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种与双语写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作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语言的种类来说，中国文学史是一部以汉语为主体的多语种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上，各民族母语文学极为发达，许多民族中，都涌现出用本民族母语进行写作的优秀作家，如公元11世纪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尔用阿拉伯文编著的《突厥大词典》、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用回鹘文、以阿鲁孜诗律、玛斯纳维体（双行体）创作的长达13000行的《福乐智慧》。契丹族寺公大师用契丹语创作的长达120多行的长诗《醉义歌》[16]，蒙古族著名作家尹湛纳希用蒙古族母语创作的《一层楼》、《泣红亭》和《红云泪》，等等。特别是，很多民族母语创作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如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彝族、朝鲜族等。对各民族母语，国家一直采取保护政策[17]，这在客观上为各民族母语文学的繁荣创造了制度环境。如今中国56个民族的作家除了用中华民族共同母语——汉语进行文学写作外，另有23个民族的作家用自己民族母语进行写作。近年来，各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呈现出十分繁荣的局面。仅新疆近10年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等文字创作的长篇小说就有120多部。其中维吾尔族阿布都热依木·乌铁库尔的《足迹》、《苏醒的大地》，祖尔东·萨比尔的《探索》、《母乡》，帕尔哈提·吉兰的《麻赫穆提·喀什噶里》；哈萨克族朱玛拜·比拉勒的《深山新貌》，奥拉孜汗·阿合买提的《巨变》都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祖尔东·萨比尔等作家的作品还被翻译成土耳其等国的文字。在已经举办的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中，近三次评奖中就有维吾尔族、壮族、景颇族、蒙古族、藏族、回族、朝鲜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傣族、彝族等12个语种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等作品获奖。仅第九届的评奖中，就有14部少数民族母语作家作品获得奖励。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文学多语种文学写作的存在和广泛性。

作为各民族母语文学的重要载体和沃土，有母语文学创作的民族都创办了母语文学期刊。其中包括已经有60年历史的朝鲜族的《延边文学》。在我们对各民族母语文学期刊的调查中发现，有的民族办有多种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文学期刊，如蒙古族的母语文学期刊除了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花的原野》外，还有《呼伦贝尔文学》、《西拉木伦》、《锡林郭勒》、《敕勒格尔塔拉》、《陶茹格萨茹娜》、《哲里木文艺》等。再如藏族的《西藏文艺》、《邦锦梅朵》、《拉萨河》、《雪域文化》、《珠峰》、《山南文艺》、《羌塘》等。仅《西藏文艺》自1980年创刊以来，就发表了1000多名作者的2400多万字的藏文文学作品。在多民族聚居的省区，还形成了多语种文学期刊并存的局面，如新疆就有维吾尔族的《塔里木》、哈萨克族的《曙光》以及汉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6种文字30多种文学期刊。少数民族母语期刊的数量既证明了各民族母语文学的发达程度，也证明了各民族母语文学传播的广泛程度。以柯尔克孜族的《柯尔克孜文学》为例，该刊创办于1981年，为文学双月刊，刊发包括民间文学、翻译文学在内的柯尔克孜文作品。该刊发行量基本保持在3000册左右。据新疆作家协会统计，平均每38个柯尔克孜人就有一份《柯尔克孜文学》。在90年代，《柯尔克孜文学》曾一度与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读者》、《青年文摘》一起，成为柯尔克孜族聚集区各报刊零售网点的畅销期刊。文学的普及度和影响力为世界罕见。

可以想见，在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中华民族高度认同的今天，中国各民族母语文学写作还保持如此旺盛的发展态势，在各民族彼此分散、隔绝的时代，中国各民族文学母语写作该是何等景观？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诸多历史原因，不同语种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留存较少。即便是现在，由于翻译滞后、研究薄弱等原因，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写作的影响仍然局限于本民族内部或者少数民族文学界，无论是主流文学研究领域还是主流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对中国文学多语种的特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以为，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母语作家文学的被忽视，实际上也意味着中国文学多语种这一重要特征被忽视，这样，作为国家文学和国家文学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就不能不受到质疑。

此外，从古至今，在各民族作家中，跨语种写作和双语现象也十分普遍。双语写作是指用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文字进行写作的作家和文学现象。现在，我们仍然能在许多民族地区看见大量的双语或多语碑刻，如契丹、汉文碑刻、藏、汉碑刻、蒙、汉、藏、满四种文字的碑刻等历史遗存，这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双语并存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存在。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蒙古族的巴·布林贝赫、维吾尔族的克里木·霍加、哈萨克族的艾克拜尔·米吉提、彝族的阿库乌雾和阿蕾等，都是重要的双语作家。跨语种写作指能够使用自己民族的母语，却用其他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写作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其中，用汉语进行跨语种写作的现象最为普遍。如古代的契丹族耶律楚材、蒙古族的尹湛纳希，当代蒙古族玛拉沁夫、哈萨克族的艾克拜尔·米吉提、藏族的扎西达娃等。此外，在民族杂居的地区，也有用其他民族文字进行跨语种写作的现象，如新疆维吾尔族在古代就有用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多种文字进行写作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如鲁提菲（1366—1465）。只不过，对多种母语、跨语种、双语写作现象至今未得到学界的重视。

多语种、跨语种以及双语写作，不仅是中国文学又一个重要特征，而且，当许多民族语言文字在“共同语”、“世界语”文化不断侵蚀、濒临灭绝的今天，许多依然坚守在母语写作孤岛上的作家们，不仅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有关自己民族的心灵、精神印迹，同时他们的母语作品也会成为他们自己民族和中国历史的珍贵文献，其意义显然超出了文学本身。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既是中国文学史家应该关注和研究的基本问题，又是现今通史类中国文学史的普遍缺失，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全面反映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1]中国古代主要研究作家的精神气质、经历学养等对作品风格的影响；西方美学和文艺学侧重从审美心理结构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作家风格的形成。此处所指的创作主体不是个体的创作主体，而是将不同民族看成是不同的创作主体，研究该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传统对该民族文学的影响，进而把握创作主体的多民族性对中国文学整体风格的影响。

[2]何其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文学评论》1961年第5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编写了汉族之外的55个民族的文学史，每个民族的文学史都独立编写和出版。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本卷主编莫砺锋、黄天骥），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5]可参见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6]《我国少数民族全有了书面文学作家——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具有创作实力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形成》，《人民日报》2003年9月2日。(www.xing528.com)

[7]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2—323页。

[8]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本卷主编莫砺锋、黄天骥），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212页。

[9]仁钦道尔吉：《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0]作者为蒙古族鲍喜章、汉族王燃，以巴林草原上的民间故事为原型而创作。

[11]仁钦道尔吉：《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12]熊黎明：《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叙事结构比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3]［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中译本前言，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14]扬义：《通向大文学史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15]一般而言，因为是口耳相传，所以，一旦没有继承者，如果该艺人去世，也就意味只有他才能讲述的故事也会随同他一起被埋葬。他所传唱的故事无论具有怎样的价值，都将烟消云散，无法复原和再现。

[16]现在见到的寺公大师的《醉义歌》是耶律楚材由契丹文翻译成汉语的译文，契丹文《醉义歌》已逸失。

[17]据国家民委在《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公布的统计数字：在55个少数民族中，53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回、满两个民族通用汉语文） ；新中国成立前，21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20世纪年代，国家帮助10个少数民族创制了文字，帮助一些民族改革或改进了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