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见证中国现代历史起落

吴稚晖的“瞎嚼蛆”

吴稚晖生于1865年，死于1953年，活了89岁，见证了自清帝逊位、民国建立、国共合作与破裂、抗战直至国民党迁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中间无数历史的起落，他的身份和观点也一生数变，少年时曾是矢志科举的传统读书人，忽而赞同改良，忽而倡言革命，忽而讲无政府主义，忽而提倡世界语，忽而奔走于国音统一，又忽而为党国元老，忽而大声疾呼科学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忽而无意于政治而一心办教育，忽而以哲学家现身。不管他怎样君子豹变，有一点是前后统一的，就是他写文章，无论是严肃的政论、高深的哲学、私人的书信、政府的决策，都喜欢古今中外，拉杂错综，口没遮拦，庄谐并出，于一篇之中随心所欲，从人生观宇宙观之高雅，到吃饭生小孩交朋友乃至臭毛厕放狗屁之低俗，像老顽童一样，什么话都敢说。他这种无法无天随意说话的文体，几乎是一种独创，在整个现代文坛，也有少数仿效者，但终于不能近似，这就使他如入无人之境，独来独往，自成一家。

《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探讨当时中国最高的学术问题即宇宙观和人生观问题，据他自己说，是积五年多的思考所得，畅所欲言，涉及科学、哲学、中西方文化传统、宗教、艺术和社会历史乃至具体的人生问题诸多方面，洋洋七万余字，不仅占据了亚东图书馆在“科学与人生观”争论告一段落之后编辑的论文集四分之一的篇幅，而且在吴稚晖的大量文章和演说稿中，也是写得最认真、篇幅最长、最富有学理性的一篇。但恰恰是这篇七万字长文，最鲜明地显示了吴稚晖作文章的一贯作风。

1919年初，中国政府派人参加巴黎和会，学者梁启超、张君劢等人也在其中，他们除了开会，也借机观察战后欧洲各国的社会情态，从他们比较直接的观察出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欧战之后，欧洲文明算是衰落了，这一切的祸源，则是西方学者崇拜科学的结果，因为迷信科学万能而用科学的法则制约着人生观，因此随着欧战带来的，不仅是科学万能的迷梦的破产，也是在科学万能的迷梦下产生的现代欧洲一整套科学的人生观及其文明理想的破产。他们相信，在欧洲物质文明和科学人生观破产之后，就该是中国的精神文明和非科学的人生观来救治世界现代文明弊病的时候了。梁启超、张君迈归国之后先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和《人生观》，和1910年代梁漱溟的《东西方哲学与文化》，是一个思想的系列，这甚至还可以追溯到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但20年代，中国还没有像样子的科学，更谈不上科学的人生观，同时人们对于中国传统价值的认识，正如对西方科学史和科学观念的认识一样，都很不充分，梁、张等人的言论，自然激起一片反对之声。围绕科学和人生观的讨论，几乎动员了当时中国大多数关心这个问题的知识分子，由此形成20年代中国最大的一场学术讨论，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包括普通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正如胡适事后为《科学与人生观》作的序言里所说，这场讨论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胡适认为是一个“错误”和“弱点”），就是讨论的中心问题——究竟何为“科学的人生观”——大家都竭力避免作正面展开，所争论的焦点，始终围绕着人生观能不能依靠科学来确立；胡适认为只有吴稚晖一个人是个例外，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公开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科学人生观，“若没有吴老先生把他的‘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和‘人欲横流’的人生观提出来做个押阵大将，这一场大战争真成了一场混战，只闹得个一哄散场！”

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之所以具有这样的重要性，主要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在现代中国明确宣布了把科学运用到人生观问题上之后的认识结果，吴稚晖自称是一个受了科学洗礼的玄学鬼，意思是说他是一个用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哲学家，他要用科学的头脑来解决哲学和宗教的问题，把向来认为只是“玄学家”才有资格探讨的领域收归科学家，由此切实地提出科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而这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不啻就是提出一个“新信仰”，这个“新信仰”，按照胡适的说法，核心在于“一笔勾销了上帝，抹煞了灵魂，戳穿了‘人为万物之灵’的玄秘。这才是真正的挑战。我们要看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们出来替上帝向吴老先生作战。我们要看那些信仰灵魂的人们出来替灵魂向吴老先生作战。我们要看那些信仰人生的神秘的人们出来向这‘两手动物演戏‘的人生观作战。我们要看那些认为爱情为玄秘的人们出来向这‘全是生理作用，并无丝毫微妙’的爱情观作战。这样的讨论，才是切题的，具体的讨论。这才是真正开火。这样战争的结果，不是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了，乃是上帝的有无，鬼神的有无，灵魂的有无……等等人生切要问题的解答”。在胡适看来，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差不多给现代中国无神论的世俗文明奠定了一个科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基础！

胡适对吴稚晖这篇长文的概括是相当准确的，如果说胡适还有什么遗漏的话，那就是他只看中了吴稚晖的思想，而并没有论及这篇文章在文体风格上鲜明的特点，并没有论及它的文学价值，并没有论及“吴老先生”那特别的说话方式。

就问题风格而言，《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最大的特点，就是化远为近，化高深为平易，化严肃为活泼。

当时参加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的人，都以哲人学者自居，都喜欢引经据典，板着面孔说话，生怕稍微不慎，失了自己的身份。比如第一个起来回应张君劢的科学家丁文江，说张否认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而提倡直觉、良知，否定科学的物质文明的价值而向往由内省工夫而发展起来的精神文明，是欧洲的玄学鬼附在张君劢的身上叫他这么说的，玄学鬼已经完全把张君劢控制起来，他只是代玄学鬼说话，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丁文江这种比喻性的说法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形容，他只是借此活跃空气，并不想以此代替理论的分析，但梁启超马上站出来，发表了一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他希望争论的双方都应该“措词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倘若一方面偶然不检，也希望他方面别要效尤”，唐钺在《“玄学与科学”论争所给的暗示》里也说，“文字究竟比不得谈话，大家总要庄重些为是”，范寿康则直接批评丁文江的“顽皮话”，认为“丁氏对于这次参加论战者的态度恶化不得不负重大的责任”。

针对这种刻意的认真和俨然，吴稚晖一开始就宣布，他“看不起那配式子、搬字眼、弄得自己也头昏脑涨的哲学。他的结局，只把那麻醉性的呓语，你骗我，我骗你，又加上好名词，叫他是超理智的玄谈，你敬我，我敬你……他的起初，想也不过求个满意的信仰。跟手，变成了‘学’。一变成了学，便必定容易忘了本旨，止在断烂朝报中，将自己的式子同别人的式子斗宝，将自己的字眼同别人的字眼炫博”，这些玄谈家的目的是“不能叫人简单了解，存心摆他学者的臭架子”。至于他自己的发言，则采取“乡下老头儿靠在‘柴积’上，晒‘日黄’，说闲空的态度”，甚至是柴积上日黄中的“瞎嚼蛆”。^①

对于那些当时的中国学者所敬畏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圣人贤哲，包括上帝，吴稚晖都一概把他们降低为平常人看待，好像是和自己谈闲天的对手，一点也不特别。于是，在他笔下，“孔二先生”跟他“吴大先生”几乎平起平坐，罗素则变成了一个“甚滑稽”的“傻子”，提倡避孕和节制生育的珊格夫人则成了从“花旗国”来的“女菩萨”。

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那些高深的学理，他并不回避诸如宇宙观和人生观这样本来极其高深的哲学和神学的问题，作为“新信仰的科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辩护者，他并不打算放弃原来为高深玄妙的“玄学”所垄断的那些问题领域，他也要来正面谈论这些问题，因此首先承认自己也是玄学鬼附体，但是“我敢说附在我身上的玄学鬼，他是受过科学神的洗礼的……附在我身上的玄学鬼，没有附在张君劢先生身上的那种‘无赖’”。换言之，他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来谈论向来为玄学（神学和哲学）所谈论的问题，目的是“拆破板壁说亮话”，尽量化高深复杂为通俗简单。他阐明自己的方法论，所谓“受过科学神洗礼的玄学鬼”，所用的方法（语言）本身就十分巧妙，通俗易懂，让人一看就能明白。

无论是哲学化的神学，还是神学化的哲学，在讨论宇宙观与人生观时，都无法回避所谓宇宙本源的问题，于是上帝、本体、根源之类的最高范畴就出来了。吴稚晖为自己的“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寻找起点，也无法回避这类问题，但他抛弃了向来现成的范畴，而把“举现象世界、精神世界、万有世界（有）、没有世界（无）、适用时间空间的、不适用时间空间的、顺理成章的、往来矛盾的、能直觉的、不能直觉的”还原为不可再还原的“一个”，“如是，放之则弥六合，变为万有，是这一个；卷之则退藏于密，变为没有，也是这一个”。“一个”大可大到“无外”，小可小到“无内”，是实在的，也是“超绝”的，因此他认为在逻辑上，“一个”与“一个”之间都是平等的，所谓“一个”，并不能为“无赖的玄学鬼”所认定的“神”与“上帝”所垄断。上帝是“一个”，我吴稚晖是“一个”，就连“毛厕里的石头”也是“一个”，“纵使我请我的玄学鬼‘无赖’一下，让一千步一万步，承认有个上帝，有个神……充其量，上帝神只是那‘一个’里面的贵族，我与毛厕里的石头，是‘一个’里面的落难者，沦于卑贱的罢了。上帝神之与我，之与毛厕里的石头，还是同屈于一个之下。上帝神决非便是那最后的一个。如此，既然上帝神不过一个的一分子，则我与毛厕里的石头，也忝为一个的一分子，肯承认上帝神独为贵族吗？我们自己肯永屈卑贱吗？这便定有问题发生的呀！这种凭空的推戴同一分子来做我们的上帝神，只有让宗教家去贱卖”。“故尔，那种骇得煞人的显赫的名词，上帝呀，神呀，还是取消了好。否则，惟有我吴稚晖毕竟还笑笑罢了，深恐毛厕里的石头，块块都出来争称上帝，争称神，那就上帝神的尊严，终要扫地的呀。”(www.xing528.com)

解决了“一个”的问题，好比解决了当今西方哲学所说的“存在”的问题，但要问这彼此平等的没有“上帝神”统领的“一个”是怎么来的，就又牵涉到“起源”问题。存在和起源两个问题合并，才是完整的宇宙观。吴稚晖是这样描述宇宙“起源”的：

在无始之始，有一个混沌得着实可笑、不能拿言语来形容的怪物，住在无何有之乡，自己对自己说道，闷死我也！这样的听不到，看不见，闻不出，摸不着，长日如此，永远如此，岂不闷死人吗？……说时迟，那时快，自己不知不觉变破裂了。这个破裂，也可叫做适如其意志，所谓求仁得仁。顷刻变起了大千宇宙，换言之，便是说兆兆兆兆的我。他那变的方法，也很简单……你喜欢叫他是绵延创化也好，你滑稽些称他是心境所幻也得。终之他是至今没有变好，并且似乎还没有一样东西，值得他惬意，留了永久不变。这是我的宇宙观。

这也许是康德的星云大爆炸说和中国古代混沌神与盘古开天辟地传说以及庄子寓言的混合。人家说这是“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他也老实承认。其实，这是“受过科学身洗礼的玄学鬼”大胆到极点的假设，无非是用极端的办法表明他的科学主义立场，即不承认上帝创造的宗教的宇宙观，只承认为现今的科学所能理解的现实的物质世界。他用的是一种回避和搁置的办法，并非真的相信有这么一个后来变成大千世界的“怪物”，否则他和相信上帝神的无赖的玄学鬼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接下来就是人生观了。他首先回答什么是“人”的问题：“概括起来说，人便是外面只剩两只脚，却得到两两只手，内面有三斤二两脑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脑筋，比较占有多额神经系质的动物。”

那么什么叫做“生”呢？“这便是兆兆兆兆刹那中，那位或造或幻或变的赵老爷，或钱太太，或孙少爷，或李小姐，从出了娘胎，到进着棺木，从吃起三朝面，到造了百岁牌坊，他或她，用着手，用着脑筋，把‘叫好’的戏，或把‘叫倒好’的戏，演着的一刹那，便叫做生……生的时节，就是锣鼓登场，清歌妙舞，使枪弄棒的时节。未出娘胎，是在后台。已进棺木，是回老家。当着他或她，或是未生，或是已经失去了生，就叫做择吉开场，暂时停演。”

至于“人生”的主要内容，他归结为“吃饭”、“生小孩”和“招呼朋友”，一切都从这三个最基本的方面开始；这三方面要想做得好，也只有依靠科学。科学降临，一切就都毫无神秘性可言。比如从“吃饭”——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竞争——曾经引起许多高深的哲学乃至宗教问题，比如释迦牟尼做太子时，因为看见农夫耕田，将蚯蚓、甲虫一起翻出来让乌鸦吃掉，于是悲哀感伤于这种相杀相斫，而决意出家，“把宇宙使他涅槃，仍反做漆黑一团，免得常演绵延的惨剧”。在吴稚晖看来，佛的问题靠涅槃原是解决不了的，反而造就了许多等待布施的僧人，“简直无意中阻碍同类吃饭”。佛教徒主张素食，则“田里的青菜必听了同留着后拔的青菜泣别……和尚毕竟还要咬着菜根，如此要想从佛学进一步，不就是科学么？”因为只有科学才能帮助人们想出更多更好吃饭的办法。至于“生小孩”，本来也是“漆黑一团先生”为了他那尚未竣工的变化而不肯收手，强迫男男女女一代代繁衍下去，“所谓‘他’也者，不过甲瓶储精虫者也。‘伊’也者，不过乙瓶储孕蛋者也。他伊交接也者，不过精虫想合着孕蛋，绵延一小宇宙者也……似乎两性之爱，一若甚至深不可思议，决非他爱所能并矣，岂知全是生理作用，并无丝毫微妙”——这就是他所谓“人欲横流的人生观”。

这种表面上口没遮拦实际上却颇为用心的胡搅蛮缠，确实消解了当时中国学界对现代新兴学术特别是对西方学术的奴隶式崇拜，也消解了现代中国思想论战中常见的紧张和俨然，打破了理论解说的自我封闭和概念游戏的恶性循环，逼迫思维着的主体看取眼前切近的现实真相，既收实事求是之功，也使文章饶有生趣，产生一定的文学性魅力。

但吴稚晖也并非存心不尊重学术思想传统与规范，相反，“其词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事实上，《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乃是非常正经的哲学论文，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无神论的世俗文明宣告成立的一个标志，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吴稚晖不喜欢的，只是一些现代学者故作高深，故意以垄断性的专有名词来炫耀，或者自己没有弄清楚问题所在，更不能深入浅出，将艰涩的学理化为平淡的言谈，只是被现成的理论牵着鼻子跑，徒然玩弄一些高等的智力游戏。他之所以敢化雅为俗、变远为近，是因为他不承认人类知识和言语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一般人目为浅白乃至低俗的语言和切近的经验，他照样可以用来解说高深的学理。其次，他坚信愈是高深的问题，只要它确实是一个真问题，就愈和普通人有关，本质上往往有一种被学者所忽略的人间性和通俗性。人类知识进步，不是越来越离开普通人，而是越来越亲近普通人，“有的东西，在从前，圣人也糊涂的，到如今，柴积上日黄中的老头儿也知觉了。还有连现在的圣人也懂不来的，自然现在柴积上日黄中的老头儿更梦也不曾做到，又只好让学者摆起臭架子，乌烟瘴气地整理整理，整理了再千百年，再叫往后柴积上日黄中的老头儿看作平常”，后人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知识总是比前人更丰富，“他容易暴富”。这是“吴稚晖体”的理论基础——如果可以说在现代中国存在着这样一种“体”的话。

正如过分乐观的迷信科学的科学主义有其无法克服的弱点一样，吴稚晖的文体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过于相信“柴积上日黄中乡下老头儿瞎嚼蛆”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的力量，好像任何深奥的问题，一经这样讲述出来，顿时可以化解得天衣无缝，平淡无奇，其实很多时候情形并非如此。比如，他对宗教问题的化解就太过容易了，把“上帝神”一笔勾销，等同于“毛厕里的石头”，把人类的两性之爱完全说成是性欲的吸引，固然痛快，但终嫌粗糙，难以服人——因为忽略了太多的事实。其次，是该用一点理论术语的地方，仍然一味地“瞎嚼蛆”，反而把问题弄得模糊，叫人摸不着头脑。这样绝对排斥理论术语而倚赖“瞎嚼蛆”，也是他的智者之偏。复次，他大概是因为曾经写过像《上下古今谈》那样的科学普及小说，不忍割爱小说家的笔法，但在论理文章中偶一为之固然增色不少，一旦失控，就显得多余拖沓，适得其反。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里，这样的小说家笔法的失控和泛滥就有多处。比如讲到“精虫”、“孕蛋”时，实在有些技痒难熬，一遍又一遍，用满心欢喜和炫耀的口气，不厌其烦地连续讲了好几个其色偏黄其味偏臭的故事，实在叫人对他老先生的趣味不禁有所猜想——但这或许也可以归结为某些人的天生顽劣和喜欢游戏的本性。就这一点，有时发挥得巧妙，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吴稚晖的《物质文明与科学——臭毛厕与洋八股》一文，讲自己如何蹲在北京某胡同公共毛厕里构思一篇献给故乡《无锡新报》的文章，主题是攻击“五四”以来洋八股盛行，“什么人生观呀，什么新创作呀，简直坐在马坑上发昏”，却不肯做实事，轻视工业制造，弄得举国上下连一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叫无论新派旧派人物都只好像他一样去蹲肮脏恶臭的传统毛厕。在这篇文章中，他大大发挥了小说家描写的功夫，有形有色有味地详细描写了如厕者的痛苦和忸怩、中国式毛厕的外观和内景、包括那些堆积如山的秽物，并对比他在英国如厕时如何乍见搪瓷抽水马桶而感动而惊奇而舒适畅美无比，由此感叹同样是“造粪动物”，中国人在追求衣食住行的方便时，偏偏忘记了排泄工具以及与之相关的沟渠水利和城市建设的改良，文明之低下可想而知。他告诉读者，这些感叹都是“在踏板上仰望天空，一起一落的悠然深念”联想到的，如此公然展览如厕畅想曲，不啻硬把读者的鼻子往最不堪的地方摁下去，整篇文章臭气熏天，却正是他要达到的目的——他就是要狠命地臭一臭中国的那些能够容忍身边脚下的恶臭而俨然高谈阔论的洋八股作者们。

注　释

①　《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的引文，俱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一），第1—94页，罗家伦、黄季陆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出版。另外提及的《上下古今谈》及《物质文明与科学——臭毛厕与洋八股》，见《全集》（卷四），第1、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