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民族文学

1937—1945年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是在抗日救亡和全面抗战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史著作共有两类，一类是1912—1937年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延续，该类文学史除了在文献资料、研究深度上有所丰富和拓展外，在民族观及民族文学叙述上并未有根本的变化。此类文学史主要有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史大纲》（1938）、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1939）、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卷，1939—1943）、施慎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1941）、田鸣岐的《历代文学小史》（1943） 等；另一类是陈遵统的《中国民族文学讲话》（1938）、梁乙真的《中国民族文学史》（1943）、郑振铎的《民族文话》（1938）、卢冀野的《民族诗歌论集》（1940）等。这类文学史数量不及前者，但与前者“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截然不同的是，这类旨在发挥我们在“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一章中提到的文学史增加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激发公民的爱国思想和信心的功能的文学史，不仅以抗日救亡为背景，而且本身也是全民族抗战和救亡运动的重要内容。

我们注意到，这些文学史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学”两个核心概念，遗憾的是，在这些文学史中，基于大汉族主义的种族民族主义与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利益诉求的国家民族主义却发生了相悖忤的情形，这主要表现在陈遵统的《中国民族文学讲话》与梁乙真的《中国民族文学史》中。

梁乙真（梁仪真）（1900—？）[15]，河北获鹿人，1925年左右就读于上海南方大学，对散曲颇有研究。著有《中国文学史话》、《中国民族文学史》、《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元明散曲小史》等。

引人注意的是，《中国民族文学史》的扉页上赫然印有蒋中正为此书题写的“民族吼声”四字，同时还有蒋中正的签名和印章，该书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印刷所印刷，可见该书受重视的程度，这在当时的文学史中是并不多见的。蒋中正用“题辞”这种传统仪式和“民族吼声”这种语言，以自己国家权力象征的特殊身份，传达出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指向。这说明，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参与到文学史的知识建构之中，或者说，梁乙真用自己的文学史书写，传达了国家意识形态。

首先，在知识属性上，《中国民族文学史》使用“中国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用意十分明显。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国民与国家内部的民族是一个事物的不同命名，“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一场悲剧”[16]。《中国民族文学史》正是在国家的高度和意义上，突出和强化国家民族主义，从而将文学史书写纳入国家话语系统之中。其次，在知识建构的目的、功能上，“题辞”“民族吼声”中的“吼声”，表明了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反抗态度，将“民族吼声”放置在扉页上，也表明《中国民族文学史》在抗日救亡中，担当着唤醒民众的爱国激情，同仇敌忾，共同抗日，捍卫国家领土、民族尊严、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重任。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我们过去民族光荣的奋斗史迹，及由这史迹所反映的英勇的民族的吼声，这里已统统见到；就此深信我们的民族，终有冲破一切樊笼获得光荣胜利之日。”[17]但是，对于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而言，国家民族主义的基础是对国家内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承认和国家主体地位的确认，换言之，中国国家民族主义的根基应该建立在国内所有民族都是国家公民的一体化认识上，否则，“中国民族”所表述的就不是多民族的中国。事实上，正是在这一节点上，《中国民族文学史》出现了断裂与失衡。

《中国民族文学史》原书名为《近世中国民族文学发展史》因为“所叙的只是宋元明清四部分，宋以前的，都不曾说到，只因书名太长，不便记忆，所以乙真改为中国民族文学史”[18]。全书共4篇26章，从宋代开始叙述。4篇的章目分别为：

第一篇：宋辽夏金元种族战争中的民族文学

第二篇：明代边患倭祸中的民族文学

第三篇：明清剧烈种族战争中民族文学运动的展开

第四篇：由对外战争到最后的国内种族战争间之民族文学

总体上，梁乙真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的战争与外敌入侵，用“国内种族战争”，和“边患”“对外战争”作了区分，说明他对“中国”之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与日本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二者之间的不同性质有一定的认识。这一点，与“民族吼声”所持有的国家立场是一致的，也体现出当时时代语境中的国家民族主义的特点和价值导向。

但遗憾的是，梁乙真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战争性质，在“中国”这一现代装置中的认识，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和问题，因而错误地使用“种族”一词来描述国内各民族间的战争。按照梁乙真那个时代本质主义的种族划分，“中国”之内的各民族以及“外敌”日本人同属黄种人（或蒙古人种）。这样，将“中国”之内的其他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战争称为种族战争就是极其错误的。正如我们在本课题中反复强调的，所谓的“五胡乱华”，特别是宋以后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政权的冲突与战争，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其积极作用，一方面加速了经过长期发展并成熟的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发达的农耕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合和形成进程。只不过，不同民族间的融合并不是通过单纯的移民、婚姻等理想的和平方式进行的，而主要以战争的方式完成的。所以，只看到战争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阻滞和破坏，而没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来认知北方游牧民族在向东、向南扩张中，民族文化的双向影响和融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大意义，也就不能正确评价契丹、蒙古族、满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现代版图作出的贡献。其结果等于对中国真正历史的“改写”，必然会对历史上各民族用生命和鲜血构建起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造成无法修复和弥合的裂痕。

此外，在《中国民族文学史》中，梁乙真虽然将国内的汉族与其他民族间的冲突与战争与不同国家的入侵进行了性质的区分，但将其并置于文学史之中，纳入统一的叙述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二者性质的混淆。在具体叙述时，受表达国家民族主义的潜在目的规约，梁乙真对岳飞、文天祥、陆游、范仲淹等人的所谓的“爱国”的民族文学，以及“外夷”“罪行”进行了双向放大，特别是不加区分地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冲突与外敌（国外侵略势力）表现出同等的仇恨。例如“南渡后诗人之种族战争的吼声”、“蒙古族压迫下宋诗人黍高麦秀之歌”、“种族战争失败后之耻辱的烙印”只强调了其他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冲突，未看到各民族的融合，更未将之纳入“中华民族”“滚雪球”的历史进程，从而在不经意中突出和强化了汉族与其他民族对立。

另外，《中国民族文学史》在古代中国、现代中国的概念上也没有清楚的界定和边界，将汉族等同于中国、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以及大汉族主义的种族民族主义倾向也十分鲜明。例如：

事情好象是成了定例似的，中国内部一发生混乱，外夷就乘机兴起，同时就要为中国的大患。在残唐和五代之际，这在中国历史是一个大混乱的时代，乘着混乱而举的异族是东胡的遗种契丹。它自从势力养成之后，就想作南上牧马的希图。偏偏这时候汉民族里又产生了一个认贼作父借外援以图富贵的石敬瑭。他为了取得自己的政权，不惜认贼作父，引狼入室，且将北边形势之地燕云十六州的地方割让给了契丹，使契丹建立辽国，留给汉族后来一个心腹大患。[19](www.xing528.com)

在中国史上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出来外患最惨的要算是宋代了。三百余年宋室，始终是在外患压迫之下过着喘息的生活。辽、夏、金的压迫刚解除了，国民以为可得到一个小休的机会，却来了一个更凶猛的蒙古民族。终于倾覆了宋室的江山。蒙古族就是鞑靼族，住在贝加尔湖以南的地方，包含了很多民族。[20]

这样，在概念混乱、偷换中，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所急需的调动全国各民族力量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旨归，被大汉族主义的种族民族主义完全消解。

无独有偶，梁乙真的这一思想在沈薇为其所作的“代序”中也有更加清楚的表述和印证：

中国是一个领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如就中国的文学作品整个的拿来研究，自然也能从文学的作品中看出我们的民族性来，我们的民族虽以温柔敦厚为教，但在几千年的民族史上，也有过一番光荣的记载，同时也反映出代表我们民族性的光荣的民族文学。[21]

在春秋以前，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时期我们的民族，在文化方面当然是灿烂光辉，为四夷所倾心企慕，而在政治方面也是四夷宾服，从未受到外族的侵略及压迫。但五伯七雄而后，大并小，强吞弱，所谓周初一千八百国逐渐减少，而统一中国的中华民族，这是始与外族有显著的利害关系的冲突。[22]

汉族以外的各种族，大多数亦不柔弱。南方的荆吴族，虽然是婉转多姿产生优人舞女的地方，可是他们的内心，却沉雄果敢。楚人多才，楚人也善战，性格坚韧，视死如归。[23]

在汉民族自求多福的过程中，虽然整天小心翼翼努力奋斗，但是稍为大意一点，四周的夷狄便会偷偷摸摸地上来，侵占你的土地，杀戮你的人民（李白战城南），抢夺你的妻子（通鉴），掳掠你的壮丁（白居易缚戎人），截刖你的老弱（缚戎人）。周之犭严狁，汉之匈奴，晋之五胡十六国，唐之突 厥吐蕃，宋之辽金元，明之满洲，都是当时的大敌。在我们民族史上不知占据了多少的篇章。[24]

由此可见，梁乙真与沈薇的民族观、国家观都是汉族=中华民族，中国等于汉族建立的政权。这样，本来应该成为激发全民族共同抗日的《中国民族文学史》的“民族吼声”，实际上成了汉族反抗一切非汉族“入侵”和“压迫”的历史。汉族单一的“民族吼声”不仅与整个“亡国灭种”的危机形势不一致，而且与全民族抗日的必然选择相背离。因此，种族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悖忤，不仅消解了国家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也分散了抗战的力量。正如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而斗争》中所指出的：“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和彻底的转变。”[25]毛泽东所说的“全面的民族抗战”是：“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战。”显然，这与国民党的抗战政策有着天壤之别。也正是这种错误的汉族立场上的种族民族主义作祟，使《中国民族文学史》中那些最有价值的部分，如“倭寇犯华动乱中的民族文学”对戚继光、陈第、唐顺之、茅坤、归有光、徐渭等人爱国诗歌的梳理，以及对“鸦片战争中所反映的民族文学”进行归纳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受到了消解。

此时期，与梁乙真的《中国民族文学史》异曲同工的是1938年出版的陈遵统的《中国民族文学讲话》。

《中国民族文学讲话》初版的序言中说：“从九一八以后，民族复兴的呼声，跟着救亡运动的高潮震撼起来。可以讲到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谁都知道非增加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下手不可。这不但是理论，而且实际上教育部已经把这句话定在高、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里头了。可见要想复兴民族，一定要叫全国各个国民，全都有丰富的民族意识，强固的民族精神，而后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才有复兴的可能，再说一个民族，如果具备了以上条件的话，不达到复兴成功的地步，是决不会的啊！”[26]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文学讲话》与《中国民族文学史》同样被纳入到了抗日救亡的国家话语体系之中，承担了与《中国民族文学史》一样的抗日救亡，凝聚国民爱国主义精神的任务。对此，陈遵统有清楚的认识：“增强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的方法，自然有好多种，可以效率最大的，不能不说是文学；因为优美的文学作品，会叫人感动兴奋，尤其是代表民族的优美作品，最会引起多数人的同情。”[27]

但是，关于“民族文学”中“民族”的范畴，陈遵统并没有明确指出，而是说：“我们中国的民族，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让全国各个国民，在短短的时日之中，小小简册之内，可以了解民族文学的大概。”[28]“如果一民族中间，各个的人，全都抱着万众一心，前仆后继的精神，这个民族决不会灭亡，而且一定会复兴的……凡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个个都要记住我祖黄帝；个个都要继续我祖黄帝的努力，本着固有的文化，本着固有的武功，加以发扬，加以推广，复兴我民族，复兴我国家……”[29]在这里，陈遵统站在国家的高度上，有意用“各个国民”置换了“各个民族”。从国家的角度，使不同民族的成员认同或者意识到自己国家公民的身份，激发爱国激情。但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国民是否被国家认同为国民？是否在实际上获得了国民的权利？因为，对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而言，国家对其国民身份的认同，是以对其所属民族的认同为前提的。任何一个民族成员，首先是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这是人的族群归属意识所决定的。在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只有他所属的民族被国家认同，各民族处于现实的平等地位，即各民族都获得国家规定的合法和平等的身份、地位，才能使各民族成员认同国家，形成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反之，各民族成员将不会认同国民这一国家授予的身份。换言之，国家要想唤起每一个国民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责任，通过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来催生国家民族主义情感，就必须在实际上赋予每一个国民合法身份和平等权利。

对陈遵统而言，他用国民来表明自己的国家主义立场，以此来呼应“抗日亡国”的功利目的，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具体叙述上，他仍然没有厘清“民族”与“中华民族”、汉族与中华民族这些核心概念的界线和其中蕴藏着的民族主义倾向。于是，与当时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相一致的几千年形成的汉族正统的种族民族主义，注定会造成国家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之间的矛盾，消解国家民族主义的积极功能和现实意义。例如，在叙述宋高宗时期奸佞专权、忠良蒙垢这一历史时，陈遵统说：“最可惜的是，当时岳飞，韩世忠……等大小数百战，连败金兵，国事大有可为，糊涂的高宗，居然中了金人的诡计，信任汉奸秦桧……等，屈膝称臣，替中华民族留一个大污点。”[30]这里的“中华民族”明确地指称了汉族，并不是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所以说，当陈遵统站在国家主义高度，从“亡国灭种”的角度来寻求解决方案时，尽管意识到“民族”包含了每一个国民，无论他是什么民族；但当他进入到中国历史之中时，在面对无法回避的华夷对立这一历史事实时，传统的国家观念和狭隘的中华民族观念，使他无法站在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历史高度，解释汉族与国内其他民族的战争，只能采取回避的叙述策略来掩遮自己民族主义思想的矛盾。

再如，在面对元代这一非汉族建立的蒙古帝国时，陈遵统没有像梁乙真那样用“蒙古帝国淫威下汉人在文学中的表现”来表述鲜明的民族对立，而是巧妙地将这一棘手的话题绕开：“宋代是道德文章最发达的时代，又是破天荒亡国的时代，关于这种代表民族性的作品，真是不胜其录，只好从此而止，不再多叙了。现在我说一个民族败类，就是众所共知的汉奸张弘范。张弘范是个中国人，助元灭宋之后，在唐山的奇石上头，刻了‘张弘范灭宋于此’七个字。后来明代名儒陈献章替他添一个字，成为‘宋张弘范灭宋于此’八个字。这个字一添之后语音非常奇妙！他又做一首绝句，语意也非常奇妙！做的是：‘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31]由此轻轻一带，便转入明朝文学。但这一段中，我们却从陈献章诗中“中华”与“外夷”的对立，隐约见出陈遵统的“中国人”其实并不包括其他民族。这也使得此类在中华民族危亡成为共同利益的抗日救亡语境下具有强烈和鲜明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情感倾向的文学史，只充满了民族复兴愿望和对日本帝国侵略的愤慨，却难以发挥出凝聚各民族精神、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功能。

由此可见，在抗日救亡的历史语境中，国家话语和意识形态之中深层的大汉族主义的种族民族主义，使其国家民族主义的建构成为一种残缺的图景和无力的“吼声”，这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印证了当时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