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中国，何来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与中国文学学科建立，是中国现代教育知识体系与学科分类的产物，而中国的现代教育，则是晚清君主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转型的动力不是来自国家内部的社会变革能量聚积所导致的裂变，而是中华民族和国家命运危机的产物。

两次鸦片战争表面上是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而本质上却是有史以来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中华文化）的第一次正面攻击。在这场攻击中，受到致命打击并开始其殖民历史的，不惟中国，同样有着强势东方文化的印度也首当其冲，未能幸免，可以说，这是崛起的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向以文化或者文明认同作为终极维系的东方古国发起的全面攻击。此时，以英、法为核心的一方早已经完成了由传统君主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在世界经济、军事、文化格局中处于强势地位，并且与其他民族国家结成了试图占有与分享东方乃至世界全部资源的利益联盟，因此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甚至，刚刚经过明治维新完成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日本，也迅速进入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中，并通过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掌控了对中国的话语权。而此时的中国，依然停留在的君主帝国的传统国家时代，虽然还保持着中央帝国或天朝心态，但已经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战争的结果毫无悬念。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始终以中央帝国和“天朝”自居，孤立于世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中国人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对此形势，李鸿章概括得非常精确：“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于是，自洋务运动开始所坚守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方略，以及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成为时代的核心话题，许多仁人志士纷纷为当时的清政府开出各种富国强兵的良方。

但是，在深入探究中国何以落后的深层原因时，有识之士发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缺失是最主要原因。正如李扬所说：“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就显然不仅仅是文化自身的危机。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西方民族国家的挑战。一个没有正式国名，没有明确边界、没有国旗，没有国徽，没有国歌——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全民认同的‘现代政府’的‘文化中国’根本无法回应这一挑战。……中国的民族国家问题开始变成无法回避的历史要求，并且不断以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方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2]正因如此，梁启超在1900年写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总结性地指出：“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同时，梁启超还指出了传统国家形态“朝”与现代民族国家“国”的重大区别：“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3]可以说，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文化殖民多重危机与压力下产生的现代民族国家诉求，成为当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也由此形成了晚清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时代语境。

然而，“文化中国”尽管有三千年的历史，但是除了积淀并形成“以德治国”的道德伦理柔性的“国家”理念和秩序，以及“远人不服，故修文德以来之”的自我中心的天朝文化和心理结构外，并没有为现代民族国家积淀下任何可资借鉴的范式和思想资源。于是，英、法、日等民族国家的建构模式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者的重要理论资源，对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研究以及中国化的民族国家理论设计，成为当时主要的思想潮流。例如，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异同论》中就认真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两种民族国家思想，指出：“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群之进步；及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唯有强者之权力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4]然而，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不是民族国家的全部，包括二者间的矛盾与冲突也不是民族国家的主要矛盾冲突。所以，主权意识、民族意识、民权意识等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理念，仅仅是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的个人话语，而非当时晚清的国家话语。至少，现代民族国家所涉及的国家领土、疆域、主权以及民族、历史、文化、地理、宗教、国民素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等国家主权话语，都是晚清所不具备的。正如狄考文所言：“今之中华，非复昔之中华矣，国大而弱，民贫而愚，人虽众无所用之。”[5]而对于晚清的决策者而言，在亡国灭种的严酷现实和精英知识分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思想的启蒙的双重压力下，无疑也意识到了国家转型的必然性，然而，这一转型的前提就是不能失去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权力，即皇权的绝对拥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别无选择的历史趋势、现代民族国家的朦胧构想以及“师夷之长技”的具体努力终于演变为试图对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文化、科学、教育进行全面借鉴的“戊戌变法”。

尽管“戊戌变法”推出了若干“新政”，但“戊戌变法”毕竟是在传统中国的框架下、试图通过对旧有国家体制的调适来顺应世界民族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代化潮流，这就决定了其性质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从民族国家理论的角度，无论是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还是朝廷要臣、地方官宦，此时都还没有清醒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张海洋在考察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发生和发展时说：“直到150年前，中国，包括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民族，如汉、藏、蒙古、满等，都还持有以天下和四海为政治边界的信念。这些古代中国人要统一的，不限于哪个民族或族群的疆界，而是如同基督教要教化的‘羔羊’和佛教要普度的‘众生’一样，包举宇内。”1793年，博学的乾隆皇帝还向来“天朝”“朝贡”的英国外交史诏谕：“兹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所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打破了中国文化大传统固执数千年的‘海内一宇’梦。接连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先觉者知道，世界上不仅有与之分庭抗礼的列强，而且这些列强多是‘民族国家’（nation），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民族国家’对中国的侵略”[6]。在这种情况下，晚清之所以接受变法的主张，并不是对导致战争失败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落后的根本原因——民族国家缺失的反省和认识，而是西方“船坚炮利”的外部压力和改变被动局面的现实功利二者合力的结果。或者说，对于晚清政权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在于如何应对和化解面临的危机。因此，在个人权力与国家权力、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传统中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最终选择上，还是选择了前者。“戊戌变法”失败后，所有“新政”都被废止，除了京师大学堂。(www.xing528.com)

此外，影响和关系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以如何对待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这一自华夷之辨始，伴随中国两千多年的民族问题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期变得更加突出。正如日本松本真澄所说：“建立复合种族（汉种、满种、蒙种等）之国还是建立单一（汉种）之国的两种争论，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争论的焦点。”[7]在这些争论中，梁启超“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观点、严复“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檀君旧国，箕子所封；冒顿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国邃古以还，乃一种之所君，宜未尝或沦于非类”[8]的认识、康有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相结合，认为“满族和汉族宗教原本是相同的。沈文定公以来汉人一直高居政权之位，同治以来的总督巡抚几乎都是汉人，汉满之间没有什么芥蒂”，“容易引起黄种之间各族争乱的种族区别意识的蔓延，必将成为实现大同社会的障碍”[9]等重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身份与地位的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然而，在晚清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排满”依然是强势话语，例如，邹荣1903年发表于《苏报》上的《革命军》，一方面阐释了他对现代民族国家“民主共和”体制的想象式构建，另一方面却擎起革命排满的大旗。而后者注定使其“中华共和国是自由独立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因为，对于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中国”而言，没有满、蒙、回、藏，何来中国？所以，对满族等其他民族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地位的确认，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前提和基础，而邹荣那种带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复仇式的排满，只能带来民族间无休止的杀伐，在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装置中，剥夺其他民族的生存权利和主体地位，其本身是非现代性的。因此，借满族成为统治民族给汉族带来的“耻辱”，宣泄极端种族主义情感，试图将所有满族人全部驱逐出“中国”，绝不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正确方案。但在《革命军》中，我们分明感受到对满族的切齿之恨和浓烈的复仇杀气。松本真澄也注意到：“邹荣对满洲种族做了如下描述，‘有毛有角’、‘野蛮’、‘游牧羊臭的夷狄’、‘有着狼之心的游牧卑微的种族’、‘贼’、‘虎和狼’、‘其地污浊’、‘其心兽心’、‘其风俗为毛皮风俗’……形容汉人的是‘神圣的’、‘文明的’、‘黄帝神圣的子孙’、‘聪明的’、‘其地为神州’、‘其一块土地也是始祖黄帝的遗产’、‘汉皇人种’。”客观地说，这种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不仅因为汉族人口的绝对优势，还因为汉族文化的绝对优势，其中更有蒙古族及满族等少数民族所获得的统治中国的权力在汉民族文化心理造成的巨大耻辱感所导致的仇恨心理。这也成为清政权无法也不敢主动进行国家转型的重要原因。因为将少数民族妖魔化与将汉族神化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只不过这种传统在邹荣这些晚清的“革命者”身上的延续有些吊诡。这样，他所要建构的“中华共和国”只能是汉族的共和国，而非梁启超将各民族“组成一大民族”的多民族中国。前者是历史的倒退，后者是历史的进步。

值得强调的是，邹荣在《革命军》中的极端种族主义的排满和复仇心理，深刻地影响到孙中山。1905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作为纲领之一，同样将满族排斥在国家之外，表现出鲜明的排满倾向。虽然在1906年，孙中山在解释民族主义时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家，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10]从表面上看，“革命派所攻击的对象不是全体满洲人，而是转变为‘篡夺’政权、实行专制统治的满洲朝廷”[11]。然而稍加注意不难发现，在此，孙中山仍然将汉族放在与满族对立的位置上，仍然对满族取代汉族的统治地位耿耿于怀。熟悉历史的人都清楚，“害汉人”并非满族的发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商纣花样翻新的“行刑之法”，对汉人的“害”远远超过满族的“留辫子”。但为什么满族的“害”被如此放大？原因很简单——汉族正统的种族歧视。这种致命的民族观也为中华民国埋下了隐患。

所以，在晚清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虽然中国的民族问题已经成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方案中不能不面对的重要问题。但是，处在转型期的晚清，一方面无法改变转型的必然趋势，而另一方面又无法明确而统一地认识到怎样转型——新的“中国”如何定型。所以，人们只好被动地面对“中国”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概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既然列强各有其‘民族国家’，中国作为被动的一方，也就成了‘中华民族国家’。此后，这个被列强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华民族国家（Chinese Nation）强大，就成为中华各民族志士仁人号召民众认同和追求的目标。”[12]这种现实也使得与国家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国家教育体制的建构失去了基本的导向和根基：没有“中国”，何来“中国”文学史？即便是有了中国文学史，这中国肯定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而依然是“天朝”或“天下”范畴的“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