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对决：群英荟萃反围剿

周恩来从上海去中央苏区，搭乘的是一艘客货混装的小火轮。这种船只能沿着海岸线行走，不能在大海里航行，颠簸得很厉害，但比较安全，船走了几天，才到汕头。到汕头后，他又重新化装，装扮成了一个画像先生，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坐火车到潮安，换乘轮船溯江而上到大埔，再换小木船，中途在清溪上岸，到大埔交通站所在地。从这里到进入苏区，是全程中关键性的一段路。在这中间有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严密封锁，筑有碉堡、碉楼，还有许多关卡、岗哨。要偷渡，不能走大路，只能走人迹罕见的山路或山沟。不能在白天行走，只能在夜间摸黑行进。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早就做了准备，派六名交通员武装护送周恩来通过封锁线。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这次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在这里，他会见了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同志，后面一段时间，还陆续见到了陈毅、林彪、左权、邓萍、许光达、郭化若、袁国平、周士第、陈伯均、杨至成、李逸民、郭天民等黄埔校友，大家见面，格外亲切。这些黄埔师生，几乎都在红军中、高级指挥员的位置上。

对于红一方面军（以红四军等红军队伍发展而成），周恩来并不陌生。在上海时，党中央和周恩来对红军的发展一直非常重视，红军中最重要的是朱德、毛泽东、陈毅率领的工农红军第四军。但1928年6月，党的“六大”以后，中央仍认为要以城市为中心才能长期发展。因此，要求红四军分散，并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去学习。这通常被称为“中央二月来信”。不久，中央又派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去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传达、贯彻中央精神。但中央的精神受到朱德、毛泽东、陈毅的抵制。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争论得十分严重，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因为通信极端困难，在接到朱德、毛泽东的信件后，周恩来要求朱德、毛泽东派一个得力的人来中央，详细讨论有关问题。1929年8月，陈毅从红四军化装来到上海，见到了周恩来。两人都曾赴法勤工俭学，后来又是黄埔军校教官，共同参加南昌起义，因此非常容易交流。陈毅详细汇报了红军的实际情况，使周恩来对红军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了解。对“中央二月来信”有了重新认识。按照周恩来的谈话精神，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经周恩来审阅后带回红四军。该信基本上肯定了朱德、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红军的作战方针。在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还叮嘱，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同志了解并接受。

周恩来到苏区后，按照几个月前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几天后，当年的黄埔政治教官聂荣臻也化装离开上海，乘船到汕头，再奔潮州，七折八拐来到长汀，一路上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幸好还算顺利。整个旅途对聂荣臻来说并不陌生，当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大体上说是从这条路撤退的，现在不过是重走罢了。算起来南昌起义已是四年多前的是事情，想起当年的经历，聂荣臻一路上感慨不已。中午，聂荣臻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到了长汀。当时的福建省委设在长汀，省委书记欧阳钦是聂荣臻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学，又一起在武汉军委和上海军委并肩战斗过。两人见面，分外亲切。当天，聂荣臻就要求去瑞金。瑞金是聂荣臻心中的圣地，前三次反“围剿”，让中央苏区威名大震，聂荣臻做梦都想到这里来大干一场。欧阳钦给他找了一匹马，他骑上马，用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赶到瑞金已经到了晚上九时许。

聂荣臻到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都在，刚到没几天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也在这里，真是群英荟萃，一片欢声笑语。叶剑英责怪聂荣臻：“老弟你也太大胆了，这一路并不都是巩固区，一人单骑黑夜赶路，还有一定危险哩！”

毛泽东过来和聂荣臻说话。当年在黄埔军校工作时，聂荣臻曾多次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他讲课，这个操一口湖南口音的大个子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不紧不慢，幽默诙谐，喜欢用力打手势。往往听他讲一次话，就忘不掉他了。

聂荣臻谈到上海特务、叛徒横行的情况。毛泽东说：“还是这里安全。”

聂荣臻又说：“对呀！在白区搞地下工作，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毛泽东笑了笑，指一指墙边的枪杆子说：“还是拿这个，痛快啊！”

中央原定分配聂荣臻到湘赣根据地去，几天后又决定，就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1932年3月12日，中革委决定重组红一军团，林彪为军团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这个决定让聂荣臻感到突然，因为事前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语。当然他心中也很高兴，谁都知道，红一军团是中央苏区主力中的主力，有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能够到这样一支部队担任政治委员，既是中央对他的信任，更是对他的考验。

在一个春风送爽的清晨，聂荣臻与林彪见面了，他们两个人的手握到了一起。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黄冈县人，离开家乡报考黄埔时，他改了名字。“彪”是小老虎的意思。当年在黄埔军校，林彪是第四期学生，聂荣臻是政治教官，那时聂荣臻就与他认识，林彪也曾听过聂荣臻讲的政治课。要说起来，在黄埔时的林彪并不显山露水，不怎么爱参加活动，也不爱说话。他从黄埔毕业，聂荣臻经手把他分到了叶挺独立团当见习排长。按说，聂荣臻是老师辈，林彪是学生辈。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这个不多言不多语的学生，几年之后，已成为红军中的名将之一。他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后很快就展露出军事上的才华，从连长升到营长、后来王尔琢、朱云卿先后牺牲，他又当上团长。此后，红军大发展，他又当上师长、军长，一直当到军团长，这时还不满25岁。聂荣臻到中央苏区后，就听说了林彪的战功，他为黄埔军校培养出这样优秀的学生感到高兴。

本来，中央根据地早就有红一军团的建制，朱德曾兼任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毛泽东兼任红一军团的政委，几个月前给撤销了。红一军团重新成立，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这支部队深有感情的朱德和毛泽东到会讲话，表示祝贺。

那天，聂荣臻穿着一件陈赓送给他的咖啡色皮夹克，显得很精神。聂荣臻站起来先作自我介绍，他说：“我到苏区来以后，做过总政治部的副主任，现在调来第一军团当政治委员，深感责任很重。以后和同志们一起生活、战斗。红一军团是个老部队，久经锻炼，有很好的光荣传统。同志们有很多战斗经验。以后我们共同建设红军，保卫苏区，为共产主义奋斗！”

1932年初，远在上海由博古总负责的临时中央，推行的是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一味强调在国内采取所谓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他们对全国的形势是这样估计的“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要求工农红军“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各苏区连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到苏区前曾主张进攻赣州。他到苏区后，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估量，发现现实与中央的想象差距太大。他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很快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毛泽东仍不同意。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多数领导人觉得，拿这三个城市来比较，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中，攻下它可以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加上他们对赣州敌的兵力又估计过低，错误地认为赣州是可以打下来的，于是，便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中说：“继续1931年的工作，贯通了闽赣苏区。目前应该更进一步地贯通湘赣苏区，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到湘赣、闽赣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闽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进争取一省和数省有首先胜利的前进（途）。”根据这个训令，以第三军团为主力，以林彪、聂荣臻领导的第一军团配合，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于2月3日起，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

这次战役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发展，赣州的敌方守军原来估计只有8000人，事实上却有18000人。赣州的地势又易守难攻。它处于章、赣两水的汇合点，三面环水，只有南面是陆地，城墙高达二丈，素有“铁赣州”之称。守军以优势兵力据险防御，自然难以攻克，红军以顽强的精神苦战一个月，四次用爆破发动强攻，付出了重大牺牲，仍没有能把城打开。

赣州是赣南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这里的战斗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关注。但因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学生不断游行，弄得蒋介石焦头烂额，只得把战事交给陈诚来办。

陈诚在黄埔校友中，可谓属官运亨通者。他攀上蒋介石后，从进黄埔军校到北伐，四年的时间就从上尉官佐升到中将警卫司令。1931年又借助第三次“围剿”的混乱，收编杂牌军队，到12月底，担任了第十八军军长，成了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1932年3月，赣州守军报急。陈诚熟悉赣州情况，又知道红军善于围点打援，不敢派兵解围。就派他的主力第十一师的两个团偷渡赣江，突入城内，协助防守。随后，又派第十四师开向赣州。这两个师的兵力约两万人。红军攻城不克，腹背受敌，不得不在3月8日撤出战斗。这次战役历时33天，伤亡很大，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因而是个败仗。

战后，陈诚到处吹嘘他的战绩，讲解他的经验。着实在国民党黄埔军官中热闹了一阵。

红一军团成立不久，林彪、聂荣臻就面临下一场战役怎么打的问题。在王明“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苏区中央局，不吸取打赣州失败的教训，仍然想沿赣江而下，攻打赣江沿岸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提出红军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但苏区中央局命令红军主力沿赣江而下，走到半路，毛泽东找到林彪和聂荣臻，继续阐述他的观点。聂荣臻和林彪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两人随即给军委发电报，建议军委将他们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幸好军委接受了这一建议。毛泽东大喜，觉得打胜仗的机会来了。那个时候，红军指战员都明白，不能老蹲在根据地吃老本，得主动出击，开辟新地区，打土豪筹钱款，解决吃饭问题和扩充红军，所以毛泽东来第一军团动员时，部队热情很高。

第一军团在毛泽东指挥下，经闽西直下闽南，先在龙岩解决了张贞第四十九师的一个团，然后在红五军团配合下，发起漳州战役，痛快淋漓地全歼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漳州。红军缴获了两架飞机，聂荣臻和林彪觉得新鲜，二人赶到机场，以飞机为背景拍了一张合影，这可能是聂荣臻和林彪第一次合影。后来，这张珍贵的照片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

在连续作战行军中，林彪兜里装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净是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他向机要科的人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然后记到了自己的小本子上，流露出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年轻人看重荣誉，在黄埔师生中，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稍重一点的人也是常见的。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军事“围剿”。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采取了主动姿态，很快派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第三十二旅，在旅长刘夷带领下，由修水向万载、铜鼓进击，企图与湘军一道合击红军。因红军运用游击战术，使该旅周旋数月毫无所获，等于让红军牵着鼻子游行。因此刘夷被蒋介石免职，改派杨天民接替第三十二旅旅长。杨天民接替第三十二旅旅长后，旋即奉命开赴江西省之宜黄镇。

这个宜黄镇是苏区的战略要地。已经在国民党第一军初露头角的团长王耀武，感到这里早晚有一场恶战，进城后立即向旅长杨天民建议，加强工事。杨同意后，他主动带领士兵构筑工事，准备防御红军。王耀武是山东省泰安上王庄人。出生在普通农民家里。其父早逝，在精明能干的慈母培养下，9岁入本村私塾念书。大些，投亲到天津在租界里找到一份干杂活的工作。沉重的体力劳动，工头的霸道，外国巡捕的蛮横无理，使他产生了要做一个军人的念头。为了投考军校，他白日做活，夜晚补习数理化知识。1924年冬季，黄埔军校在广州招生，他向老乡借了路费，前往广州投考，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1926年1月，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少尉排长。由于他作战勇敢，带兵得法，引起师长何应钦、团长钱大钧的注意。不久就被晋升为上尉连长，第二次东征取胜之后，升任第二营少校营长。同年8月，该团调往江西，参与堵击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10月，何应钦在南京召见王耀武，对他在此次堵击作战中的表现表示满意，即派他到嫡系部队的第一军第四团任营长。在蒋、冯、阎大战中，他再次展露军事才能，被提拔为团长，归第三十二旅建制。

因为宜黄镇是苏区的战略要地，所以该旅刚进驻宜黄即被红军团团围住。王耀武素知红军善于围城打援，因此对守城作战特别谨慎，以牵制红军主力。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害怕危城难守，曾命令旅长杨天民相机突围，但王耀武劝杨天民说：“红军善于攻点打援，我若突围，必遭全歼，如若死守或可幸存。”杨天民采纳其计，决定死守。结果，该旅坚守宜黄24天未被红军攻取，这是连蒋介石也没有想到的“奇迹”。红军奋勇攻城期间，曾发生多次激战，旅长杨天民腿部负重伤，送往后方医院治疗。杨天民在治疗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看望，杨天民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作战经过，积极推荐王耀武接替旅长职。

宜黄得失，引得蒋介石思考。10月，蒋介石在南昌召见王耀武，颇加慰勉，并当面问他：“我有命令让你们在难于坚守时，可以相机突围，你何以建议杨天民坚守？你是如何想的？”

王耀武回答说：“当时已经身陷重重包围，突围已不可能，与其突围失败而死，不如坚守与城共亡，何况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一万人的牺牲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为整个战局着想，我们便下了与城共存亡，宁死也不放守的决心。”

蒋介石听后频频点头，连声称好，同时告知他升任补充第一旅旅长，军衔为少将。蒋介石还向他说：“补充旅由保定编练处的部队改编，士兵都是北方人，你带很相宜。第三十二旅的团长、副团长等都是黄埔军校一、二期的，你是三期，恐怕带不了。所以我调你任补充旅旅长。”

王耀武这次被蒋召见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步。蒋既肯定了他的战功，在面谈中又发现了他的胆识，留下了深刻印象。王耀武也相当兴奋，自然受宠若惊。他后来在《自述》里写道：“当时我对蒋先生用心之细和考虑之周详，既佩服又感激，认为他有识人之目，是个难得的好领导。”

1933年10月，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参加浙、赣、闽、皖边区对红军的作战，积极参与阻击北上抗日的方志敏红十军团与红七军团。1934年11月，王耀武率部在皖南谭桥与红军进行遭遇战，激战数日，红十九师长寻淮洲在此战役中牺牲，红二师师长胡天陶被俘。经过这次战斗，迫使红十军不得不重返赣东北根据地。1935年1月，因叛徒出卖，方志敏被国民党第四十三旅俘获，同年7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方志敏虽然不是被王耀武所俘，但蒋介石认为，方志敏的主力部队是被王耀武的部队击溃的。因此，1936年8月，王耀武升为第五十一师师长。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加上赫赫“战绩”，在山东籍的国民党军队中，流传着“三李（指李延年、李仙洲、李玉堂，皆黄埔一期）不如一王”的说法。

宜黄守城战后，红军转移，伤亡惨重的第三十二旅才被第二十七师从宜黄镇换下来。第二十七师是中央军旁系军队，原属西北军，中原大战被蒋介石收编。“围剿”中央苏区时归属第二十六路军管辖。因为第二十六路军参加了赵博生等人领导的宁都起义。留下的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被迫去天津做“寓公”，该师便由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兼任师长。

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决定消灭宜黄、乐安之敌。主要作战任务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担负。红五军团做预备队。10日，红军由兴国、于都秘密向北开进。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开进到一个叫招携的小村指挥。

按照分工，红一军团进攻乐安，红三军团进攻宜黄。16日5时，红一军团的红三军发起进攻。林彪、聂荣臻原以为乐安小城，只有敌人两个团，动一个军也差不多能突破敌一线防御，结果，打了七八个小时，也没有破城。林彪、聂荣臻命令将乐安围住，准备强攻。林彪说：先把他们围起来，我们近两万铁军，竟捣不破这小小的乐安？见鬼！

下午16时，红四军也投入战斗，战至黄昏，仍无突破性进展。次日拂晓，战斗力极强的红一军团再次发起进攻，红四军在红三军的炮火支援下，于上午9时突入南城门。与此同时，红三军、红二十二军也在其他方向发起总攻，到中午12时，占领乐安城，全歼守军，俘虏3000多人。

次日上午，林彪、聂荣臻去招携村向方面军总部汇报战况。毛泽东听林彪汇报完，还开玩笑：“俘虏3000多，从旅长到伙夫无一漏网，没有吹牛吧？”(www.xing528.com)

林彪认真地说：“确实无一漏网，旅长、团长、营长都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我才敢这样说的。”

周恩来高兴地说：“毛主席、朱总司令，我完全同意你们拿下宜黄的决定。我们要给临时中央写个简报，告诉他们，红军攻克乐安，全歼孙连仲一个旅两个团。”

毛泽东看看朱德道：“怎么样，趁热打铁吧？”

朱德说：“林军团长、聂政委，本应该奖你们歇两天的，攒起来以后一回歇个够吧。今天算给你们下个预备令，从今天起，向宜黄开进！”

19日，红一方面军为攻取宜黄作出如下部署：红三军团在城南担任主攻，红一军团城北担任助攻，红五军团作预备队。进攻作战，由彭德怀和滕代远统一指挥。

19日傍晚，彭德怀、滕代远率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军团进至宜黄城南一带。经过仔细勘察、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要夺宜黄城，必先夺取峨眉山。临解散时，彭德怀说：“总攻明天拂晓5时发起，一师攻击北华山，二师攻击峨眉山，三师攻击肖家排以北高地。大家准备去吧。”

第二师师长鼓了半天勇气说道：“彭总，峨眉山势陡峭，工事坚固，又是攻克宜黄的关键，能不能允许我们今晚试攻一下？”

彭德怀想了想答道：“第一军团想必已运动到了城北，料守军也不会跑，你们可以试一试。如果能拿下来，对全局也是个支持。”

入夜，红二师先以两个连兵力对峨眉山发起攻击。这两个连爬上半山腰，敌人的火力点开火了。红军没有重火力掩护，只好抬着十几个伤者和尸体退了下来。紧接着，红二师调来机枪连掩护第二次攻击，又没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子夜，打红了眼的红二师调来几门迫击炮对峨眉山实施攻击仍没结果。

在总攻发起前，红二师共组织八次冲锋，均为敌人火力所阻，均未能得手，与敌军形成相持局面。

20日拂晓，红军对宜黄之敌发起总攻。战到中午，只有红三师歼敌一部，占领肖家排以北高地，逼近宜黄城东，红一师攻击北华山，红二师攻击峨眉山均受挫，进攻没能奏效。

林彪当了军团长后，连续在漳州、乐安打了胜仗，锦上添花之心仍存。彭德怀第一次攻击竟没派他的部队，他心里实在有点不高兴。可让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是总部定的，他只好服从，在指挥部面壁大半天，眼睛直直地看地图，中午饭也没有吃。

下午3点来钟，彭德怀的命令传到了。

林彪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忍不住评价道：“三军团今年走了背运，事事不顺。开头啃赣州，啃了33天，啃个大伤元气。我军团到漳州开洋荤，他们跑到赣江西和敌人打圈子玩。我们两个军两天独吞敌人半个师，他们三个师啃宜黄啃了一天又咯了牙。我真替彭总不平哩。”说到这里，林彪看看地图，又补充道：“三军团首攻不得手，敌人就起了要跑的心。他几千人要跑，拦也拦不住，这个宜黄城不比乐安城，不好聚歼。我意让三军、四军各留一个师在外围，等着撵跑出来的兔子，你看呢？”

聂荣臻道：“攻城确实也用不着两个军团。就怕彭总手大，把笼中兔一把捉干净了。”

林彪嘿嘿一笑，没再纠缠这个问题，他突然喊过来一个参谋道：“你去三十一师，告诉他们，今晚总攻，不惜一切代价，要最先攻进北门，占了这个头功。”

20日21时，红军再次向宜黄发起总攻。激战两个小时，红一军团第三十一师率先攻破北城门，紧接着，红三军团的三个师相继攻破另外三个城门。经过一夜激战，红一方面军攻占宜黄城，击溃全部守敌，俘敌近千名，缴枪千余支，守敌一部分弃城北逃。红一军团两个师追赶一天，于龙骨渡将逃敌聚歼一部，俘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

统算战果，红一军团又一次大大超过了红三军团。

受乐安、宜黄两役影响，附近守敌纷纷收缩集结。苏区地方部队又乘机攻占了宁化、南丰两座县城。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继续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会议把毛泽东提出的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消极怠工。最终，毛泽东被剥夺了领导权，去“养病”。此后，毛泽东“待业”两年多。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2年12月30日，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下达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命令。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40余万人，分左、中、右发动全面进攻。以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12个师，约16万人为中路，担任主攻任务。

中央红军在没有毛泽东的参与下，由周恩来、朱德领导反“围剿”。

这时，中央红军已达8万人左右。黄埔军校两党的师生，大部分集中在了江西这个战场上，8万红军对40万国民党军，一个实力不对称的对决。

1933年1月底，蒋介石飞临南昌指挥，战役拉开序幕。陈诚命令以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三军军长吴奇伟指挥的第二纵队、第八军军长赵观涛指挥的第三纵队，为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采取“齐头并进，分进合击”的方针，消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而后进击广昌。当时，红军第一方面军奉命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县城，以击破第四次“围剿”。陈诚获悉这一情报后，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固守，同时急令其所属各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

南丰城池坚固，红军强攻不克，周恩来、朱德决定：撤围南丰，一部分兵力向黎川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移至苏区内部待机歼敌。这是红军由被动变主动的关键一招。因为苏区人民严密封锁消息，当陈诚督促其各纵队疾进的时候，红军已采取退却步骤，撤围南丰。陈诚的第二、第三纵队被红军的一部吸引到黎川方向。2月26日，第一纵队为配合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以右翼第二师、第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分两路向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并进，将整个右侧翼暴露在红军面前。

他不知道，他的黄埔校友林彪、聂荣臻，共同指挥第一、第三军团组成的左翼队，和组成右翼队的第五军团一起，数万红军埋伏在这里。打响前，聂荣臻来到杨成武任政委的第三十二团，后来杨成武回忆说：“团长不在，我感到指挥力量单薄。这时聂政委来到我身旁，亲自指导我指挥作战，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城时，我几次准备出击，他却不动声色地说：不忙。直到敌人全部钻进‘口袋’阵，他才要我们发起冲锋，他也跟着冲下山去。”

陈诚的第五十二师行抵黄陂、蛟湖附近时，突然受到红军的拦腰攻击，被截成数断。经过两天激战，全被歼灭，师长李明负伤被俘。第五十二师被歼灭的第二天，第五十九师东进至霍源附近与红军接触。师长陈明骥受伤，陈诚指令其率部亡命冲击，结果全师被歼，师长亦做了红军的俘虏。

黄陂伏击战取得重大胜利，歼敌约两个师，俘敌上万人。

3月中旬，陈诚改变部署，将“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将六个师编成两个纵队，由宜黄经东陂、甘竹向广昌进发，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以小部兵力在广昌西北担任阻击，吸引敌人，主力隐蔽集结于敌人右侧的洛口、东韶、南团、小布地区待机。陈诚的前纵队越走越远，后纵队与前纵队拉开了近百里的路程。3月20日黄昏，后纵队第十一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罗卓英率第五十九师残部也到达东陂以北五里牌。在这里发现红军队伍。陈诚判断红军似在等待其主力的来到，而草苔冈地区地形又不利，即电令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但师长肖乾怕官兵疲劳，不肯撤回。21日拂晓，草台岗战斗打响。此役红军包围了蒋介石嫡系陈诚赖以起家的主力第十一师，这支部队号称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该敌倾全力突围，飞机赶来助战，鏖战中，一颗炸弹落在聂荣臻和林彪身边，气浪把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抛到山坡下，聂荣臻也被掀倒在地，他们爬起来，拍打一下身上的尘土，继续指挥战斗，最终该师大部被歼。有趣的是俘虏身上都带着一条绳子，聂荣臻问俘虏们：“你们带绳子是干什么用的？”俘虏们回答说：“是出发前上司发的，用来捆绑红军回去领赏，没想到自己成了红军的俘虏。”黄陂、草台岗战斗，共歼敌三个师，两万余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各路“围剿”军闻讯纷纷撤退，陈诚亲自指挥的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宣告失败。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红军补充了很多俘虏，加上苏区的青壮年积极要求入伍，红军发展到10万人。同时，因为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红军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改善，连队还装备了当时很少的机关枪。

第四次“围剿”被打破，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陈诚遭到同僚及对手各方面的攻击。何应钦大骂陈诚饭桶，逼蒋介石严处。江西省省主席熊式辉电告蒋说“辞修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惨遭失败，其责非浅，望委座撤销他全职，改编十八军”。他的黄埔校友顾祝同、杨永泰也趁机向陈诚发难。蒋介石为避免国民党军内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给了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陈诚觉得威信扫地，无颜见人，不得不打电报给蒋介石辞去身兼各职，并撤销路军总部。不待回电，即从抚州回南昌私寓，闭门不出，任凭同僚对他攻击。

陈诚回南昌，好几天不去谒见蒋，蒋介石也不便召见陈诚。南昌行营参谋长、陈诚的黄埔校友贺国光见此情况，心里很着急：蒋、陈不见面，将影响前方战局。揣摩蒋意，前方指挥非陈诚莫属。于是，便带着夫人去与陈诚夫人谭祥商量，请她邀请陈诚外出散步，大家同去看望宋美龄。这天晚上，陈诚同夫人谭祥来到宋美龄公寓，相互寒暄不久，蒋介石即出来笑着与陈诚握手说：“这个，此次围剿失利，责任在我，你就不必多介意了。”陈诚一听很感激，说道：“我没为你争光。”这时，蒋介石向陈诚出示熊式辉的密件。陈诚一看怒火中烧，说：“委座如不需要十八军，请干脆撤销此番号，何必改成三个师八个团？”

蒋介石却对他说：“予以改编为两个军八个师。”陈诚听说第十八军的实力反比惨败前大长，才转怒为喜，与蒋谈起第五次“围剿”红军计划。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说：“辞修，这回你要重整旗鼓，整编好十八军，再由你出任总指挥。”

5月，陈诚回到杭州，拟定了两个方案，即“继续进攻”和“分区清剿”，请蒋介石决定。蒋介石估计到当时的国民党部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攻之力”，便决定采用“分区”方案，以整顿态势。为了适应军事形势，陈诚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主力仍摆在中路军方面。他从适应山地战的特点出发，把该军两个旅，每旅六个团的编制，将旅改编成师，每师三个团。建议蒋介石恢复第五军建制，并保荐薛岳任该军军长。将吴奇伟所率张发奎的第四军，由2000多人扩充为三个团制的两个师。经过整顿，在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受挫的陈诚军事系统的实力，又得到了恢复和扩充。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抽调在江西的国民党部队团长以下军官受训两个星期，以加强思想教育，鼓舞士气，并抽调部分副师长、旅长担任营长。以加强高级军官对战术、技术的了解。陈诚一上庐山就立即表示，要以“决死的精神”，痛改错误，克服堕落，从颓丧中振奋起来，为蒋介石效力。在这期间，陈诚先后作了30多次讲演、训话，强调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