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多民族平等意识的萌芽及文学史观中的民族文学

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和实践，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资源。也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视阈下，“中华”、“中国”这些知识概念和所涵容的知识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矛盾才被发现。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现代性主要症候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和民族平等意识的萌芽，虽然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仅仅是一种萌芽，处于文学史知识权力的边缘，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一部分文学史却是本时期最有价值的文学史。

例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的“汉族”、“中原”、“中国”等概念的范畴就有着比较清晰的边界。他不但使用了“少数民族”这一现代性概念，而且能较为客观地评价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客观历史及其文化影响。在谈到金代文学时，他说：“金虽是勃兴的少数民族，但入主北地以后，其文化也突然的达到了很高的地位。”[47]如此肯定女真族的文化水平和地位，在当时的文学史中并不多见。特别是，在论及蒙古族的崛起，郑振铎说：“北方忽如流星的经天似的出现了一个更强盛的游牧为主的蒙古民族。他们在几个政治家、大军事家指挥之下，铁骑所到，无不残破。遂建立了一个旷古未有的蒙古大帝国，竟包括了一部分的欧洲乃至印度在内……在这个强悍的民族统治底下，汉族人民的痛苦之深是无待说的，但文坛却并不见得怎样闲淡”[48]。从赵景深的“金人腥膻，遍染山河大地”到郑振铎的“强盛的游牧为主的蒙古民族”，从鲁迅的“至于元，那时东取中国，西侵欧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这为中国的光荣，则现在可以也归降英国……”[49]到郑振铎“在这个强悍的民族统治底下，汉族人民的痛苦之深是无待说的，但文坛却并不见得怎样闲淡”。这不仅是历史观的进步，也是民族观和文学史观的历史性进步。赵景深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26年，鲁迅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29年，郑振铎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32年，虽然都是间隔四年，但郑振铎的民族观却实现了对赵景深和鲁迅的本质超越。这种超越，只能在具有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后才会产生。换言之，只有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才能够认清中国多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客观现实，才能给予各民族以公正的历史地位，才能客观对待和评价中华民族在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才能使各民族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获得合法的话语权利。

此时期，除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外，从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来认知中国多民族存在历史和文学成就的文学史，还有陆侃如、冯沅君夫妇于1932年将其在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北京大学[50]等学校的文学史讲义予以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这部文学史虽然也按中国历史朝代更替的时间结构进行叙事，但是，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其上编“古民族文学（上、中、下）三讲”。在“古民族文学”（上）中，陆侃如、冯沅君开篇即说：“中国的文学史，应该托始于周民族。原来中国古民族是很多的，但文献可征的，却只有四个民族，即商周楚秦。”[51]应该说，陆侃如、冯沅君也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畴中准确使用“中国”这一概念的。从这一视角，他们发现了中国“古民族是很多”这一历史事实。虽然陆侃如、冯沅君将中国古代民族分为“商周楚秦”四个民族，在今天看来不尽科学，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却标志着中国文学史文学创作主体的多民族身份属性被肯定和重视，从而开拓了中国文学史写作新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空间。因为，从创作主体的多民族身份的角度展开的文学史叙事，是展示各民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和对中国文学多风格直接影响的重要角度。也正是从这一角度，陆侃如、冯沅君探究到楚辞独特风格的奥秘所在：

楚民族，无论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是周民族的劲敌，只是一向误认作周天子属下千百诸侯国之一而湮没了。虽此时尚少科学上的确证，然古籍中却有许多史料可考出周楚异源：一、周称楚为“蛮夷”（如《国语》） ；二、楚自称亦曰“蛮夷”（如熊渠） ；三、官制不同（司败） ；四、方言不同（如“于菟”） ；五、服饰不同（如“南冠”） ；六、音乐不同（如“南音”）。根据这些，我们假定楚为独立的民族，在楚民族的范围以内去寻求个文学起源和演进。[52]

这是我们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中见到的唯一准确、清楚地将楚确定为独立民族，并将楚辞回归于“楚民族”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研究的文学史。

对中国文学创作主体民族身份多样性的关注，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民族平等意识基础之上的，它必然吸引人们对不同民族生存样态和生存空间的关注。于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学的特征和风格便会走进文学史家的视野，中国文学史真正生动而丰富的面影才会鲜活而灵动起来。

将民族与地域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也是本时期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例如，容肇祖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明确指出，楚辞就是在楚地民间歌谣中发展起来的：“南方（楚）的平民文学自来就是很发达了，但从前人们大都对她忽略，所以很少提及的。”[53]“楚辞——大约是公元前第三世纪至第一世纪中国南部的作品，亦有一部分是‘非南方人’仿作的。”[54]将地域概念“南部”和创作主体的族属身份“南方人（楚）”同时引入楚辞研究，才能揭开楚辞神秘的面纱。因为，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是水乳交融般融汇在一起的。一定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气候、植被等对地域文化的形成会提供温床，而一定的民族总是生存在一定地域上的，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样会锻造出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民族文化。否则就无法理解楚辞中特有的意象系统、人与神的关系。当然也就无法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楚辞给中国文学注入的新的风格与样式进行科学的界定。而只有从创作主体特殊的民族身份和特殊的地域文化角度，才能够正确评价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正如容肇祖所概括的：“楚辞在中国文学上的威权与影响很伟大。以时代论，受影响深的自然是汉与三国、六朝；而六朝之后起到清之末年，其风格与句调尚时时为人所模拟。以文体论同，除直接导源于楚辞之‘汉赋’外，其他的诗歌里以及散文里，也多少的受她的恩赐。她的风格与情绪，秀词与丽句，感发了无量数的作家，给与了无量数的资料与他们。”[55]他认为屈原的作品“包含中国诗歌所少有之特点很多，如‘自传式的体裁’，‘以神话作根据’，‘非人类的人格化’Personification，‘含蓄的比喻’Metaphor等等”[56]。

由于文学史观是一个由哲学观、历史观、民族观等多种要素有机构成的整体结构，因此，在本时期的文学史家们的文学史整体观念中，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高度审视，受时代可利用的理论资源等方面的局限，这些文学史家的文学史观中的各要素之间大都存在着相互龃龉和对立的情形，有的在文学观上体现为将民间文学纳入文学史的开阔视野，而在民族观上是汉族本位主义的二元民族观；有的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但却持有同化主义的民族观，包括那些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萌芽，注意到汉族之外其他民族文学成果的文学史家，如郑振铎、陆侃如、容肇祖等。如郑振铎说：“五胡的变乱，直把整个中原的地方，由万丈光芒的文化放射区，一扫成为黑暗的中心，回复到原始的状态里去。在南渡的前后，中原是一无文学可谈的（自北魏的起来，方才有所谓北地文坛的建立）”[57]，就只从汉族本位的立场上看到“五胡乱华”消极的一面，而未能看到所谓的“五胡乱华”对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积极影响，更未看到对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提升和这种提升对中华民族形成的推动作用。再如，谈到梁代的鼓角横吹曲时，他说，这些胡曲输入的时代，与其说是汉，不如说是五胡乱华的时候更为合适些。[58]这显然与上面“在南渡的前后，中原是一无文学可谈的”有些矛盾。再如，张世禄从汉族本位主义的同化观来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但是，却同时注意到了不同地域文化和不同民族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诗经与楚辞亦可以知吾国南北民情之异趣，关于地理者至钜焉”、“文学音乐与语言，皆互有传播之功用。当时楚声之盛行，楚辞之发生，与楚语之游行，其间关系有大可注意者”[59]。这种情况在同期的文学史书写中极为普遍，再以谢无量与容肇祖讨论北曲与南曲的发生与区别为例：

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但大江以北，渐染胡语，时时采入。……大抵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虽本才情，务谐俚俗，譬之同一师承而顿见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60]

南曲为南方人改变词调所创造的。在宋时已有之。当北曲极盛时，南方也被收入了她的势力范围之内，浸至南方诗人亦俱善北曲。在十三世纪的后半，善作北曲的诗人，大都为南方人或北方人而流寓于南方者。然北曲究竟不大谐适于南方人的耳官，所以不久南曲便发达起来。[61]

谢无量的“金元入中国”、“胡乐”、“媚之”、“胡语”、“俚俗”中掩抑不住根深蒂固的汉族本位思想，他只能发现北曲与南曲“北主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区别，并用“譬之同一师承而顿见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来暗示二者的不相容，所以没有揭示出北曲、南曲的流变和北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容肇祖也并未完全摒弃汉族本位思想，甚至把汉族之外的民族称为异族，把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称为“胡人”。但是，在其“中原沦于异族者近四百年”，以及“朔漠荒野，风霜严酷，帐幕生活的胡人，忽入主于山温水软的中原，震眩乎中原文化，性情志趣一起变化”[62]中，容肇祖又将“中原”与“中国”作了区分：“中国文学到宋以后，文学作品显然的与民众接近了。”这样，“中原”就成为中国汉族主要的居住地域，而“异族”也就成为汉族以外却同属于中国这一国家范畴的其他民族，这与将“中原”、“中国”乃至“中夏”与“外族”、“异族”完全对立的民族观有质的不同。正因将汉族与“异族”看成是同一国家中的不同民族，所以，他才能够正视异族的“朔漠荒野，风霜严酷，帐幕生活”，积极肯定异族的“勤俭劳苦”的可贵品格。才能够发现地域环境和异质文化对“异族”性情的影响，从而揭示出北曲南下及北曲与南曲不同风格的内在原因。显然，这就比谢无量对北曲和南曲的评价客观得多，与许多冠之“中国”文学史，实则汉族或汉族文学史相比，也要可贵和有价值得多。

此类矛盾情形，我们还可以用陈子展的《中国文学史讲话》为例来说明。

陈子展，曾任教于复旦大学，1933年他出版了用作讲义的《中国文学史讲话》（上、中册），1937年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讲话》（下册）这部40多万字、凝聚了作者对中国文学史全部思考的史著，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占有一定位置。

首先，在他所见长的《诗经》、《楚辞》的叙述中，陈子展分析了司马迁的《史记》、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序》、王逸、朱熹、皮锡瑞、胡适之、苏雪林、陈本礼等古今文献和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一，就时代说，三百篇是周初到春秋时代的作品，楚辞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第二，就地域说，三百篇代表北方文学，楚辞代表南方文学。第三，就内容说，三百篇多言人事，似属人文主义；楚辞多含神话，似属浪漫主义。第四，就形式说，三百篇篇章较短，较简单，辞句较整齐、较呆板；楚辞篇章较长、较繁富，辞句较参差、较活泼。因此，我觉得楚辞的远源虽然出于三百篇，它的近源却别有所在了。楚辞的近源是什么？我以为是楚国的巫歌。”[63]在这段概括中，陈子展将地域概念引入文学史，进一步明确了《诗经》与《楚辞》作为北方和南方不同地域文化对不同文学风格的影响。此外，虽然他折中、模糊地认可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即“楚辞的远源虽然出于三百篇”但他明确指出楚辞的近源是楚国的巫歌，这等于委婉地否定了出于民族同化立场上的楚辞与《诗经》的直接关系。同时，他还提出了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概念。因此，他的观点在当时既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同时又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和认识，而且，这种文学史的中性处理方式和观点一直为后代所沿用，甚至在今天的文学史著作中，陈子展的上述观点也在被不断的复制。

其次，在民族观上，陈子展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并没有转变到当时的“五族共和”民族国家的立场上，他坚守的依然是传统的中原与中国不分、汉族与中国偷换、中国与其他民族对立的二元民族观以及汉族本位主义的同化民族观。例如，在“蒙古民族与杂剧”一节中，大谈蒙古族的征战历史（这在当时的文学史中是不多见的）后指出：“蒙古诸部落原来都是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一时凭借他们的骑射武力征服了邻近的中国印度大食欧洲诸民族，同时就吸收了这些民族不同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序》痛哭蒙古游牧民族文化低，模仿中国风俗习惯之谬。至说‘忽必列篡江南后，一应渐变，僭行大宋制度，犹禽兽而加衣裳，终非本心。’我们可以从这位大宋遗民的笔下看出蒙古民族改用中国的风俗习惯而同化于中国。”[64]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对具有开放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特质的北方游牧民族而言，对汉族文化或者中原先进文化的主动吸收，既是中华民族凝聚和形成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趋势。注意到蒙古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对提高蒙古民族文化发展水平影响的客观历史事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立足于汉族本位主义的同化民族观却遮蔽了蒙古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文化水平提高的意义，这自然会影响作为历史以及文学史知识的科学性和历史性。此外，陈子展还十分难得地注意到当时很少有人注意的双语现象和汉语与蒙古语的相互影响：“白话的诏书圣旨还很显然地含有许多蒙古译语。从元朝秘史的译文也可以见得当时华语要受蒙古语的影响。因为当日蒙古民族统治中国并不曾放弃他们固有的蒙古语，倒还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译写一切文字。朝廷所用的文牍都用蒙古字为正文，而以各被征服国的文字为副文……大概蒙古皇帝以及蒙古人色目人的长官虽懂汉语，未必都学汉文。往来文牍，大半是蒙古语汉语对译。汉语中也就搀进了一些蒙古语。”[65]但同样，“中国民族不但不能和所谓的‘国姓’蒙古民族平等，在被征服诸民族里算是最被歧视最被压迫的”[66]。这又显示出将蒙古民族排斥在“中国民族”之外，以及将汉族等同于“中国民族”的二元对立的民族观，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民族观下，何谈民族“平等”？

应该看到，此时期中国文学史之所以如此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政府将中国文学史纳入了国家教育体制，成为小学、中学、大学各层次国民教育中的必修课程，从而获得国家文学知识强制传播权力。如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1914）即为“教育部审定”的中学四年级国文科使用的“共和国教科书”；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1915）也是遵照教育部师范学校课程设置所编，供四年级师范学生使用，被列为“师范学校教科书”；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1916）为北京大学文科一年级所使用，等等。所以，许多文学史著都再版多次，如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发行达二十版、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自1918 至1932年，再版达十七次等。但是，客观地说，此时期国家虽然认识到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并在政策、体制上为这种“萌芽”提供可能的生长环境，但是文学观、民族观、国家观正处于转型时期，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观尚处于缺席状态，所以，许多包含着进步民族观的文学史家们的文学史观中的其他要素间也存在着相互龃龉与良莠混杂的情形。因此，中国文学史也不可能承担起客观认知中国多民族发展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重任。许多所谓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只有“中国”文学之名，而未有作为国家文学史的“中国”之实。但是作为一种知识权力，这些文学史却对后世的文学史写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今人们指出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汉语文学史或者汉族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二元分置等诸多缺陷，作为一种“知识传统”，都能在本时期的中国文学史中找到源头，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1]本书1922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1936年8月印至7版，书名为《新著中国文学史》。上海教育书店1931年版，书名为《中国文学史》。1941年日本人井东宪曾译成日文，由东京高山书院出版。参见《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

[2]孙中山：《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民立报》1912年9 月8日。转引自［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鲁忠慧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3]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文集》下册，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565页。

[4]在电文中，孙中山说：“汉、蒙本属同种，人权原自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幸福……今全国同胞见及于此，群起解除专制，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

[5]［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鲁忠慧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6]孙中山：《在桂林军政学七十六团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文集》下册，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553页。

[7]［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鲁忠慧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8]青色代表光明纯洁、民族和自由；白色代表坦白无私、民权和平等。

[9]《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90页。

[10]《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0页。

[11]《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

[1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32—1033页。

[13]参见王梦曾《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封面。

[14]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大东书局1933年版，第1页。

[15]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第1页。

[16]同上书，第3页。

[17]曾毅：《中国文学史》，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版，第21页。

[18]参见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一，中华书局1918年版，第35—38页。

[19]同上书，第38页。

[20]胡适：《白话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21]胡适：《白话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4页。

[22]可惜的是，胡适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融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

[23]胡适：《白话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24]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光明书局1925年版，第20—21页。

[25]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北新书局印行1930年版，第285页。(www.xing528.com)

[26]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作家出版社1954版，第1页。

[27]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初版，第131页，1931年出至第10版。

[28]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

[29]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30]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

[31]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4页。

[32]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上海慧记书斋1931年版，第5页。

[33]这里的“夷文化”中的“夷”，指的是与华夏相对的各民族文化。

[34]王梦曾：《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72页。

[35]同上。

[36]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初版，1931年第10版，第131页。

[37]同上书，第154页。

[38]参见百度·百科http:/ /baike. baidu. com/view/1722064. htm。

[39]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60页。

[40]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九，中华书局1918年版，第1页。

[41]同上书，第15页。

[42]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吴梅：《中国文学史》，参见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465页。

[43]黄现璠遗稿，甘文杰、甘文豪整理：《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五）》，《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44]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1页。

[45]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30页。

[46]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153页。

[47]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1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71页。

[48]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1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71—172页。

[49]鲁迅：《〈奔流〉编校后记（十）》，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50]参见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51]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大江书铺1932年版，第13页。

[52]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大江书铺1932年版，第29页。

[53]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北新书局1930年版，第23页。作者1926年于国立北京中俄大学著。

[54]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30页。

[55]同上。

[56]同上书，第31—32页。

[57]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1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75页。

[58]同上书，第200页。

[59]张世禄：《中国文艺变迁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50—51页。

[60]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九，中华书局1918年版，第15页。

[61]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140页。

[62]同上书，第137页。

[63]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68页。

[64]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153页。

[65]同上书，第158—159页。

[66]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