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黑格尔与胡风
青年鲁迅在日本作《文化偏至论》,因号召国人反省“内部之生活”,而大力介绍西方19世纪末叶“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的“新神思宗”,斯蒂纳、叔本华、基尔凯廓尔、易卜生、尼采,于是作为青年鲁迅所推崇的“先觉善斗之士”而被介绍于国人。鲁迅所谓“新”者,乃相对于“旧”,在19世纪末叶“新神思宗”之前的旧的“神思宗”,鲁迅虽未梳理其统系,但也基本描写了它的主要特征:“往所理想,在知见情操,两皆调整,若主智一派,则在聪明睿智,能移客观之大世界于主观之中者,如是思维,迨黑该尔(F. Hegel)出而达其极。”鲁迅是为了请他心目中的“明哲之士”隆重登场,而顺便提到黑格尔,让他敲一番开场锣鼓的,“名哲之士”既出,黑格尔就一下子成了追求面面俱到的迂腐的“古人”了。
青年鲁迅的眼睛从黑格尔身上一晃而过,没有真正读过黑格尔的什么书,更不用说像后来的向慕西学者倾倒其三段论的完美无缺了。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偶然,也是值得庆幸的偶然,否则,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乃至文学史上,很可能就不会有鲁迅这样一个异数了。
黑格尔的理念世界并不为鲁迅预备,鲁迅身上输入了别有渊源的西方另一群“明哲之士”的“魔血”,敢于逸出黑格尔为人类苦心经营的逻辑与历史高度统一的理念世界,固执地要在东方古国的土地上做一名“过客”,不知道来路,也不知道前途,而只是“在刺丛里姑且走走”,并希望“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惟其如此,鲁迅的思想的种子来自西方,而鲁迅本人的思想并没有为西方思想所牢笼。
鲁迅之外,现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有没有认真读过黑格尔的书,都可以说是不幸入了黑格尔的彀中。中国传统思想本来就有对自在自为、完美无缺的“道”的迷信,宋儒更可以追求包举宇宙、弥纶群言的终极性思想体系,因而在思想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与先验哲学的黑格尔之间是有着巨大的亲和力的,所以一读其书,就很容易“闻其风而悦之”,一头钻进去,“虽九死而未悔也”。问题是黑格尔的东方的学生比起西方的乃师来,又多了一点小聪明,叫做“爱而知其恶”,经常要自欺欺人地发动对于乃师的批判,却不知道这种批判的结果,是把黑格尔对于绝对理念的坚信,改成了东方的不成器的学生对于“历史必然性”的迷信,进而改成对于代表“历史必然性”的“风流人物”的绝对的委身。
这是鲁迅和中国现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根本的区别,所以鲁迅不迷信,不畏大人。
胡风在鲁迅死后,曾经一度秉承鲁迅精神,信誓旦旦地驱赶过“黑格尔的鬼影”,却终于在各种力量——包括自己的思想——的牵引中,一边批判,一边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他所批判的那个鬼影里,——或本来就在鬼影中。
奇怪的是,鲁迅死后被打扮成代表(其实是“体现”)“方向”的导师,竟然变成了黑格尔之流的预言家——黑格尔当普法战争时,于兵荒马乱中上街乱窜,忽遇拿破仑,惊呼其为骑在马背上的“绝对精神”,这个典故终于有了它的东方版,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人们在制造这个东方的版本时,竟然文不对题地选择了鲁迅。
老师惘惘然逝去,作为学生的胡风葬了他,翻身——而且往往顶着老师的名——成为“绝对精神”(别名“历史必然性”)狂热的吹鼓手:以长诗歌《时间开始了》为高潮的一系列放声歌唱,实在是古典的确定“正朔”的传统与经过改装了的黑格尔的历史观的糅合。
用文学的名义为“历史必然性”做见证,40年代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已经是一个绝好的文本,不过与《时间开始了》相比,一个是通篇充满政治隐喻的理论推衍,一个是诗人自己站出来的热情讴歌。所谓“现实主义的路”,不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之路这个黑格尔式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吗?所谓“时间开始了”,不就是社会主义时代开始了吗?
但无论理论家胡风,还是诗人胡风,都没有被指代表“方向”的老师的资格,反而很快就被公判为诋毁“历史必然性”(别名“绝对精神”)的千夫所指的特务。
“活该”。
但现在又被抬举为超时代的殉道者、先知乃至异见者了。(www.xing528.com)
他总是以错位的方式跟在老师后面或跑到老师的前面。
鲁迅说过,孔子七十二弟子,“真可以相信的”,子路一人而已,所以讲到子路结缨而死那一节,不胜伤感地叹道:“但真不愧为由呀……”
胡风就好像这一个“由”。虽然中了黑格尔的毒很深,但毕竟腾腾血气、嶙嶙傲骨,所以仍然有资格做鲁迅的学生。
胡风出狱后,至少做了四件事:
1.用分裂的神经总结早年的文艺理论,精密无比,有近五万字的《〈胡风评论集〉后记》为证。这就有鲁迅的拼死精神,奋其余力,完成自己的天鹅绝唱。
2.重申鲁迅没有“转变”,1919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粗暴而有力地扯下了加于鲁迅身上的一切任意的打扮。
3.要求揪出“‘四人帮’的前辈”,反对抽刀断水、一推干净、咸与维新,大有鲁迅“刨祖坟”的决心。
4.大声疾呼而欲遍告天下:现在(1979年)最严重的问题是年轻人道德败坏,没有“精神的粮食”。
至死不肯认输,是鲁迅的倔犟;坚持没有1928年的“转变”,是强调鲁迅的精神苦斗并无他人“推动”之功;“刨祖坟”是鲁迅的战法中最精粹的一种;“精神的粮食”是鲁迅1933年的“狮吼”。鲁迅说:“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30年代,对现在各种时髦的“追忆”者来说,是一段多么令人神往的镏金岁月,然而置身其中的鲁迅却说“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文章的形式虽然比较的整齐起来,但战斗的精神却较前有退无进”。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我相信也包括大多数人——的记忆里,正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但刚刚出狱、乍见天日的胡风却感到了寂寞与荒凉。
“真不愧为由呀……”
虽然离另一个老师黑格尔也还是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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