年心血的哲学思考和生命体验、代表其前期思想的重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发表。经过战争洗礼、死亡考验、战俘生活的维特根斯坦,决定放弃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全部财产,去做一名小学教师。1926年4月,学生们开始厌烦他过于严格的教学方法,紧张的师生关系使他结束了他的小学教师生涯。在与维也纳小组、石里克的交往中,在费格尔和魏斯曼等人的劝说下,终于1929年初,重返剑桥,开始了中断近15年之久的哲学研究,并以《逻辑哲学论》为论文,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开始全面清理其早期哲学,从批判《逻辑哲学论》入手,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念。后来编辑出版的《哲学评论》、《蓝色和棕色笔记本》、《哲学语法》等都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到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后期哲学的过渡期(思想转变期)著作。他一改早期对逻辑的推崇,转而考察日常语言的用法,他虽然没有完全抛弃理想语言,但研究兴趣和重心已由理想语言转向日常语言,日常语言虽具有某种模糊性,但这种模糊性并不影响语言的作用,并且完全是可以接受的。1936年8月,由于他在剑桥三一学院研究员的任期届满而回到他自己在挪威斯克约顿的小屋,开始《哲学研究》一书的写作并完成了前言部分和正文的188个条目。1938年夏曾准备出版,但一个月后又从出版社撤回了手稿。1944年,他又继续补充修改这部著作。1945年为此书重写序言并把原有的条目扩充到693个,从而完成了该书的第一部分。1947年,维特根斯坦辞去教授职务,来到爱尔兰西海岸戈尔韦的海边小屋,潜心哲学研究,于1949年6月完成《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共14篇短文)。该年10月查出患了前列腺癌,1951年4月26日维特根斯坦度过他最后一个生日——62岁生日。4月27日,写完《论确定性》的最后一节评论。4月29日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生活充满着传奇的色彩,他的生活道路曲折坎坷。在与他相识的人或朋友或其学生的眼中,历来以特异的矛盾性格和不入时的生活作风而著称。他偏好离群索居却又期盼与人交往;他性情暴躁、情绪多变却又渴望平静、友谊和爱;他对自己近于苛求般的思想上的严格性要求与其有如宗教般的生活上的简单性要求是那么的相异,他思想的厚重与生活的简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满怀对人类本真情感和人类理智纯真情感的渴望,避开喧嚣的现代社会,执著地追求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展如同他的生活道路一样曲折复杂,他的个人生活与他的哲学思想之间有着极其惊人的一致性。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生活实际上正是其哲学思想的绝佳体现,他是西方哲学史上少有的生活与思想紧密结合的哲学家,更是继笛卡儿、莱布尼茨和康德之后的现代哲学中唯一一个以自己的全部生活和全部生命践行着自己的哲学理念的人。
维特根斯坦内心终生充满着孤独,充满着对确定、平静和真实的追求。他认为自己并不是有意要为人类寻找一些伟大的真理,不是他走向哲学,而是哲学走向他。他认为内心世界的平静是探讨哲学的人所渴望的境界。因此,他探求的基点始终是追寻他自己的内心平静,恢复他与现实的和谐一致;同时也为与他一样陷入哲学困扰的人们指出摆脱之路。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他仍在不断地思考生命的确定性问题。这是自其童年起从内心深处萌生的并且终其一生为之苦苦追寻答案的哲学问题。这一问题作为研究主题,贯穿于他的前后两期哲学思想中。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不仅在为语言和逻辑寻找确定性和意义,也在为生活和生命寻找确定性和意义。而在对这一问题的追思中,他以前后两期哲学思想分别为哲学发展开拓了新路径。一生能够创造一种哲学系统已难能可贵,而一生中能够创造两种哲学系统的哲学家在哲学史上实属罕见。维特根斯坦却以他坚韧的精神和过人的智慧做到了。虽然维特根斯坦始终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哲学家,但是,一种哲学理论的价值往往在于其对后世的影响。对维特根斯坦或褒或贬,从其对后世的影响看,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改变不了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其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巨大的。作为20世纪最伟大、最重要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已载入史册。
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著作有《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1914—1916笔记》、《哲学语法》、《哲学评论》、《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蓝色和棕色笔记本》、《论确定性》、《关于色彩的评论》、《片断集》等。其中《逻辑哲学论》是其前期思想的代表作,《哲学研究》是其后期思想的代表作。
■ 作品内容
《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代表作。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序言和693个条目;第二部分包括14篇短文。起笔于1936年,其间断断续续,反复补充修改,最终完成于1949年夏。《哲学研究》中的条目大都是维特根斯坦本人从其后期所写下的大量笔记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正如维特根斯坦自己在序言中所言:“我曾几次企图将自己的成果联结为一个整体,然而都没有成功。此后我认识到我永远也不会成功。我所能写得最好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哲学论述。……在本书中的哲学论述,仿佛就是这些漫长而曲折的旅途中所作的风景速写。……我现在又将它们重新进行编排,有时还做些删节。这样,他们便能为参观者提供一幅风景画了。因而这本书实际上只是一本速写集。”这部著作,没有规范的章节,没有系统的结构,没有前后的连贯,没有严谨的推理,没有明晰的主题,没有确定的结论。但通过该书,我们仍可清晰地透视到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发展过程,把握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重要精神。
(一)关于哲学观
哲学有别于其他具体科学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哲学家在哲思的旅途上不管走了多久、多远,却似乎总也走不出那个魔圈,呕心沥血地求索,费尽心机地寻找,毕其一生的努力,却忽然发现从最终的意义上说,思来想去的所有问题,其实就是哲学本身——我们所研究和思考的对象就是哲学本身。在对这一问题的无数次反思、无数次批判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哲学观”,并以其独特的“哲学观”为基础创建了哲学史上各具魅力的哲学理论。20世纪之前所触及的问题,总的来说并没有危机到哲学存在本身。而伴随20世纪的钟声,却同时敲响了哲学的警钟:哲学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哲学还会像从前一样被尊为科学的女王吗?哲学的思维方式有意义吗?哲学问题是“问题”吗?20世纪的哲学家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迎接了这种挑战。
维特根斯坦以其独特的方式迎接了这种挑战。他在哲学问题、哲学性质、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哲学目标等问题上都做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解答和理解。可以说,他高唱挽歌,以一种壮烈的方式使哲学得以安宁——“消解”哲学,走向“终结”。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问题的产生就是误入歧途的结果。哲学的迷误源于语言的误解和误用,语言的净化和澄明则能达到哲学的安宁。因而其一生殚精竭虑,致力于语言的分析和批判。“语言是由诸条道路组成的迷宫。从一个方向走来时你也许知道怎么走;但从另一个方向走到同一地点时你也许就会迷路。”〔1〕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批判的武器是逻辑,而后期语言批判的武器则是语用。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在哲学中,我们考察一种与日常语言相反的理想语言的说法是错误的,日常语言本身就具有良好的秩序。哲学的错误在于,哲学家们往往企图脱离语言的日常使用去确定语言的普遍意义,并要给名词找到一个与其对应的对象。哲学家之所以被各种问题所困惑,就在于“不知路该怎么走”,就像捕蝇瓶里的苍蝇,由于找不到出路而乱撞。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目的就是要“给捕蝇瓶中的苍蝇指明飞出去的途径”,〔2〕“为特定的目的搜集提示物”,〔3〕在转弯处或路径的分叉处将其放上路,以便帮助人们通过危险地带,免于误入歧途,掉进陷阱。
按照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本性的看法,哲学本不存在问题,既然提出了“问题”,这就是生病了,哲学“问题”乃是一种病症。既然有病,就有致病的原因。于是,维特根斯坦从语用这一新的视角对哲学家们所染上的“哲学病”进行了诊断:误用语言,歧途迷路。诊断一——实在论。“在这里很容易走进哲学上的这种死胡同:在这里,人们相信我们的任务的困难之处在于我必须去描述难以把握的现象,稍纵即逝的当下经验,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这里我们觉得日常语言过于粗糙,看起来我们必须处理的不是我们日常所谈论的现象,而是那些‘轻易地就消失的东西’,而它们在出现和消失过程中会产生出那些别的作为平常的结果的现象。”〔4〕实在论哲学病症的根源就是把名称的意义与名称的载体混为一谈,认为每个词的背后都有某种实在的对象并相信词的意义就是词所代表的对象。诊断二——本质主义。这种倾向使人们相信,语词的意义可以脱离它的实际使用过程而被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语词的意义就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这种由来已久的、不可遏制的追求现象背后本质的冲动,追求一般性、共同性的偏好,使哲学家们误入歧途。诊断三——语言的闲置。“我们的混乱是当我们的语言机器在空转而不是在正常工作时产生的。”〔5〕我们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是为了在语言之使用的知识中建立一种理想的秩序,以避免在实际运用中产生误解。但这种使语言理想化的企图,却往往使语言不能作为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而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地被使用,哲学病症就出现了。诊断四——偏食。“哲学之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人们只用一种类型的例子来滋养他们的思想。”〔6〕“我们之所以不理解,一个主要根源就是我们没有看清楚词的使用。——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清晰性。”〔7〕所谓“偏食”,就是指人们对待语言已经形成了某种习惯,僵化地按照一种思路、一种模式、一种定式来理解日常语言,缺乏“全貌概观”,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语词的多种意义。诊断五——精神实体。“我们在这里的做法也就是在许许多多类似的情况下的做法:因为我们不能规定哪一种身体动作是我们称之为指着形状(而不是指着譬如颜色)的活动,所以,我们便说,与这些词相对应的是一种精神的(心理的、理智的)活动。”〔8〕心理主义认为,每个符号自身都是死的,只有某种心理过程注入其中,符号才被激活,语言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意义能够意指什么,而人们很容易被“知道”、“意指”、“意味”这类词引入歧途,而把它们想象为一种精神实体或看做一种奇妙的心理活动或精神过程。诊断六——自然科学方法。科学与哲学在研究内容、对象上的差别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不同。然而,哲学家们经常在他们眼前看到这种科学方法,并且不可避免地企图按照科学所运用的方法来提问题、回答问题。科学不会满足于现象,科学必然要追问本质,寻求因果联系。如果哲学家受这种科学观念所累,把科学方法误当成哲学方法,就会把科学语言误解为哲学语言。
“治疗”概念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很独特、很重要的概念。维特根斯坦把它引入哲学是为了用以说明哲学的功用:哲学不是建设性的,而是治疗性的——通过哲学研究来治疗哲学中的疾病。对哲学病的治疗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存在许多不同的疗法,但并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所有病症的唯一疗法。“并没有一种哲学方法,尽管的确有许多方法,正如有不同的治疗法一样。”〔9〕当我们找到病症试图治疗时,只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对症下药,重在语用,让语言回到日常生活的使用中。我们所能做的、应该做的就是为语言奠基——生活形式就是语言游戏坚实的基础,语言游戏就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让人们回到自然的、日常的语言活动中去,在具体的、千差万别的语言游戏中彻底摆脱抽象的哲学理性的诱惑,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哲学不能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10〕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它不提供知识,而只描述语言的用法;语言无本质,世界无本质,不要奢望通过语言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语言就是一种活动,一种语言游戏活动,一切皆在游戏中显现。不要思不可思的,虑不可虑的,而要看、要参与、要使用、要践行。只要参与游戏,掌握语用,践行语言,在践行语言中理解规则,遵守规则,哲学混乱就会完全消失,哲学就能达到安宁。维特根斯坦对待哲学这种非建设性的态度,否定的、破坏的、摧毁的、终结的是传统哲学——理性思辨的哲学,而为其新哲学找到了根基——语言游戏及其赖以形成的生活形式。疾病在活动中产生——误用,也只能在活动中根除——语用。所以,要回归日常生活,参与到丰富的语言游戏中。
(二)关于“家族相似”
维特根斯坦在反形而上学、批判本质主义的过程中,为了描述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及各不相同的语言游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家族相似”的观点。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家族相似”或“家族”同“语言游戏”、“生活形式”一样,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重要概念。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单独使用“家族”一词时,例如“语言的家族”、“游戏的家族”、“意义的家族”等等,也应视为与“家族相似”是同义的。维特根斯坦曾用“家族相似”去说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所谓共同的本质,但却存在着某些共同特征。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性”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丰富而多彩的、生动而具体的、多变而相似的语言的生活世界。“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等,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如果你观察它们,你将看不到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而只看到相似之处,看到亲缘关系,甚至一整套相似之处和亲缘关系。”〔11〕在《哲学研究》一书中,维特根斯坦对“家族相似性”一词所着笔墨不多,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然而,这并不影响“家族相似性”在其后期哲学思想中所具有的分量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家族相似”在其哲学思想的逻辑联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深刻地影响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许多哲学观点。“家族相似”是作为“共同性”、“本质性”的反义词出现的,同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既定性与开放性等相关。生活是具体的,语言的使用便是确定的,这是由我们的日常生活所规定的;生活是多变的,语言的使用便是不确定的,这也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体现的。践行中的语言、使用中的语言就在这种确定与不确定中获得了一种张力,演绎着一种变与不变的平衡。语言游戏是有规则的,但规则是变化的,语言游戏也同样在这受制于规则与不断超越规则中获得了一种张力,在限制与超越限制之间获得了一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使人类语言不断丰富和发展;也正是这种张力,使我们享受着更多的、丰富多彩的语言游戏所带来的快乐,体味着真实生活的意义。
(三)关于“语言游戏”
把“游戏”、“规则”、“生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首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是维特根斯坦思想转折时期提出的重要概念,是其后期哲学的中心概念。其后期所有哲学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都是在“语言游戏”这一平台上进行的。
“语言游戏”一词的德文原文是“Sprachspiel”,英译为“language-game”。由于维特根斯坦在人们践行语言、使用语言的活动中,在动态中去理解语言,使得语言和游戏具有类比的基础:游戏是一种活动,而使用中的语言也是一种活动。语言游戏这一思想的提出来自于一场足球赛。维特根斯坦从中发现足球的意义就在于球员按照比赛规则不停地将球踢来传去,由此联想到语言的运用,语言的意义也应该在于它们的实际使用,使用语言就是在做游戏。语言游戏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灵魂和核心,是作为对其前期语言观及本质主义的批判而提出的。“我们看到,被我们称之为‘语句’、‘语言’的东西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而是一个由多少相互关联的结构所组成的家族。”“我们所谈论的是处于空间时间中的语言现象,而不是某种非空间、非时间的幻象。……但是,我们谈论语言时就像我们在陈述象棋游戏的规则时谈论棋子那样,并不描述棋子的物理属性。‘词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就类似于‘象棋中的棋子是什么东西?’”〔12〕“我们所做的乃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13〕我们应经常追问“这个词在作为它的老家的语言游戏中”真正的使用方式,即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如何使用的。正由于语言游戏无本质,因而它就必然缺少定义性特征,我们只能通过描述一系列例子来显示它,但不能解释或说明,如我们只能描述什么是下棋、什么是打球、什么是玩牌等诸如此类的活动,从而显示这就是游戏。“在这里,举例并不是一种间接的说明手段——由于没有更好的手段而采用。因为任何一般性的定义也都是可能被误解的。”〔14〕语言游戏只能例示,不能定义,这种举例描述的方式是我们所能采取的唯一的方法。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向人们显示如何正确地玩各种语言游戏。“我们应当怎样向别人说明什么是游戏呢?我相信,我们应当向他描述一些游戏并且可以补充说:‘这些和与此类似的事情就叫做游戏。’”〔15〕任何一种定义都有被误解的可能,“任何一般的定义都有可能被误解”〔16〕。因此,我们对“游戏”只能加以描述、例示。“在这里,举例子并不是一种间接的说明手段——由于没有更好的手段而采用。”〔17〕“例如,试考虑下面这些我们称之为‘游戏’的事情吧。我指的是棋类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奥林匹克游戏,等等。”〔18〕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知道什么是游戏,这意味着什么?知道它但又不能说出来,这又意味着什么?这种知识是不是多少等于一个未说出的定义?所以如果被说出来,我就会认出这是我的知识的表述?我的知识,我对游戏的概念,难道不是已完全地表达在我所能够给出的说明中?也就是说,表达在我对不同种类游戏的例子的描述中,表达在我对如何模拟这些例子而构造出各种各样别的游戏的说明中,表达在我声称不会把这个那个包括到游戏中去的这个说法中,如此等等。”〔19〕语言游戏就是把某些行动、动作、操作等人的行为包括在内的活动,是言践行中、行在言中的活动过程。语言游戏就不再是空洞的词之间的抽象关系,也不再是语言与外部对象的那种既定的静止的关系,而是包含在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之中。语言游戏就是自主性活动。通过“用法”,我们才有可能把意义与人的活动联系起来,把语言与行动联系起来,并最终与人的整个“生活形式”联系起来。“语用”是日常语言分析中唯一真实、有效的方法。
(四)关于“生活形式”
后期维特根斯坦将目光转向了日常生活,从而为语言游戏找到了坚实的“河床”,别无选择的根基——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以“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为两大支柱建构起他的哲学宫殿。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的著述中出现的次数却不多。在其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仅出现五次,也没有对“生活形式”这一概念做出明确的定义或阐述,这就更增加了我们理解这一概念的难度。
对于什么是“生活形式”,至今仍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根据J·F·M·亨特的概括,大致有四种不同的理解:第一,把“生活形式”与语言游戏直接等同起来。第二,把生活形式看做是相互联系的不同行为方式的一种组合,即姿态、活动等的组合。第三,把“生活形式”看做是生活方式,或者看做是生活模式、生活样式、生活习惯、风格等。第四,把“生活形式”看做是生命有机体对于他们所处环境的复杂的然而却是非常自然的生物反应方式。希尔明认为,对“生活形式”的解释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第一,文化——历史的解释;第二,亨特“有机的”生物学解释;第三,与“语言游戏”等同的解释。关于文化——历史的解释,这是现在许多学者普遍接受的看法。
维特根斯坦本身是反对给概念下定义的,这使其哲学具有非常强烈的非理论化倾向。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中,他是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使用这一概念的,其含义是不确定的。而这多种不确定的且又具有相似性的含义就构成了“生活形式”这一概念的“家族”。因此,我们应该把研究的精力更多地倾注在生活形式这个概念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是如何被使用的,这也正符合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本意。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本意就是要为我们践行语言游戏,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而这个坚实的基础就是——生活形式。“‘把一把尺子靠住这个物体;尺子并不说这个物体有如此这般的长度。其实——我要说——它本身是死的,思维所获得的一切它一点也得不到。一点也没有做到思想所做到一事。’——这就好比我们幻想对于一个活人来说根本的东西是它外在形式。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有那种形式的木块,并羞愧地看着这个笨拙的一点也不像活物的木块。”〔20〕“每一个记号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死的。是什么赋予了它以生命呢?——它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在那里它本身就含有生命之源吗?——还是使用才是它的生命之源呢?”〔21〕后期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和人类生活、人的活动紧密相连的视角去考察语言,使语言不再是静止不动的指称、符号,而是生活中的活生生的有生命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是有根基的语言,语言游戏就是深深植根于生活形式的一种语言使用活动。语言脱离了实践,只能是死的符号,或是玄想,或是空想,至多是文字游戏,毫无意义。是人的活动赋予语词、文字以生命、以灵魂、以意义。
第一,生活形式是语言产生发展的坚实基础。语言以人的社会行为为基础。“我们既出自本性,也由于受到特定的训练,特定的教育,会在一定的环境下倾向于自发地表述愿望。”〔22〕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其反应方式必不同于其他一般的生物。人的许多反应方式既以本性为基础,又是训练和教育的结果,正是在活动中,人不断地获得各种应付环境的手段。“命令、询问、叙述、聊天同吃喝、行走、玩耍一样,是我们自然历史的一部分。”〔23〕维特根斯坦从发生学的角度强调了语言与行为、语言与活动是不可分的。言语也是行为,这种行为是原始的自然行为的延伸;原始的、自然的行为决定了言语行为,也决定了语词的用法。语言是在人的社会行为的基础上、在人适应环境的反应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语言游戏既与人作为生物体的自发反应行为相关联,又是训练、教育、提炼的结果。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是交互作用的,是互动的,相互促进的,但生活形式是更为根本的。
第二,生活形式决定语言表达式的功能。一个语言游戏的任一表达式所具有的功能取决于人们在语言游戏中对它的使用。只有在具体的语言游戏中、在具体的语境下,诸如使用的具体场合、各种各样的语调、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你才能理解一个表达式究竟具有何种功能。
第三,生活形式决定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一个语言游戏的任一表达式所具有的意义取决于它在游戏中的使用。人类生活是字词意义的根本源泉,语词有意义,就在于它根植于我们的生活形式,在于它在我们的生活中被使用,离开生活实践,离开语言游戏活动,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而,我们应该“把句子当做工具,把它的意义看做是使用”。〔24〕“理解一个语句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意味着掌握一门技术。”〔25〕而这种技巧就是要人们学习如何在生活实践中理解语言、使用语言。
第四,生活形式决定语言游戏规则。语言游戏所遵守的规则是由生活形式决定的。任何语言实践都是以特定的、历史的、被给予的、承继下来的、习得的风俗、习惯、制度、文化为背景、为前提的,任何语言游戏的规则以及是否恰当地遵守了规则都只能在生活形式中得到检验。没有生活实践,也就没有规则,没有对规则的理解。
第五,生活形式的一致性。维特根斯坦曾在许多地方提到过“一致性”(ubereinstimmung, agreement)这个概念。“遵守规则”意味着某种一致性。这种一致不但是对游戏规则、活动认知上的一致(即共识),解释框架的一致,最根本的是生活形式的一致。语言活动是否正确地遵守了规则,检验标准是一致的,这个标准就是被给予的生活形式。语言游戏能得以进行,就在于某种一致性。“人们(例如数学家们)并不争论规则是否已被遵循。比如说,人们并不为此而打架,这也属于使我们的语言得以有效地工作(例如,给出一种描述)的那个框架。”“为要通过语言进行沟通,那就不仅要有定义的一致而且还要有(尽管这听起来很奇怪)判断上的一致。这似乎要废除逻辑,但却并非如此。——描述测量的方法是一回事,而获得并陈述测量的结果则是另一回事。然而我们所谓的‘测量’部分地也是由测量结果中的某种恒常性所决定的。”〔26〕关于命题的真假问题也是以生活形式为标准的,一个命题的真假不能依赖于意见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那么你就是在说,人们的一致决定了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为真和为假的乃是人类所说的东西;而他们互相一致的则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这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27〕而我们之所以能理解、解释某种陌生语言,也是基于某种一致性,“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28〕维特根斯坦立足于人的活动、行为,从人的生活实践出发,考察语言,使语言不再是僵死的符号,而变成了行动中的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有生命的语言,有活力的语言。在生活中去“做”语言游戏,在语言游戏中去“过”生活;在生活中理解语言,在语言中体悟生活。
第六,生活形式具有始源性。“必须接受的东西、给予我们的东西,乃是——人们可以说——生活形式。”〔29〕生活形式对于语言游戏而言是“必须接受的”,是已经给定的东西。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学习、训练和教育,任何活动都是在生活形式的基础上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形式是先在的或在先的,而语言游戏则是后置的或在后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生活形式是在先的或先在的,不是指独立于经验的先验性,不是简单僵化的时间先在性,而是指对于语言游戏而言的奠基性,生活形式本身仍然是可经验的。生活形式作为语言游戏的基础,就像是一个由历史传统、习惯、信念积淀起来的“河床”,对语言游戏之水流而言,“河床”总是确定的,对水流的基础作用、奠基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我是怎样才能遵守一条规则的?’——如果这不是一个有关原因的问题,那么就是一个有关对我这样地按照这个规则而行事所作的辩护的问题。如果我穷尽了这种根据,我就挖到了坚硬的基岩,而我的铲子就弯了回来。这时我就会说:‘我就是这样行事的。’(请记住:我们有时需要说明并不是因为其内容的缘故,而是因为其形式的缘故。我们的需要是一种建筑学的需要;说明有时只是一种不支撑任何东西的墙面装饰。)”〔30〕不要解释语言游戏,而要考察、关注语言游戏,不要想,而要看!解释总有尽头,当所有理由、根据用尽之时,就只有行动而没有根据。真的没有理由、没有根据吗?维特根斯坦认为,生活形式、行动就是我们的理由。生活形式、语言游戏就是最原始的、最终的东西,它本身无需理由而存在。这种没有根据的先在生活形式是一种建筑学意义上具有支撑作用的奠基性存在,它为语言提供辩护的基础,为其他命题提供根据;它无需理由,无需证明,生活原本如此。这种没有理由的理由就是最完整的理由,是最必要的理由,是最充足的理由,是最根本的理由,是语言游戏的最终根基——不是理由的理由即为最终的理由,无需证明的证明恰是最好的证明。(www.xing528.com)
(五)关于“规则”
维特根斯坦运思脱俗,提出了独具风格的语言游戏的规则论——参与,并独辟蹊径地探讨了遵守规则的悖论及消解悖论的方法问题。
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语言的意义就在于使用,语言的使用规定了“意义”,同时也使得“意义”对语言的使用提出了一种条件性限制,以防止语言的滥用。“意义”对语言的这种限制作用,也就是显示语言怎样被使用才是恰当的、可理解的,而不至于令人莫名其妙、莫名其言、莫名其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意义”就是语言使用的界限。这样,有无意义的问题就不再是真假问题,而转换成了语言使用的得当与否的问题。而判定语言用法得当与否,就必然牵涉语言使用规则问题。语言游戏者(无论言者还是听者)都必须在游戏中受制于某种规则。按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这种规则应当是语言的用法规则,而不是语言学所研究的句法规则,尽管语言游戏并不排斥句法规则。语言游戏是一种使用语言的活动,是一种语言实践,是语言的用法实践,其规则也必然是一种用法规则,是语用规则。遵守规则的悖论不是理性越界使用而导致的,而是理论在语言实践中的碰壁,也就是说,脱离语言游戏谈论遵守规则,只能陷入悖论。
维特根斯坦指出:“这就是我们的悖论:没有什么行为方式能够由一条规则来决定,因为每一种行为方式都可以被搞得符合于规则。答案是,如果一切事物都能被搞得符合于规则,那么一切事情也就都能被搞得与规则相冲突。因而,在这里既没有什么符合也没有冲突。”〔31〕维特根斯坦提出遵守规则的悖论,意在强调遵守规则之于游戏的重要。这就把规则和游戏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游戏必有规则,规则是游戏的规则,游戏是有规则的游戏,二者须臾不可分离。但按照哲学中的惯常思维,人们常常会进一步追问游戏与规则谁决定谁?是游戏优先于规则?还是规则优先于游戏?我们是在“知道”或“学会”了这些规则的前提下才开始参加游戏的吗?抑或是人们是在预先了解了规则,并且在游戏中自觉地、有意识地遵守规则的?我们常说,规则是行动的准则,规则又往往具有强制性,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对规则的误解,似乎语言游戏活动是从规则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人们之所以能进行语言游戏,是因为其了解了规则,并有意识地按一定规则行事的结果。这种论证方式,暗示了规则是先于游戏的,然而,从我们践行语言、参与游戏的活动来看,这种论证无法令人满意。于是,维特根斯坦在观察了大量的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形后,打破常规,独树一帜,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按照规则的要求进行的,但我们却无法以这种规则去解释或说明我们行动的原因,因为那样我们就会得出原因确定规则的相反结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并不是先学会了规则才行动,而常常是在游戏过程中才学会遵守规则,“当我遵守规则时,我并不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32〕也就是说,我们往往是在不知道规则的情况下开始行动的,在语言游戏中,规则才能“显示”出来,我们才能了解规则,学会遵守规则。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不是“为什么要遵守规则”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遵守规则”的问题,遵守规则无需理由和原因。语言游戏是在我们不知道规则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我们又只能在遵守规则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语言游戏。如果脱离语言游戏的实践活动,抽象地、孤立地、静态地谈论规则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规则与理由的对峙。如果将语言游戏与规则分离,到游戏之外找规则,就会陷入遵守规则的悖论。那么,要避免规则与理由的对峙,消解规则悖论,只有一条途径:训练与参与。在参与语言游戏中感受规则,在训练和教育中理解规则,在活动和实践中遵守规则。
维特根斯坦的遵守规则论所讨论的是语言哲学问题。通过遵守规则的悖论,力图表明的是遵守规则的实际情况,人们如此这般地行事——遵守规则,无需解释,无需引导,无需证明,无需理由,无需反思,对此我们不应产生任何怀疑,而且也是不可怀疑的。我们就是按照我们所受到的如此这样的行事方式的训练去做的,遵守规则是一种实践,是习得的。而这不容怀疑的东西就是我们一切怀疑、一切信念、一切解释、一切证明、一切活动的基础。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规则悖论,目的不在于怀疑,而在于消解怀疑,即为一切怀疑提供不可怀疑的基础,也就是为践行语言游戏求得一个坚实的基础。他对人类理性能力充满了自信,并给予了充分的确认——人们作为一个理性的语言游戏者,不需要为自己遵守规则的行为寻求某种原因或理由。其目的在于让我们更多地关注日常语言活动,参与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在遵守规则的悖论中再次使哲学的目光投向实际生活。
(六)关于“意义”
意义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语言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语言哲学最为复杂的问题。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的语言哲学家们一直都在不懈地追问这个问题,并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意义理论。维特根斯坦一反传统,转而关心认识的表达方式,寻求认识得以正确表达的一般形式。这就使意义问题、语言问题始终成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核心。维特根斯坦早期的意义观始于指称说,认为语词的意义就是其所指。“一个词如果没有东西与它对应,它就没有意义。”〔33〕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实现提问方式转换的同时,也完成了意义问题由“用法”代替“指称”的转换。主张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去理解意义,这样就使“意义”与“语言”由一种外在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内在的关系。“意义”不在语言游戏之外,而在语言游戏之中。意义之于语言,如同规则之于游戏,游戏必有规则,语言必有意义;规则不外在于游戏,意义不外在于语言;遵守规则是一种实践,意义就在于语言游戏中的用法。维特根斯坦所关心的就是——语言的使用。维特根斯坦在哲学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意义就在于使用”的语用学的意义说,由此开创并引领了一种影响久远的哲学潮流。
第一,工具与意义。为了强调意义就在于使用的思想,维特根斯坦在把语言与游戏作比的同时,又把语言比做了工具。维特根斯坦把词看做工具,把语言看做工具,其强调的是工具的功能和用途(即用法),工具只有在使用者的使用活动中才能发挥其功能,显现其用途。“要把语句看做一种工具,把它的意思看做它的使用。”〔34〕语词如工具,其功能、用法是多样的。语境不同,用法不同,其意义也必然不同;功能在于操作,功能在操作中显现。
第二,语境与意义。语境,现在是一个时尚的语词,如社会文化语境、历史语境、文本语境、科学语境、中国语境、现代性语境、信仰语境、科学思维的语言语境、后现代语境、本土语境、现场语境、模拟语境等等,其含义可能不尽相同,但基本是指语言环境、语言背景、使用语言时的各种相关因素。语境问题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意义问题紧密地联在一起,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语境理论和意义理论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丰富和发展。维特根斯坦的贡献就在于其在批判奥古斯丁、弗雷格等人的语言观与意义指称论的同时,引导着语言哲学由理想语言、逻辑语言回归到日常语言、生活实践,冲出了由语言逻辑结构为其确定意义的囚笼,突出强调了语境的具体特定性对于意义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对意义的研究由静态走向了动态。语言游戏作为一种活动,就必然有活动构成的动态的具体情景——语境。语言、词的意义不仅与其指称有关,而且与使用语言的环境——语境有关。语境的具体性、多样性决定了意义的具体性、多样性;要在整体语境中理解意义。
第三,使用与意义。维特根斯坦始终没有给“意义”一词下定义,而仅仅描述了“意义”一词的用法。这就是说,“意义”的意义也同样在于用法。他实际上把“意义”一词的意义也游戏化了。所以,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就在于用法”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的要求,而不是脱离实际的某种抽象理论说明。因此,我们对于“意义就在于用法”的观点应该从方法论的维度去理解。维特根斯坦强调“意义就在于使用”,其一,意在强调词的使用方式或词是怎样被使用的;其二,意在否定把语言的意义与使用割裂开来,抽象地讨论字词的意义的观点。其三,强调了语言的意义存在于各种关联之中。这就意味着,这种使用不是表层语法上的使用,而是深层语法上的使用;不是个人意义上的使用,而是社会意义上的使用。其四,从“用法”的角度看意义,这就自然把语言的使用者——人包含了进去。人为智者,不仅因其有理性,而且因其有语言。
维特根斯坦对意义作了全新的理解,认为意义并不先于行为而具有自足性和充分性,相反,意义是意向行为的一种表象。他既反对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意义,也反对用外在的因果关系解释意义。维特根斯坦强调意向性在语言使用中的作用,从而使语言使用者不再被排斥在意义之外,这就从内部揭示了意义的基础,同时也显示意义与行为之间的深层联系,使我们看到生活形式所具有的意义界限。意义是语言活动的自我显现。因此,我们不必对日常语言做精确的逻辑技术分析,也不必以科学的模式重构哲学大厦。哲学乃是一种活动,一种语言活动,而我们语言着、生活着,意义就在其中自显。
■ 简要评述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的主题和出发点都是语言,都是对语言的批判,但其植根的基础、关注的视角都发生了转换。前期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植根于纯净无尘的理想境地,使之失去了根基,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根植于日常生活这块肥田沃土;前期的维特根斯坦关心的是语言的描述,而后期则关心的是语言的使用;前期哲学活动是逻辑构造活动,而后期的哲学活动则是一种语言实践活动;前期批判的武器是“逻辑”,后期批判的武器则是“语用”。“语言游戏”维系着维特根斯坦整个后期思想及家族相似、规则、使用、意义、理解、生活形式等重要观念。语言游戏是其后期哲学的核心,生活形式则是其基础。作为人类活动的语言游戏构成了人类的生活形式,而生活形式又界定了语言游戏的社会特质。
半个多世纪以来,维特根斯坦那富有独创性的哲学思想及其传奇式的经历和特立独行的个性,引起了西方哲学界的广泛兴趣和研究。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哲学家,哲学界有很多哲学家都对维特根斯坦持否定态度。但这一切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也不能抹去维特根斯坦哲学曾给予哲学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分析哲学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已经鲜明地刻下了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印迹,这足以证明维特根斯坦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巨大影响及所处的重要地位。维特根斯坦是本世纪乃至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对此,毋庸置疑。
维特根斯坦哲学既是反传统的,又是开创性的。作为两种哲学潮流的奠基人,他所取得的成就和获得的地位,在哲学史上实属罕见。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改写了逻辑分析哲学的传统,从根本上影响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于欧洲的逻辑原子理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逻辑原子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运动。回望《逻辑哲学论》,其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观。而维特根斯坦以语言游戏论为核心的后期哲学思想,则开启了语言分析的新思潮,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兴起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为哲学语用学的创立起到了奠基作用。综观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思想的演变,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维特根斯坦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语言哲学转向所起的作用。维特根斯坦对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发展产生的影响之深、之广、之久,从他对罗素的影响、对维也纳学派的影响、对逻辑分析学派的影响、对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影响以及反传统的深度,就可以折射出来。
总之,维特根斯坦作为20世纪卓有成绩的伟大的哲学家,他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无论积极与否,都是无可置疑的,而且这种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至今,维特根斯坦的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仍然为很多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接近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家视为精神支柱。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则成为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鲁东大学:范秀英)
注释
〔1〕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3页。
〔2〕〔3〕〔4〕〔5〕〔6〕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09、127、436、132、593页。
〔7〕〔8〕〔9〕〔10〕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2、36、133、124页。
〔11〕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7、66页。
〔12〕〔13〕〔14〕〔15〕〔16〕〔17〕〔18〕〔19〕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8、116、71、69、71、71、66、75页。
〔20〕〔21〕〔22〕〔23〕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30、432、441、25页。
〔24〕〔25〕〔26〕〔27〕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1,199,240、242,241页。
〔28〕〔29〕〔30〕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6、345、217页。
〔31〕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1页。
〔32〕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9页。
〔33〕〔34〕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0、421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