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民族文学史书写中的被表述文学

在1937—1945年抗日救亡语境下以“民族”或“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危亡为旨归的文学史书写中，与梁乙真、陈遵统那样既充满着站在国家立场上的“亡国灭种”的焦虑，又不能赋予民族主义以现代性内涵和推动力相对应的，是那些具有通脱、开阔的现代思想观念和国家意识的知识分子，尽管这样的思想先觉者极为少见，并且在诸如“同化”、“中国”等观念上与旧的知识权力和谱系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对于“中华”、“中华民族”形成历史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认识所具有的相对意义上的现代性，却使他们站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郑振铎及其并不为人所注意的《民族文话》便是代表。

《民族文话》作于1938年，前7则发表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后8则发表在《鲁迅风》上。“那时国军已经西撤”，“无人能知命在何时，环境更加恶劣”的书写环境，加之《鲁迅风》的停止刊发，所以这部“原想写到民国初止”的文学史话，只“写到孔子便中断下来”。关于这部《民族文话》，作者自言“颇为喜悦”，“我自己很喜欢‘春秋’的时代，所以写这时代的‘话’特别多。这已不是什么‘诗话’‘文话’类的东西了，大类关于周民族的一部分简史”。“从这‘文话’中断后，我已不大在什么公开的刊物上写文章，自‘十二·八’后，我简直是‘绝笔’不弹此调。今日能够再以此书与读者相见，诚是感触万端。‘胜利’带来了‘新生’。且让这‘文话’做一个过去的结果吧。”[32]尽管这是一部未竟之作，但是其中的民族观、国家观以及对文学史的功能作用的认识和理解却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人。对“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形成历史亦有客观认识。在《民族文话·自序》中，郑振铎说：

我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里，经历的“惊风骇浪”不在少数；但却继续的发展下去，消纳了无数的少数民族，扩大了许多的领域。到了现在，我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和其他小民族的一个集体。经过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同化、消纳、混和、迁移的种种阶段，我中华民族已混然的凝为一体；成为不能离间，不能分拆的一个集体。

我中华民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却始终维持着年青的面貌。我们民族不仅没有衰老，而且是在继续发展着的。这一个民族是永远不会衰老的！[33]

在此之前的所有文学史写作中，还没有人以如此准确的文字来阐释“中华民族”的内涵和中华民族发展历史，这种包含着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含义的历史观是其价值所在。

首先，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说，郑振铎的中华民族观是对“五族共和”的超越。郑振铎不仅汲取了晚清以来梁启超等人的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以及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在《临时大总统宣言》里提出的“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的积极因素，同时对中国多民族的具体样态有更加深入和清楚的认识。所以，他在看到满、蒙、回、藏与汉族构成的“五族共和”的同时，还看到了“其他小民族”的存在和对中华民族这一各民族组成的“集体”的重要意义，所以，他的国家理念无疑是具有超越性的现代性意义的。

另外，郑振铎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的历史有着正确的认识，基本上把握了中国多民族成为“一个集体”所经历的“同化、消纳、混和、迁移”的发展过程和基本规律，体现出较为明确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虽然他使用了“同化”一词，但将“同化”与“消纳、混和、迁移”并置，说明他已经开始超越同时代人的种族“同化”主义思想局限，看到了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和多样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中华民族这一各民族认同的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性和复杂性。也正因如此，在《民族文话》中，郑振铎才能够准确地辨析和使用“中华民族”、“周族”“中国”、“中原”等概念。

例如，“在晋室东迁以前，我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征服者的民族，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向南，向西、向北发展着”，“诗经里关于民族的史诗很不少。《生民》一篇是写后稷的出生和功业的。……古公子季历嗣立，遂以岐为基础而伐西落鬼戎，伐燕京之戎；克余无之戎，伐始呼翳徙之戎。殷太丁命他为牧师。这时周民族的兵威是很强盛的。……周民族的成功是我中华民族更伟大的成就了向外发展的开始”。在这里，出现了周民族与中华民族两个概念。从作者对周征伐的历史描述看，这里的周民族指现在的汉族，而中华民族则指汉族对周边各“戎”（今天的少数民族）等部族经过征伐而统一后形成的多部族的集合体。因此，这里的中华民族可以看成是今天之中华民族的雏形。如果我们直接将周民族换成现在的汉族，其意义就更加清楚了。于是，这句话就变成“汉族的成功是我中华民族更伟大的成就了向外发展的开始”，所以，它不仅意味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体的形成的开始，同时还预示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多民族从此走上费孝通先生所形容的“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的发展道路。

再如，在“犬戎的兴起”一节中，作者说道：“终春秋之世，犬戎或西戎为患于中国不止。所谓齐桓晋文，秦穆的霸业，也全都是以尊王攘夷为目标。”这里的“中国”一词。从文中的意思来看，指的是汉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国家（政权），是一个以地域内涵为主，兼有民族、国家内涵的概念。同样，在“齐桓晋文之事”一节中，作者描述道：“周室东迁以后，中央政府的力量几乎完全失坠，而各地方的诸侯又各自维持着几乎完全独立的政权，对于外来敌人们的侵略是很难阻挡住的。帮‘南蛮’的楚子竟敢于兴问周鼎轻重之心，而后来孔子一想到当时的险恶可危的中国的情况，便不禁的要赞叹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是戎狄之服式，也便是犭严狁或犬戎的服式。假如不是管仲出来的话，恐怕中国真要成为匈奴的附庸，中原或将早于晋室南迁的一千多年前而沦陷于异族之手。管仲相桓公，所以要‘九合诸侯’者，其目的全在‘尊王攘夷’，想要联合或统一中国的力量，以抵抗蛮族的侵略。”[34]这里的中国同样指称汉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是中华民族的下一级概念，而且与今天之“中国”完全不同，而中原无疑是地域的概念。郑振铎的对“中华民族”（各民族的集合体）、“中国”（汉族建立的国家和政权）、“中原”（春秋时汉族占据之地域）、“周族”（汉族之主体民族，亦为中华民族之一族）等概念的清楚界定，避免和修正了在此时期许多文学史中存在的将中原与中国混同、汉族与中华民族转换的错误，这在当时的文学史家中，更是绝无仅有的。

其次，具有现代性意味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在抗日救亡的特殊历史语境下，解救中华民族于“灭种”危机的民族主义与拯救国家于“亡国”危机的国家主义理应高度统一，建构成国家民族主义的整体话语。但其前提有二：一是要将此时的“中国”建构成认同国内各民族从而得到国内各民族认同的多民族现代国家，正如亨廷顿所说的：“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个人、部族、种族和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35]所以，在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中，认同首先应该由国家来完成，因为各个民族的成员，在认同的归属上，已经有自己认同的祖先——民族，只有建构起民族个体—民族—国家的双向认同关系，才能要求这些与民族关系更加亲近的民族成员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二是要袪除“中华民族”等于汉族的狭隘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只有将中华民族看成是各民族的共同体的“集体”，才能使“外御其侮”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诉求，这样，国家民族主义才能成为凝聚各民族力量，激发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统一旗帜。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上，郑振铎在批评“许多民贼，便利个人的私图，以‘图天下’之私心”的同时，以“没有一个阻碍能够阻止我们民族的整个的生存与发展的”信心，对各民族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在现在这个异族侵略的时候，我们民族表现得更一致、更勇敢了；回族的勇士们和在山东、广西的健儿比肩作战，满族、蒙族的长老和有志之士们则在中央共同策划着大政方针。我们现在不是为了一家一姓或一朝一代而争斗着，我们是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而争斗着的；我们是整个民族成为一体而一致争斗着的。其意义较历求之对外抗战更为深刻、更为彻底，更为重大。”[36]郑振铎在此描绘出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和谐景象，是全民抗战图景的客观反映，也是借用文学史的话语方式对时代和民族国家应有图景的想象式描绘。其良苦用心跃然纸上。

再次，郑振铎十分重视各民族之间积极融合与友好交往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影响，充分肯定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对中国现代版图作出的贡献，同时还对某些文献记载的谬误进行了辩证。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各民族关系演变和定型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郑振铎所说的中华各民族“同化、消纳、混和、迁移”动态过程的演进方向，在本质上也是各民族的关系史，是各民族由不认同到彼此认同再到高度认同于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是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发展的历史。只有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有清楚的认识，才能对中国文学史中的各民族文学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和准确、客观的描述。在此，郑振铎无疑是十分出色的。

例如，在对周朝汉族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的考察中，便将周与其他民族之间战争投放到周的“势力是更向西伸张开去”的历史背景，一反旧史中只强调其他民族对中原的侵扰。同时，还通过穆王“征”与“伐”的辩证，指出周与其他民族之间曾经彼此认同的友好关系。

对于西方的诸民族，周室大约是一向维持着很友好的关系的。[37]

但据穆天子传的所述，犬戎所居的地方，是在今天山西太原（晋阳）一带。也许他们的势力是更向西伸张开去。把犬戎的地位放在中国的西北部，即今山西、绥远、甘肃一带大约是不会错的。但犬戎之出现，却还在穆王之前。

这一个游牧民族很早的便为周之大患。自武王至穆王二百余年，周民族与犬戎均维持友好关系，各不相犯。穆天子传里所举的犬戎胡与穆王相酬的事，是可能的。……似穆王十二年确有征伐犬戎之举。惟这一年的冬天，恐怕就是穆王西征的开始，正和穆天子传犬戎胡觞穆王的事相合。“征”固可作巡狩解；“伐”即“征”，恐怕也不会真是讨伐的。《国语》有“且观之兵”一语，疑是率“六师之人”到那边耀武阅兵之意。否则与师征伐的结果，而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恐不会有那样的傻人傻事。[38]

对楚人的民族身份、楚民族与汉族文化的融合，郑振铎也有超出当时文学史家的精彩论述：

楚为熊姓，所占居的地方在今长江中流即两源的一带。他们并不是周的同族。在春秋以前，不曾与中原诸国有什么交涉。中原人以蛮夷目之；他们自己也以蛮夷自居。（史记卷四十“楚渠曰：我，蛮夷也”）诗经的十五国风里没有“楚风”。……诗采芑云：“征伐犭严狁，蛮荆来威”，又宫云：“戎狄是膺，荆楚是征。”是均以楚和犭严狁等类齐观。但到了春秋时代，楚民族很快的便吸收了周民族的文化；很快的便进入了中原诸国的争霸的局面上来，很快的便表现出他们蕴蓄着的灿烂的精光来。到了战国，楚文化达到了最高峰。楚国的人才号为极盛，而中原诸国也早已引为同“道”，忘其为“非我族类”了。[39]

故诗鲁颂《宫》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语。以戎狄和荆舒并举，可见“荆舒”在南方强大起来而复欲侵入中原，也是春秋时代的大患之一。晋文的霸业便在于打败了楚师的一举。可是楚人很快便汉化了。便挤入了中国诸侯之列，很快的便也成为五霸之一，且也以盟会为号召了。中国的诸侯便渐渐的忘记了楚是异族之一。她是完全同化于中国了。不见于诗经十五国风的《楚辞》与《楚歌》，很快的便为中国文坛上的骄子。[40]

在这里，将楚民族明确地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来看待，与上一章中所述之陆侃如的观点相一致。在此基础上，郑振铎认为，正是楚民族对于周民族文化的主动吸收而“表现出他们蕴蓄着的灿烂的精光”从而“楚文化达到了最高峰”。这既还原了楚民族在坚守自己民族文化特色和立场的同时，主动吸收汉族先进文化，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了本民族文化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尽管郑振铎在描述楚融入中国时再一次使用了“同化”一词，但“中原诸国也早已引为同‘道’，忘其为‘非我族类’了”，以及对《楚辞》与《楚歌》的赞赏，说明他是从中华民族的形成角度来理解楚的“同化”，指“中国”边界的扩展和新的文化元素的融入，在这种情况下，曾为某一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便成为中华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即，楚辞虽然为楚民族所创造，但已经为中华民族所共享。这也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的整体性恰恰是来源于各民族文学的丰富与补充，从而肯定了各民族文学对中国的贡献。因此，郑振铎的观点以及“同化”与那些完全泯灭或者遮蔽其他民族文化特征的种族同化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再如，在对犬戎为秦所灭的原因的历史描述中，郑振铎说：

韩非子写戎王（大约是八国中之一）失败原因很合理。穆王使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见其女乐而说之。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岁不迁，牛马半死。”这便是以中国的高等文化来诱惑这些游牧民族的。戎人沉醉于女乐，终年不迁移，牛马自然要死亡半数，而其力量也因以大弱。遂为秦所灭。因了由余熟悉西戎诸国的兵势与其地形，别的戎族或小国便也都很容易的为秦国所“服”了。汉民族的拓土西陲，当始于此时。[41]

从“穆王使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各民族的关系，而“戎王见其女乐而说之”，也见证了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至于“戎人沉醉于女乐，终年不迁移，牛马自然要死亡半数，而其力量也因以大弱，遂为秦所灭”则另当别论。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民族文话》的具体叙述中，也残留着为当时文学史所常见的体现汉族本位意识的话语，如，在“犬戎的兴起”一节中，将犬戎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东渐与南进，称之为“侵略”、“入侵”，把犬戎称为“敌人”、“异族”等。客观地说，从历史角度，“为周室最大的边患的敌人是犬戎”，这都是历史事实，同样，历史记载中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表现出蔑视的态度以及我族中心的鲜明倾向，同样也是客观历史事实，这种情况导致了许多民族的历史被遮蔽或者被改写。因此，郑振铎《民族文话》中的局限说明，其中国家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现代性，仍是一种相对的现代性。

正如有人指出：“在民族国家面临危亡之际，民族主义的功能和作用就显得异常重要，它比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都更为有效，凝聚民心、整合和调整各种社会资源，为的就是解除民族的危机或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富强。对于近代以来不断遭受外强欺凌的中国及中华民族来说，民族主义显示出积极的意义，中国人民在这一旗帜下，进行了一个世纪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民族解放，民族主义成为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力量。”[42]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抗日救亡语境，客观上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相当一部分中国文学史中也都表现出了鲜明而积极的国家民族主义倾向，许多文学史家也试图通过文学史这种国家知识建构来唤醒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但是，限于那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加之国家意识形态中种族同化主义民族观和种族民族主义等拘囿，民族、中华民族、国家等概念仍然处于模糊、混乱、混淆状态，大多数人都很难客观、科学地评价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而如梁乙真那样刻意强调或者放大汉族与其他民族间历史上的冲突、战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其他民族强烈排斥态度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不仅不能增强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力，相反，还因为对其他民族感情的伤害而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正因如此，郑振铎的《民族文话》才显示出独有的价值和意义。

[1]李良玉：《从辛亥到五四：民族主义的历史考察》，《江海学刊》1994年第4期。

[2]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297页。

[3]而在此之前，中国境内的非汉民族入主中原，均被称为外族或异族。在前两章中，对此均有描述。

[4]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思想史论》下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页。

[5]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和学生为主体的全国范围内的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等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持续不断。1935年“华北事变”后，在中国的领导下，于1935年底，爆发了规模巨大的“一二·九运动”，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6]李兴：《论国家民族主义的概念》，《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7]孟真（傅斯年）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第81号，1935年12月。

[8]可以说，从建党至今，中国共产党一直奉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这种具有现代性的民族政策和对民族政策的执行，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理论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与宗教平等思想有着直接关系，与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下处理多民族关系的模式的示范性有着重要关联，从实践上说，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多民族发展历史和客观现实的尊重和多民族国家理念的创造性实践。这种实践和理念也为后来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完善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理论资源和现实经验。从民族学的角度说，民族平等政策，体现出的是对各民族合法身份的认同，它同样会赢得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因为，认同有发生和影响总是双向的。正因如此，刘伯承才能够说服果基小叶丹并与其彝海结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而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就很难取得全国的胜利。

[9]［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鲁忠慧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10]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中说：“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www.xing528.com)

[11]参见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鲁忠慧译，第153页，注释第126。

[12]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217—218 页），转引自http:/ /www. chungcheng. org. tw/thought/class06/0019/0026. htm。2009－08－02。

[13]刘进：《民族宗教问题抑或官逼民反——抗战时期海固回民起义再探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32—1033页。

[15]梁乙真的生平待考。维基百科介绍：梁乙真（1900—1950或1951），原名梁梦书，曾用名梁仪真，曾用笔名伊碪。河北获鹿山尹村人（今石家庄鹿泉市），中国近代学者，文艺理论家，所研究为中国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散曲史。中国国民党党员，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梁乙真毕业于上海南方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在山东省惠民、泰安等地中学担任国文教员、校长； 1930年在山东省立第五中学（现临沂一中）任国文老师；历任广东潮梅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编辑主任，《潮梅日报》社编辑主任，《中央日报》社文书主任，国民党山东泰安党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重庆工作，居住在南温泉寄庐，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员，后参加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被授予少将军衔，曾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任要职，后在中央训练团工作。1941年5—7月间，受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委派，到四川省西北部视察团务工作（在此期间撰写了《蜀道散记》）。抗日战争胜利后，梁乙真来到北平工作，历任傅作义将军秘书、北平警备司令部门头沟办事处主任。1949 年1月随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傅作义参加北平和平起义。

[16]［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17]梁乙真：《中国民族文学史·自序》，三友书店1943年版，第1页。

[18]同上书，第1页。

[19]梁乙真：《中国民族文学史》，三友书店1944年版，第11页。

[20]梁乙真：《中国民族文学史》，三友书店1944年版，第62—63页。

[21]梁乙真：《中国民族文学史·序》，三友书店1944年版，第2页。

[22]梁乙真：《中国民族文学史》，三友书店1944年版，第4页。

[23]同上书，第7页。

[24]梁乙真：《中国民族文学史》，三友书店1944年版，第9页。

[25]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26页。

[26]陈遵统：《中国民族文学讲话》，建国出版社1943年版，第1页。

[27]同上。

[28]同上书，第2页。

[29]同上书，第3—7页。

[30]陈遵统：《中国民族文学讲话》，建国出版社1943年版，第91页。

[31]陈遵统：《中国民族文学讲话》，建国出版社1943年版，第113—114页。

[32]郑振铎《民族文话》，三友书店1946年版，第93页。此为1946年出版该书时补写的跋。

[33]郑振铎《民族文话·自序》，三友书店1946年版，第1页。

[34]郑振铎：《民族文话·自序》，三友书店1946年版，第37—38页。

[3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36]郑振铎：《民族文话·自序》，三友书店1946年版，第3页。

[37]郑振铎：《民族文话·自序》，三友书店1946年版，第26页。

[38]郑振铎：《民族文话·自序》，三友书店1946年版，第31—36页。

[39]同上书，第52页。

[40]郑振铎：《民族文话·自序》，三友书店1946年版，第38页。

[41]郑振铎：《民族文话·自序》，三友书店1946年版，第49页。

[42]暨爱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