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掳劳工遗骨的发掘,是从1949年夏天开始的。日本多地均发现了万人坑。最早的发掘者是住在花冈的朝鲜人金一秀,华侨和日本友人也发起了遗骨发掘运动。东京运行寺的住持菅原惠庆师父参与了发掘,“推开黏湿的泥土,拾起一片片遗骨”。
1950年11月,秋田花冈矿山416名中国殉难者的遗骨,被送到东京。秋田县知事提供了400多个骨灰盒,留日华侨同学会的青年们负责护送。
人们在东京浅草地区的本愿寺举行了追悼仪式。
“那是史上第一次为中国死难劳工举行的追悼会。”70多岁的亲历者、华侨林伯辉老先生告诉笔者,“寺里的警察有300多名,外面还站了400多名,可以想见当时的紧张状态。在新中国和日本还未建交、‘冷战’将要开始的恐怖气氛下,他们坚持为中国人祈祷。”
所有遗骨,都放在菅原惠庆师父的运行寺。这座寺院的昵称更加有名:“枣寺”,和中国深深结缘。
1942年,菅原惠庆曾到中国的净土宗名寺——玄中寺拜访。当时的玄中寺已经荒废,只有一棵枣树。于是惠庆就把枣树的种子带回日本。他请日本画家横山大观来画这棵枣树,横山大观说:“它可以作为中日友谊的桥梁,你们寺就叫枣寺吧!”
当时的寺院在战火中被完全烧毁了,僧侣们刚刚建起了三间不满10平方米的简陋房子。一间做客厅,一间做佛堂,另一间就摆放骨灰盒。住持惠庆就睡在400多个骨灰盒边上,直到几年后送还中国。“当时骨灰盒大约占据了整个房间的一半。”町田老先生回忆说。
继任住持菅原钧师父24岁时入寺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誊写花冈殉难烈士名字的名簿。在枣寺主佛的左侧,安放着木制的“病殁华人灵牌”,主佛的右侧是山西省玄中寺赠送的1400多年前的佛像。
牌位是中空的,里面装着416个死难中国同胞的名字。穿着僧袍的现任住持把牌位的顶盖拿掉,一倒,8块跨越60年的木片就落在眼前。
“在木牌上写上所有劳工名字的,是菅原钧的妻子菅原夹子,也就是惠庆住持的女儿。当年,在天天被日本特务跟踪的情况下,她还能静下心来,写下了每个人的名字。”华侨林伯辉介绍说。
在东京枣寺,劳工遗属第四代骆勐拿起牌位内胆里珍藏的木片,找到自己外公的姓名。
1953年2月17日,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成立了。菅原惠庆师父是首任负责人。
自此,遗骨送还运动正式展开了。那年3月,花冈、小坂、尾去泽等日本东北地方的遗骨集中到了东京,是横滨中华学校的学生、华侨、日本和平友好团体的工作人员从上野车站把遗骨捧送到浅草本愿寺的。
那一年,时年25岁的町田忠昭还是早稻田大学文学系的一名学生。
他回忆,送还遗骨遭遇了日本国内的巨大阻力。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与中朝处于敌对状态。存放遗骨的运行寺被看做是“亲共反美”的,承担了极大的风险,当时菅原惠庆的夫人去买菜,都有人尾随跟踪,甚至常常有生命危险。
2004年6月30日,町田忠昭追忆20世纪50年代的送还中国战争殉难者遗骨运动。张国通摄。
1953年3月20日,新中国开来的第一艘船到达了日本舞鹤港,它是来接留学生和在日死难同胞遗骨归国的。
同时,这艘船送来了第一批战后滞留中国的日本人,他们被称为“归国者”。谁也想不到的是,这群人很快加入了日本反战和平人士的斗争,成为了重要的“生力军”。
当时,“松川事件”的被告也赶到了舞鹤港欢迎。(https://www.xing528.com)
“松川事件”是指,1949年8月17日凌晨3时许,日本福岛县境内东北干线松川至金谷川路段的上行旅客列车脱轨翻车。司机等3名乘务人员死亡,旅客30人受伤。次日,吉田茂内阁未经调查就诬指为工会所为,趁机迫害工会和日本共产党,以列车颠覆致死罪起诉国铁工会会员10人、东芝松川工厂工会会员10人。
(后来,1950年福岛地方法院初审,判处被告全部有罪,其中10人死刑。1953年仙台高等法院复审,判处17人有罪,3人无罪。但社会上普遍认为罪名并不成立。1959年日本最高法院否决原判决,将该案退回仙台高等法院。1961年仙台高等法院判处全体被告无罪,1963年日本最高法院予以确认,日本政府只得向原被告支付7625万日元的赔偿金。——笔者注)
这些刚下船的日本“归国者”因为没有工作,收到了日本政府为数不多的补偿金,但他们纷纷从中慷慨解囊,少的拿出了100日元、多的拿出了1000日元,捐给“松川事件”的被告。
这吓了町田忠昭他们一跳:“真伤脑筋!归国者是还不知道现在日元有多值钱吧!”
但这些经历了新中国成立的日本归国者告诉他们的同胞:“松川事件,让我们再次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因此,虽然我们也很穷,一双袜子都要夫妻替换着穿,还是会全力捐款声援!”
町田忠昭回忆,这些日本归国者“眼里充满了希望,朴素踏实,都被各方争抢着邀请开座谈会。女青年也都有不亚于男性的朝气蓬勃,走在路上,一看就知道是‘归国者’。他们带来了新中国的新闻,给了我们很多快乐。”日中友好协会设立了归国事务协会,这些中国青年马上加入其中。
“因为当时中日还没建交,日本政府不同意送还遗骨。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最起码要送还殉难者的骨灰。那些大人物不同意,那我们就静坐抗议!”町田忠昭说。青年们原本打算带着骨灰一起静坐,但是,菅原惠庆住持坚持不肯把骨灰交给抗议示威者。“因为住持说,决不能让死难者的骨灰被政治利用。”
最后,中日年轻人一起在日本国会前彻夜静坐示威。当时25岁的热血青年町田忠昭加入了静坐行列。
1953年6月,日本政府终于批准,同意让中国死难者遗骨回国。
6月19日晚9点,第一批即将回国的华侨和遗骨即将登上火车。日本“归国者”们、日本各民主团体、华侨总会、在日的朝鲜各民间团体代表都来送别。
但现场的情况让他们大吃一惊。
町田忠昭回忆:“日本战败,东京又经历了空袭,火车站破破烂烂的,很多客运、货运列车都烧掉了,所以坐火车是很不容易的。日本政府以此为理由,打算把华侨和遗骨全装到货车里。”
当时看到这个情况,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很气愤。华侨、朝鲜人群情激愤:“日本人真不要脸!这是干吗!”有一名日本“归国者”青年跳上站台的高处大喊:“我们从中国回来的时候,中国政府特别地给我们准备了卧铺列车!用餐、医药、一切都张罗齐全。就算是冲着回报这份厚待,回中国的人也不能坐货车回去!”作为组织者的“归国者”也被愤怒的人们包围了。
愤怒的“归国者”们首先跳下了站台,坐在铁轨上不动,唱起歌来。人们也纷纷涌向他们,一起高声合唱。支援“归国者”的日本三大民间团体——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民救援会,马上和东京火车站站长交涉,要求增派客车。不断有人轮班去问和铁路部门交涉的进展,把最新消息带回给静坐者们。
町田忠昭回忆,约夜里10点,社会活动家、后来参加反美“安保斗争”的田中稔男来了:“现在安排了两辆从品川出发的列车,我会负责送到品川,请送行的现在都回去吧!”
对此,归国者们回答道:“这是想糊弄我们吧,我们要求品川的车来这里,不然一步也不动!”
谈判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2点多,铁路工人花了很大力气把车调配过来,客车终于进站了!人们欢呼起来。终于,劳工骨灰也“坐”上了客车,前往关西的舞鹤港。
目送列车开出的人们,以为自己的“战斗”到此结束了,没想到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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