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附逆与抵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

周作人的“附逆”与“抵抗”

周作人（1885—1967）1917年4月进北京大学，1918年初在《新青年》发表译、作，参与新文化运动，那时就有人关注并研究他了。二三十年代，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与鲁迅相伯仲，“五四”时期的声望甚至超过鲁迅。1934年底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陶明志（即赵景深）编辑的《周作人论》，虽然收集不全，也算是周作人研究第一阶段的总结。这是起步阶段，印象记和概论式文章较多，缜密研究较少。许杰《周作人论》、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分量较重，偏颇亦多：许抑之太低，苏又扬之过高（苏后来一直有意崇周贬鲁）。

1937—1939年滞留北平的周作人备受关切。关于他是否投敌事伪，大后方的文化界议论纷纷。等到附逆的消息被证实，痛心疾首之余，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评价周作人。何其芳《两种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1942）、冯雪峰《谈士杰兼论周作人》（1948）比较有代表性。这是周作人研究第二个阶段。围绕民族大义与知识分子气节的讨论成了压倒性主题。周作人的声望从此一落千丈，但在沦陷区一些文人圈内，他依然保持着文坛前辈与权威的地位，直至1945年被捕受审。

这以后，周作人迅速淡出历史，但海外仍有人关注。香港曹聚仁和鲍耀明、新加坡郑子瑜在50年代至1967年5月周氏逝世，一直与他联系，四人之间留下大量通信。在曹聚仁关心下，周作人出版了《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两部自编文集（实际是把一部书拆成两本）。年逾古稀的他还完成约计38万字的《知堂回想录》（1960年底执笔，1962年底完成，1974年4月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堪称奇迹。

英语世界，60年代初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专节提到周作人30年代散文。1971年纽约Twayne Publishers出版了Ernst Wolff的Chou Tso Jen（《周作人》），这也是英语世界研究周作人的第一本专著。197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了David Pollard的A Chinese Look at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values of Chou Tso Jen in Relation to Tradition（《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从传统角度看周作人的文学价值》）。夏志清、波拉德著作目前均有中文译本。

1978年，日本筑摩书局出版了木山英雄（Kiyama Hideo）《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该书直到2008年才翻成中文。木山的重要论文《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则于90年代末被译成中文，对国内新一代“二周”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是周作人研究第三阶段，特点是国内冷寂，海外相对热闹。

1980年代以后，周作人研究逐渐开放，尽管并非一帆风顺，但有进无退，成绩可观。一方面，周氏著作得到系统整理和出版，同时，研究论著也大量涌现。前者值得一提的有钟叔和主持出版的10卷本《周作人文类编》（岳麓书店1998年版）、陈子善、张铁荣编辑的《周作人集外文》（上下，1949年以前，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版）和《知堂集外文》（1949年以后，岳麓书社1988年版）以及止庵校订的《周作人自编文集》（3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译著和日记、书信的编辑整理也有长足的进步。研究方面，倪墨炎、钱理群、余斌、雷启立、止庵的周作人传记，李景彬、舒芜、钱理群、倪墨炎、孙郁、赵京华、刘绪源、黄开发、张铁荣、哈迎飞等人的专著，都值得重视。

英语世界，Edward M. Gunn著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有专章论述周作人沦陷期散文。Susan Daruvala著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属周氏专论。Charles A. Laughlin著The Literature of Leisure and Chinese Modernity（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将周氏纳入新文学“闲情”一派来研究。英文写作的单篇论文也时有所见。

这是周作人研究第四阶段，目前仍在进行中。至此，周作人研究跨越了九十多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但仍有不易攻克的若干难点和疑点。比如：

1．周作人为何“附逆”？他“附逆”期间的文章有无“抵抗”因素？

2．现代文学史上“小品文热”和“闲适文学”是否周作人倡导的结果？

3．若与鲁迅相比较，应该怎样评价周作人的文章特色与成就？

其中，第一个问题表面上虽然与文学无关，却是关乎后人对周作人这样一个文学家进行历史评价的关键，而一旦深入下去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最终还得从文学本身来求解。

一、“附逆”·“抗战”

1．附逆原因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方各大学纷纷南迁，周作人以家累过重为由留在北平。北大指派他和另外几个“留平教授”看管校产。开始他韬光养晦，避免接触日本人，只靠稿费和在美国教会背景的燕京大学兼课，维持一家老小十多口的生活，但1939年3月终于出任伪北大文学院筹备员，8月任院长，这是他“附逆”（“对日协力”）之始。1940年12月19日，他又任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这是他所任级别最高的伪职。1939年至1945年，先后所任伪职达33项之多（包括挂名和兼任）。1945年底，国民党政府将他缉拿归案，经过一系列法律手续，1947年12月17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科”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撤销1946年11月16日“有期徒刑十四年”的原判）。1949年1月，根据国民党绥靖区疏散条例被保释出狱，在狱中住了三年。解放后获准翻译希腊文学，出版研究鲁迅的书，但仍被剥夺政治权利，汉奸之名也终未免去。

一开始，周把“附逆”归结为1939年“元旦刺客”的刺激，后来又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周作人晚年书信》）。这就启发我们探讨他“附逆”的主观原因。

（1）两种似是而非的解释。

a．超国族说。有人认为周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者，“五四”时期自认是“住在中国的人类”，不受国家民族限制。但这只是一时主张，很快抛弃了。1925年《元旦试笔》说：“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我不信因为是国家所以当爱，如那些宗教的爱国家所提倡，但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却是正当……只愿人家不要再恭维我是世界主义的人就好了。”“附逆”期间，他也一再表示热爱“歌于斯哭于斯”的中国，希望有“报谢”。因此“附逆”并非他一度相信的世界主义的结果。

b．军事必败论。《看云集·关于征兵》（1931年10月27日）认为，中国兵都是拉来的壮丁，不能御敌，反足扰民。《苦茶随笔·弃文就武》（1934年冬至日）以“江南水师出身”的海军学员身份断定，中日开战，中国必败：“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不但甲辰的日俄之战如此，就是甲午的中日之战也是如此。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只好讲和的状态之下，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但军事必败论并非他附逆的理由，只是前提。许多中国人坚持抗战，并不以必胜为绝对条件，而是奋起反抗，不甘心做亡国奴。何况这种军事至上、海军至上的预见很快落空，“奇迹”还是发生了。既已开战，就没有理由再被必败论所支配。

（2）真实原因。

a．对当时两种政治力量及民族根性的失望。

周作人既疏远左翼政党，“四·一二政变”后又对国民党失去信任，同时对中国民族根性（早年所谓“种业”）持悲观态度，觉得许多活人只是故鬼“重来”。这使他既在现实中无所依附，又在精神上孤立无援，学富五车，却自认是“少信的人”。在许多问题上，他似乎不得不独辟蹊径，绝异流俗，哪怕是不能有什么商量余地的民族大义问题。他赞同当时受到许多批评的历史学家吕思勉的观点：“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合议，是他有识力负责任之处”，岳飞等则“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并引朱熹《朱子语类》为佐证：“秦桧见虏人有厌兵之意，归来主和，其初亦是。”（《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还进一步发挥说：“至于现今崇拜岳飞唾骂秦桧的风气，我想还是受了《精忠岳传》的影响，正与民间对于桃园三结义的关公与水泊英雄的武二哥之尊敬有点相同。”（《苦茶随笔·岳飞与秦桧》，1935年3月）又说：“文天祥等人的唯一好处是有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仿。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未免牺牲得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张弘范（按，张为元朝灭南宋的大将）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苦茶随笔·关于英雄崇拜》，1935年4月）他知道这种观点不免冒天下之大不韪，却因此更加孤芳自赏，不肯让步。《夜读抄·颜氏学记》（1933年10月）也有类似讲法。

b．遗民心态与个文化抵抗的幻想。

周作人有意追随明遗老“黄顾二君”，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出新解：亡国不可怕，亡天下才可怕。亡天下，即人性沦亡，百兽率舞，文化文明破坏。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在亡国后作文章挽救文化，不在乎自己是否做汉奸。其实亡国亡天下，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不可截然二分，否则便自欺欺人。异族入侵，不仅践踏国家主权，也必然破坏一国乃至人类共通的文明准则。鲁迅《故事新编·理水》早就讽刺过文化至上论和文化救国论，指出其实质乃是文化人通过抬高文化来抬高自己，把自己看得比国家民族更重要。即使周作人没把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这句话解释错，那也只是遗民的无奈，但那时中国并没亡，无数同胞正在浴血抵抗，周作人却迫不及待提前做了遗民。遗民是不得已，而且都不事新朝，不向异族低头。提前做遗民已经自欺欺人，还担任了那么多伪职，连遗民的资格也已经失掉。

c．轻视现实政治、独重思想自由的结果。

周作人说过：“我对于什么民有民享，什么集会言论自由，都没有多大兴趣，我所觉得最关心的乃是文字狱信仰狱等思想不自由的事实。”（《雨天的书·黑背心》，1925）这很好地说明了坚持“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周作人与实际政治的关系。即使讲“民族主义”，他也以尊重个人自由尤其思想自由为前提。这就养成他极端自负（他年轻时有“孤鹤”之称），对别人尤其群众意见置若罔闻，喜欢标新立异（他晚年曾这样批评过鲁迅）的个性。这或许就是他在政治上的“糊涂”罢。

2．附逆后的“抵抗”

周作人果真“身在曹营心在汉”，胆敢以汉奸身份在日本人鼻子底下反日抗日吗？

他自己提出的证据，是1942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其实类似的证据还有不少。

证据之一，是1940年底的一篇《日本之再认识》。(www.xing528.com)

周作人文章说是谈话风，雍容自适、委婉曲折，却并不容易看懂。这一篇也是。

（1）他说关于日本自己以前写过许多文章，说过许多日本的好话，甚至说东京是“第二故乡”。但《日本之再认识》又说，他喜欢日本并非因为日本文化，而是在日本看到了中国留学生所渴望的中国古代文化。那时中国被满清政府统治，周作人具有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他看到日本保留了不少中国古代文化，就很高兴，满足了他的爱国心。总之，他并不真的爱日本，他爱的还是中国。

（2）他喜欢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文学，但这其实是喜欢日本先于中国而向西方学习的现代文化，并不是喜欢日本所固有的文化。

（3）他说日本古代受中国影响，流行过儒教和佛教，近代又学习西方的科学，这些因素混合成日本的“东亚性”，与东亚各国大致相同，西洋人或许很喜欢这种“东亚之公产”，但东亚各国若想彼此认识，就不能满足于此，即不能满足于异中求同，更应该同中求异。为此，周作人主张把东亚各国的相同之处，也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亚各国的文化根据“束之高阁”，更重视东亚各国的不同。这对日本所宣传的东亚文化政策，无异于釜底抽薪。

（4）周作人说他写这篇文章，是要“否定”以前关于日本的研究。因为他以前主要通过日本的文学来了解日本，现在他发现这是错的；日本文学只属于日本少数高贵人士，并不属于大多数日本人。大多数日本人的文化是什么呢？他认为是日本的“神道”，但这恰恰是他不懂的。对日本他“虽然认识了门，却无进去的希望”。这等于说，我并非“知日派”，而是纯正的中国人、儒教的信徒，你们日本人找我谈日本可是找错了对象！

其实，《日本之再认识》并非周作人突然想到的。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之前，他就写过系列文章《日本管窥》，阐明上述观点，特别暗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他所喜爱的日本现代文化其实是格格不入的，他还预告以后可能不再谈日本了。《日本之再认识》是1940年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为纪念日本国纪元2600年特地向周作人约稿，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周作人将原稿在中国再发表一次。如果日本军方看懂这篇文章，那是很危险的。事实上一些日本文人真看懂了，有的还做出激烈反应，这是后话，我们下面再表。

证据之二，就是他在南京法庭上提出的1942年《中国的思想问题》。该文也有几点值得注意。

（1）该文讨论的所谓中国的“中心思想”、“健全的国民”，正是日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简称“新民会”）提倡的皇民化教育，即企图让东亚各国在日本领导下建立忠实于日本的奴隶文化。周作人劈头就说：“有人以为中国向来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给他新定一个出来，这事很难，当然不能成功，据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为中国的中心思想本来存在，差不多几千年没有什么改变。简单的一句话说，这就是儒家思想。”这显然就是指着“新民会”说的，完全否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说法和企图改变中国文化的妄想。

（2）周作人认为中国国民一向具有“中心思想”，那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那儒家思想”，其核心价值是自己生存也要别人生存。“这不是圣贤所发起，逐渐教化于众人，乃是倒了过来，由众人而及于圣贤，更益提高推广的”，就是说，儒家思想是凡夫俗子和圣人共有，“出于生物的本能，而止于人类的道德”，符合人类共同价值，“所以是很坚固也是很健全的”。周作人说他对这个“中心思想”非常“乐观”，相信完全可以“从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国民来”。既然如此，难道还需要另造别的什么“中心思想”吗？

（3）他认为儒家思想“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汤蹈火而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一旦这样，中国思想就“乱”了，而目前就是，“论其原因也都是由于民不聊生”。因此“中国思想别无问题，重要的只是防乱，而防乱则首在防造乱，此其责盖在政治而不在教化”。周作人这里所说的“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不就是“武士道”吗？“民不聊生”，不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吗？“造乱”，不就是“新民会”对中国思想指手画脚吗？

由此看来，周作人所谓“中心思想”、“健全国民”、“现在说的烂熟了的共存共荣”，都是“搭题”，借日方的宣传说自己的话。因为针对“新民会”，所以他说这篇文章“恐怕有些人会不以为然，因为这与外国的道理多有不合……若是中国的事，特别是思想生活等，我觉得还是本国人最能知道，或者知道的最正确”。这就否认“新民会”有资格干涉中国思想，虽然他自己也是“新民会”的委员之一。

有趣的是，周作人后来不仅以儒家为中国思想的正宗，也自称属于儒者之流，可是如果我们看他20年代收到《谈虎集》的一篇《萨满教的礼教思想》和《乡村与道教思想》，发现在那时候，他早已宣布儒家思想在中国是彻底失败，主宰中国国民乃至“业儒”的其实是萨满教，即并非老庄者流的民间道教的思想。当时有一个日本的清浦奎吾子爵来北京，号称自己自幼熟读孔孟，所以了解中国，因为该子爵自信孔孟之学即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对此周作人还专门写过一篇也收到《谈虎集》里头的《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予以反驳，他告诉那个子爵说：“儒教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基础，而且现在也早已消灭了。他的注重人生实际，与迷信之理想化的一点或者可以说是代表中国民族之优点的，但这也已消灭……”从否认儒教是中国思想基础并宣布儒教及其优点早已消灭，到奉儒家思想为中国的中心思想，并且自称儒者之流，这是周作人自己思想的前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他宣布自己思想的这一重大的转变，都与批评日本人的误解和反抗日本人的逼迫有关。

证据三，在写《中国的思想问题》的前后，周作人还写了《汉文学的传统》（1940）和《汉文学的前途》（1943），几乎是《中国的思想问题》的预告、重复和补充。

比如他说，中国人有儒家思想，“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与世界共通文化血脉相通，有生存于世界上的坚强的根据……只要没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压，或是助长”。所谓“外面的妨害，或者迫压，或是助长”，就是指对中国文化说三道四的某些日本人。

周作人还特别提到“汉字”，认为中国文学是用汉字写的，故称“汉文学”，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国文学。这是周作人20年代中期以来一贯的主张，但1940年代老调重弹，就别有用心。1920年代谈汉字是针对简单的“欧化”而发；1940年代谈汉字，则针对日本。

这一点，1944年《十堂笔谈·汉字》说得很明白：

中国自己原来只有这一种文字，上边不必再加上汉这一字的形容，大概自从三百年前满洲文进来之后，这才二者对立起来……汉文这名称乃一般通行，至于汉字则是新名词，却也很适用……

“汉字”从“汉文”变来，当时可以针对满清，现在自然也可以针对日本！所以周作人强调他谈汉字，主要是一种“政治的看法”。汉字跟政治有关系吗？这一点，《十堂笔谈》也说得很清楚：

我们最大的希望与要求是中国的统一，这应从文化上建立基础，文字言语的统一又为其必要条件，中国虽有好些方言系统，而综合的有国语总其成，有极古的汉字纪录之，上贯古今，旁及四方，思想礼俗无不通达，文化的统一赖以维持，此极是幸事也。假如没有这汉字……中国亦即无形的分裂了。

在日本人鼻子底下，周作人大谈汉字的政治作用，大谈中国的分裂与统一，其实是继承了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学说。章太炎很早就讲汉字是必须保存的“国粹”，只有保存这样的国粹（用章太炎的话讲，就是切实地研究“小学”），才真有资格讲“爱国保种”。

证据四，不少日本文人都看懂了周作人的文章。比如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1942年10月在《致日华作家》一文中说，周作人是叫“我们外国人不应当干预”中国文学。还有一个片冈铁兵，当时是日本军部控制的“文学报国会”成员，1943年8月25日到27日，东京召开了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片冈铁兵在会上提出一份《要求中国文学之确立》的提案，矛头直指周作人，称之为“特殊之文学敌人”、“和平地区内蠢动的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认为不打倒周作人，与日本共存共荣的中国文学就无法确立。

看来“附逆”后的周作人确实有某种反日和抗日行为。但我们同时必须看到——

（1）“抵抗”主要是写文章。抵抗性写作（俄国作家谢德林“奴隶的语言”）是大规模的，不限于南京审判时他本人提出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和连带的《关于反动老作家》、《文坛的分化》，还包括1940年总结战前《日本管窥》系列的《日本之再认识》及《汉文学的传统》，1943年《汉文学的前途》，1944年《草囤与茅屋》、《阳九述略》、《十堂笔谈》、《立春以前》和《文坛之外》。有人认为1939年“附逆”之后，周作人的八本书（《药味集》、《药堂语录》、《书房一角》、《药堂杂文》、《苦口甘口》、《立春以前》、《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唯一的主题就是抵抗日本，那也失之夸张。周“附逆”期间出于某种矛盾心理，确有部分文章暗含“抵抗”，但更多还是1939年之前工作的延续。周作人是个怪人，在任何环境都能读书写作，连鲁迅也觉得匪夷所思。

（2）这种“抵抗”，是上述文化至上论、文化救国论的逻辑推导。周氏1935年致胡适书就认为，政治军事上失去的可以用文字挽回！《十堂笔谈·汉字》谈汉字的作用首先就是政治。文化有政治功能，但不能代替政治，更不能取消政治单靠文化，但周作人正是这样想的。因为要用文化来抵抗占领者，周作人与此同时很自然地修正了“五四”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激进否定态度，迅速向中国文化本位回归，自诩儒家正宗，以便用儒家的生存哲学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交往道德，作为文化上负隅顽抗的武器。

（3）他的“抵抗”，是对日本一贯认识的延伸。战前《日本管窥》系列指出日本文化的复杂性，即优秀部分只是少数贤哲所制造，绝大多数是疯狂的神道和忠君思想。他爱日本，只爱日本所保留的中国传统和先行一步的现代化。“五四”到抗战前夕，他所写的揭露日本文化缺点、日本浪人和军国主义恶行的文章，在整个文化界是最多的一个。作为三大“知日派”（另外两个是黄遵宪、戴季陶）之一，他也是一个激烈的反日派。

这样一来，“附逆”期间的“抵抗”乃是“附逆”的组成部分，是自欺欺人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大节既亏之后寻找心理平衡。他认为这种等于“腹诽”的“抵抗”乃是对本国的“报谢”，可抵消形式上的附逆之罪。掺杂着失败论的文化抵抗幻想使他做了汉奸还心安理得，甚至自我欣赏。比如，坐在教育督办位置上，仍保持“苦住斋”的雅号，甚至在给别人写的序里恬然自称“余老而为吏，于文事日以疏远”（《〈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序》），装模作样打起官腔来了（他文名虽高，但从来不曾掌握“实权”，在北京大学也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伪职”使他意外尝到了文人为官的滋味）。他先说不做汉朝失节的李陵而做持节的苏武，后来大概觉得太不像苏武了，又暗示自己是被西魏扣留不得南归的北周的庾信（513—581）。（1946年有感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被处决而作的一首《无题》说：“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后园痛哭悲凉甚，领得偷儿一片心。”）他以傀儡政权为主权政府，以南京为“首都”（见1943年4月所作《先母行述》），作文则例署“民国多少年”，似乎不曾依附外敌。自欺欺人，一至于斯。他在南京法庭上的抗辩，确实不是带着侥幸心理姑且一试，乃是出于真心的自我辩解。

周作人“附逆”，必然“抵抗”；尽管“抵抗”，仍不能改变“附逆”的事实，因为这“抵抗”乃是“附逆”的副产品。

3．悲剧：不可翻案，但须解释

（1）不可翻案。在全民受难、全民抗战氛围中，作为文化界重要领袖之一（郭沫若所谓“苟能赎之，人百其身”），周作人的“附逆”对抗战力量和民气的亏损无法估量。给《人间世》撰稿的“三堂”之一郭鼎堂（沫若）十年逃亡之后抛妇别子回国内抗战、林语堂去国又回国而遭到巴金等人的谴责、老友钱玄同隐居自洁、老友郁达夫远赴南洋宣传抗战终为日本宪兵所杀、老友胡适临危受命赴美做抗战大使、无数北方文化人徒步南下、无数人奋起和牺牲（1941年3月周作人侄儿周建人之子周丰三甚至因周作人附逆而羞愧自杀）——对比实在强烈。尽管不少人为他惋惜，甚至不敢相信事实的报道（如郑振铎、朱光潜），更多的人则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如何其芳、艾青）。艾青长诗《忏悔吧，周作人》代表许多青年的心声：“周作人／你站好／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

（2）愤怒与惋惜。当时，朱光潜、郑振铎可代表惋惜派（同辈人如沈兼士、胡适、顾随、郭绍虞、蒋梦麟以及学生俞平伯、废名，都可归入惋惜派，私下里甚至像那个挺身而出的律师王龙一样认为周其实无罪，废名即借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称“知堂先生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艾青、何其芳则可代表愤怒派。愤怒派多有误解，如何其芳《论周作人事件》一文两错（他说周作人《日本的人情美》是全民抗战即1937年之后所写，其实是1925年，尽管1936年《论日本文化书（二）》重申过类似观点；他说该文是歌颂日本人情美，其实是认为日本文化有皇权思想也有人情美）。何其芳还把听来的周作人下课后不看学生、路上不与人打招呼等生活细节也算成他附逆的原因，目的是全盘否定，并不可惜，更无爱惜。同样是愤怒派，复员之初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仅限于秉公执法，于事实细节无暇多问，故被周作人斥为“驴鸣”（茅盾《周作人的“知惭愧”》也属此列）。至于青年记者黄裳跑到老虎桥看望知堂之后煞有介事发表一篇《老虎桥边看“知堂”》，竭尽奚落丑化之能事，并自高位置，似乎唯他懂知堂，而知堂见到他也愿意倾吐心声，乃至“胁肩堆笑”，则属于趁火打劫的上海小开作风。惋惜派如郑振铎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地，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但悼惜他，还应该爱惜她！”（《惜周作人》，1946）也只是惋惜，缺乏全面客观的分析。

（3）究竟有文采。“周作人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化难以回避的精神遗产，也是难以推卸的精神重担。他的附逆是个悲剧，不可翻案，但因此更应该给以全面而客观的解释。同时也不能因人废言，不能一笔抹杀他在“附逆”前后的全部写作。鲁迅说宋玉、司马相如或为豪门清客，或恃才傲物却志在帮忙，但“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1935）。但周作人的价值，恐怕还不单纯是宋玉之流的“文采”。这就要说到他的思想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