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保守派的自民党市长小畑元上台了。各方中日友好人士都非常紧张：“他还会不会继续追悼中国死难者？‘和平纪念日’会不会取消？”
当2013年6月29日，花冈受害者遗属“80后”“90后”来到大馆市政府时，等候他们的正是现任市长小畑元。
“几十年来，这个市的行政区划变了，市长变了，连执政党都变了，但是每年6月30日的祭奠，从来没有停过。在我任上，也不会停。”小畑元对遗属们说。
他从1991年开始成为大馆市长，已连续五次选举获胜。一直当了22年市长的他，是全日本现任市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纪录的保持者。
大馆市市长小畑元展示“以史为鉴”的“鉴”字，他的面前放着中日两国小国旗。
“每年都要见一次这位市长，几乎跟七夕节一样成了惯例。”同行的田中宏教授笑说。
小畑元告诉我：“我自己不是花冈人，但是先辈曾经是大馆市人。‘6·30’活动不是政党决定的，它是超越政党的问题。因此我一定会继续下去。”
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谷地田恒夫和夫人到北京参加幸存者会议。在走廊里，他们看到一位幸存老人久久站在门外。
“您怎么不进去？”夫人问道。
老人的回答里有仇恨和恐惧：“我不想看到日本人！”他讲述了当年的回忆，痛哭失声。
小时候，谷地田恒夫的父母吓唬小孩常说：“蒙古人来了！”“现在距离元朝攻击日本已经有700来年的历史了。我认为700年以后，中国人吓唬小孩也还是会说：‘日本鬼子来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还会留下影响。”
“所以，我希望告诉中国人，在日本，也一直有人在反省。为此，我一直努力筹钱、宣讲历史。”谷地田恒夫说。
在花冈事件纪念馆筹款中，他自己捐了200万日元。“我家是夫人管钱的，所以那次我是很认真地低头和夫人商量，最后夫人还是赞同了。”退休后，他也不断捐出自己的退休金。
“6·30”追悼大会，超越的不仅是党派。
1995年，谷地田恒夫为花冈暴动中死亡的日本监工4人举行五十周年追悼会。这是仅限于私人家庭的追悼。其中，来的就有一位桧森节子女士。她父亲桧森昌治，是当年“花冈暴动”中被杀的铜矿监工。
她是一名遗腹子，被爷爷奶奶养大。结婚登记户籍时，她发现自己是养子，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一直以为父亲是一个和蔼、优秀的宪兵，他从中国负伤回来，先当了老师，后来才到矿山当监工，不相信花冈惨案的历史。”
谷地田恒夫告诉她：“我作为加害者一方，一直开展和平运动。”他送给她很多资料：“如果你的心和我们一致了，请再来大馆。”
谷地田恒夫和节子女士的合影。庄庆鸿翻拍。
一年后，节子真的在“6·30”活动时回到了大馆。面对杀死父亲的耿谆，节子女士哭着道歉。
耿谆对她说：“你没有罪，你的父亲也是受害者，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错。”两人握手。
为什么大馆市能坚持这么多年，祭奠花冈暴动死难者？
小畑元说：“首先，我认为花冈事件是非常悲惨、绝对不该重演的。必须有人道主义的底线，中国人、日本人同样是人，在过去，日本人伤害了同类的尊严。为了不再重蹈覆辙，首先就是要祭奠死难者。其次，不幸的历史事件不能被埋没在故纸堆里，发生了的事件不能否认，必须要向后代传达历史的真相。”
现在，遗属能轻松登上狮子森山。爬山的路是市政府特地为他们而修的。由于中方有不少老年遗属，市政府每年都安排两名护士全程陪同。
当市长与花冈死难者遗属第四代的青年骆勐握手时，骆勐用日语说：“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市长笑着回答：“是的。”
2013年6月30日，大馆晴空万里，仪式终于到来了。小畑元市长献上死难者名单。默哀时，遗属第四代王洋洋的头低得特别低。
市长面对慰灵碑鞠躬，然后开始念悼词。他最后念出了自己的名字，这样做已有22年了。这个日本人向遗属深深地弯下了腰，中国遗属坐着躬身回礼。(www.xing528.com)
中国驻日大使馆也派遣了公使参事官前来致辞。田中宏教授回忆，1990年的“6·30”追悼大会，当时中方派来的外交官员是王毅。现在，他已经是中国外交部部长了。
献花的人群中，有一位颤巍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她叫酒井和子，曾任东京都某区议员。她长年参加反战活动，前几年中风了，但是2013年依然赶到了大馆。
因为这里，仿佛有一面无形的旗帜。
小畑元如此阐述大馆市人民的历史观：“纪念碑所在的，就是老百姓的墓地。有的老百姓去给自己家扫墓，都会供奉中国死难者的纪念碑。我们纪念馆出钱也是由市议会讨论通过的，不是由市长说了算的，也可以看出整个市议会对此的支持。”
2013年花冈“6·30”慰灵祭上，大馆市的日本妇女在“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前献上千纸鹤。
但谷地田恒夫也坦承，现在大馆市的一代和平人士正在逐渐老去。
“我们已经不能说是老龄化，而是高龄化了！75岁以上的人越来越多。”曾经在“6·30”活动中为历史作证的市民滨松健二，已经于4年前去世了。另一位目击者三浦房子老太太，现在已经患上老年痴呆症。
在2000年，谷地田恒夫因为糖尿病恶化，做了截肢手术，成为了5级残障人士。这正是在花冈遗属起诉鹿岛建设公司，成功和解前不久。但他还是赶到北京，参加和解成功的报告会。距离手术完成不到一个月时间。
“町田先生对我说：‘你还很年轻呢！你还要加油到我的岁数，还要加油20年，把事实传递给大家。’”谷地田恒夫笑着说。
在2013年的“6·30”大会现场，约有160人到场。大馆本地的年轻人做着准备便当、白菊花的后勤工作。
37岁的津屿龙辉，是最年轻的“花冈和平纪念会”成员。“6·30”这天，他带着半人高的小儿子、女儿来参加。“我告诉他们好多外国人都去世了，具体的历史，等他们长大了再教。”
作为一名普通公务员，津屿龙辉不赞成现在的日本右翼企图修改和平宪法。“2010年，我去南京参观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北京参观过抗日战争纪念馆，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也感觉到日本人在亚洲各国都没有被友好对待，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态度。”他说。
2013年第一次来参加“6·30”大会的，还有岩手大学日本近现代史专业的5名学生。
“我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大学老师用一节课讲了这段历史，此前完全不知道。我认为日本不能否认这段历史。”一名女生说。
在2013年的“6·30”活动结束时，人们挽起手来，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是28年来的第一次。
出人意料的是，提议者是此次活动最年长的日本人——80多岁的町田忠昭老先生。他也能用日语唱《义勇军进行曲》。耿谆在世时，他们曾经合唱过。
2013年6月30日的追悼大会上，受难者遗属和中国驻日大使馆代表在“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前第一次合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从1994年开始，我每年都来参加‘6·30’活动。很多中国遗属都会在现场痛哭，我觉得不能每次这样，应该让先辈们看到60多年以来改变了的新中国。所以我觉得必须唱中国国歌。”町田先生说。
近期，中日关系再次趋向紧张，此时此刻依然坚持追悼活动的小畑元，也表达了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两国关系很复杂，但对作为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真正铭记战争的不幸历史，世世代代传下去。日本有一句俗话是‘给别人的恩惠要丢进水里，自己接受的恩惠要刻在石头上’。我们的历史就是要刻在石头上，这样才能真正加强友好关系。”
“您认为，应当如何真正加强中日友好？”
面对这个问题，喜欢看《三国演义》的小畑元市长，低头在纸上写了一个字“鉴”。这个词就是镜子的意思。“把花冈悲惨的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正视历史。”
“中国的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时间内，能得到一定的成果。我认为大馆市就是‘一定的成果’。”町田老先生对我说。
“口头上说中日友好是很简单的，但必须再次起誓不再重演战争的悲剧。这样的信念必须传递给新一代。否则历史就会被遗忘。”小畑元最后的话，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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