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钱锺书的40年代：遗珠偶拾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大批文化人滞留于“孤岛”，即日本人暂时没有占领的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从事文化事业和各种爱国活动。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进占上海租界，“孤岛”沦陷，文化人或被迫辗转迁移内地，或韬光养晦，尽量减少甚至停止公开的文化活动，以免为敌所趁。

这种局面意外地因一个上海女子张爱玲从香港大学失学归来而被打破。这位按民族主义逻辑应该不受欢迎的缪斯，不仅搅扰了敌占区沉寂的文化空间，掀起轩然大波，而且使沦陷期上海文坛大放异彩。

张爱玲原名张瑛，“爱玲”是进学时母亲据英文名字Eileen Chang的音译临时起的，1921年生于上海，其祖籍，按祖父、清末著名“清流”张佩纶一系来说是河北丰润，按祖母、李鸿章女儿李菊耦一系来说则是安徽合肥。张2岁至8岁时全家搬到张佩纶与相府千金成亲时在天津安置的旧宅，8岁回上海。10岁时，留学归来的新派母亲与遗少气重、家道中落的父亲离婚，不久再度出洋，留下她在脾气暴躁的父亲和妓女出生的后母的家里充分领受人情杌陧和人生无常，认识了许多新旧杂陈的古怪人物，培养了敏感多思的个性，寂寞中酷爱读书，先是古书，接着是新文艺和民国通俗文学，进教会中学后又通过英文接触西洋文学，由此生成的文才很早便显露出来。19岁在《西风》杂志上发表的征文《天才梦》，就有不少包含着独特人生体验的隽语：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赞美生命，同时敏感着它的破绽，这也是她四年后创作爆发期的一贯主题。

从教会办的上海圣玛利亚女学毕业后，她考取英国伦敦大学，因欧战爆发，改入香港大学，毕业前一年碰上太平洋战争，港大停课，只好于1942年下半年回到彻底沦陷的上海，与单身的姑母合住，并决定自食其力。最初用英文给The XXth Century（《二十世纪》）投稿，步中学时代崇拜的林语堂后尘，用灵动波俏的文笔给外国人介绍中国。这个短暂的英文写作阶段很快因她在中文写作上的大获成功而中断，但她并没有放弃这些作品，在创作中文小说随笔的同时将它们一一翻成中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改为《更衣记》，Wife，Vamp，Child后改为《借银灯》，Still Alive后改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China's Education of Family后改为《银官就学记》，Demons and Fairies后改为《中国人的宗教》，这些都是她1945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流言》中的翘楚之作，无论通篇立意，还是具体的观察和论断，都奇崛峻拔，不肯落入凡庸。比如她说：

现代的中国是无礼可言的，除了在戏台上。（《洋人看京戏及其它》）

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的贴身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更衣记》）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不感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中国的宗教》）

她的随笔虽然未能避免一般早熟的天才常见的青涩和张扬，但人生体验的深透与修辞造语的精练，并不逊于许多老作家。就文体来说，则已经脱去了20年代的生硬和30年代的驳杂，呈现出40年代特有的知心贴肉的圆融畅达。

文坛关注的还是她的小说。1943年春，经亲戚引介，她携新作《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拜访了“礼拜六派”老将周瘦鹃，周立即将这两篇小说揭载于他主编的《紫罗兰》复刊号与第二期，从此便一发不可收，1943年至1944年短短两年，接连在《紫罗兰》、《天地》、《万象》、《苦竹》和《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七个中短篇小说和大量散文随笔。1944年8月由上海杂志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传奇》，四十多天后再版，并于1946年11月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增订本。

张氏走上文坛，恰逢“孤岛”沦陷后到日本投降前上海文化界最消沉的时期，客观情势虽然还没有严峻到必须像古人那样凡事避讳的程度^①，但自然也不会允许她表现“革命”、“抗日”的时代主题，她自己就清楚地知道，“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但这并非完全因为情势所迫，也和她独特的文学观有关：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②

因此她的作品回避了时代主题，专注于“不完全”却“永恒”的“人生安稳的一面”，而这主要就是她最熟悉的战争期间“上海人”的生活。据说《传奇》里有七篇是“为上海人”写的“香港传奇”^③，其实她认真写香港的只有《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和《倾城之恋》四篇，《心经》、《琉璃瓦》、《封锁》、《金锁记》、《花凋》、《年轻的时候》包括《倾城之恋》前半段背景地都是上海。《传奇》增订本所收《留情》、《等》、《鸿鸾禧》、《桂花蒸阿小悲秋》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场景则完全搬到上海。张爱玲写香港，主要也是写在香港的上海人，至于香港的英国人、杂种人和广东人，只是上海人的陪衬（后来的“香港人”概念那时还没成熟），甚至香港本身也是上海的一种折射，所以她总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④。张爱玲40年代小说主要是为上海读者写的上海人的故事——她认为只有上海人才懂她“文不达意的地方”。

张爱玲小说里的“上海人”，乃是40年代发展成熟的“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类型，其主体，原是掌管中国近代农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大权的士绅、官宦和中产之家，随着革命爆发，农村破产，都市兴起，纷纷移居上海，一半为享受都市生活的便利奢华，一半为躲避乡村混乱。到上海后确实享受了一番，但经过一代、两代、三代，生齿益繁，入不敷出，子弟们单会沉溺浮华，不问生计，逐渐成了“破落户”，虽然像《第一炉香》中那位昔日上海小姐、后来成为香港富豪遗孀的梁太太所讽刺的，“越是破落户，越是茅厕里砖头，又臭又硬”，拼命维持旧家的空架子，或者像《花凋》中的郑先生，以遗少自居，无非“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但毕竟内囊空下来了，无论如何拗不过上海这样殖民地兼商业化都市的金钱规则，所以一边自欺欺人地维持脸面，一边也只好处处作实质性的妥协，像《创始纪》中的匡家，听说有个“门第不对”的男子追求因为贫穷连初中都没毕业只好在犹太人开的药房打工的女儿，就觉得辱没了尊严，拼命反对，及至探听到毛耀球的父亲确实开着水电材料店，还有几家分店，便“千肯万肯”了。“破落户”俯就“暴发户”，并不一定能得好处，往往反被“暴发户”所作弄；“暴发户”——三四十年代另一种类型的“上海人”——行事为人都按照殖民地和商业化城市的规则，处处和“破落户”相抵触，最后受伤的总是“破落户”。

如果张爱玲仅仅描写“破落户”和“暴发户”斗法，她至多是近代通俗文学的流萤，就像她如果只是塑造《金锁记》里曹七巧一流的人物，充其量也只能掇拾曹禺《雷雨》的余唾。张爱玲独辟蹊径之处，是抓住“破落户”最年轻也最敏感的一代女性，让这些走出破落旧家后旋即被时代潮流无情推向社会、碰得头破血流同时也磨炼得异常灵明的“女结婚员”^⑤从婚姻恋爱的切身经验出发来体贴上海大都市的人情百态，她由此不仅塑造了一批“女结婚员”的独特形象，也提出了她本人对那个时代的独特审视。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香港富豪遗孀梁太太，“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毅然嫁给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添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但是她求爱的方法，在年轻人的眼光中看来是多么可笑！”这位老一代“女结婚员”为弥补青春的失落，用失落的青春换来的金钱拼命捞取男色，追求物质享受，“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甚至利用侄女做诱饵，帮她找男人。梁太太年轻时不肯嫁给家里为她安排的门当户对的男人，宁可给年过半百的富人做妾，是因为不肯随“破落户”一道沉沦，这种“务实”出于无奈，也种下了恶果，日后的恣肆放荡，表面上是一种胜利，实际上却是更悲惨的失败，只是这种失败，被精明的梁太太以中年人的顽梗和技术主义甚至数字主义的疯狂求爱掩盖罢了。

但张爱玲巧妙地通过继她而起的同样务实而聪明的侄女葛薇龙在堕落过程中的所思所想，重现了梁太太不愿正视的心理感受。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父母因为扛不住香港的物价而退回上海，她自己却决定投奔那位从旧式家庭反叛出来的姑妈，预备靠她资助继续在香港的学业。当她发现姑妈收留她乃是用她做诱饵勾引男人时，她已经因为贪恋物质的虚荣和那被唤醒的沉睡的欲望，不能自拔了。她虽然步梁太太的后尘，但她的心还没有像梁太太那样完全钝化，不过这样一来，就更加清楚地用心里的明镜照见了自己每天的堕落。

梁太太先是自觉地用青春换金钱，后来又用换得的金钱喂饲那永远不能满足的饥渴，在这两阶段，她都想做自己的主宰，结果同样深陷于悲剧。稍微不同的是《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本为“油麻店的活招牌”，被兄嫂逼迫，嫁给有钱人家做妾，服侍残疾丈夫，和梁太太一样，也压抑了正常的生命欲望，并经受了大家族特有的折磨人的勾心斗角。七巧被“扶正”，在丈夫死后分得遗产、另立门户以后，并没有在殖民地香港定居的梁太太那么“幸运”，可以为所欲为，她要保住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金钱——唯一可以确认其价值的证据——就不得不继续压抑自己，免得授人（主要是夫家族人）以柄，或为人（包括秘密情人）所趁。长久的压抑导致心理变态，使她甚至不能容忍儿女的幸福，强迫他们和自己一样在压抑中毁灭。“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梁太太和侄女葛薇龙、曹七巧和小叔子姜纪泽以及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关系，是惊心动魄的灵与肉的绞杀，此外，张爱玲写的更多的则是出于相同的生存结构表现出来却近乎无事的悲剧。《心经》是一篇演绎弗洛伊德理论而用力稍猛的作品，但立意很微妙：许太太为了拴住丈夫，竟然默认乃至纵容女儿的恋父情结，使本为正常的少女性倒错倾向在一种畸形的家庭关系中发展得不可收拾。一个女人想获得“幸福”，不得不眼看着至亲骨肉陷入罪恶，即使这样——或正因为这样——她与幸福的距离更加遥远。《花凋》中的郑川娥的肺病，起因是母亲肆无忌惮地在未来女婿面前倒苦水，毫不掩饰自己的粗俗和家庭的混乱，严重伤害了川娥的自尊心，让她在未婚夫面前抬不起头。比起曹七巧、梁太太故意地败坏后辈，许太太和郑太太可谓在无奈或无意中断送了女儿的幸福。

“破落户”旧家就这样吞噬着年轻的殉葬品，让他（她）们充分经受着“较灵的痛苦”^⑥。但除了曹七巧和梁太太这两个狂人，那些辗转挣扎着的年轻的生命几乎没有一个表现出决绝的意志。要决绝，就只有彻底疯狂，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却善于妥协、务实、忍耐、麻木、自甘下贱，这种“到底有分寸”的疯狂，才是生存的法宝，所以他（她）们都“不彻底”^⑦，其年轻的生命和所痛恶的旧家一样，暧昧而灰暗。葛薇龙自以为清醒，恰恰在清醒中妥协、沉沦，清醒只能成为自伤自悼的虚幻的优越感；郑川娥懂得自尊，却没有勇气将自己和家庭分开，以独立的自我站在未婚夫面前，只能在不明不白的冤屈中凋谢。《创世纪》中的匡潆珠在破落户旧家和暴发户男友之间两无着落，“家里对她，是没有恩情可言的。外面的男子的一点恩情，又叫她承受不起。不能承受，断了也好。可是，世上能有几个亲人呢？”她就这样牵牵绊绊糊里糊涂走向灰暗的所在。

张爱玲对这些人物，因为看明白了他（她）们环境的恶劣和天性的软弱，而将“憎恶之心”变成了“哀矜”。此外，她还努力挖掘这些人物身上美好的因素，比如她到底不忍否定潆珠对粗俗的暴发户男子的爱（《创世纪》）；虽然葛薇龙已经堕落为妓女，替姑妈拉男人，替所谓的丈夫拉钱，也仍然为她辩护，说她这样做完全出于对混血儿乔琪一厢情愿的爱；曹七巧临了对小叔子姜纪泽也并非决然无情，她只是套在黄金的枷锁里身不由己，作者甚至也没有忘记让她临终温情地回忆起年轻时在油麻店结识的几个可能的爱人；白流苏和范柳原在机关算尽之后不得不承认对彼此有爱，而且“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⑧。《留情》中的敦凤，守寡十年，改嫁米先生，“完全为了生活”，她一直记挂着前夫，米先生也一直记挂着重病垂危的正室太太，他们彼此防范、猜忌和嫉恨，但也需要彼此的爱，“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至于《封锁》中的翠远，明明知道趁着封锁在电车上勾引她的宗桢没有真心，还是觉得即使她日后嫁了人，未来的丈夫也“决不会像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般的可爱……她只要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谁也不稀罕的一部分”；佟振保为了自己的声誉和前程，辜负了情人红玫瑰王娇蕊，却未能斩断对她的依恋，但他虽然很快厌弃了妻子白玫瑰孟烟鹂，却经不住她一味退让，最后还是“改过自新”了（《红玫瑰与白玫瑰》）。像这样分不清高贵与低贱、可喜与可悲、真心与假意的感情迷阵，“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⑨，正是张爱玲竭力要向读者呈现的“上海人”同时也是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她也用同样的方式审视着上海的“下等人”，以及在家庭和社会实际处于卑贱地位的人。《等》中的按摩师庞松龄喜欢显派他和做官的顾客的交往，爱看“打得好一点”即“要它人死得多一点”的电影，不过他对顾客确实是尽心尽意地服侍着，有很好的敬业精神。那些前来推拿的“太太们”，要么谈论“在里头”（重庆）讨“二夫人”的丈夫，要么谈论在眼面前“讨小”的丈夫，抱怨中夹杂着盼望和显耀，说明她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偶尔有人信和尚、信耶稣，都不是真心的。在这样的谈论中，“生命自顾自地过去了”，并不怜惜这些以卑曲的姿态贪恋生命的人。《桂花蒸阿小悲秋》是张爱玲第一个以女佣为主角的中篇，“要强的苏州娘姨”丁阿小看不起好色吝啬的洋主人，但别人批评他，就会激发她的“母性”来回护，甚至拿出自己的户口面在妓女跟前为主人撑世面。她在别人的屋檐下认真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只要“不在她的范围内”，别人“作脏”与她无关，但实际上正是这个善良本分的阿小始终帮着洋主人“作胜”。和上海的上等人一样，上海的下等人同样“也不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⑩。

张爱玲所用的方法，就是所谓“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是“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参差的对照”，既指人的身份的复杂、人的世界的复杂，也暗示着人性的复杂。

《传奇》中大多数人的身份都是复杂斑斓的，他们处于大变动时代，很难保持一种身份不变，往往是多种不协调的身份叠在一起，一如他们内心的芜杂。《创世纪》写破落户子弟的窘迫：“潆珠家里的穷，是有背景，有根底的……可是潆珠走在路上，她身上只是一点解释也没有的寒酸。”《留情》写杨家表嫂：丈夫留学归来，把太太“鼓励成了活泼的主妇”，好像欧洲沙龙里的人物，但是中国版的，成天打麻将；敦凤以前做杨家的穷亲戚，“可得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大方”，“现在她阔了，尽管可以吝啬些”。《红玫瑰与白玫瑰》写佟振保在母亲规劝下聘定了良家女子白玫瑰孟烟鹂，“烟鹂很少说话……她很知道，按照近代的规矩她应该走在他前面，应当让他替她加大衣，种种地方伺候着她，可是她不能够自然地接受这些份内的权利，因而踌躇，因而更加迟钝了。振保呢，他自己也不是生成的绅士，也是很吃力的学来的，所以极其重视这一切，认为她这种地方是个大缺点”。人物的身份心态就这样斑驳杂色。《传奇》中的世界，无论上海还是香港，也都如此，恰如葛薇龙初见梁太太豪宅时那种印象：“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杂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殖民地香港无非将世界的复杂性充量彰显而已。这样的世界和世界中的人，自然无法用单一视角来打量，只能用多角度的“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来表现。

鲁迅在30年代初曾经预言：“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⑪张爱玲本人或许属于“小资产阶级”，但她反叛或暴露的并不止于小资产阶级，还包括“正在灭亡着”的破落户与正在兴起的暴发户，以及下层社会的某一侧面；她的野心，是要写出并非英雄的“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并揭示“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不管她有没有做到，这位鲁迅在世时曾经用小说家的眼光认真观察而仅以杂文家的笔法简单勾勒过的“上海的少女”长大之后创作的以长大了的“上海的少女”为主角的小说^⑫，对40年代“上海人”（某一种类型的中国人）的写照，还是部分地应验了鲁迅的预言。

张爱玲所有的只是“哀矜”、感叹，并非鲁迅的“反抗”。她熟悉现代西方文学，也曾鞭辟入里地分析过“中国人的宗教”的无效，但终极感情上还是逃进了中国传统世情小说特有的无可奈何的悲悯和哀伤，连语言和叙述技法也不断回归传统。她固然也曾执著过“生活的艺术”^⑬，“在物质的细节上”争取着“欢欣”^⑭，甚至也曾火中取栗般地挖掘着“高级的调情”^⑮与低级的勾引背后或有的真心，但最终所面对的还是“不可捉摸的中国的心”，所收获的仍然是对一切的怀疑。“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⑯——这话也可以看做她的自省，所以她总是在认真的热闹上面照例涂抹一层颇不吉利的忧郁色彩：“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⑰另一个场合，她干脆将自己的时代称作“乱世”^⑱，这当然不仅是她对所生存的世界的判断，也是对所描写的世界的设定。

因为张爱玲在沦陷期大放异彩，她的大部分小说、随笔均发表于多少具有日伪背景的杂志，因为她曾经和“东亚明星李香兰”一起参加过具有日伪背景的纳凉晚会，和汪伪政府宣传次长胡兰成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曾经收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邀请（她自己说是写信坚辞了），所以日本一投降，就有人将她目为“文化汉奸”，这是她1945年之后创作消沉的因素之一。40年代下半期她一度热衷于电影剧本，《太太万岁》、《未了情》（同时改写为小说《多少恨》）最为著名；50年代初，化名梁京，发表了描写备受凌辱的陪嫁丫鬟终于自立门户而在抗战期间苦撑难局的中篇《小艾》，和同样具有通俗性质、刻画“乱世”男女悲情的第一部长篇《十八春》。这两部作品都有迎合时局的地方，但对张爱玲来说毕竟十分勉强。1952年，她终于以赴香港继续学业为由离开大陆，开始了后期的创作生涯。但她最值得纪念的，还是1943—1944年在上海的昙花一现，这无论对她本人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坛，都是一个不小的奇迹。

1944年，当张爱玲的创作爆发期即将过去之时，年轻学者钱锺书正困居上海一隅开始创作那部奠定他不可动摇的作家地位的长篇小说《围城》。钱锺书，1910年生于无锡一个书香门第，“出嗣”给长房伯父，后者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抓周”时又取名“锺书”，“仰先”成了小名，后来其父、著名文史学家钱基博为他改字“默存”。钱氏自幼博闻强记，旧学根底扎实；先后入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在这两所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成绩突出，英文尤佳，日后治学“颇采‘二西’之书”^⑲，实已种因于此。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专习西方语文”之余，“妄企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西学中学，无书不窥。在清华读书以及1933年毕业后任职上海光华大学期间开始发表书评和论学之文，显露惊人的博学与卓特的识见。1935年取得英国庚款留学资助，赴牛津大学苦读两年，以论文《16世纪至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副博士学位，又在巴黎索邦大学研究一年，因被母校清华文学院聘为教授，遂于1938年夏回国，在当时清华大学已并入其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后往钱基博所在的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校任教一年，1941年暑假回沪探亲，恰逢珍珠港事件爆发，“孤岛”沦陷，交通受阻，只好潜伏下来，艰难度日，一面整理积学，撰写研究中国古代“诗话”理论的名著《谈艺录》，一面从事文学创作。

1941年他出版了随笔小品集《写在人生边上》，收《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读伊索寓言》、《谈教训》、《一个偏见》、《释文盲》、《论文人》十篇，多为30年代清华读书和留英期间所作，一小部分写于1938年夏回国之后至1939年2月写“序”之前，以创作为主，不包括已经发表的大量书评、书信及论学之文。《写在人生边上》是对人生的一种远距离的观察玩味。对话体小品《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就针对社会环境、人类全体尤其文人的堕落，一路批评下来：

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什么私事都给访事们去传说，通信员等去发表。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做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作传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你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须看他为别人作的传；你若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作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就是诗人之类，很使我失望；他们常常表现灵魂，把灵魂全部表现完了，更不留一点给我。

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归我。谁料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好的归上帝收存，坏的由我买卖。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没了灵魂。

有种人神气活现，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象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加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璧归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

这些批评并不期望马上收到现实的回应，更多倒是为了显示智慧上的优胜与满足，作者也特别经心于讽刺语言本身的锤炼：

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www.xing528.com)

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常看见的。（《论快乐》）

这种旨在显示主体优胜的讽刺很容易变成智慧的操练和语言的炫耀：

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使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给饭与自己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舍；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这变是慈善救济，算不上交际了。（《吃饭》）

但毕竟才高，又确实抓住了值得讽刺的对象，到底不失分寸：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材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说笑》）

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一种意外的喜悦。（《释文盲》）

巧思配合着博学，与直接的人生体验不同，得之于书本者更占优势。这些撮取英国随笔精华、充满尖利的人生讽刺和洞见的诙谐智慧之作，使钱氏成为现代随笔领域继徐志摩、梁遇春之后又一具有明显欧化风格的俊才。

他同时也开始了小说领域的尝试。1946年出版的《人·兽·鬼》，包含《上帝的梦》、《纪念》、《灵感》三个短篇和中篇《猫》，篇幅不大，分量不轻。《灵感》写一位高产作家梦见死后被笔下众多人物追讨性命，因为他从来没有将他们塑造成功，活在纸上。随笔的隽语和智慧在小说中到处可见，讽刺的对象则集中于人类用文化和情感掩盖的粗俗的动物本能，这本能因为毕竟被文化和情感掩盖着，经过了层层化装，更显微妙，揭示出来，也更惊心动魄。比如《猫》中的建侯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而雇佣大学生齐颐谷为自己写传记，结果是为他的太太、八面玲珑的沙龙主妇爱默找来一个情人。那些在爱默的客厅卖弄口舌的人们，大都如此。《纪念》中少妇曼倩因为不满丈夫才叔的枯槁，爱上健硕的年轻飞行员天健，但天健死后她所能回味的也只是“结实的肉体恋爱”。这些小说说明他最擅长讽刺自己熟悉的人群即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上帝的梦》是一则寓言小说，显示了钱锺书作为一名深受现代西洋文明熏陶的中国作家对西方文明的选择。他和现代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仅仅接受了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世俗文明，对西方宗教包括上帝的信仰基本没有认同。他把对现代中国现实的不满轻易转换为对现代中国并不太了解的上帝的讽刺，固然炫耀了他的智慧，也暴露了他的局限。因为并不寻求神，对“人”的问题的思索只能通向对人之下的“兽”与“鬼”的揭发，后二者无非“人”的变相而已，但“人”之上更加超越的情思意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更丰富更真实的分裂和冲突，都不是他愿意面对和能够面对的，这就无法避免博学底下的浅薄和巧思背后的轻浮。

长篇《围城》于1944年动笔，作者自述是在抗战后期“忧世伤生”的心境中以两年时间“锱铢积累”地完成^⑳。1946年发表于郑振铎、李健吾主持的抗战胜利后最负盛名的杂志《文艺复兴》上，1947年初著名编辑家赵家璧在上海晨光出版社为它出单行本，次年再版，1949年出第三版，累计印刷六次。在抗战胜利后上海文坛的纷乱中，这样受欢迎的程度也是一个奇迹。

作者在第七章通过范小姐与赵辛楣谈论新派话剧、范借书给赵辛楣等细节来打趣新文学家。他看不起国内流行的新文艺，主要是不屑于其浅薄的浪漫主义和廉价的社会主义，《围城》正好得其反者，落入了袖手旁观的个人主义和将一切都撕碎了加以暴露和讽刺的怀疑主义。这也正是贯穿《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的精神，《围城》的表现更其充分而已。长篇的主体，是描写30年代末从英国和欧洲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方鸿渐在国内最初几年的经历，结构上采取欧洲“流浪汉体小说”的样式，依次叙述方鸿渐在归国的法国邮轮上与鲍小姐苟且，到达上海后拜见供他留学的名义上的岳父岳母，然后往乡下老家探亲，在当地中学胡乱做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报告，接着回上海，暂住岳家，在弄巧成拙地婉拒同学苏文纨小姐的笼络的过程中，结识了苏的表妹唐小姐以及留学美国的赵辛楣和曹元朗、董斜川、褚慎明等上流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不久发现知音寥寥，并很快因为和苏小姐周旋失败，与唐小姐恋爱关系破裂，又为岳家所嫌，不得不接受国立三闾大学聘书，和“同情兄”赵辛楣及其朋友的女儿孙柔嘉以及已过中年的学者李梅亭、顾尔谦结伴，依靠战时简陋的交通，一路跋涉，来到位于湖南的国立三闾大学。不料一到该大学，就陷入无聊的人事纠纷，并多少有些被动地落入了和孙小姐的恋爱关系中，一年以后就随着赵辛楣离开三闾大学，经香港回上海，短期供职于某报社，因为婚后和孙小姐琴瑟难合，又无法处理和逃难来到上海的大家庭以及具有亲日倾向的报社老板的关系，只好准备再赴内地，托赵辛楣帮他在重庆另谋出路，但到此他已心灰意冷，对前途不抱希望。这个表面充满戏剧性色彩内里却颇为悲哀的失败者的荒唐故事，不仅广泛触及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区和内地各色人等与社会情状，也揭露了战时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素质。

方鸿渐，有时候也包括他唯一的好朋友赵辛楣，既是小说的主人公，又发挥着小说叙事的主要视角功能，读者经常借他们的眼睛来看整个小说世界，不知不觉透过他们洒脱自嘲的心意言行来欣赏他们的超然、纯洁、善良和风趣，但作者同样将他们置于被审视的地位，毫不掩饰他们的虚荣、浅薄、软弱、糊涂、随俗等缺点，他们比周围那些知识分子略好一点，也正是这略好一点使他们无法摆脱良善而清醒的无能者和堕落者的尴尬。学政治学的赵辛楣和学文学哲学的方鸿渐表面谦逊，骨子里则颇有抱负，但慢慢地，他们在自己也不省察的情况下放弃了当初的高迈和超然，主动降低格调，同流合污，即便如此也没有得到社会特别的回报，只收获了普通人所同有的烦恼沮丧。

冷静的社会批判，结合着同样冷静乃至漠然的人生讽刺，使这部长篇小说的悲凉基调无法为其幽默俏皮的语言艺术所掩盖。作者自序他这部作品是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其实他未必一开始就写“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只是写到后来，现代“人类”各种漂亮的外衣被他一层层剥去了，只剩下那些动物的根性。这种讽刺精神，加上“流浪汉体小说”单线向前的叙事方式，使《围城》人物大多数为“扁平型”，缺乏多层次多侧面的展开。

《围城》故事情节和精神蕴蓄并不丰满，人物塑造并不新奇，足以弥补这些不足的，是多姿多彩俯拾即是的比喻。全书七百多条比喻，平均一页两个，整个叙述过程几乎就是比喻连着比喻的智慧的展览。这部学者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智慧风趣的作品，它给读者带来的快乐，并不仅仅从故事情节而来。尽管个别比喻或许拟于不伦，有些比喻逸出情节的需要而成为附赘悬疣，但白璧微瑕，不为智者之累，绝大部分比喻都非常智慧乃至妙到毫巅，不仅凝聚了作者丰富的学识，也透显了他细微深致的人生体察。《围城》几乎全部由智光闪闪的比喻编织而成，这种独特的手法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中国长篇叙事艺术的样式。

方鸿渐之所以有资格做主角，是因为在整本小说人物群像中，他最具代表性，是老中国的宠儿一步步走向失败的典型。这样的宠儿，从老舍《二马》、《赵子曰》和《牛天赐传》开始，到抗战初期执笔、40年代发表的萧红《马伯乐》，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氏兄弟，以至于后来王蒙《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可以作为一个系列来把握。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在老中国的大家庭中备受宠爱，所有资源集于一身，众望所归，而他们自己也未尝不少年壮志，眼高于顶，但一踏入现代社会，不管性格和环境有多大的差异，最终都被试验出不是真金，他们一生尽管有过不少挣扎折腾，最终都啼笑皆非，是一场虚空的热闹。

注　释

①　短篇小说《等》（1944年11月）中，推拿医生庞松龄的一个姓高的病人反复抱怨“沦陷区”的风气真坏，“公馆”的车如何横行无阻；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年9月）中，女佣人丁阿小的儿子百顺在学堂里做的手工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小国旗；张氏自己在散文里则经常诉说自己所处的乃是不断“破坏”中的“乱世”……这些细节虽然无法说明她的政治立场，却可以说明外族入侵者似乎也未能在当时的上海编织起一张密不透风的文网。

②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苦竹》第2期，1944年12月，收入《流言》。

③　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显系笔误，《心经》、《琉璃瓦》和《封锁》都明确点出故事背景地是上海。

④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杂志》1943年8月第11卷第5期，收入《流言》。

⑤　参见张爱玲《花凋》。

⑥　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将觉醒了的青年人的痛苦描述为“较灵的痛苦”。

⑦　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⑧　参见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⑨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

⑩　张爱玲《我看苏青》，《天地》1945年4月第19期。

⑪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⑫　参见鲁迅《上海的少女》，《南腔北调集》。

⑬　张爱玲《天才梦》。

⑭　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

⑮　张爱玲《我看苏青》。

⑯　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

⑰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

⑱　张爱玲《我看苏青》。

⑲　钱锺书《谈艺录》首页。

⑳　钱锺书《〈围城〉序》，1946年12月1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