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表述的文学：20世纪中国民族文学均衡调适

对于文学史这种知识建构而言，在通常情况下，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写作的规约，与文学史的知识属性是矛盾的统一体。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史进行规约，是国家利益决定的。但同时，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也同样对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反规约。也就是说，既然文学史是一种知识，所以，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的规约，必然要遵循知识自身的科学属性；既然文学史是一种国家知识，知识建构主体在具有国家意识的同时，也会依据文学史知识的体系性和科学性，对现时的国家权力意志进行检视和修正。因此，洪子诚指出的“个人的观点是不被允许”的，仅仅是当代中国政治高度一体化的畸形制度之下所导致的文学史写作的极端化情形，而非文学史的常态和基本规律。

例如，“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既是客观历史事实，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体现，它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规定了基本路径。但是，作为国家知识的文学史，能否从知识建构的层面上，在中国文学的客观历史中找到证明“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一种“真的”和“证成”的信念的证据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诗经》、楚辞、南北朝民歌、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各民族优秀的文学成果以及当代各民族文学的创作实绩，都是充分的证据。）这说明，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虽然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也应该立足于国家的客观历史。然而，在既往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中，还少有“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的国家意识，国家知识属性在文学史书写中一直受到忽视。甚至，在很多时候，当我们指责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写作权力的过分规约时，却忽略了文学史在获得叙述权力后对国家的疏离；当我们强调文学史写作个人叙述权力的合法性时，却挤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下的各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平等性与合法性地位，甚至挪用了“中国”的概念。可以说，国家知识意识的缺席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此外，既然中国文学史是国家文学史，中国国家的历史进程和国家属性也自然成为文学史必须要考虑周详的因素。只有将国家意志与文学史的知识性融合在一起，才能使文学史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利益，又具有知识的体系性与科学性。事实证明，脱离国家客观历史和现实的意识形态规约，很难保证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而过度强调国家意识形态规约，又很难保证文学史的科学性。因此，知识分子话语对历史阐释权力的合法性、独立的学术精神、民族国家意识以及知识的完整性、科学性之间的冲融在所难免。

首先，知识分子个人对文学史阐释权力的合法性与民族国家对知识化的文学史叙述规约之间的矛盾。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一节中，评论史学界关于印第安人起源时说道：“绝大多数理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的依据是信念而不是理性。各种时髦理论走马灯般换来换去，每一种都反映了当时的见识和偏见。”[80]显然，从客观历史来说，印第安人的起源只能有一种。但问题在于，当我们把印第安人的起源当成一种关于印第安人的历史知识的主体性建构的话语实践时，每一个人都拥有基于不同知识谱系对印第安人起源的合法阐释权力，不同的答案正是这种阐释权力使用的结果。甚至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在印第安人起源这一问题上“绝大多数理论都是错误的”，也是从自己的全球性史观得出的历史结论。

所以，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具有不同的知识谱系，立足于不同的理论资源，对相同的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认知和结论，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特点。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成一家之言”不仅是中国史官文化的传统，也是历史知识话语建构主体性的重要标志。对于文学史家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自己的文学史话语建构是否科学（无论科学的标准怎样）并不是核心问题，而能否获得对文学史的阐释权力，以及自己的阐释权力能否获得合法性地位，才是文学史家关心的问题。

在个人学术话语实践的文学史中，文学史研究者将文学史看成是个人对历史的理解，完全可以不考虑文学史的“身份”和属性，只凭借自己的知识谱系所形成的文学观、历史观来解读、叙述和建构文学的历史。这样，他所构建的文学史空间就成为研究者的个人知识话语空间。需要肯定的是，正由于基于不同理论资源和知识背景的不同的个人文学史话语空间的存在，才形成了如今中国文学史丰富的知识体系，才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和接近中国文学史的多种路径。但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体现了文学史家个人文学史知识话语的文学史，无论其数量、影响力以及在国家教育体系中被应用的程度，均不占主导地位，这是由其非国家知识属性而决定的。

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要求研究者首先要具有明确的国家意识，从国家知识的角度来规约自己的话语。与个人学术话语实践相比，作为国家知识建构的文学史，不像作为个人学术话语实践那样，可以从自己熟知的理论和角度来审视和解读历史，或者以自己的知识谱系观照历史，而是要从国家知识的高度来再现历史、发现历史和重构历史。这就需要文学史研究者要具有国家的立场与视野。国家构成的所有元素（领土、领空、人口、思想、文化、历史、法律、制度、军队），以及国家的性质（单一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都是研究者在进行文学史实践时应该重视的元素。

作为国家知识建构的文学史的科学性表现在：一方面，当国家因素作为文学史观构成因素后，研究主体还应明确：这些元素在作为国家知识建构的文学史话语实践中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任何一种元素的缺失，都会对文学史的完整性造成损害，进而影响到文学史作为国家知识应有的科学性。同时，这些元素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具有多方面的内在关联。比如，人口与民族、思想与文化、地域与民族、历史与意识形态、个人话语与法律制度等。因此，指导国家知识建构的文学史写作的文学史观，就是由多重相互关联的元素构成的有机整体观念，这是作为国家知识的文学史的属性所规定的。

例如，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创作主体的民族成分上，中国文学是多民族作家共同创造的文学成果的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的文学传统、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的语言符号、不同民族还有不同民族的文学样式。因此，从多民族文学的角度而言，中国文学是多种民族身份、多种文化背景、多种文学传统、多种文学语言、多种文学样式的文学整体结构。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各民族文化，融汇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说，中国是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家，南北、东西跨度相当之大，不同地域有不同地域的文学，楚风汉韵、南曲北歌各有风姿，使中国文学史呈现出不同的地域风貌，加之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移民等多重历史原因，同一民族的文学也会有地域的差异；从历史角度而言，仅“中国”这一概念本身在历史上就发生了多次转换和变化，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是不同的历史范畴和国家概念，因此，当我们使用“中国”这一概念时，就不能没有历史意识。

因此，作为国家知识的文学史，要求研究者必须将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个人阐释的权力及合法性与国家知识的科学性、客观性规约统一起来。换言之，研究者应该充分理解和认识作为国家知识的文学史在多样化的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格局中的主体性地位，认识作为国家知识的文学史所应该具有的客观、全面反映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科学地研究和总结国家文学发展历史规律的本质属性。只有认识文学史在国家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够完成文学史在国家知识传播中所承担的任务。

其次，知识分子独立的学术精神与国家意志之间可能出现的龃龉。

知识分子独立的学术精神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品格。就现实而言，民族国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充分的话语自由空间，这也是现代民族国家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知识分子独立的学术精神表现为对知识、正义和真理的绝对追求，这种追求是人类思想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知识分子的独立学术精神是在一定的时代、民族、国家的具体语境中产生和建构的。从古至今，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从属于一定的时代、民族和国家，从来没有超越时代、民族和国家的绝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和话语空间。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国家某一时期的意志与人类发展的方向相悖时，知识分子独立的学术精神就有可能对之发生扭拒作用，改变或者促使改变某种民族、国家意志。如在欧洲文艺复兴、中国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独立的学术精神，以及产生的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都对历史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从人类发展历史总的进程来说，知识分子独立的学术精神与民族国家意志应该是并行不悖的。知识分子的独立学术精神是在国家这一现代性的空间中实现的，因而，其独立也是相对的。国家的自由度越高，知识分子拥有的独立学术空间越大，有时甚至会消除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规约——边界感。在这种情形下，某些知识分子便容易忽视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为，自己所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与民族国家毫无关涉，国家意志与个人学术意志亦无关联。殊不知，无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还是自然科学研究，其职业特点和身份虽然是知识分子，但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所有的知识分子又是该国家的普通公民。作为国家公民，在获得和行使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也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国家利益，知识分子及其所进行的学术活动概莫能外。

就文学史写作而言，知识分子独立的学术精神极可能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某种新的突破和发现。但片面强调这种独立性，漠视民族国家利益，往往会削弱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使其所谓的研究走向歧途，丧失文学史应有的科学性，研究者独立的学术精神及其应有的价值也会受到消解，甚至走向单纯的个人功利化的学术研究泥淖。

再次，认识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还要解决“民族国家”的泛政治化理解和意识形态恐惧症。

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现代性装置。从动荡纷争的上古中国，到“合法性由人民或民族决定”[81]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或民族权利得到保障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凝聚，成为一个全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并且，这一进程还将延续下去。

然而，在如今的学术领域中，对民族国家总有一种泛政治化的错误理解，好像一提到民族，就是极端民族主义，一提到国家，就是学术政治化或学术的意识形态化。在某些学术领域或学者那里，意识形态的恐惧症远没有消除。谈到国家利益，就会联想到意识形态，由意识形态就会联想到极端政治化时代人和社会受到的戕害。将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等同于极端政治功利，追求所谓的纯粹的学术研究，同样会使学术研究走向歧途。

以意识形态为例，产生于18世纪启蒙主义特殊的文化、哲学语境的意识形态科学理论，“包含着对进步、理性和教育的重新信任和乐观态度，相信人类的解放”[82]。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到福柯、阿门图塞［意识形态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representation）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伊格尔顿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理论，都没有否认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在社会组织、人类群体和知识结构中的影响。正如乔治·拉雷恩（Jorge Larrainr）所说：“虽然其中许多理论家试图抛弃意识形态概念，认为这个概念与现代理性精神和认识论上的绝对主义关系过密，但这类批评仍可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批评。不管怎样，我的观点是，虽然他们在形式上反对和拒绝意识形态概念，但他们最终从后门把这个概念放了进来。”[83]这一情形也如福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作为权力工具作用，认为“知识机制这一权力的主要机制不是意识形态的构成物”一样，许多学者在有意回避意识形态对知识建构权力消解的同时，也存在着将意识形态这一内涵复杂的理论简单化、机械化的倾向。认为强调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就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知识建构权力的过度干预。这种错误认识会导致对文学史国家知识属性的有意回避或者远离，这既不利于民族国家知识体系的建构，也不利于文学史自身科学性的获得。

总之，国家知识属性是中国文学史最本质的属性，作为国家知识的文学史是文学史的最高形态。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兴盛的当今世界语境下，建构体现中国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文学史，不仅会提升中国文学史的科学性，而且会对培养国家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以及提高国家软国力都会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然而，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现状却不容乐观，特别是在作为教材进入国家高等教育知识体系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中，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没有得到重视，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属性没有得到体现，少数民族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史的知识结构关系没有得到科学的建构，各民族母语文学创作的成果更是被排斥在中国文学史之外。主流与边缘、汉族与非汉族、少数民族文学与多民族文学等问题依然悬而未解，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的转型依然缓慢而艰难，等等。而这一切，都指向如何认识中国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如何客观评价汉族以外的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文化贡献的认识等中国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等深层次的问题。至少，在我们接下来对中国历史各个时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民族与民族文学的考察中，会发现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滞后与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观、民族观之间的关系，会看到文学史范式的桎梏是如何框定和阻碍着中国文学史知识结构的现代性进程。

[1]孔子：《论语·先进篇》，杨伯峻注为“古代文献”，“文学”在前现代时期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这个含义，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页。

[2]扬雄：《法言·吾子》，见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3]“轴心时代”出自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观点，约指公元前500年左右—公元前800至200年。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29页。

[4]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7页。

[5]司马迁：《史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85页。

[6]班固：《汉书·艺文志》，《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6页。

[7]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3页。

[8]班固：《汉书·艺文志》，《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8—1745页。

[9]孔子：《论语·为政》，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页。

[10]同上书，第200页。

[11]焦循：《论语补疏》，《皇经集解》，广州学海堂，清咸丰十一年。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8页。

[13]扬雄：《法言·君子》，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4、517页。

[14]刘知几：《史通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15]张载：《张子语录》，《张载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0页。

[16]刘勰：《文心雕龙》，见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4页。

[17]曹丕：《典论·论文》，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页。

[18]陆机：《文赋》，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175页。

[19]挚虞：《文章流别论》，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193页。

[20]刘勰：《文心雕龙》，见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页。

[21]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59页。

[22]薛福成：《〈寄龛文存〉序》，丁凤麟等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23]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1页。

[24]谭嗣同：《三十自纪》，《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04页。

[25]谭嗣同：《莽苍苍斋诗自叙》，《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54页。

[26]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传》（1898—1999 ），《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27]康有为：《文学》，董士伟编：《康有为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28]黄遵宪：《致饮冰主人手札》（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郑海麟、张伟雄整编《黄遵宪文集》，中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页。

[29]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2—53页。

[30]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3页。

[3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8—760页。

[32]有关经史博弈以及史学地位的上升与下降，参见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裂变中的传承： 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版）相关论述。

[33]曼海姆：《知识阶层的历史角色》，苏国勋，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文选Ⅲ——社会理论的知识学建构》，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13页。(www.xing528.com)

[34]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35]班固：《汉书·艺文志》，《汉书》第六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5页。

[3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0页。

[37]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汉书》第八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38]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汉书》第九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38页。

[39]刘知几：《史通·外篇》，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5页。

[40]同上书，第318、326页。

[41]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42]龚自珍：《尊史》，康沛竹选注：《尊隐：龚自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43]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康沛竹选注：《尊隐：龚自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2页。

[44]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45]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第五章，三联书店2007年版。

[46]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47]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张勇编：《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48]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章太炎全集》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页。

[49]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展》，张勇编：《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50]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6页。

[51]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期，约1905年。

[52]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页。

[53]［英］罗素：《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5页。

[54]［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373页。

[55]路易斯·P.波伊曼（louis P. Poiman ） ：《知识论导论——我们能知识什么》，洪汉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56]同上书，第103、382页。

[57]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3页。

[58]［英］安迪·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译者序言》，王春华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2—3页。

[59]《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7页。

[60]路易斯·P.波伊曼将其分为“熟悉的知识”、“有能力的知识”和“命题知识”三种类型。

[61]路易斯·P.波伊曼对这种知识类型描述为：“人知道S知道P（这里的P是某个陈述或命题），命题有真值；这就是说，它们是真的或假的。它们是命题知识的对象。当我们主张知道P是某事时，我们就主张P是真的。命题知识用法的例子是“我知道太阳明天将升起”，“我知道Sacramento是加利福尼亚的首府”，“我知道我有心灵”和“我知道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见《知识论导论——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6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页。

[63]这里所说的历史指的是文本历史。

[64]吴俊：《文学的政治：国家、启蒙、个人——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三种话语方式或权利诉求》，《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65]吴俊：《文学的政治：国家、启蒙、个人——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三种话语方式或权利诉求》，《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66]参见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中国文学史学史》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页。

[67]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68]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1页。

[69]路文彬：《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质疑》，《福建论坛》2004年第5期。

[70]［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71]［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72]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73]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
页。

[74]参见百度百科http:/ /baike. baidu. com/view/3254870. htm（2010. 07. 15）。

[75]张海洋认为“中国语境中的民族认同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国内各民族的内部认同，是为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 ；二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整体认同，是为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 ；三是跨国的中外籍人士（包括海外华人）对中国历史或文明的认同，是为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见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导论》，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76]参见百度百科http:/ /baike. baidu. com/view/1061210. htm？ fr = ala0 _ 1 _ 1（2010. 07. 15）。

[77]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

[78]［英］安迪·格林：《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朱旭东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79]李扬：《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127页。

[80]［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页。

[81]［英］安迪·格林：《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朱旭东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82]［英］乔治·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83]［英］乔治·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