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族共和”语境始于中华民国诞生的1912年，终止于中华民族又一次应对“亡国灭种”危机的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期间有中华民国创始期的动荡与反复，也有国民党的“黄金十年”。在这一时期，“五族共和”这一国家框架中的民族主义话语成为时代的“共名”，主导了中华民国建构的方向，也主导了新三民主义对三民主义的修复和完善。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第一个黄金期，期间涌现出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又名《共和国教科书文学史》）（1914）、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15）、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1915）、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1916）、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纲》（1917）、葛遵礼的《中国文学史》（1928）、胡云翼的《中国文学史》[1]（1922）、王梦曾的《共和国文学史》（1923）、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1924）、胡毓寰的《中国文学源流》（1924）、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1925）、鲁迅的《中国文学史略》（1926）、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1926）、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1928）、周群玉的《白话文学史大纲》（1928）、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1929）、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1930）、蒋鉴璋的《中国文学史纲》（1930）、欧阳溥存的《中国文学史纲》（1930）、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1930）、郑振铎的《插图中国文学史》（1932）、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1932）、刘麟生的《中国文学史》（1932）、陆侃如和冯沅君的《中国文学简编》（1932）、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史》（1933）、陈子展的《中国文学史讲话》（1933）、张世禄的《中国文学变迁史》（1933）、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1933）、林之棠的《新著中国文学史》（1934）、朱子陵的《中国历朝文学史纲要》（1935）、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1935）、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1935）、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1935年）、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新编》（1936）等。本章重点考察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制度环境、文学史的基本样态和文学史中的民族与民族文学的存在方式和话语形态。(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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