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的俚俗词创作及其与柳永的关系

历代评述秦观词作，大都重视其婉丽清雅之作风。张炎《词源》卷下云：“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53]这样的评述，普遍被后代词人、词论家所接受。清代陈廷焯云：“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后人动称秦、柳，柳之视秦，为之奴隶而不足者，何可相提并论哉！”[54]陈廷焯不但极力推崇秦观词开北宋后期周邦彦清雅词风，而且努力撇清秦观与柳永的关系。然而，陈廷焯此段评述，已经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秦观词与柳永词有直接的渊源承继和发展关系。这也是历代词人、词论家都能共同意识到而不愿多加品评或讨论的问题。秦观诸多俚俗之作，则是秦、柳渊源关系的直接明证。

“词为艳科”，其初始阶段，词乃配合燕乐演唱的歌辞。燕乐则是隋唐之际人们在歌舞酒宴娱乐场所演奏的音乐。在这样灯红酒绿、歌舞寻欢的娱乐场所，歌妓舞女们大都歌唱一些俚俗浅易的男女相恋相思之“艳词”。换言之，“艳词”的题材取向是由其流传的场所和娱乐功能决定的。题材之“淫”，必定趋向俚俗，这是晚唐五代乃至北宋年间词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文人士大夫登上词坛之后，一方面竭力以含蓄委婉、文雅脱俗的语言来表达此类世俗的题材，另一方面也在题材的扩展和转移上做了相当的尝试。秦观之师苏轼的“以诗为词”之变革，在当时已经渐渐为人们所熟悉。柳永混迹风月场所，肆无忌惮地描述歌楼妓院之场景与风情，词之俚俗之先天风貌再度赤裸裸地呈现于世人之眼前，由此遭到世人的斥责和唾弃。

秦观在歌词题材方面，承袭的是柳永的作风。苏轼对此曾表达过不满。《词林纪事》引《高斋诗话》云：“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坡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55]秦观是苏轼非常喜欢的门生，但对秦观词所表现出的柳词作风，苏轼依然无法原谅。被苏轼作为典型柳永词风批评的秦观词作《满庭芳》，是秦观最为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在当时和后代皆为其赢得巨大的词坛声誉。词云：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词林纪事》引《艺苑雌黄》云：“程公辟守会稽，少游客焉，馆之蓬莱阁。一日，席上有所悦，自尔眷眷，不能忘情。因赋长短句，所谓‘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也。极为东坡所称道也，取其首句，呼之为‘山抹微云’君。”[56]苏轼喜欢这首词遣词造句之精妙，却不喜欢“销魂，当此际”的露骨艳情表达。其实，秦观大量的歌词都是在灯红酒绿的宴席之间，当场为某位特定歌妓所填写。《词林纪事》引《高斋诗话》云：被苏轼批评的另一首词《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是秦观在蔡州时为营妓娄婉所作。在蔡州时，秦观又有《南柯子》赠歌妓陶心儿。词中名句“天外一钩横月，带三星”，暗指“心”字，切合所赠对象之名[57]。秦观偏爱偎红倚翠的风流生活，其《望海潮》说：“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途中遭遇，被对方美色所吸引，词人便故意跟错车，一路追随到闺房。这在当时被视作风流韵事，秦观之偏好亦可见一斑。

秦观也是在尽量拉开与柳永词的距离，尽量向精雅深挚的词风靠拢。然而，歌词题材是市井世俗的声色享受，其过程描写和场景展现，就避免不了与俚俗发生关联。其《望海潮》云：

奴如飞絮，郎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随。微月户庭，残灯帘幕，匆匆共惜佳期。才话暂分携。早抱人娇咽，双泪红垂。画舸难停，翠帏轻别两依依。　别来怎表相思？有分香帕子，合数松儿。红粉脆痕，青笺嫩约，丁宁莫遣人知。成病也因谁？更自言秋杪，亲去无疑。但恐生时注著，合有分于飞。

这首词用最通俗的比拟，较浅易的口语，表达离别之际的痛苦和分离之后的思念。“早抱人娇咽”的场景，不加任何修饰和遮掩，比“销魂，当此际”更为直露。

北宋文人士大夫描写艳情而又避免露骨色情，通常的一种做法是不描写具体的人物或事件，或将这类情感高度概括化，使其获得一种普范的哲理的韵味，由此而趋于高雅。晏殊《玉楼春》云：“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时穷，只有相思无尽处。”晏殊《浣溪沙》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欧阳修《玉楼春》云：“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柳永则与之相反，喜欢描写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甚至描摹人物或事件的细节。其《玉蝴蝶》云：“要索新词，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增妍。苦留连。凤衾鸳枕，忍负良天。”其《斗百花》云：“长是夜深，不肯便入鸳被。与解罗裳，盈盈背立银，却道你但先睡。”其《西江月》云：“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于我多情，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

秦观词就是在这个方面与柳词血脉相通。“早抱人娇咽”，“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是具体场景和细节的描写。翻检秦观词，这样具体生动的场景和细节不少。其《一丛花》云：“年时今夜见师师，双颊酒红滋。疏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袅凉飔。簪髻乱抛，偎人不起，弹泪唱新词。”今夜的师师，酒晕上脸，媚态百种，又“偎人”撒娇，词人当然牵肠挂肚，割舍不了。其《浣溪沙》云：“香靥凝羞一笑开，柳腰如醉肯相挨，日长春困下楼台。”对这位妓女的容貌、体态、表情，有细腻而逼真的描摹。

秦观这类词作，数量不少，以往较少被学者例举或讨论。再完整读其一首《满园花》，以见其此类俚俗创作特征。词云：

一向沉吟久，泪珠盈襟袖。我当初不合、苦就。惯纵得软顽，见底心先有。行待痴心守。甚捻著脉子，倒把人来僝僽。　　近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怎掩得众人口，待收了孛罗，罢了从来斗。从今后，休道共我，梦见也、不能得句。

这首词写别后相思之情，代闺中女子言情。相思过久，苦痛过度，便无端埋怨当年的痴情投入。没有当时“苦就”的痴情，就没有今日无尽的愁苦。痴心至此，怨也无用，只是痛苦至极无奈的一种排遣。闺中人暗暗发狠，不但白天不再思量，梦中也绝然不见，由此彻底摆脱思恋之苦。虚张声势的发狠，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落实纠缠不休、深入骨髓的相思之情。最为常见的市井生活场景，最为俚俗的直露表达，完全是柳永俚俗词的作风。

流行于风月场所的歌词，有着天然的俚俗品格。灯红酒绿、推杯换盏之际，词人是冲动的，感性的，肤浅的。词人对艳情的渴望和描述，稍稍不加掩饰，便呈现出艳俗的风貌。柳永俚俗词之脍炙人口，更加诱导北宋后来词人的学习和模仿。秦观在这方面有比较充分的展现。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对此有过扼要的总结：“少游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58]京洛等大都市风月场所之繁华，秦观多年困顿流连其间，经历与柳永也有相似之处，歌词的取材和表现，自然有一脉相承之联系。

摒弃俚俗，又是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共同审美取向，柳永词也因此多为时人诟病。他们既然无法回避歌词题材之艳俗，就努力在语言风格上下工夫。

同样是写男欢女爱、相思别离的题材，语言表达不同，或清雅，或俚俗，给读者的审美感受也就不一样。换言之，俚俗词的最终表现，落实到语言层面。上文所例举秦观的三首完整词作，题材完全相同，语言风格差异却很大。《满庭芳》就不会被认定为俚俗词，其雅致精丽的语言风貌，容易引起后来读者“寄托”之联想。确实的，在分手之际或离别之后过分的凄苦悲怨，其中渗入了秦观仕途坎坷之身世感伤。周济《宋四家词选》评这首《满庭芳》云：“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59]很有见地。后面两首《望海潮》和《满园花》，其俚俗作风一目了然。柳永俚俗词最为时人诟病的，也常常落实到语言层面。李清照批评柳词“词语尘下”（《词论》），严有翼言柳词多“闺门淫媟之语”（《艺苑雌黄》），徐度斥柳词“多杂以鄙语”（《却扫篇》），所持立场都是相同的。

秦观的俚俗词，也是以其不同的语言风格为划分标准的。举其二首《品令》为例。词云：(www.xing528.com)

幸自得，一分索强，教人难吃。好好地恶了十来日，恰而今、较些不。　须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须乞织。衠倚赖脸儿得人惜，放软顽，道不得。

掉又惧，天然个品格，于中压一。帘儿下时把鞋儿踢，语低低、笑咭咭。　每每秦楼相见，见了无限怜惜。人前强不欲相沾识，把不定，脸儿赤。

唐宋词调中，有一小部分特别适宜俚俗之作，如《品令》、《红窗迥》、《回波乐》等等。北宋欧阳修《品令》云：“懊恼人人薄幸，负云期雨信。终日望伊来，无凭准。闷损我，也不定。”南宋石孝友《品令》云：“困无力，几度偎人，翠颦红湿。低低问，几时么？道不远，三五日。　你也自家宁耐，我也自家将息。蓦然地，烦恼一个病。教一个，怎知得？”与之相比，秦观两首《品令》更为口语化，俚俗得更为彻底。

秦观词大都写别后相恋之凄怨悲苦，这两首《品令》是秦观词中少有的写与妓女相互厮守、打情骂俏之生活场景的。前一首写情人之间闹别扭，“好好地恶了十来日”。一旦女子回心转意，“赖脸儿”求人怜惜，词人立即无法与之较真。情人间小闹闹之后的再度和好，颇有小别新聚的特殊感受，词人喜欢将日常生活中不一样的感受写入作品。这样特别世俗的小儿女生活场景，只能以俚俗的言语来表述。欧阳修也有同类作品，其《玉楼春》说：“夜来枕上争闲事，推倒屏山褰绣被。尽人求守不应人，走向碧窗纱下睡。　　直到起来由自，向到夜来真个醉。大家恶发大家休，毕竟到头谁不是？”情人之间怄气斗嘴是司空见惯的，欧阳修通篇用口语、俗语将场面描绘得活灵活现，传神逼真。与秦观这首《品令》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首《品令》写与一位妓女的欢爱交往。上阕写相聚时的欢快。这位女子容颜出众，天然标格，艳压群芳。两人私下幽会时，踢掉鞋子，悄悄细语，憨笑不止，那份调皮和天真，格外得词人怜爱。下阕写众人之前，女子无意间私情的流露。两人并不想将私情公之于众，秦楼每每相见，两人强装“不欲相沾识”。然而，男子已是满腹怜惜之意，女子也“把不定，脸儿赤”。宋词中写与歌妓欢聚怜爱场景的作品，也容易走向俚俗，因为这类作品不易写得高雅或有更深挚的情感寄托。这样的作品，在柳永、欧阳修等人词集中并不少见。再举一首欧阳修词做比较，其《南乡子》说：“好个人人，深点唇儿淡抹腮。花下相逢，忙走怕人猜。遗下弓弓小绣鞋。　刬袜重来，半亸乌云金凤钗。行笑行行连抱得，相挨。一向娇痴不下怀。”两人交往情节，与秦观词也有类似之处。

相比而言，秦观词更加俚俗，词中使用了一些当时特别口语化的俗语，如“索强”、“难吃”、“软顽”、“笑咭咭”等等。这样的遣词造句方式，当然与“柳七风味”发生直接的联系。然而，词坛整体向风雅方向的转移和努力，也对秦观等北宋中后期作家的俚俗之作产生诸多影响。秦观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歌词中的口语经过其艺术提炼，时时表现为浑然朴素。如《风流子》云：“算天长地久，有时有尽，奈何绵绵，此恨难休。拟待倩人说与，生怕人愁。”《鼓笛慢》云：“仗何人，细与丁宁问呵，我如今怎向？”《促拍满路花》云：“未知安否，一向无消息。不似寻常忆，忆后教人，片时存济不得。”脱口而出，率真自然，能够比较真实地表现词人的内心世界与情感活动，反映词人现实生活中不加掩饰的世俗的一面。这类口语化的表达，时而因其比拟新颖、言语淳朴，而获得清新天然的美誉。其《水龙吟》云：“天还知道，和天也瘦。”其《江城子》云：“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其《河传》云：“若说相思，佛也眉儿聚。”秦观友人晁补之曾云：“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60]上面例举的许多口语化创作，都当得上“天生好言语”的评价。

与之相似，北宋后期婉约大家周邦彦也有此类作品。如《少年游》云：“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风流子》云：“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点绛唇》云：“不言不语，一段伤春，都在眉间。”张炎《词源》卷下斥责周邦彦这类作品说：“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61]站在去俗复雅的审美立场，秦观、周邦彦这类风貌的词作都是要受到宋代词人和词论家的批评的。

宋词源起于民间，它带着民间天然的俚俗倾向走进文人的视野。曲子词一旦由民间转为文人之创作，去俗复雅就成为创作流变的一条主线贯穿始终。但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词坛上无法彻底根除俚俗创作倾向。其一，曲子词的初始创作倾向使后代词之创作与俚俗、通俗、浅俗等审美特征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剪不断，理还乱”。其二，曲子词流行于花前月下的歌舞酒宴之间，与人们的世俗享受、世俗生活、世俗情感密切相关。后代词所描写的内容、所表达的情感，注定其无法与俚俗作风割断所有的联系。接受民间词的影响，是词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方面。在柳永词创作的同时，其他词人创作中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俚俗的倾向，即使晏殊、张先等在词的“雅化”方面获得丰硕成果的大家也不能“免俗”。如晏殊“离别常多会面难，此情须问天”（《破阵子》）、“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清平乐》）等，皆明白如话；张先“这浅情薄幸，千山万水，也须来里”（《八宝装》）、“休休休便休，美底教他且。匹似没伊时，更不思量也”（《生查子》）等，皆浅近俗艳。也就是说，当时向民间词学习，汲取其俚俗浅易的言语，是一种普遍的行为。在这些没有被归类到“俚俗词”流派的词人之中，欧阳修和秦观的俚俗词作成绩比较突出[62]。这些俚俗之作，为歌词创作带来鲜活的生命力，在宋词发展过程中有特殊的贡献。

北宋真宗、仁宗在位期间，产生于歌舞酒宴之间抒写男女情爱的歌词，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宽容和接受，甚至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从帝王到朝廷重臣，乃至理学家，他们或者公开欣赏，或者参与创作，或者私下喜欢，由此推动北宋词创作一个接一个高潮的来到。北宋帝王喜爱歌词，对词人时有特别的赏识和提拔。种种事例，前文例举已多。甚至连北宋重臣范仲淹，是时人的道德楷模，亦有《御街行》云：“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攲，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凡此种种，皆改变着时人对歌词的态度，亦极大地改变时人的文学创作观念。吴处厚云：

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词，如前世宋璟之比，今并录之。……韩魏公晚年镇北州，一日病起，作《点绛唇》小词曰：“病起厌厌，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　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司马温公亦尝作《阮郎归》小词曰：“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　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杨湜《词说》载温公《西江月》词云：“宝髻松松梳就，铅华淡淡妆成。轻烟翠雾罩娉婷，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可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静。”《东皋杂录》云：“世传温公有《西江月》一词，今复得《锦堂春》云：‘红日迟迟，虚廊转影，槐阴迤逦西斜。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谩绕幽砌寻花。奈狂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　始知青鬓无价，叹飘蓬宦路，荏苒年华。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吹剑录》载范文正守饶，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诗寄魏介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春风干当来。”介买送公。王衍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以范公而不能免。[63]

所举例子中，有诗有词，且其中就有范仲淹，言：“以范公而不能免”。于是，宋人在不知不觉中会将偎红倚翠的风流生活和深情委婉的艳情小曲作为生活常态接受，在文学创作领域放宽对艳情词的道德评判，或者根本不予道德评判。

在上述文坛风气、文学批评、社会审美标准转移的大背景之下，审视元祐年间政坛上对秦观文学创作的态度，就有点令人意外。元祐三年十月，苏轼奏章云：“臣所举自代人黄庭坚、欧阳棐，十科人王巩，制科人秦观，皆诬以过恶，了无事实。”[64]这样的政坛诬陷和攻击，与当时朝廷所谓的“洛蜀党争”相关[65]。其中，尤其是秦观，频频受到苏轼政敌的攻击，成为政敌打击苏轼的一个突破口。元祐五年五月，“右谏议大夫朱光庭言：‘新除太学博士秦观，素号薄徒，恶行非一，岂可以为人之师？伏望特罢新命。’诏：观别与差遣”[66]。元祐六年八月，“诏秦观罢正字，依旧校对黄本书籍。以御史贾易言观过失及观自请也”[67]。元祐八年五月，监察御史黄庆基弹劾苏轼说：“至如秦观，亦轼之门人也，素号狷薄。”[68]到了南宋，朱熹还攻击说：“秦观、李廌之流，皆浮诞佻轻，士类不齿。相与扇纵横捭阖之辨，以持其说，而漠然不知礼义廉耻之为何物。”[69]“薄徒”、“恶行”、“狷薄”、“浮诞佻轻”，都是指向个人道德品行的评语。翻检秦观生平资料，秦观一生并无特别的“恶行”。曾肇元祐八年十月向朝廷推荐秦观，评价就截然不同。《荐章处厚吕南公秦观状》言：“蔡州学秦观，文辞瑰玮，固其所长；而守正不回，兼通世务。臣自熙宁中识之，知其为人，实有可用。非但采听人言，塞明诏而已。”[70]落实上述罪名或恶评，只能追究到秦观的词作。程颐曾经当面斥责秦观。《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载：程颐“偶见秦少游，问：‘“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词否？’少游意伊川称赏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骍然”[71]。程颐的厌恶，透露出个中消息，元祐政坛部分大臣向秦观泼污水，是从秦观小词入手。

正如前言，真宗末年以来，婉丽雅致的恋情词已经获得普遍接受，甚至带来声誉和名利。浅易直白的俚俗词，却依然被绝大多数读者所拒斥。词坛上对柳永俚俗之作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声，证实了这一点。涉及欧阳修俚俗词，宋人往往自作主张，将其定性为“伪作”。罗泌《六一词跋》云：“其甚浅近者，前辈多谓刘煇伪作。”[72]秦观友人黄庭坚，同出苏门，其词作也曾受到此类严厉谴责。《冷斋夜话》卷十载：

法云秀，关西人，铁面严冷，能以理折人。鲁直名重天下，诗词一出，人争传之。师尝谓鲁直曰：“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鲁直笑曰：“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至堕恶道。”师曰：“若以邪言荡人淫心，使彼逾礼越紧，为罪恶之由，吾恐非止堕恶道而已。”鲁直颔之，自是不复作词曲。[73]

元祐年间党争过程中，黄庭坚时而被苏轼政敌并举，用之攻击苏轼。回到秦观词，被政敌用作口实，攻击秦观和苏轼的，应当就是这一部分俚俗词。程颐当面训斥秦观的，也是口语化的恋情之作。

秦观俚俗词，被时人所诟病，被政敌所利用，被后世学者所忽略。然而，这一部分词作或真挚坦诚，或新颖别致，或充满激情，共同构成秦观词的全貌，也成为北宋词发展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