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主人公涓生语调诚恳，感情浓烈，读者很容易将他等同于作者，把涓生的话都当真。同时女主人公子君始终沉默。不是她不愿说话，而是涓生充当了小说唯一的叙述人，子君没机会开口。
这就引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涓生不让子君说话？他能代替子君？恐怕不能，否则就不会发生矛盾，以至分手了。
如果子君开口，小说会怎样？我曾做过实验，叫我的学生以子君口吻改写《伤逝》，结果五花八门，超出想象，完全不是鲁迅的《伤逝》了。
可见《伤逝》的特点，就是让涓生既做剧中人，又做唯一的叙述者。
那个时代，女子有自己的说法，但男子的声音无疑更强大。鲁迅要反映这一实际，就必须让涓生做小说唯一的叙述人。鲁迅就是要用这个方式让涓生充分表演，将他的思想包括潜意识充分暴露在读者面前。
一开始涓生就“一言谈”，子君只有聆听的份儿。她在涓生眼里“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但涓生又说，子君“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怎么会这样矛盾？看来涓生对子君的认识有些模糊。涓生还告诉读者，他曾经对子君“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但通观全篇，涓生并无什么“缺点”！可见涓生对自己的认识也有些随便。他的破绽就这样暴露出来。
《伤逝》没有渲染青年男女热烈的爱情，也没有展示双方眼里的异性美。鲁迅让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去爱，就匆忙奔到了爱的终点。“不过三星期”，涓生就“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于是情况急转直下，涓生“觉醒”了，认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他对子君不再欣赏，而处处发现缺点。先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了“爱动物”（涓生非常轻视后来发展到仇视为子君所爱的油鸡和叭儿狗“阿随”），接着是“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还和隔壁小官的太太为了油鸡斗气。涓生认为这些都是子君的不可原谅的退步。
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子君的“操劳”，以及她的那些小缺点，或是居家过日子所必需，或是女人正常的性格特征，无可厚非，怎么就成了涓生抛弃她的理由呢？再说涓生除了叫她不必操劳，也并无任何实际帮助啊！
第三个问题：涓生接着被“局”里辞退。许多研究者将这细节放大，视为涓生、子君悲剧的主因。其实小说强调的并非经济窘迫，而是涓生的态度。开始他并不认为被辞退是个“打击”，马上计划“干新的”，但立即感到子君的“怯懦”。其实这只是涓生自己不愿承认的“怯懦”的折射。小说写得很清楚：涓生一旦“发现”子君“怯懦”，“仿佛近来自己也较为怯懦了”，于是萌生了逃跑的念头：
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痛苦，大半倒是为她。
这就等于怪罪子君不肯在他需要轻松的时候，知趣地离开。
子君忍受着涓生的冷漠，并不离开，反而尽量帮助他。涓生没办法，只好找借口回避，把子君一个人留在冰冷的“家”，自己“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但子君仍然努力挽救。终于，涓生施出了杀手锏：
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
家人阻拦、邻里欺压、寂寞、贫困、涓生的冷漠，都没让子君绝望，但这句话却彻底将她打倒了，因为“爱”是他们同居的唯一理由。一旦抽掉这个理由，子君就只好离开。
但涓生认为这并不是他的错；他只是操之过急，没“忍耐几天”，过早地将真相告诉子君，而子君又无法承担这“真实的重担”（言下之意他自己可以承当）。如果他有错，那也只是他不愿意在子君面前说谎罢了。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这是《伤逝》有名的开头。现在我们知道，涓生的“悔恨和悲哀”，仅仅是在“真实”和“说谎”之间，选择了“真实”。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如果子君是强者，如果子君后来并没死，涓生还有必要“悔恨和悲哀”吗？
以上是我对小说《伤逝》的一种读法。
但还有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要写《伤逝》？
鲁迅写《伤逝》时正和许广平恋爱，但小说描写的青年男女冲破家庭阻拦，租房同居，后来男子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两人分手，女子死去，这些都不是鲁迅亲身经历的。
那么，是否听见社会上有这类事情，就加以演绎？完全利用传闻，像男女恋爱悲剧这类题材是不容易写的。如果鲁迅硬要在其作品系列中添上“恋爱小说”这一品种，他应该会考虑到这困难。那么他是否想用小说《伤逝》回答1923年底《娜拉走后怎样》那篇讲演中的提问，即青年女子离家出走结果怎样？这种“命题作文”是艺术的大忌，也是鲁迅一贯反对的。(www.xing528.com)
《伤逝》和鲁迅个人究竟有无联系？鲁迅是否将自己的某种遭遇借“恋爱小说”这一流行模式曲折地表达出来？
我实在无法给予肯定的回答。
看来，除了承认伟大作家善于想象地同情人类的命运，也难有别的解释了。
但不用说，这种不了了之的解答，无法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的说法就十分有趣，几乎使整个局面为之改变。
50年代，周作人认为，“《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都找不出什么模型或依据”（《彷徨衍义》）。但60年代初写《药堂谈往》（后易名《知堂回想录》，1970年周氏去世三年后在香港出版）就改口了，说出一番石破天惊的话来：
《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①
1923年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确有其事。但怎么会跟《伤逝》扯到一块呢？
周作人的证据之一，是鲁迅在《伤逝》完成11天后又写了《弟兄》。《弟兄》确如周作人所说，“全是事实”，即以1917年周作人一次出疹子为素材，周氏兄弟许多朋友都证实了这点。周作人认为，既然这两篇小说创作时间如此接近，主题也应该相通。鲁迅用写实的办法哀悼了弟兄的失和，觉得不够，又用“诗”即象征、想象、虚构和暗示手法，“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
周作人说得这么肯定，促使许多学者从“事实”角度发掘《伤逝》的微言大义。
比如，将涓生坐实为鲁迅，子君坐实为周作人，隔壁官太太坐实为因经济利益而挑拨兄弟关系的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很势利，很会花钱，也很看重钱，她对一直把钱贡献给大家庭而自己并无子女的鲁迅很敬重（鲁迅甚至还接济她在日本的家），可一旦鲁迅规劝周作人节省，不肯纵容他们浪费，她就翻脸不认人了。她也是这样对待穷酸的三弟周建人，逼迫周建人离开北京的大家庭去上海谋生，最后与妻子（也就是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离婚。
还有人将涓生对子君承认“我已经不爱你了”，说成是周作人写信给鲁迅，声明断绝来往，因为周作人突然觉悟到鲁迅并不爱他，既然如此，他也就不爱鲁迅了。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确实递给鲁迅一封通常所说的“绝交信”，信这么说：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承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显然，促使周作人与大哥断交的关键是“昨天才知道”的某个可怕的真相。这真相击破了他以前对人生的认识，使他不得不直面“真的人生”。子君不也是因为听到涓生亲口说出真相而击破了“蔷薇的梦”吗？不也是那可怕的真相令她不得不离开涓生吗？子君的光景，和周作人不是有几分相似吗？
还有人将鲁迅的结发妻子朱安扯进来，认为涓生“不爱”子君，子君在离开涓生之后立即死去，很可能是暗示鲁迅嫌恶朱安，却又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不肯离婚，愿意她在周家过一辈子，以避免子君式的惨死。
无论周作人的断言，还是学者们的上述一些推测，都不能说毫无道理。也许，《伤逝》确实包含着鲁迅与朱安、周作人、羽太信子之间复杂的纠葛。了解这些背景，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理解《伤逝》所蕴藏的丰富意义。但鲁迅个人的情感经历只是一个刺激，化入小说，就必须服从小说本身的逻辑，不再是“事实”的复制。
鲁迅一向反对将小说写成生活的影射。他认为《红楼梦》的伟大就在于打破了“传统的写法”。“传统的写法”，就是取消小说独立性，将小说等同于生活的复制和影射。鲁迅也一向讨厌读者“对号入座”，将他小说的人物事件坐实为实际生活中的人与事，这样做，就将想象性的小说等同于新闻报道，完全取消了作家的劳动。
注 释
①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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