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表述的文学：20世纪中国民族文学的历史书写

所谓的“华夷”是两千多年中从未间断的华夷交融、冲撞以及“华夷之辨”中逐渐形成和积淀下来的一种华夏（汉族）正统，非汉民族非正统的知识结构。维系这一结构总体稳定的是“中心—边缘”的对立。古代华夏与其他民族所居之地理位置形成了中国明显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对封闭的“华夷文化圈”，汉族发达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中形成了独立的“文化引力场”。引力场本来是一个由不用物质质量及其变化决定的动态场域。因此，在汉族先进（强势）与四夷文化[33]（弱势）的交融、冲撞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汉族强势文化心理和我族中心主义知识话语系统。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统治权力的数易其主虽然并没有在文化上对汉族文化产生破坏性影响，甚而其他民族文化的部分融入和对汉族文化的接受，还在客观上增强了汉族文化的活力和影响力。但是，几次少数民族入主华夏文化的核心区域，以及政治统治权力的丧失却强烈地打击了汉族强势文化心理，作为本能的反作用力，强化了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以及华夏对其他民族的排斥。这种对立与排斥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统统称“外族”、“异族”、“蛮族”甚至将其妖魔化。而且，“外族”、“异族”、“蛮族”这些在中国历朝历史文本中被华夏（汉族）所建构出来的关键词，以知识的“信念”属性，成为该时期文学史写作中民族文学叙事最主要的知识权力规约。

例如，在继林传甲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之后，现今可访的最早并且作为“共和国教科书”的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1914）。该书在论及金、元、清代之文学时说：

自宋人为词，间用俚语。金元以塞外蛮族入据中原，不谙文理，词人更曲意迁就，雅俗杂陈而曲作矣。[34]

……凡历代之外族所谓匈奴、突厥、鲜卑、蒙古者，至前清则东自高丽，西迄葱岭，北自西伯利亚，南极交阯，皆融洽于一炉，影响所及文学亦不复分畛域。[35]

第一段文字中将女真、蒙古族称为“蛮族”，是人们所熟悉和习惯的对汉族以外的民族的蔑称。“蛮”指“野蛮”、“荒蛮”，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第二段将匈奴、突厥、鲜卑、蒙古族都称为外族，既是第一段“蛮族”范围的扩展和具体化，也是汉族“我族中心主义”的直接表达。再以这两段文字中的蒙古族为例，将蒙古族既称为“蛮族”，又称为“外族”，说明在王梦曾的观念中，蒙古族既是与汉族对立存在的独立民族，又是文化落后于汉族的“野蛮”之族。称蒙古族“不谙文理”则显然是基于汉语强势文化心理和汉族文学知识标准得出的结论。所以，在探究清代文学尚词尚理两派并盛的原因时，王梦曾虽无法回避满族掌握了政治统治话语权力后清朝疆域的变化，导致的各民族“融洽于一炉”“华夷圈”文学主体的空间位置的重新分配和多民族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引力场”的变化——“文学亦不复分畛域”。但汉族=中华，中华与“外族”（其他民族）对立的汉族强势文化心理，却使他不可能对“不复分畛域”这种文学权力新格局中各民族文学关系进行细致梳理和文学史的客观描述。

在体现此类民族观的文学史著作中，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显得很特别。这部文学史是作者于1926年在绍兴第五中学所编写的讲义。该书极少对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描述，作家与作品大都被从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其所论作家，皆无族属，然而，中心与边缘对立的知识传统、政治统计权力的丧失对强势文化心理的打击转化为文学史中非理性的叙事：

宋室南渡，国事蜩螗，金人腥膻，遍染山河大地，怎得不使有志之士，咬牙切齿，攘臂疾呼？所以辛弃疾辈才有豪放的词作出来。到了后来，亏得岳飞的英武和赤心，才把宋室弄成个偏安之局，使金人不敢再渡黄河。[36]

在谈到元代戏曲时说：

中国的戏曲发生的很迟，虽是在春秋时已有优孟扮孙叔傲的衣冠，但完全的戏曲，却是始于金、元的……为什么戏曲发生得最迟的这一个问题，各人的解释纷纷不一，大约由于外族入侵中华，文言文为正宗的观念打破，且科举久废，文人无所事事，见民间演戏之风大盛，便从而编戏了。[37](www.xing528.com)

理性与客观本来是历史叙事的基本规范，“咬牙切齿”这种极度情绪化非理性词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强烈仇恨。此外，赵景深还使用了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系统中具有领土和主权意义的“入侵”一词。入侵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畴中，特指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强行进入或者占领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从而对被侵入国构成主权侵犯。赵景深的“外族入侵中华”便将辽、金、元看成是与汉族以及汉族建立的王朝相对立的民族与国家，从而将北方游牧民族排斥在“中国”之外。这也进一步说明，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和知识体系中，中华仅指汉族建立的政权和占据的疆土，与现在的中华并不是同一概念。

不仅如此，在上述第一段引文中，我们还注意到“金人腥膻，遍染山河大地”一句。“百度·百科”引征大量诗文对“腥膻”一词作了如下解释：

1.难闻的腥味。亦比喻人间丑恶污浊的现象。例：晋·葛洪《抱朴子·明本》：“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浄也。”南朝·梁·沈约《需雅》诗之三：“终朝采之不盈掬，用拂腥膻和九谷。”《西游记》第七二回：“那长老闻了一闻，见那腥膻，不敢开口。”清·唐孙华《憎蝇》诗：　“但知逐腥膻，偏能变黑白。”郭沫若《恢复·血的幻影》：“绵绵的春雨，你洗不尽这大地的腥膻。”

2.指肉食。例：《梁书·文学传下·刘杳》：“天监十七年，自居母忧，便长断腥膻，持斋蔬食。”唐·徐夤《溪隐》诗：“绝却腥膻胜服药，断除杯酒合延年。”清·方文《赠于息庵先生》诗之一：“垂老岂能忘战伐，长斋不忍近腥膻。”孙中山《建国方略·以饮食为例》：“欧美之人所饮者浊酒，所食者腥膻，亦相习成风。”

3.旧指入侵的外敌。例：《太平广记》卷一九九引唐·郑处诲《刘瑑碑》：“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明·姚茂良《精忠记·应诏》：“率百万之师，决千里之胜，扫荡腥膻，殄灭无遗，庶可以雪国家之耻。”清·谭嗣同《治言》：“吾中国帝王之土，岂容溷以腥羴！”欧阳予倩《梁红玉》第三场：“我也是北方人，有家难返，何日里，雪国耻，扫荡腥膻？”[38]

有意味的是，第3条词义所引征的诗文中，从唐代的郑处海、明代的姚茂良、清代的谭嗣同，到现代剧作家欧阳予倩，用“腥膻”代指的“外敌”，全部是现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从所引诗文的写作时代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族正统、本位主义民族观被建构以及被知识化的历史过程。因此，作为对其他民族排斥、歧视的二元对立文化传统和畸形的复仇文化心理支配下的文学史叙事，赵景深的文学史中出现“腥膻”一词也就成为对其他民族妖魔化的再现。

特别指出的是，胡怀琛于1931年所著的《中国文学史概要》，将这种二元对立民族观推向极致。在叙述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时，他说：“从东晋到南北朝，中国的民族史上更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旧史家称为‘五胡乱华’，就是那时候西北的外国人侵略中国，把中国的地方占据了。晋室因而东迁，由今陕西迁到今南京来，长江以北的地方差不多被全部侵占去了。所谓的‘五胡’，就是匈奴、羯、鲜卑、氐、羌五种外国人。”[39]他不仅将其他民族作为与汉族完全对立的民族国家看待，甚至直接称其他民族成员为“外国人”，从而分割了“华夷圈”，把其他民族干脆排斥在“中国”之外，体现出明确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二元对立立场。

此外，当时影响较大的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在叙述辽金文学时也说：“辽初称契丹，金称女真，俱起塞北。遂以兵力蹂躏中夏。宋兴未久，先已苦辽，接以金人之患，至弃中原。”[40]“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41]而吴希祖、吴梅这样在北京大学承担文学史课程讲授的名家，在其讲义中，也都使用“异族”，“入据中夏”、“入主中华”[42]这种基于我族中心主义和混淆“中国”与“汉族”概念的知识权力，对其他具有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民族进行对立、排斥乃至妖魔化。无疑，这样的民族观及民族文学叙事所建构的“中国”文学的“历史”“知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