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名、字、号、笔名揭秘

鲁迅的名、字、号、笔名

一、鲁迅≠鲁迅

鲁迅，实在是内涵丰富又充满魅力和魔力的一个名字。今天，称呼鲁迅已非常自然，自然到似乎一开始就是这样。在许多人心目中，现代中国确实有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他从出生到逝世，都叫鲁迅。

其实不然。

鲁迅活着的时候，人们对他有许多不同的称呼。

这些称呼并行不悖。

只是到了最后——确切地说，只是到了1936年鲁迅死后——才固定为“鲁迅”这两个字。

这一过程，正是作家鲁迅逐渐功德圆满，并获得广大读者认可与喜爱的过程。

因此我们首先要知道，鲁迅这个名字是逐渐固定下来的，最后才成为大家认可的唯一称呼；如果只晓得鲁迅叫鲁迅，不晓得有这么一个过程，或者像当时有人出于误解，认为鲁迅既姓周，就应该叫“周鲁迅”，那就不是全面而准确地认识鲁迅。

这个道理，用一个公式来表述，就是——

鲁迅≠鲁迅

前一个鲁迅，指鲁迅作为一个作家的丰富存在；后一个鲁迅，指别人对他的称呼。

二、绍兴周家

鲁迅于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周姓大家庭。绍兴周家，可了不得，单在20世纪就出了两个伟人。一个是鲁迅，不用说了；大家猜猜另一个是谁？对，周恩来。周恩来生于江苏怀安，长于天津，祖籍却在绍兴。绍兴地块多以“桥”来命名。鲁迅属福盘桥周家，周恩来属宝佑桥周家，两人原是本家。

绍兴周氏始祖，一直往前推，可以推到北宋著名学者周敦颐（号濂溪）。历史上的“二程”，即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程颢，就是周濂溪的学生。大学问家朱熹则是周濂溪的再传弟子。周濂溪著作流传下来的有《周濂溪集》，他的《太极图说》、《通书》是哲学著作，一般人不太知道，但散文《爱莲说》脍炙人口，“出污泥而不染”更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周濂溪在宋朝被封为汝南伯，绍兴周家灯笼上一开始就打“汝南周”的名号。

鲁迅很佩服这个始祖元公，十几岁就通读《周濂溪集》。1900年，19岁的鲁迅专门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莲蓬人》，赞美周濂溪：

好问濂溪称净植，

莫随残叶堕寒塘。

扫除脂粉呈风骨，

退却红衣学淡妆。

但鲁迅不是阿Q，不喜欢吹嘘祖宗如何荣耀。“我们先前——比你们可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这种破落户腔调，他最痛恨。他提到周濂溪就这一次，也并没有说周濂溪是他的始祖。我们知道鲁迅有这么一个始祖，有这么一线血脉承传，就够了。

我们还是说回到鲁迅自己。

三、本名：周樟寿

话说鲁迅出生哪天，家人赶紧向他的祖父、正在北京做“京官”的周介孚报信。“介孚公”正接待一位姓“张”的客人——据说是张之洞，也有人说是张之万，总之是比较显赫的官员——所以灵机一动，给鲁迅取了一个单名：“张”，图个吉利。鲁迅家人叫他“阿张”，算是小名、乳名。周介孚又找了一个同音异义的字，给鲁迅起了个“书名”，叫“樟寿”。

鲁迅的本名或谱名——要写入家谱——一开始叫“周樟寿”。

四、字：从“豫山”到“豫才”

过去中国人起名字，非常讲究。本名之外，还要有“字”。名和字分开。生名冠字，就是说，出生时取名，20岁（实足年龄19岁）成人时举行“冠礼”时，请族中德高望重的人取“字”。以后在社会上扬名立万，就用这个“字”。“字表其德”，“字”起得好，可以表明一个人的德行特征。通常，字和名互相有联系，字是名的解释或延伸。诸葛亮单名一个“亮”，字“孔明”，就是很亮很光明的意思；韩愈单名一个“愈”，字“退之”，愈者进也，“退之”，相反相成。

但中国特色的“名号学”，到了魏晋时代，已经马虎起来，以后更随便。鲁迅祖父“介孚公”就不太讲究。据周作人回忆，介孚公起了周樟寿这个“名”以后，没等鲁迅成人，又给他起了“字”，叫“豫山”。江西古称豫章，唐代王勃《滕王阁序》打头一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就专门指江西南昌。江西金溪县是介孚公由翰林外放做官的第一站，绍兴是周家世代居住之地。绍兴在秦国时称山阴县，因为地处会稽山之阴（北），隋代改名会稽，唐朝时又分为山阴、会稽，同城而治，史称山会。以后又历称越州、会稽郡、绍兴府。1912年两县合并，更名绍兴。因此我推测，鲁迅的字，不是名的解释和延伸，而是豫章、山会两个地名的首字合成。

但鲁迅本人不喜欢这个“字”。入学（进私塾）以后，同学老喜欢取笑他，叫他“雨伞”（绍兴话“豫山”、“雨伞”分不清）。他只好要求祖父为他改“字”。老先生倒也迁就，去掉“山”，改为“才”。这样，鲁迅正式的“字”就叫“豫才”，原来的字“豫山”就废弃不用了。

五、鲁迅的号、法号

名、字之外，还有号。苏轼，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曾自号“戎马书生”，又号“戛剑生”，还专门为此刻过几方印章。“戎马书生”一块，今天还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友朋之间还会有“赠号”——包括不太严肃的“绰号”。总之号有许多种，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如果相信佛教的，还有法号。鲁迅不信佛，却有一个法号，叫“长庚”。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他自小身体虚弱，家里人怕养不大，就照当地习俗，未满一岁，被父亲领着，“舍”给一个叫长庆寺的寺庙。所谓“舍”，当然是形式上的，据说这样一来，小孩子就和尼姑、和尚一样，显得卑贱，嫉妒他日后有出息的鬼魔就不来找麻烦了。鲁迅晚年专门写过一篇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回忆这段往事。也许鲁迅家人做得对，鲁迅小弟弟就是夭折的；鲁迅自己身体一直欠佳，又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地战斗了一辈子，但还是活了55岁——这在当时并不算是短命。

鲁迅“第一个师父”送给他一块八角形铜锁，上面刻着“法名长根三宝弟子”。长根与长庚同音。长庚，后来也曾做过笔名。

古人如果贡献突出，死后皇帝还要给他一个“谥号”，由专门官员揣摩皇帝的想法精心打造，体现皇帝对死者的评价。鲁迅死于1936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1911年已逊位，因此他不可能有“谥号”。但鲁迅死后第三天，即1936年10月22日，社会各界在上海举行盛大殡葬仪式，遗体上盖了一面旗帜，上书“民族魂”三个大字，算是盖棺论定，死后追认（生前并无这个提法）。有人考证，这面旗帜是共产党领导的民间组织“救国会”搞的，它当然和“谥号”无关，却也代表着当时某种权威的评价。

六、正式的名：周树人

现在我们知道，鲁迅本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来改为豫才。自号“戎马书生”、“戛剑生”：那是青年时代仿效古人的作为，很快就都不用了。

现在来讲另一个问题。周豫才这个“字”，知道的人不少，但本名周樟寿，知道的恐怕就不多了。因为周樟寿这个本名，后来又改了，那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周树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鲁迅父亲周伯宜很开通，当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他就决定要把四个儿子中的两个一送西洋，一送东洋，去学习洋务。后来周家因为鲁迅祖父周介孚的“科场案”发，伯宜公又因病早逝，家道中落，按鲁迅的话说，“由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所以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并没有自费去外洋留学，而是考了官费留学日本。去日本之前，兄弟二人由母亲鲁瑞先后送到南京，读官办军事学堂。这个学堂的舍监——相当于现在大学里的学生工作部部长——是鲁迅的一个本家叔祖，他以举人资格担任该职，却瞧不起新式学堂，认为周家子弟进新式学堂当兵很丢脸，所以不主张鲁迅用“谱名”报到，临时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周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意思）。这以后，南京学堂以及日后日本“清国留学生”名录直至后来回国在绍兴、杭州两地教书、到北京教育部工作，所有公文上出现的鲁迅的本名都是“周树人”。周樟寿这个本名，也废弃不用了。

“名”是本人表示谦卑的自称，或者专门让家里的长辈叫的。下对上、少对长，应该尊称对方的“字”。平辈之间只有很熟悉了才可以称名。多数情况下，称号显得尊敬，直呼其名则为“大不敬”。鲁迅在社会上结交的同事、平辈，譬如好友许寿裳，或者年长于他而对他非常器重的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蔡元培，同样非常敬重他的宋庆龄女士，公开场合都称他为“豫才先生”、“周豫才君”或者“周先生”。鲁迅平时出门，如需投递名片，则自我降卑，使用本名“周树人”。平时与人通信，或公文旅行，多半也署名树、树人、周树人。

七、笔名鲁迅

191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签事（相当于科长）周树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也是现代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暴得大名”。

今天不讲这篇小说的历史地位，只讲它的署名“鲁迅”。

这是38岁的周树人第一次使用这个笔名，后来“一发而不可收”，除《阿Q正传》署名“巴人”之外，1918年至1925年发表的小说，后来结集为《呐喊》、《彷徨》，基本都署鲁迅这个笔名。

“鲁迅”这两个字，是很有来历的。

当时，《新青年》编者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李大钊等人主张作者署真名，反对用假名和用号，以显示新文化的新气象。我们现在的一名制（一个人通常只用一个名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担心写小说惹麻烦，因为中国传统上总喜欢一边读小说，一边对号入座，推测孔乙己是谁、阿Q是哪一个，所以他不愿发表真名，于是就取了一个笔名。鲁迅母亲姓鲁，鲁迅青年时代在日本写文章，有个笔名叫“迅行”，从母亲的姓和早年笔名中各取一字合成“鲁迅”这个笔名，虽然不是真名，却与真实身份有关，对于《新青年》编者的要求来说，不失为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两种解释，都出自许寿裳1936年12月写的《鲁迅的生活》，而且许寿裳说这都是鲁迅亲口给他解释的。鲁迅对许寿裳解释笔名时，还有一个重要说法，就是：“周鲁是同姓之国”。原来据西晋皇甫谥《帝王世纪》（原书散佚）载：“黄帝长于姬水，固以为姓。”中华民族祖先皇帝姓姬，而周国的祖先后稷，据唐朝林宝的《元和姓纂》记载，是黄帝曾孙帝喾的儿子，当然也姓姬。公元前256年，秦灭周，周王族沦为平民，这才以国名“周”为氏。姓氏，现在是一个意思了，但上古也就是先秦时代是有区别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今天不多说了。总之，周王族失掉本来的姬姓，只好以周为氏。同样据《元和姓纂》，西周初年周公旦之子伯禽受封于鲁，他当然是与周天子同姓姬。可到了鲁顷公时，楚国灭了鲁，鲁国子孙也失掉本来的姬姓，只好以“鲁”为氏。清朝大学者顾炎武《日知录》说：“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五帝以来之姓亡矣。”讲的就是这个现象。总之，周、鲁看起来是两个姓，最初却同姓，都和黄帝一样姓“姬”。鲁迅笔名头一字，是母亲的姓，也暗含着父亲的周姓，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迅”字，因为从早年的笔名“迅行”而来，就是“迅速”的意思。按，《尔雅·释兽》云：“牝狼，其子，绝有力，迅。”“迅”的古意应该是“狼子”。

鲁迅为什么要把自己比喻成“狼子”？侯外庐《韧的追求》解释说：“近代启蒙思想运动有一个逻辑规律，即先修改旧时代天经地义的命题，进而否定旧时代这个天经地义的命题。”以“鲁迅”为笔名正符合这一逻辑规律。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鲁迅”以母为姓，是为无父（虽然鲁也暗指着周）；以禽兽为名，是为无父无君。这不是对封建礼教最大的挑战吗？瞿秋白《鲁迅杂感集序》也把鲁迅比喻为狼子，说鲁迅是喝了狼奶长大的。鲁迅非常赏识瞿秋白，引为知己，特地给瞿秋白写了一个条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这个解释，不知是否与鲁迅本人有关。

总之，等到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出版，也就是1925年前后，大多数读者都知道中国出了个天才的文学家鲁迅，却不知道教育部还有一个身体虚弱、脾气暴躁、意气消沉、整天埋头抄写古碑的“签事”、姓周而名树人字豫才的浙江奇男子。

八、“笔名”原是为“逃名”

鲁迅名气越大，读者只知笔名而不知真名的情况就越难改变。

慢慢地，好像中国果真有一个姓鲁名迅的人在做文章了。(www.xing528.com)

用周作人的话来讲，“鲁迅”“差不多成了本名”。

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名、字、号、别号，加在一起一大堆，但往往其中一个叫得更响亮，渐渐的其他几个也就不那么广为人知。本名响亮，就是“以名行”；字叫得响亮，就是“以字行”；号叫得响亮，就“以号行”。像鲁迅这样笔名叫得响亮，是古人想象不到的。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笔名。所以鲁迅是现代作家，不是古代作家。

当时并非所有的人都接受“笔名”。我认识一个老先生，家里是“晋商”，山西的商人，他投身新文学后取了笔名，长辈知道了非常生气，说我们好不容易供你读书，你倒好，不知道光宗耀祖，弄什么狗屁笔名，晓得你是谁家的子孙！

但鲁迅“以笔名行”，除了他文名太高以外，跟性格也有关系。

鲁迅性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不好名；不但不好名，还“逃名”。

他有一篇杂文，题目就叫《逃名》。

鲁迅在东京留学时，就已经发表文章和译著了。这一时期也都取笔名，某些译著还署他的二弟周作人的名字。1909年回国，至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整十年时间，他几乎偃旗息鼓，学问还在做，主要是整理古籍，但出版时只署周作人的名。鲁迅一开始没想用写作来“出名”。他取笔名，不是像现在的作家那样，希望起一个更能吸引眼球的名字，相反他的目的是不让别人知道真名。这也就是“逃名”。所以当北大教授陈西滢跟他论战，将“鲁迅就是周树人”这事公开，很令他气愤。今天文坛以张爱玲“出名要早啊，迟了就来不及了”为哲学，很难理解他这种脾气。

鲁迅确实不想让别人知道鲁迅就是他的笔名。许寿裳是他的挚友，一起留学，一起做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后来一起在教育部任事，两人从来没有发生“龃龉”。但许寿裳也不知道鲁迅就是周豫才。《狂人日记》发表时，许寿裳一看就知道这篇小说了不起，但他又非常纳闷。为什么？因为他太佩服周豫才了；他认为豫才不出手，天下怎会有这等文字？难道中国竟然出了个名叫鲁迅而和豫才具有同样手段的天才不成？他非常着急，写信去问周豫才本人，得到肯定的答复，一块石头才终于落地。

九、还有157个笔名

因为要“逃名”，所以鲁迅自己对“鲁迅”这两个字并不珍惜。后期杂文，几乎没有一篇是署名鲁迅的。有人统计，鲁迅杂文差不多用了157个笔名，几乎是在匿名写作。这除了躲避和反抗书报检查，根本原因，还是不爱名。

当然，这157个笔名也不是随便起的。几乎每一个笔名，都有相当寓意。

举几个例子。

唐俟（si，四声）。鲁迅在北京时期的堂号“俟堂”的倒装，俟者，等也。等什么？据说当时教育部有人不喜欢鲁迅，扬言要把他挤走，传到鲁迅耳朵里，鲁迅就取了这个堂号，意思是，那好，我等着你！但也有人说，俟死同音，俟堂，就是等死堂、待死堂，表明鲁迅那时候思想的灰暗。但倒装为唐俟后，又有新意。唐者，空也，徒然也。唐俟，就是“空待”的意思。这是鲁迅好友杨霁云先生特地写信告诉许广平的。反正不管是“死”，还是那个扬言要挤走鲁迅的同事，当时都没等来，这就是空等了。

隋洛人。1930年2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因为鲁迅参加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就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政府很快批准发出秘密通缉令。主其事者之一，还勾引王映霞，害得鲁迅好友郁达夫家破人亡。鲁迅当然非常气愤，于是就取了这个稍微改装的笔名。

宴之敖者。《说文解字》：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鲁迅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来的人。

丰之余。杨霁云给许广平的信说丰之余是“封建余孽”的意思，这是对的，但又说也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说法，就不对了。其实这事和郭沫若有关。1928年，创造社诸人攻击鲁迅，其中郭沫若骂得最凶，他用杜荃做笔名，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之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对此当然记忆很深，30年代偶尔用来做笔名，却是开开玩笑，并不是专门针对郭沫若的。

有学者专门研究鲁迅笔名，出了好几本皇皇巨著，今天就不能一一介绍了。

十、当时人们如何称呼鲁迅？

那么，鲁迅“以笔名行”以后，确切地说，1918至1936这十八年里，人们是怎么称呼他的呢？

我们知道，1926年，鲁迅脱离教育部，很快又丢掉大学兼职或专职教授头衔，成为自由作家——他自己说是“流人”——专事创作，以稿费为生。在这种状况下，他在社会上的公开身份确实就是“鲁迅”了。他自己也接受这个事实；写信时，如果针对学生和晚辈，也会署名“迅”或“鲁迅”。但在文坛以外，他还是自称本名“周树人”。

至于别人，对鲁迅的称呼就五花八门了。

分析一下称鲁迅为鲁迅的人的身份，以及他们这样称呼鲁迅的原因，再分析一下不称鲁迅为鲁迅的人的身份，以及他们不这样称呼鲁迅的原因，就会发现，其中颇有奥妙。

首先，凡称他为鲁迅的，都是和他的日常生活距离较远的读者。准确地说，都是只知道也只看重他的公开身份和他的文学成就，而对他的实际人生了解不多的人。毛泽东称他为鲁迅，就是这种情形。但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小说月报》主编茅盾，应该说比较熟悉鲁迅，他们也称他为鲁迅，这就表明，他们特别看重他的文学成就了。

熟悉鲁迅却不称鲁迅的也有，比如著名学者钱玄同。他也是章太炎的学生，始终坚持称“周豫才君”，而不称鲁迅。

“五四”时期，钱玄同思想很激进，他号召国人废除古人陋习，保留本名，废除字、号，尤其是堂号、斋号。但对鲁迅，他之所以坚持称字而不称笔名，却与上述主张无关。实际上“五四”以后，钱玄同自己也起了一个号，叫“疑古”，因为他怀疑中国历代许多传说和记载；他还仿效古人将号放在名字前面的做法，自称“疑古玄同”。尽管如此，他对别人称他的老友周豫才为“鲁迅”却不以为然，很看不惯，大有“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架势。

这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他对鲁迅有意见，而且意见很大。

原来有一次（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看望母亲（他母亲一直跟大媳妇即鲁迅太太朱安住在北京），和钱玄同不期而遇。钱玄同看见鲁迅名片上写的是“周树人”，就话里有话地说：原来豫才名片还是三个字，不是两个字。什么意思？我想大家都很明白。他是说，你周树人还没忘本，没有因为鲁迅两个字炙手可热，就迎合潮流，用笔名代替真名了。但潜台词是：你用两个字的鲁迅代替三个字的周树人，大概也很快了罢？

鲁迅也不客气，回敬他说，我的名字从来就没改过。我只有三个字的名字，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意思是说，我并不像你钱玄同想象的那样，把“鲁迅”二字看得如何金贵；你放心，我才不会用两个字的“鲁迅”代替三个字的“周树人”呢。所谓四个字，是讽刺对方那个“疑古玄同”的花样。

当时二人不欢而散。这首先跟思想倾向的不同有关。1921年以后，陈独秀把《新青年》迁回上海，钱玄同就中断了和《新青年》的联系，不仅不做编辑，也不投稿，鲁迅则继续投稿。钱鲁二人分裂，今天不能展开。鲁迅当时给远在上海的许广平写信，告诉他和钱玄同的这场偶遇，说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1933年4月《两地书》出版，钱玄同看了这段，当然恼火。他认为鲁迅凭着文学创作暴得大名，就看不惯老朋友了，还在许多场合批评他钱玄同。他钱玄同宁愿承认这个老同学平平淡淡的过去，而漠视他的炙手可热的现在；宁愿按照古法称这个老朋友的字，不愿跟在“新青年”后面做鲁迅的粉丝，称他为“鲁迅先生”。那不是自己掉架吗？他还常常对别人说，我只知道有个叫周豫才的朋友，鲁迅是谁？我不知道！

再说鲁迅最忠实的学生胡风，当面称周先生。私下里跟别人谈鲁迅，如果这人与鲁迅也熟悉，就也称周先生（当然是周豫才先生，树人不是学生辈叫的）；如果那人与鲁迅不熟，而且是学生辈，胡风就称鲁迅。然而一旦形诸文字，一律称鲁迅。胡风这种双重称谓，公私分明，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鲁迅周围的朋友对待鲁迅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虽然已经有一个公共化、象征化、文学化了的鲁迅，但仍然有一个叫做“周先生”的整天坐在上海公寓楼上抽烟、聊天、咳嗽、骂人的可爱可敬可畏的绍兴小老头子。“老头子”是当时“左联”一般人对鲁迅的特殊称谓。

最有趣的是鲁迅二弟周作人。鲁迅生前，周作人与别人谈起鲁迅，总是称他为“家兄”，如果对方与鲁迅熟悉，就称“豫才”。鲁迅死后，周作人写了不少文章介绍鲁迅生平著作，对鲁迅研究贡献很大。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律口称鲁迅。这是为了“从众”，接受潮流的叫法，不敢例外。但1923年他与鲁迅脱离关系，亲自给鲁迅送去绝交信，抬头就写“鲁迅先生”，那就不是“从众”，而包含着怨恨和冷漠的决绝之情了。

许广平跟鲁迅同居以后，在别人面前称周先生，写文章则称鲁迅。这和许寿裳、宋庆龄、蔡元培、胡风等人的双重称呼很相似。但1925年，她以学生身份给鲁迅写信，却称他为“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吾师”，不称“周先生”。这似乎是借鲁迅的笔名来保持距离，以免唐突，却比称周先生更加亲密一些。

1936年，鲁迅逝世，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冲击波，一瞬间几乎结束了文坛的纷争。纪念鲁迅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99％的作者都称“鲁迅”，只有少数几个例外。

当时像钱玄同那样坚持称周豫才的，还有俄、苏文学专家曹靖华。曹小鲁迅16岁，是晚辈。鲁迅和青年人的文字之交向来慎重，书信来往，称呼上很尊重对方，总是称对方“先生”或“兄”，甚至亲近的学生如安徽籍作家台静农也不例外。只有极少数几个学生，他才开点玩笑，比如称章川岛为“一撮毛哥哥”，称女作家萧红为“吟太太”。对曹靖华，鲁迅的方式是前一种，比较尊敬。曹靖华也不客气，鲁迅称他的字，他也称鲁迅的字。加上他长期在苏联，不太了解国内文坛风气，所以等到大家都改口称鲁迅，他还是豫才豫才地叫。这在铺天盖地纪念鲁迅的文章中，就有些刺目了。

1936年底，蔡元培写《记鲁迅先生轶事》，标题称鲁迅，内文却仍旧称周豫才。蔡元培当时还没有转过弯来。1938年，蔡元培给《鲁迅全集》写序，称谓上仍然有所犹疑。他说：

为新文化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

习惯地称周豫才先生，意识到不妥，才又改过来。

许寿裳在鲁迅死后发表一系列怀念鲁迅的文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许寿裳转变得非常及时，也非常彻底，他从1936年发表《鲁迅的生活》，《怀亡友鲁迅》，到1947年发表更加系统的《亡友鲁迅印象记》，都一律称鲁迅。这是他特别钦佩鲁迅的文学才能的结果。

十一、毛泽东一言九鼎

在固定鲁迅这个称呼方面，一言九鼎、权威最大的，要算毛泽东。

1938年10月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这样评价鲁迅：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到了1940年2月15日《中国文化》月刊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延安），他对鲁迅的评价更具体化了：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在毛泽东眼里，鲁迅还是：

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到了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全国文艺界阐述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观，成为以后相当长历史时期指导全国文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这篇讲话，提到鲁迅的地方，只称鲁迅，没有任何别的称呼。

毛泽东的称法，顺应了当时大家都称鲁迅而不称别的名、字、号的潮流，另一方面也以他个人特殊的影响力，引导并巩固了这个潮流。

总之，鲁迅逝世以后，除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人对鲁迅的称呼都转过来了。

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从此以后，“鲁迅”这个笔名把鲁迅曾经有过的名、字、号和更多的笔名全都消化、吸收、统一了。甚至在鲁迅这个笔名产生以前的周树人，我们也习惯地称为鲁迅，只不过在前面加上一个修饰语，“青年鲁迅”或者“前期鲁迅”而已。

这个事实，反映了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即他的文学事业逐渐完成的过程，也反映了中国读者逐渐认识文学家鲁迅的过程。

反过来，对于在中国现代特殊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鲁迅，后人如果只知道他叫鲁迅，而不知道在“鲁迅”之外，曾经还有过一大堆别的名号，不知道这些别的名号在鲁迅成为鲁迅的唯一称呼之后，不是简单的消失，而是将它们丰富的历史内容包含在鲁迅这个统一的称呼之中——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说完整深入地认识了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