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遗珠周作人公案一段

胡适在1922年3月3日写成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结尾部分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这里很清楚地说1922年3月之前“周作人等”已经提倡“小品散文”了，而“小品散文”也就是“美文”。言之凿凿，似有根据，——然而不然。

20年代末30年代初，许多论者跟在胡适后面异口同声认定周作人1922年之前就提倡过“小品散文”。明石（朱光潜）关于《雨天的书》的书评^①、“东亚病夫”（曾朴）在自办的《真善美》杂志1928年3月1卷12号上发表的《复胡适的信》、朱自清1928年11月于《文学周报》第345期发表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钟敬文的《试谈小品文》^②、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1932）、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许杰的《周作人论》（1934）、阿英的《近代十六家小品·周作人小品序》（1935），都这么说。明石书评最后说《雨天的书》“只是一种小品”。钟敬文认为周作人写小品文，“不但在现在是第一个，就过去两三千年的才士群里，似乎尚找不到相当的配侣呢！”。阿英说“到了1924年以后，他（按，指周作人）的努力与发展，却移向另一方面——小品文的写作，这以后周作人的名字，是和‘小品文’不可分离的被记忆在读者们的心里，他的前期的诸姿态，遂为他的小品文的盛名所掩”，阿英这里是把周作人始作小品文断在1924年，但又认为“关于周作人小品文发展的路，一般的说来，是可以分作两期的，前期是从《新青年》时代（1918）一直到《谈虎集》（1927）的编成；后期则是从《永日集》（1927）的开始写作，通过了《看云集》（1932），直到现在……”把周作人小品文创作从1924年往前推到《新青年》时代去了。王哲甫基本复述胡适的说法，李素伯则顺着阿英的方法推下去，认为周作人除翻译之外，“余都是短小精悍的散文小品”，他比阿英所谓“周作人的名字，是和‘小品文’不可分离的被记忆在读者们的心里”，似乎更进一步了。青年作家许杰的长篇《周作人论》开头就说：“周作人，是中国文坛上有名的人物，他是以善作冲淡的小品文著名的。”^③许杰和阿英一样，也把周作人清楚地定位成（冲淡的）小品文作家。50年代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中《小品散文》一节也持这种说法，直至80年代“周作人热”再起，周作人作为专门写小品文乃至领导了现代文坛小品文潮流的作家的形象，依旧没有改变。

问题是，《美文》一篇并未见“小品”、“小品文”或“小品散文”等字眼。胡适认为“小品散文”就是“美文”，理由或许是《美文》谈到“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而“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在中国文学史某一阶段确实曾归入“小品”范畴。但在胡适完成《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之前，周作人并未将“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明确命名为“小品散文”或“小品文”并“提倡”之，他只将中国古代这些散文样式与外国文学相比，认为“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再者，《美文》也并没有30年代一度将中国文坛搅得天翻地覆的晚明小品的影子。胡适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也还没有看过公安“三袁”的集子，他和林语堂一样都是读了周作人学生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1932）之后才真正接触晚明小品。^④曹聚仁所谓“他（按，指周作人）说的美文，便是后来盛行的小品文”，跟1922年的胡适一样，都是无根据的猜想。

1928年，周作人为他的学生俞平伯散文集《燕知草》写“跋”时说，“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又说“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似乎在他所谓英国“美文”和中国固有的“小品文”之间划了等号。但对周作人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须知那时胡适的说法已流行开来，他也不妨一用。《燕知草跋》这两段话分析起来，重心和主语是“中国新散文”而不是“论文”、“小品文”或“絮语”，后者不过是修饰、解释前者的辅助性概念。1928年周氏提倡并从不同的文学史源头竭力为之寻找资源和论据的，是成长中的“中国新散文”，而非古已有之的“小品文”或外国文学中的“论文”（美文）、“絮语”。若说周作人提倡了什么，只能说1921年他提倡过“美文”，1926年他宣布“以后只想作随笔了”（《艺术与生活》自序），1928年开始提倡“中国新散文”（《燕知草跋》）。

至于晚明“小品文”，周氏只在文学史研究角度发生兴趣。1926年前后，他确实“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又重新发达起来罢了”，并劝他的学生俞平伯不妨“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⑤这本“文选”俞平伯没编，而成于沈启无之手，那是1930年的事了，出版则在两年以后。无论周作人、俞平伯或沈启无发掘研究晚明小品，都是为“现今的散文小品”或“小文”寻找“源流材料”，使人明白晚明和“五四”新文学在精神上的联系（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都属于“言志的散文”），借文学史的助力来建设“中国新散文”，并非“提倡小品文”。晚明小品在清朝多为禁书，普通学生不易看到，学者索求为难，选本可为教学提供便利，也是对清代“文字狱”进行一场迟到的反抗。

“五四”时期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实际情况是《艺术与生活》所收长篇“论文”外，大都属于“小文”、“小文章”。1922年以前，周作人并没有如胡适所说，在理论上“提倡”过“小品散文”，也极少称他的“小文”、“小文章”为“小品”、“小品散文”或“小品文”。

唯一例外，是1921年10月周氏将两月前在西山养病时用日文写的《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译成中文，总题曰《西山小品》，并在中译文“附记”里说“这两篇小品是今年秋天在西山时所作，寄给几个日本的朋友所办的杂志《生长的星之群》，登在一卷九号上，现在又译成中国语，发表一回”。“这两篇小品”是《雨天的书》六篇致孙伏园的《山中杂信》的姊妹篇（《山中杂信》结尾预告过），只是先用日文写作再翻成中文，遂与《山中杂信》分开，另收入诗集《过去的生命》。1929年给《过去的生命》作“序”时周作人并未特别提到《西山小品》，但看他对《过去的生命》主体部分诗歌的解说，也可侧面了解他那时在散文方面的意见：

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

这段话坚持了《美文》“好的论文”如“散文诗”的意见，同时强调“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暗示“别种的散文小品”是套用别人的说法，他自己宁可使用“普通散文”之名。实际上1923年7月25日所写《自己的园地旧序》并不称与《西山小品》同类的《山中杂信》为“小品”，反说“如《山中杂信》等，本是‘杂感’之类”。这年11月为《晨报副刊》所写《读报的经验》^⑥说他拿到报纸一般先看副刊，“其中最先看的是杂感通信一类的小品”。同样的作品既称“小品”也称“杂感”、“通信”，态度通脱，与30年代初阿英所谓“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感文’，在新文学中，正说明了两种不同的趋向”的那种二分法，对照鲜明。

较早注意到《西山小品》及《山中杂信》的是赵景深^⑦，但赵并不涉及文体概念，只介绍《西山小品》的内容。随后提及《西山小品》的李素伯也未意识到这是周作人最早自称“小品”的两篇文章。倘若赵景深1925年注意到周作人1921年写过《西山小品》且称之为“小品”这一事实可作胡适1922年3月3日之前也注意到《西山小品》及同一类型的《山中杂信》的旁证，那么，六篇通信及两篇自称“小品”的文章是否足以让胡适见微知著，认定周作人正有意“提倡”一种特殊体式的“小品散文”呢？^⑧

关键是《西山小品》和《山中杂信》之后，周作人并未在正面和肯定的意义上概称其某一类文章为“小品”、“小品文”或“小品散文”。《自己的园地》第一辑《自己的园地》都是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建设方面的文章，并未在体裁上有何说法。《自己的园地·绿洲》小引（1923）称《谭百姿》以下十五篇（写于1923年1月至7月）为“零碎的随笔”，《茶话》小引（1925）称《抱犊固的传说》以下二十三篇（写于1925年9月至1926年8月）为“茶余的谈天”，都不提“小品文”或“小品散文”。《雨天的书·自序二》（1925）称“据说天下之人近来已看厌这种小品文了”，可见“这种小品文”乃“天下之人”对他文章的说法，他本人更愿称“近两年来的文字”为“五十篇小文”，“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自称和他称分得很清楚。《泽泻集·序》（1927）则称“近来所写只是感想小篇”、“随便写的文章”、“趣味之文”，未提“小品散文”。《永日集·序》（1929）对该书所收文章的体裁形式也不作交代，其中含有“霭理斯随感录抄”五篇、三篇以“关于”为标题的随笔（《关于失恋》、《关于人身买卖》、《关于妖术》》以及“杂感十六篇”，都不是“小品散文”。可见周作人虽也偶尔套用因胡适登高一呼而流行的“小品文”之名来指称自己的作品（《雨天的书·自序二》），但并未“提倡”这种“小品散文”或“别种的散文小品”。胡适的论断成了一厢情愿，没有得到周作人响应。

胡适1922年为何不根据显然的事实说周作人提倡“美文”，反而另辟蹊径，子虚乌有地说周作人“提倡”了“小品散文”呢？

写于60年代的《知堂回想录》提供了一条有趣的线索：

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我应了适之的邀约，到了他的住处，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刘廷芳相见，说定从下学年起担任该校新文学系主任事。……据胡适之后来解释，说看你在国文系里始终做附庸，得不了主要的地位，还不如另立门户，可以施展本领，一方面也可以给他的白话文学开辟一个新领土。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3月3日写成，次日周作人应邀到他府上与同样被邀来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谈周去燕大任新文学系主任事。1921年2月14日胡适就曾致信周作人谈过此事，周不久生病迁居西山，只好搁置。1921年9月周病愈下山，燕大旧事重提，于是就有1922年3月4日胡、周、司、刘四人的会谈。胡适安排此事，正值他为《申报》作洋洋五万言《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该文必然要论到1917年由胡本人的《文学改良刍议》发端的新文学，这时他密切注意一向器重实际上也影响巨大的周作人的文学动向，当在情理之中。碰巧1921年6月至9月养病西山的周作人迎来了成名后翻译和写作的一个高峰期（还顺便学会了“世界语”！），他从西山病院连续发给《晨报·副刊》连载的《山中杂信》、给《小说月报》刊登的《西山小品》（包括为胡适本人辩护而多处转载的《〈评尝试集〉匡谬》），被胡适看见，并注意到周称其中两篇文章为“小品”，联想到周发表于1921年6月《晨报·副刊》的《美文》，于是断言蹲在西山的周作人正和他的学生、《山中杂信》的收信人、也是《晨报·副刊》著名编辑孙伏园等一起提倡“美文”亦即“小品散文”，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如果周作人这期间没有亲自著文提倡“小品散文”，如果周作人在与胡适交往过程中没有主动报告写作上的新兴趣，胡适仅以可能寓目的这六篇通信、两篇小文为凭据断言周在“提倡”“小品散文”，那未免过于见微知著了，有违其“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原则。

周作人这段时间（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2年3月3日胡适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之前）散文的题材和体裁极庞杂，有《访日本新村记》（1919）、《游日本杂感》（1919）两篇游记散文（均收入《艺术与生活》，和《西山小品》同一性质，在周氏散文中实属罕见，类似的后来只有1934年《保定定县之游》、1944年《苏州的回忆》两篇），有《体操》（1921年11月）那样的怀旧散文（1922年8月之后又有《怀旧》、《怀旧之二》、《学校生活的一页》、《初恋》、《娱园》等），有《山中杂信》那样杂谈眼前景物、生活遭遇、一时心境的“通信”。众口称道、广为流传的《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又名《吃茶》）、《破骨脚》、《苍蝇》、《苦雨》、《谈酒》、《乌篷船》等叙事状物写景抒情“夹杂”之作（一般视周氏此类文章为标准的“美文”）则写于1924年以后，数量也并不多。这期间周氏大量创作的散文还是时事政治短评、谈文学文化的学术批评短论，以及抄存片段翻译、“实做行贩”的“胜业”。周氏散文呈现的这种庞杂与丰富，局部虽有变化，整体上1922年之前已然定型。称这样庞杂丰富的写作为“小品散文”，即使不考虑周氏本人是否同意，客观上也以偏概全了。

胡适有志做学阀，在他心目中，“长篇议论文”盟主非他莫属，而要在非他强项的短篇散文上“给他的白话文学开辟一个新领土”，则需另择良将。这时周作人西山系列作品撞进眼帘，在胡适脑子里或许会形成一个画面——既然周在北大处附庸地位，“用违所长”，由他安排去燕京大学“独当一面”（1922年3月4日胡适日记），主持教授中国新文学，应是得其所哉，而请周扛起一面旗帜，做他胡适派定的专门提倡“小品散文”的健将，为善于做“长篇议论文”的“白话皇帝”（章士钊语）“开辟一个新领土”，岂非天造地设？

这当然只是猜测。周作人对《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反应如何，已难确知。十三年后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仅用纯客观态度将胡适文章作为历史文献加以引述，说明包括他在内的“中国新散文”当时曾得到胡适这样的评价。至于胡适对他工作的安排及由此发表的关于他的处境及未来方向的指示，周回忆起来的态度相当冷静：“我其实是一个屠介涅夫小说里所谓多余的人，在什么事情里都不成功，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作浮云似的，自得其乐地活着……”在学院人事和学术体制上，周与胡隔膜若此，文学上的隔膜或者更深罢。胡适见微知著的文学史家眼光与替别人（也替自己）精心安排的韬略，与周作人的“多余人”的通透淡定，其间不就有一道鸿沟吗？

这是1922年3月3日之前的事。以后情况是否有变化呢？

直到20年代末，周作人才将明末“小品”与英国“美文”联系起来（1928年11月《燕知草跋》），那时中国文坛从胡适那里知道这种联系已有六年之久。但在1922年和1928年之间，周作人并无小品就是美文的说法。

1923年《地方与文艺》一文（收《谈龙集》）谈到明末“在文学进化上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是周氏最早关注明末文坛的文章，并没有提“小品文”。《西山小品》之后用到“小品”一词倒是1925年2月5日写的《托尔斯泰的事情》：“近来看德国该倍耳（Koebel）博士的小品文集”。这与中国文学无关，也谈不上提倡“小品文”。上文提到1925年11月13日《雨天的书·自序二》说，“这些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据说天下之人近来已看厌这种小品文了，但我不会写长篇大文，这也是无法”，自称和他称分得很清楚。1927年11月8日《谈龙集·序》称“近几年所写的小文字”为“零星小品”，也可作如是观。

1930年9月，情况有点变化。该月周氏给沈启无所编《近代散文抄》作序时说，“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刚解纽的时代”，“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这不是明明在“提倡”“小品文”了吗？

其实，序言谈的是“明清时代的小品文”，严格限定在文学史范围。周作人与其说在提倡“明清时代的小品文”，不如说希望当代读者通过阅读“前代的小品文”，知道其好处并不在被清代的四库馆臣大肆诋毁的“小品”，而在反对“载道主义”，是“言志的散文”。在这意义上他说：“启无选集前代的小品文，给学子当作明灯，可以照见来路，不但是在自己很有趣味，也是对于别人很有利益的事……”这篇序文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他自己的散文或他希望中国大量产生的新散文就是或应该是“小品文”。

周作人在燕京大学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清理“五四”新文学和明末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也在1926年前后。这倒真要感谢胡适之1922力荐周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新文学。此前周并无机会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史进而发现晚明文学（包括“小品文”）与新文学的联系。1917年4月，周作人应蔡元培之邀赴北大教希腊罗马文学史和古英文，因为学期中间不能添开新课，就让他教预科作文，周“大为丧气”，“实在觉得国文非我能力所及”，决定回绍兴。幸亏蔡元培翌日登门拜访，请他暂在北大附设国史编纂处工作，秋天开学，即正式加聘他为文科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两课。周在北大与中国文学没有关系。他与“国文”结缘，是“民国十二三年顷”（1923年至1924年之间）应沈尹默钱玄同等人之邀任孔德学校初中国文课，对象是初中生，不会深到什么程度。因为要讲新文学，不得不往上推到明清两代白话小说和散文领域的革新运动，则是1922年到燕京大学之后慢慢摸索出来，经过逐渐明朗的一个过程，1926—1928年前后才有稳定的看法，“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后来因为沈兼士先生招赴辅仁大学讲演，便约略说一过”，这就是1932年“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以及不久后讲演稿的出版。^⑨

一般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小品文理论成熟的标志，该书以及书中所附沈启无《近代散文钞》目录（《近代散文钞》在《源流》出版后不久于同一年由同一家书店印行，是《源流》带动的结果）直接启发林语堂将其主编的《论语》（1932年9月16日创办）由“幽默”转向“小品”并接连创刊《人间世》（1934年4月5日）、《宇宙风》（1935年9月16日），从而掀起全国范围内的小品热。林语堂发表在1932年12月16日出刊的《论语》7期上的《新旧文学》一文中称，“近读启明先生《近代文学之源流》（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派（同书店有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钞》，转选此派文字，可供参考），而将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农、袁枚诸人归入一派系，认为现代散文之祖宗，不觉大喜……我们一看这些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如张谑庵、金圣叹、郑板桥、袁子才，都是很明显的例”。在《论文》（上篇，1933年4月）中林语堂进一步承认：“近日买到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下卷（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连同数月前购得的上卷，一气读完，对于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崖略了……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的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其《四十自叙》更云：“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狂乱呼，宛似山中遇高士，把其袂兮携其裾。又似吉茨读荷马，五老峰上见鄱湖。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这确实有点“狂乱”！《新旧文学》一篇两错，将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误为《近代文学之源流》，王谑庵（思任）误成张谑庵，可见林初读周、沈书时，只有鹦鹉学舌的程度。他一开始以为明末文学可与其“幽默”合拍，及至受到左右文坛贬斥，才在《论语》半月刊上转而提倡“小品文”，并迅速创刊“专门登载小品文”的《人间世》半月刊，现学现卖，煞有介事地“欲就其（按，指“小品文”）已有之成功，扶波助澜，使其愈臻畅盛”^⑩。若说林语堂小品文理论完全从周作人（通过沈启无中介）稗贩而来并夹杂着林氏个人的许多误解，30年代的小品文热主要就以林氏的稗贩和误解为基础，似无不当。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把30年代小品文热始作俑者确定为周作人：

书架上不摆部把公安竟陵派的东西，书架好像就没有面子；文章里不说到公安竟陵，不抄点明人尺牍，文章好像就不够精彩；嘴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不读点小品散文之类，嘴巴好像就无法吐属风流；文坛上这个时髦风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什么人开头，刚有人这样问我，我也莫名其妙，只好学知堂老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样，自己再三再四地生命“谬误”、“杜撰”、“无所根据”，这才说出这一风气是从知堂老人开头的，时候是在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四月间。^⑪

陈子展断定30年代小品文热是“从知堂老人开头的，时候是在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四月间”（周在燕大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讲演之际）。既然把周当成小品文始作俑者，有些人索性将“这一风气”上溯到1924年创刊的《语丝》杂志。林语堂曾是《语丝》一员大将，其《论小品文笔调》一文认为“现代评论派”属西洋文学“学理文”（treatise）一派，《语丝》则代表小品文（familiar essay），“语丝之文，人多以小品文称之，实系现代小品文，与古人小摆设式之茶经酒谱之所谓‘小品’，自复不同。余所谓小品文，即系指此”^⑫。与其说林氏在述说史实（《语丝》之文即小品文），不如说他是越过当年《语丝》的编者（主要是周作人）而自说自话地编造历史（此前并没人称《语丝》是小品文）。林氏如此缠杂不清，似乎并未引起当时文坛足够的注意，倒是有不少论者（上述阿英、李素伯人）信以为真，更越过《语丝》，进一步接上胡适1922年的论断，即认为周作人很早就“提倡”“小品散文”了，而1922年胡适所说的“小品散文”也就是林语堂1930年代为之狂呼呐喊的“小品文”（胡适和林语堂一样也是读了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才实际接触公安袁氏兄弟的文章）。

这一基于混乱的历史叙述的“定论”，从林语堂提倡“小品文”的30年代至今，未曾动摇过，中国大陆以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西方学术界对此都深信不疑。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编第五章“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说：“林语堂的文学批评思想……与周作人不谋而合，后来，他们两人将晚明的小品文奉为现代散文的圭臬，这不仅因为晚明散文家实现了言志的传统，也因为他们着重性灵的培养。周、林两氏实在可以说在文学趣味上闹了一场小小的革命，以此对抗那是流行的载道文学。”把周作人、林语堂不加区别，甚至说“在林语堂的圈子里，周作人是首屈一指的小品文家”。将周作人定位为“小品文家”，再将他缩小塞进“林语堂的圈子里”，得出如下结论也就不足为奇：

左派作家的载道文学固然可厌，但是像周、林两氏所奉信的“言志”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建树。周、林和他们门徒，只是一味崇尚个人趣味，逃避严肃的现实，几有独尊小品文而弃其他较宏伟的文学形式之势。（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93—9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这段话，说林语堂可，说周作人则不可。受夏志清影响，英语世界涉及周作人的论著，在“小品文”问题上步伐一致，概无异议，如Edward M. Gunn著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Susan Daruvala著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Charles A. Laughlin著The Literature of Leisure and Chinese Modernit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西方学者偏重小品文，强调周作人复古的一面。其实周作人最佩服“老新党”，“那样的旧，有时那样的新”的人物，其精彩之处不在复古，而是开新。他早就否认自己是“传统主义者”（《燕知草跋》，1928），曾将假复古者比喻为站在死胡同口不肯进去，却偏说是条活路，只好一辈子站在那里的人（《雨天的书·我的复古的经验》，1925），还以鲁迅为例说过复古之无谓（《瓜豆集·关于鲁迅》，1936）。周作人对中国古代文化态度很矛盾，他虽自诩儒家正统，却对包括先秦“原儒”在内（更不必说汉宋之后）的儒家都有不满，对所抄录的明清两代笔记更甚觉其苦，有披沙拣金之叹。西方人总喜欢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更多地看到传统中国，故小品文和闲适，在他们研究周作人时，总是强调再三，这也不难理解。

但不必说“周氏兄弟”主持笔政的《语丝》杂志和林语堂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不可同日而语，不必说巨幅照片被登在《人间世》创刊号封面的周作人其实并不积极为林语堂供稿^⑬，不必说和鲁迅一样，周作人对林语堂的“小品文”、“闲适”、“幽默”也始终抱冷淡乃至否定态度，也不必说当时就有人注意到林语堂小品文理论和实践与周作人的差别（周木斋就在《小品文杂说》一文中指出林语堂对周作人的误解^⑭），一个更重要而长久被忽略的事实是：无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作者周作人抑或《近代散文钞》编者沈启无都没有正面提倡过“小品”或“小品文”。

沈启无持其所编《近代散文钞》向周作人求序时（1930），书名原为《冰雪小品选》，拖到1932年出版，却更名为《近代散文钞》。当时有人为这一更名惋惜，写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评之后再写《近代散文钞》书评的青年学者钱锺书就认为“冰雪小品选”“比近代散文钞来得妥当”。沈启无1932年出版之前所撰“后记”称，“为什么不仍叫做冰雪小品呢，这也只觉天下万事万物还以老老实实为好耳”，语颇暧昧。更名不知是谁的主张，至少可以令我们注意到，沈启无和鼓励并指导他编辑此书的周作人都有意规避“小品”二字。书中所选明清两代十七家一百三十多篇散文，尽管都是题跋纪游记事抒情的小品，但标题上出现“小品”二字的仅张岱《跋徐青藤小品画》、廖柴舟（燕）《小品自序》、《选古文小品序》三篇（张岱所论并非“小品文”而是徐渭“小品画”）。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大力肯定公安、竟陵两派，但也不说（甚至刻意回避说）两派散文都是“小品文”。整本《源流》唯一出现“小品”字眼的地方，是在讨论完公安、竟陵文学运动后接着讲这个运动的“反动”即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时，略略提到俞曲园《春在堂全集》“有许多游戏小品”，认为俞“是以一个汉学家而走向公安派竟陵派的路子的”，算是“死去的公安派精神的苏醒”。此外在《源流》中我们再也找不到“小品”、“小品文”的字眼！《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讨论公安、竟陵派“言志的散文”时，根本不提“小品”、“小品文”，怎么能说30年代小品文热是从《源流》开始的呢？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重心不在“小品”的发现和提倡，乃是为反对胡适白话文学进化论而提出“言志”、“载道”更迭交替形成中国文学史发展这一新理论。依据这一新理论，周作人主张“言志的”、“即兴的”文学，反对“载道的”、“赋得的”文学，实际上是把“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个性的文学》（《谈龙集》）等文所含理论主张应用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新文学的批评。

1932年9月6日《源流》出版之际，周作人为随后出版的《近代散文钞》写了篇“新序”，观点与原序无异，但1930年9月原序中的“小品文”字眼在《新序》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出现的是“公安竟陵两派文章”、“明末清初的新文学派的文章”、“明清文”、“近代文”、“新文人的著作”。这与《源流》避而不提“小品文”、“小品”如出一辙，与日后宣布“他弄的国文学一直没有出于我的圈子之外”的“小徒”（《关于老作家》，1947）沈启无“后记”不涉及“小品文”，也似有一种默契。

1930年“原序”之所以反复谈到“小品文”，是因为对象是《冰雪小品选》，又接在俞平伯的跋之后执笔，全篇抓住俞平伯“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一句发挥开去，行文上势必无法回避“小品文”三字。等到1932年撰写“新序”，对象更名为《近代散文钞》，又无俞跋牵扯，自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写出来，不必再提“小品文”了。俞平伯“跋”大谈特谈“小品文”，攻击正统文章都是“垃圾”，以至影响到周作人的“序”，这跟俞氏当时被人批评为“没落”有关，他想借历史上同样被贬低的“旁行斜出”的“小品文”来自况。

到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作“导言”时，周作人系统回顾自己在散文理论上从1921年《美文》中经1932年《源流》的摸索过程，超越“论文”、“美文”、“随笔”、“笔记”、“小品文”诸概念，认为所有这些中外文学史上的散文样式都可以作为“中国新散文的源流”，但不是“中国新散文”本身。“中国新散文”叫不叫“小品文”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是既不同于明末小品也不同于英国essay的“中国新散文”！这也是1932年《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再申说的（还可上溯到1926年致俞平伯的信、1928年《燕知草跋》）。为“中国新散文”的发展在明末小品中发掘“言志的精神”作为奥援的周作人并无意提倡小品文本身，这是他一贯想法，并非因为1933年以后“小品文”遭左翼作家包括鲁迅激烈抵制，为爱惜羽毛，才刻意要和本来就并不佩服的林语堂划清界限。

退回到1926年，周作人、俞平伯师徒讨论明末文学最热烈的时候，在为俞平伯重刊张岱《陶庵梦忆》所写序言中，虽然说到“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但无论讲“现代的散文”、“现代文”，还是讲明清有革新气息的“抒情的散文”、“名士派的文章”以及张岱本人的“洒脱的文章”，都绝口不提“小品文”三字（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跋》也只字不提“小品文”），这与周氏同年在致俞平伯的立意相近的信中不避“小品文”三字，1930年接过俞平伯“跋”的话头为沈启无写序时大谈“小品文”（这大概是林语堂“小品文”理论的直接依据），形成鲜明对照。为什么？恐怕只有一种解释：周作人论文，看重货真价实的思想情趣、知识内容和写法上的自由率性，至于体裁形式，则随物赋形，不主一名——有合适的名可，无则亦可，并无从体裁形式角度“提倡”什么的用意。林语堂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周作人曾提到“小品文”）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周作人无意提倡“小品文”），这才造成他对周作人的误解和误解基础上的大肆发挥。

林语堂也应该知道，就在他的小品文理论大获成功、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洛阳纸贵之际，周作人为由林氏倡议、刘大杰编订的重刊袁中郎集作序时，态度是那么平正，认为中郎之诗并不佳，尺牍多妙语，却赶不上苏轼、黄庭坚，只有游记具新意，传序次之，《瓶史》、《觞政》两篇更能看出其性情风趣，这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样，对公安、竟陵两派，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绝无乍见古书而惊为稀贵的那种轻薄，此外强调的则是中郎对正统的偏离和反抗，与鲁迅几无二致，同时痛斥一些自命正统的古今文士，不读其人之书而妄议其人之文，将亡国之罪归于文人，观点也和鲁迅如出一辙。更妙的是在小品文甚嚣尘上之际，周作人这篇序言竟然出人意料地没有一字谈到小品文！倘若鲁迅的反对不能令林语堂信服还情有可原，林氏奉为理论支柱的周作人大泼冷水，竟也不能令林氏清醒，这只能说明二人在小品文问题上的识见距离之远，超过一般人想象了。

倘若正面立论，周作人所取概念应该是“中国新散文”，而不是在借鉴文学史经验和追认前驱的意义上涉及的“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他有时以历史上的“小品文”称自己某类文章，也纯属概念借用，说明他的文章像历史上的小品一样不足以充当载道的大品，比如《苦雨斋序跋文》就说：“我是不喜欢讲载道的，即使努力写大品的序，也总难入作者之林，其结果是虽非题跋亦仍是小品耳。”这里的“小品”有贬义，周作人以此自称，透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幽默，是说在别人眼里其文章只能是小品。尽管从胡适开始的命名的潮流将他裹挟而去，有时不得不随俗援用，但他从未正面肯定地称其散文为小品文，更不愿称“中国新散文”的主流为“小品文”。他后来被推为“小品散文之王”^⑮，应该出乎其意料之外吧。

但“中国新散文”也不能算周作人的最后定论。他根本就不想在散文的体裁形式上定于一“名”。事实上他后来也并不怎么说“中国新散文”。周作人并不热心为散文命名。文就是文，叫什么没有关系，关键看写得怎样。

“小品散文”的“提倡”之功与其属周作人，不如归给头脑灵活、目光敏锐、一贯喜欢开风气之先的胡适之。把“小品文”“这一风气”（陈子展语）发扬光大的，则是1932年之后接连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的林语堂及其得力助手陶亢德，和一度帮助林氏编刊的郁达夫、徐訏，以及编辑《明人小品集》（北新书局1934年9月版）的刘大杰、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4月版）的施蛰存（施氏另与康嗣群合作于1935年2月5日至1935年7月31日编辑发行了6期专门与《人间世》抢生意的小品文刊物《文饭小品》，刊名即取自王谑庵同名著作），还有1935年3月继编辑《晚明十八家小品》之后接着又编出《现代十六家小品》（上海光明书局版；该书将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钟敬文、谢冰心、苏绿漪、叶绍钧、茅盾、落华生、王统照、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鲁迅、陈西滢、林语堂全部囊括进“现代小品”）和《晚明小品文文库》（大江书店1936年7月版）的阿英、刊行《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出版家张静庐，甚至包括1930年就先行一步为上海北新书局编过《小品文选》的梁遇春，等等。(www.xing528.com)

当然，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京派”和“海派”》中所指出的，在1934、1935年小品文热的鼎盛期，“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后来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的短文《势所必至，理有固然》（1934）、《聚“珍”》（1935）表明，所谓“真正老京派”，就是周作人及其学生废名、沈启无、俞平伯，而“真正小海派”则是林语堂、施蛰存等。鲁迅甚至把“京海合流”比喻成法朗士小说《泰绮思》里所描写的在沙漠修行的“高僧”与“亚历山大府的名妓”的关系，更明显刺周作人和林语堂辈了。这可能不失为对周作人的一种提醒，但鲁迅并没有细究其中原委，没有看到在“京海合流”中，主动权完全在海派，京派（尤其周作人）则被动、消极和被曲解、被利用的成分居多。另外在指出明人小品弱点的同时特别看重其在“性灵”之外还有“战斗”、“反抗”、“不平”的鲁迅，好像也忽略了周作人的几乎完全一致的观点。

“小品”之名始见于鸠摩罗什对《般若经》的翻译，他称较详译本（二十七卷本）为《大品般若》、较略译本（十卷本）为《小品般若》。《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读小品”句下刘孝标注曰：“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后人借鸠摩罗什这个概念称那些篇幅短小的文章为“小品”，如“六朝小品”、“唐人小品”、“明人小品”，间或也指诗歌、绘画或其他应用物件。文学上的借用不知起于何时，后缀一个“文”字另组成“小品文”，也不知从谁开始。有人认为最早始于明万历三十九年王纳谏（圣俞）编《苏长公小品》。晚明许多文人称自己著作为小品（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有意区别于正统文章，是自我解嘲，并非实有此一种文体。清朝编纂《四库提要》的馆臣屡斥明遗民“未脱小品恶习”，“小品”遂成贬义词。^⑯用“小品散文”指称现代中国新散文的一个潮流，发明权属胡适，周作人只是在这个概念被强加在他身上并迅速流行开来之后才勉强首肯，但他更愿意在严格的文学史范围使用这个本来属于文学史的概念。周作人最早把小品文追溯到宋代（1926年致俞平伯信），后来承认晋人文章已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来”（《近代散文钞序》，1930）。鲁迅谈小品文也从“晋朝的清言”、唐末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小品”、“明末的小品”一直说到“五四”，基本上是接着周作人讲的（《小品文的危机》，1933）。鲁迅只说现代小品文取法于英国随笔，并未把小品文等同于随笔，同时现代小品文也只是现代中国散文的一支。这也是周作人的主张，他说现代“小品”、“小品文”可以溯源到“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却既非公安派小品的简单继承，亦非英国essay（一度称之为“美文”、“论文”、“随笔”）的简单模仿，而是受中外两种文学资源影响之后自成一格的“中国新散文”。这是周氏散文理论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可惜长期以来一直被虽然由他“发现”却并非由他“提倡”的“小品文”概念所掩盖。

郁达夫也认为“小品文”在概念上并不圆满，它是essay一词“一译再译”的结果，“有时候含糊一点的人，更把小品散文或散文小品的四个字连接在一气，以期这个名字的颠扑不破，左右逢源；有几个喜欢分析，自立门户的人，就把长一点的文字称作了散文，而把短一点的叫作了小品”^⑰。“含糊一点的人”，大概就包括从1922年的胡适到1934年的苏雪林这一长串名单吧。至于和韵文（诗）及骈文相对而外延至广的“散文”不一定在于郁达夫所谓篇幅“长一点”。它虽然被认为与prose相当，却和“小品”一样为中国所固有。“散文”一词据说最早由南宋罗大经（约1195—1252）《鹤林玉露》提出，指与四六骈文相对的散体文章。^⑱正如“美文”（“论文”）、“随笔”、“小品”并非汉译essay的专名，“散文”也非汉译prose的专名。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先后出现的这些概念固有的差别使它们无法平等互译，郁达夫干脆认为所有的“一译再译”都是“白费的心思”，现代中国新散文有其特殊之处，“只能约略的说，是Prose的译名，和Essays有些相像，系除小说、戏剧之外的一种文体；至于要想以一语来道破内容，或以一个名字来说尽特点，却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⑲。从周作人给“中国新散文”命名的前后变化看，若从“美文”（“论文”）、“随笔”、“杂感”、“小品”这些概念中挑选任何一个来总括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也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

或许正是鉴于这种命名的困难，周作人宁可采用朴素的“小文”、“白话文”、“国语文”来指称自己所作之文以及“中国新散文”。无独有偶，鲁迅也不喜欢用明末的“小品文”来规范现代的新散文，他认为“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谓之‘短文’，短当然不及长，寥寥几句，也说不尽森罗万象，然而它并不‘小’”^⑳。

这是命名的大路，但往往被忽略。相反，在“美文”和“小品”的小路上，却拥挤得格外热闹。

《美文》只认“记述的，是艺术性的”那种“论文”为“美文”，另一种“论文”即“批评的，是学术性的”至少在他写《美文》时不包括在内。这就无怪乎许多论者一提到“知堂美文”，就特指有限的几篇“记述的，是艺术性的”或更严格一点“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为主的”的“小品文”和“絮语”。但是一统计知堂“五四”时期收在《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虎集》、《泽泻集》中这类“美文”（“好的论文”）以及后来自编文集所收类似的不仅说理记述也抒发情感的怀人记事、书话评论和草木虫鱼之作乃至《夏夜梦》那样的近乎《野草》的虚构，无论怎样放宽尺度也不会超过四十余篇，其中好些就内容而言更应归入“批评的，是学术性的”，而周作人一生所作之文，总量无虑两千篇。“美文”（“好的论文”）或美文性“随笔”对周作人散文创作来说，太缺乏涵盖性了。

至于“小品”，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经周作人的重新阐释，自非外来“美文”概念可比。“小品”在现代文坛迅速流行开来，就是明证，其结果也为率先研究和发掘小品的周作人带来无上荣耀。但如上所述，这并非周氏本意，所以他很快出面订正说：

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㉑

在1934年4月18日给《人间世》的八篇“苦茶庵小文”的“小引”（均收入《夜读抄》）中，他先委婉地交代自己和“以专登小品为宗旨”（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的林记小品文刊物的真实关系：“语堂索稿，不给又不可，给又没有东西……不得已，只好抄集旧作以应酬语堂”，然后解释“应酬语堂”的几篇文章偏偏不叫“小品”而叫“小文”的原因：

得小文九篇，不称之曰小品文者，因此与佛经不同，本无大品文之故。鄙意以为吾辈所写者便即是文，与韩愈的论疏及苏轼的题跋全是一类，不过韩作适长而恶，苏作亦适短而美，我们的则临时看写得如何耳。清朝士大夫大抵都讨厌明末言志派的文学，只看《四库全书提要》骂人常说不脱小品恶习，就可知道，这个影响很大，至今耳食之徒还以小品文为玩物丧志，盖他们仍服膺文以载道者也。今所抄文均甚短，故曰小文，言文之短小者尔，此只关系篇幅，非别有此一种文也。

最清楚的解脱，莫过于1944年的一篇《国语文的三类》：

所谓小品不知是如何定义。最平常的说法是照佛经原义，详者为大品经，略者为小品。我们不去拉扯唐三藏所取来的《大般若经》，就只拿《维摩诘经》过来，与中国的经书相比，便觉得不但孔孟的文章都成了小小品，就是口若悬河的庄生也要黯然失色，决不敢自称为大品了。假如不是说量而是说质，以为凡文不载所谓道，不遵命作时文者，都不合适，那是古已有之的办法，对于正统正宗的文章乃是异端，不只在其品之大小而已。所以小品的名称实在很不妥当，以小品骂人者固非，以小品自称者也是不对。我这里不得不怪林语堂君在上海办半月刊时标榜小品文之稍欠斟酌也。^㉒

事隔十几年，周作人不仅彻底否定小品文这个概念的合理性（强调它在文学史上被正统正宗诬陷排挤而得名，所以“实在很不妥当”），并终于卸却了胡适当初奉送给他的“小品散文”提倡者、苏雪林在1934年所炮制的“小品散文之王”的徽号，转赠给30年代在上海大肆鼓吹“小品文”的林语堂。

1945年底，周作人检点其散文创作时一再申说：“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我写闲适文章，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又说：“至于闲适的小品我未尝不写，却不是我主要的工作……只是为消遣或调剂之用，偶尔涉笔而已。外国的作品，如英吉利法兰西的随笔，日本的俳文，以及中国的题跋笔记，平素也稍涉猎，很是爱好，不但爱诵，也想学了做，可是自己知道性情才力都不及，写不出这种文字，只有偶然撰作一二篇，使得思路笔调变换一下，有如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之类而已。”^㉓可见无论被别人扩大化了似乎无所不谈的“小品”（比如林语堂），还是缩小了的“闲适的小品”，都不宜于概括周作人散文创作的主体。

无奈世人一哄而上，硬把“小品散文”提倡者甚至“小品散文之王”的徽号强加给他。^㉔论及他的小品散文，又只见其小，不见其大，非要把小品和“闲适”扯成一团，片面强调周作人一度企慕却申明并不能达到的“平淡自然的境界”，或者相反，像《四库全书提要》作者那样“骂人常说不脱明人小品恶习”，“至今耳食之徒还以小品为玩物丧志”。以偏概全的吹捧或以偏概全的贬损都不得要领，引起他的警惕甚至公然宣布与之脱离干系，也就很自然了。借鉴历史上的小品文可获得现代新散文的解放，等到一哄而上，反而造成桎梏。好像一写小品，就保证“言志”，犹如当初以为一写“白话”就是“文学革命”。所以周作人干脆说小品文“只关系篇幅，非别有此一种文也”。让“小品”的定义回到“篇幅”之小这一朴素的解说（就是他一再所说的“小文”），是要为被神话了的“小品文”祛魅，也是规劝世人不要因为刻意模仿中外文学史上“小品文”而忘记“小品文”的真精神。

同样的意思也见于1937年《再谈俳文》：

无论什么文章总只是一个写法，信口信手，皆成律度，三百年前公安派如此说过，现在写文章的人也是这样的做着。……俳谐文或俳文这名称有点语病，容易被人误解为狭义的某种特质的文章，实在未必如此，日本的松尾芭蕉横井也有，法国的蒙田，英国的兰姆与亨德，密伦与林特等，所作的文章据我看来都可归在一类，古今中外全没有关系。他的特色是要说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去办差，假如这是同的，那么自然就是一类，名称不成问题，英法曰essay，日本曰随笔，中国曰小品文皆可也。

“名称不成问题”，关键是精神和写法的自由率性，“信口信手，皆成律度”。“中国新散文”的一种即“言志”的“小文”——他更进一步说“文就是文”，连篇幅之“小”也可忽略不计，这就返回到章太炎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文”的概念了。这样的“小文”虽然与历史上的小品有联系，却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无奈文坛上只纠缠“小品文”之名，这就逼迫他不得不蝉脱而去，连事实上颇具概括力影响力的“小品文”之名也不愿沾染。

没有谁比“小品散文之王”更警惕“小品文”这个名称以及“闲适”、“冲淡”之类的考语了。

2009年2月27日改定

注　释

①　1926年11月5日《一般》1卷3号。

②　1928年12月《文学周报》第349期。

③　1934年《文学》3卷1期。

④　胡适1935年撰《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导言》时，坦承此一事实。

⑤　以上均见周作人1926年5月5日致俞平伯信，止庵校订《周作人书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⑥　收《谈虎集》。

⑦　《周作人的〈西山小品〉》，1925年3月12日作，载《文学讲话》。

⑧　李景彬先生较早注意到《西山小品》和《山中杂信》与“美文”的关系，认为这“两组小品”是周作人“继议论性散文之后萌发的叙事和抒情散文”的“要者”，虽未明言，却似乎已暗示它们和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因果关系。见其所著《鲁迅周作人比较论》，第12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⑨　参看《知堂乙酉文编·关于近代散文》（1945）。

⑩　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1934年4月）。

⑪　陈子展《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原载《新语林》，引自陶明志编《周作人论》，第172页，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12月初版。

⑫　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1934年6月《人间世》第6期。

⑬　周作人1932—1935年并不经常给《论语》（1932年9月创刊）、《人间世》（1934年4月创刊）供稿，所谓“小品文年”的1934年，周作人在这两份杂志上的文章很少。他为林语堂系刊物大量写稿，是1935年9月《宇宙风》创刊之后，每期都有文章。但首先，给宇宙风写稿的同时，进入创作高产期的周作人绝大部分文章并不限于一期一篇的《宇宙风》，而散布在《晨报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艺副刊、《水星》、《现代》、《文饭小品》、《独立评论》、《国闻周报》、《华北日报·每日文艺》、《实报·星期偶感》、《青年界》、《自由评论》、《逸经》、《谈风》、《越风》、《朔风》、《世界日报·明珠》、《歌谣》、《中央日报·文史》、《中国文艺》、《中和月刊》、《学文月刊》、《文学杂志》、《庸报》京津沪杭等地二十余家报刊（这里只统计1935年《人间世》半月刊创立至1939年周氏“附逆”的文章），许多文章甚至来不及发表就直接收在自编文集中，以这样的产量和这样庞大的投稿范围，每期给《宇宙风》供稿，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其次，林语堂实际只主编了《宇宙风》1—22期（1935年9月—1936年8月），此后林去国赴美，刊物改由陶亢德、林憾庐编辑，周作人给《宇宙风》写稿，并不专门为了附和和支持林语堂的小品文理论。仅以这两点而论，夏志清将周作人划入“林语堂的圈子”，实在不妥。这一点，倪墨炎先生最早看到，倪先生不同意舒芜先生所谓“《人间世》，不妨说是周作人的最前沿阵地上的壁垒，而林语堂就是他的‘前敌总指挥’”的说法，他统计的结果是，“周作人在《人间世》第一、二卷24期总共只发表了八篇很一般的文章，显然，舒芜先生把《人间世》刊载周作人的一照一诗的意义，大大‘拔高’了”。倪墨炎先生认为，周作人不仅不是林系半月刊作家圈的领袖，也不是30年代右翼文坛的首领（载1987年6月25日《文学报》，转引自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是非之间》）。这个观点，和周作人所谓“二不主义，即是一不想做喽啰，二不想做头目”的说法是吻合的（参见周作人《立春以前·文坛之外》）。

⑭　《小品文和漫画》，转引自香港天一出版社《林语堂传记资料二》，第314—315页。

⑮　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青年界》1934年12月，转引自《苏雪林文集》第三卷，第25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⑯　四库馆臣对“小品”屡有指斥，现摘录《四库全书总目》数条（据中华书局影印浙刻本），以见一斑。1．《广月令》（明王勋撰）、后集（王勋之子璞补）提要称其书“皆佻纤尖巧，亦不出明季小品习径也”（卷六七）。2．《花史左编》（明王路撰）提要：“此书皆载花之品目故实，分类编辑，属辞隶事，多涉佻纤，不出明季小品之习。”（卷一一六）3．《倦圃莳植记》（清曹溶撰）提要：“溶学本赡博，故引据多有可观，惟下语颇涉纤仄，尚未脱明季小品积习。”（卷一一六）4．《遵生八笺》（明高濂撰）提要：“书中所载，专以供闲适消遣之用，标目编类，亦多涉纤仄，不出明季小品积习，遂为陈继儒、李渔等滥觞。”（卷一二三）5．《甘露园长书》、《短书》（明陈汝锜撰）提要：“《短书》尤议论多而考证少，亦间记时事，大致失之佻巧，已开屠隆、陈继儒等小品风气。”（卷一二五）6．《文海披沙》（明谢肇浙撰）提要称该书“大抵词意轻儇，不出当时小品之习”（卷一二八）。7．《张氏藏书》（明张应文撰）提要称该书“凡十种，曰箪瓢乐，曰老圃一得，曰兰谱，曰菊书，曰先天换骨新谱，曰焚香略，曰清藏，曰山房四友谱，曰茶经，曰瓶花谱。其清藏尚可资赏鉴考订，别有刊本附其子丑《清河书画舫》后，已著于录。其余九种，大抵不出明人小品之习气。……明之末年，国政坏而士风亦坏，掉弄聪明，决裂防检，遂至于如此。屠隆、陈继儒诸人不得不任其咎也”（卷一三四）。8．《快书》（明闵景贤、何伟然同编）提要：“是编割裂诸家小品五十种，汇为一集，大抵儇薄纤佻之言。”（卷一三四）9．《十六名家小品》（明陆云龙编）提要：“是编评选屠隆、徐渭、李维桢、董其昌、汤显祖、虞淳熙、黄汝亨、王思任、袁宏道、文翔鳯、曹学佺、陈继儒、袁中道、陈仁锡、钟惺、张鼐十六家之文。每篇皆有评语。大抵轻佻獧薄，不出当时之习。”（卷一九三）主体为小品或具小品气息者多不入《四库全书》。上举九种，仅《遵生八笺》入《四库全书》，其余皆为存目。馆臣讥责小品主要以文风轻佻纤仄为辞，屠隆、陈继儒、李渔遭斥尤多。——此条注释，承复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张金耀教授从《四库全书总目》中抄出见示，特此鸣谢！

⑰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⑱　参见范培松《中国现代散文史》，第33页，1993年9月第1版。

⑲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⑳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1935）。

㉑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编选感想》（1935）。

㉒　周作人《立春以前·国语文的三类》（1944）。

㉓　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

㉔　不仅在整个现代时期，周作人被普遍视为现代小品文代表，80年代以后研究论著和文学史教科书也继承这个说法，甚至30年代亲炙周氏教诲而专门研究过公安派文学的任访秋先生在80年代末也说：“他平生以个人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生活体验，写出了几十本具有冲淡闲适风格、自成一家的小品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应占一席之地。”（任访秋《忆知堂老人》，见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视周作人为专写闲适冲淡小品散文的说法，如何根深蒂固、不易动摇，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