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8日，23岁的王洋洋踏上了大馆市的土地。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日本。
“我是非常坚定反日的。你看我全身上下有一件日货吗？”这个学舞蹈、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说。
他对日本的反感和愤恨，不只来源于书本和抗战剧。他的爷爷王振瑞，当年就差点死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
但当他离开日本时，这样告诉笔者：“这次来越来越感到，当年的日本人也算是人吗？难道他们打在人肉上，不会难受吗？但是我也发现，也有很好的日本人。看这些老先生真是不容易。”
2013年6月29日，在大馆市政府会馆等着他们的，是一个瘦高、略微谢顶的日本人。他叫谷地田恒夫。他戴着眼镜，走路要拄着拐杖，停步的时候却总是站得笔直。
1945年，谷地田恒夫还只有5岁，住在大馆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花冈暴动发生时，不断从矿山传来的枪击声，“像惊雷一样”，给5岁的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谷地田恒夫家附近的葡萄园里有个猪圈，躲在那里的中国劳工，还是被警察搜捕出来了。“我当时在大人们的身后，清楚地目睹了这一幕。”
他至今清晰地记得，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一天，妈妈在厨房切菜，忽然抬起头来。外面传来食品降落伞投放的“呼呼”声，妈妈赶忙放下菜刀跑了出去。他也跟着去拿降落伞。
当时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有中国劳工也去拿降落伞，却被全村人绑起来殴打，一边骂着“抢过罗！”（音译，当时日语对“中国人”的蔑称，意义类似“支那人”——笔者注）
“当时，我也跟着其他小孩一起欢呼拍手，用石头砸了中国劳工。”2013年，已经73岁的谷地田恒夫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平静地回忆道。
如今，他是当地市民团体“花冈和平纪念会”的副理事长，每年都要组织“6·30”花冈中国殉难者祭奠大会。
直到高中二年级，谷地田才第一次“进城”，到了花冈。他是骑自行车来听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演讲。
当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花冈事件，更不知道很多中国人死在他听演讲的地方附近。
1959年，19岁的谷地田恒夫家里困难，再也无法支撑他的学业了。念到大学二年级的他回到家乡，当了邮递员。
在1914年，谷地田先生母亲出生的那一年，秋田县的工会组织成立了。在当时日本政府统治下，活动往往遭到警察的阻挠和镇压。但工会还是成为了后来当地左翼运动的源头。
“对农民和矿山的人来说，工会活动已经进入了生命中。”谷地田恒夫说。工作后，他自己也参加了工会，长期担任日本劳动组合联合会大馆协议会事务局长（相当于大馆市的工会组织负责人——笔者注）。
他工作的邮局就正面对着共乐馆广场。但他依然不知道花冈暴动。
“和同事前辈吃饭喝酒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随便地聊起战争经历，比如说谁去中国参过战，负了伤，用便盆吃过饭……但都不是什么严肃的谈话。”
最后，他是偶然在朝鲜人卖酒的店铺里，第一次听说了花冈事件。
这震惊了年轻的谷地田，在他心中，不亚于原子弹爆炸：“作为工会会员，我知道东京、广岛、长崎有反对原子弹运动。那花冈也发生了重要的中国劳工暴动事件，为何花冈不做和平运动？”
从1952年开始，大馆人每年为死难中国劳工举行追悼大会等各种纪念活动。谷地田恒夫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
“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馆市当地的和平运动主要是工会发起的。一开始我们是以劳动者生活改善为中心，然后发展到和平运动。”
谷地田恒夫在给大馆市民普及“花冈暴动”事件。
1963年，在花冈町的十濑野公园墓地，在日本朋友的宣传募捐下，高大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树立起来。碑的背面铭刻着每一个殉难者的姓名。每年的6月30日，追悼大会就在碑下召开。(www.xing528.com)
1969年开始，29岁的谷地田恒夫开始宣传花冈事件。之后每年6月30日一大早，他登上中国劳工逃亡过的狮子森山，为大馆人讲解这段历史。
他没想到，这一干，就坚持了44年。
登山的工会成员平均在20~50人规模。“20世纪90年代，有一年的‘6·30’下雨，我等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来。年轻的工会会员平时答应得很好，最后却都推说有事来不了。我真的很生气，想明年绝对不干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又有四五十个人来了。”
大馆市正式把“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是从1985年左翼的社会党市长畠山健之郎开始的。
畠山健治郎先生生于1936年，1979—1991年连任大馆市市长。“二战”时期，他的父亲就在花冈矿山从事矿物质研究，他从小也总目睹中国劳工被残忍虐待。“6·30”花冈暴动时，中国劳工就是从畠山健治郎家旁边的路上逃往狮子森山的。
当时说服市长的人之一，就是谷地田恒夫。“作为左翼市长，他选举必须有工会的支持。而作为工会组织的负责人，我以组织为后盾，向市政府提出了市民要求书。市长也毅然开了这个先河。”
“我认为，中日友好是要建立在具体行动的基础上，我进行的就是具体的行动。”谷地田恒夫说。
1980年，谷地田恒夫去参加本地青年们的聚会，发现大部分的青年听说过“花冈事件”这个名词，但是对具体细节却一无所知。
由此，1981年7月1日开始，他把讲解发展为针对大馆市青年的“中国人殉难慰灵早朝活动”：早上5点在狮子森山脚下集合，登山，途经“日中不再战友好碑”、屠杀中国劳工的共乐馆遗迹、十濑野慰灵公园，7点解散。参加人最多有70人，少的时候只有2个人。
花冈事件，曾经被很多大馆人讳莫如深，“提这件事，不光是承认自己的罪行，还是告发邻居”。但谷地田恒夫默默坚持的“早朝活动”，好似一种无形的魔法，慢慢松动了大馆人民的心，让他们勇于开口，谈起这段尘封的往事。
“我曾经悄悄地给逃跑的中国人饭团吃，后来他在芦田子山被捕了。”
“我看到警察把很多中国人赶到大馆警察署前的广场上，把他们赶进卡车里，不知道又要被押到哪里……”
“我在大馆火车站工作，但那天也去共乐馆看到了虐杀中国人的现场。”
20世纪90年代初，“早朝活动”由于有幸存者王敏、赵满山等老人的共同参与，引发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日本各地参加者倍增。
谷地田恒夫每每会告诉参加“早朝活动”的日本同胞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我们如果出生在那个年代、接受军国教育，一定会和当时的日本人们一样做出同样的事。这个活动就是要不断告诉下一代人，我们要避免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
“早朝活动”举办10周年的1991年，它对日本青年的影响初现。花冈事件成为了当地和平运动的原点：和平友好活动上，年轻人会表演花冈事件的短剧，每年夏天举行的“反核和平火把传递”活动，花冈与广岛、长崎并列，火把传递的路线包括共乐馆。
1998年，谷地田恒夫把“6·30”活动组织委员会的大任交给了川田繁幸律师。他记录，从6月27日到30日，劳动福祉会馆举办的展览超过500人参观。
川田繁幸也是土生土长的大馆人。初次听说花冈事件时，他还是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小学的社会课上，老师提到了，没有讲得很清楚。直到我读高中、大学后，自己读到了相关历史著作，才了解了真相。应该有很多大馆市民，都是和我一样的。”
他认为，让大馆市民真正明确认识花冈事件的，就是每年6月30日举行的慰灵祭。
但是，在大馆，也有不想纪念花冈事件的人。
川田繁幸漫画像。图片来源：《二战日军强掳中国劳工思考会刊》。
1998年6月3日，川田繁幸参加了关于当年“6·30”慰灵祭的筹委会。“在会上，一些保守派的市议员提出，应以花冈事件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为分水岭，取消由市政府举办、市财政承担的慰灵祭。这些声音反映出，对‘6·30’活动关心的人在不断减少，我们必须要冷静地和反对者对话，把活动坚持下去。”
“1996年、1997年，大馆市是主办方，都会安排大巴车到现场重访，1998年，组委会接过了这一职责。过去两年都有全市宣传，今年没有，来的人就少了。但向下一代讲述花冈事件还是有继续的意义，今后，组委会还是应该更努力扩大传播范围，和市民共同行动。”在民间团体《强掳中国人思考会会刊》1998年8月30日第47期上，谷地田恒夫如此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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