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对决：大转移的奇迹！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开始长征。

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但是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移。用聂荣臻的话说，是被逼出来的。出发前，红一军团的总人数为1.98万，是各军团中人数最多的，军委一开始就把红一军团置于先锋的位置上，虽然没有明说，但红一军团一路上差不多都是当开路先锋。

受领任务后，在聂荣臻提议下，林彪和他一起去看望了住在瑞金郊外“养病”的毛泽东，这段痛苦的时光让聂荣臻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可是，毛泽东自从宁都会议挨批撤职后，已经赋闲两年了。据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不但没有一个人上门，连个鬼也不上门。

红一军团长期以来，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指挥，红一军团的两个主要领导来家里拜访，身处逆境的毛泽东特别高兴。当聂荣臻得知毛泽东也能随军转移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当时就想：“只要他在队伍里，革命就有希望。”

也就是这几天，蒋介石乘飞机到南昌作了短暂停留，召见了江西行营主任熊式辉等人，又鼓励又叮嘱：由于我军将士用命，围攻赤匪大势已定，但我们不能松懈，更不能给赤匪留下可钻的空子。当一鼓作气，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其漏网，收最后围歼之功！训完话，他满怀信心地乘飞机奔赴西北。

蒋介石的西北之旅几乎是马不停蹄，一个多星期里，先后转了察哈尔、归绥、西安等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首脑宋哲元、傅作义、蒙旗德王、蒙旗云王、蒙旗沙王、阎锡山、杨虎城、马鸿逵等，并多次与其中的主要人物密谈。也难怪，西北是个敏感地带，自长城抗战失利、热河沦丧以后，蒋介石政权一连签订三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作为抗战缘端的西北早已是哗然一片。蒋介石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说：我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我的后腿。抗日我一定是会抗的，但非先消灭赤匪不可，攘外必须先安内嘛。当蒋介石准备进一步游说时，南昌行营转来了电报，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赤匪主力有突围的迹象，前锋已过信丰江。蒋介石再也无心游说，匆匆飞回了南昌。

飞回南昌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便在行营召开了有保定军校老同学熊式辉及黄埔师生杨永泰、林蔚、贺国光、晏道刚等人出席的军事会议。他的脸上挂着一种难得的笑意。

“朱、毛赤匪已经支撑不住，开始突围逃窜了，你们说说，最有可能的突围方向在哪里？”说到这里，又悲天悯人地说道，“周恩来、叶剑英都是黄埔的同人，如果当初他们跟我走，何必这样！”

红军向哪里逃窜，这可是个重大命题，这班臣子都不敢轻易开口，于是会场呈现一段难受的寂静。他脸上的笑意渐渐便收了，林蔚也是蒋介石在日本陆军大学的同学，现任参谋二厅厅长。他清了清嗓子，斗胆先说：“赤匪的先头部队既然出现在信丰，会不会由此入粤境？”

蒋介石“嗯”了一声，说：“赤匪利在乘虚逃窜，粤境嘛……如果赤匪进入粤境，倒是个福音。这样的话，我们追击十分便利，陈济棠也不得不拼命抵抗。”陈济棠曾经跟随蒋介石东征和讨伐陈炯明，现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他是地方军阀，不在蒋介石黄埔体系。蒋介石认为他不会让红军和中央军进入他的地盘。

大家连连点头。

蒋介石这个判断是错的。陈济棠为了保存实力，与红军订了秘密协议，所以根本没有堵截过境的红军。

蒋介石又补充道：“赤匪倘若前后被夹击，是难于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赤匪去粤，亦无足为虑。”

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曾在黄埔军校任职，又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军任过师长。参加了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当时担任参谋长，结果失败得一塌糊涂。因此现在十分谨慎。他对蒋介石的这一分析是认同的：“校长说得对，依我之见，赤匪很可能从赣南经粤湘边境进入湘南，重建匪区。这里有一定便利条件，赣粤湘边区是老匪区。容易筹措钱粮，扩充兵员，又与贺龙匪部相距不远，不可不防这一着。”

蒋介石颔首：“是的，这是我们政治上的一个薄弱区，由此也造成了军事上的薄弱，该当重视。”因为贺国光很能理解蒋介石的意图，此后对中央红军的万里追击，他一直参与了指挥。对于朱毛残部企图与湘南赤匪贺龙汇合，蒋介石自认为是看得很清楚的。实际上，红军突围后，也是准备与湘南贺龙部会师。

会场的气氛渐渐热起来，独领江西党政军大权的省主席熊式辉，以保定军校老同学商量的口气探讨说：“赤匪会不会进入湘境后再出鄂区北进？”

蒋介石沉吟了一下，说：“这有可能，这条路线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的路线，军事上的威胁虽然不是很大，但政治上的影响非同小可，我们可以列入追堵计划。”

熊式辉又说：“还有，赤匪会不会经湘西入黔，然后再北进？”

杨永泰也不甘沉寂，他同意熊式辉的看法：“既然这样，还要考虑赤匪而后渡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

蒋介石不以为然，他不认为朱毛会进入贵州：“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

听蒋介石这么一说，几个近臣刚涨起的情绪又跌落下去，一阵缄默。蒋介石觉察了，不自然地笑笑说：“大家刚才的看法都很好的，种种预测都有可能，但是不管赤匪主力是南下、西行或北进，只要他离开了江西，就除去了我心腹大患。而且，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所谓下山猛虎，不难擒获。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帮助我好好地策划。”说到这里，他命令贺国光：“你赶紧去起草电报。”

贺国光抢时抢点，总算在规定时限前把电文拟定了，要旨是：西路军何键部除留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路总部移驻衡阳。南路军陈济棠部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军总部推至韶关。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蒋介石将电文过目一遍，拿起笔修正了几个用词，签名交代从副官发去了。贺国光见状松了一口气，转身想走，蒋介石又叫住了他们说：“不忙走，我问你们，追击的前敌总指挥由谁担任为好呀？”

贺国光说：“辞修如何？”

蒋介石笑了笑。“好吧，那就叫辞修担当这个重任。”又问，“你们觉得这个追堵计划中还有什么急需解决的？”

贺国光说：“我担心的是部队的指挥问题，中央军和湘军都不成问题，唯独两广是半独立状态，恐难听命……”

蒋介石似乎胸有成竹：“赤匪进去了他们也受不了，哼！”

接到电报后，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薛岳疾驰衡阳，但他也是一肚子的怨气。不久前，他接到南昌行营文电称：已特派何键任赣、粤、闽、湘、鄂“剿匪”总司令，第六路军入湘后改受该总司令指挥，该总指挥兼任前敌总指挥，望接电后疾赴衡阳出席军中会议，共商“追剿”事宜，通力合作，达一举“剿灭”之全效。

薛岳对此极为不满。在他来说，要他屈居于资历及地位皆不及他且又非嫡系的湖南军阀何键之下，简直是一种耻辱。当即，他电告他的上司陈诚，诉说了这种不满。陈诚很快复电安慰，他认为薛岳率中央军第六路军入湘，又以前敌名义兼任指挥湘省第四路军各师，将来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陈诚还强调，委座这样安排是有深意的，可以瓦解粤桂湘三省军队联合的趋势，希望薛岳能率湘军进入外省，行调虎离山之计，使何键无所凭借。既然陈诚如此说法，薛岳也就只有把怨气咽了。

薛岳是黄埔小学毕业，该校同黄埔军校没有联系。但是，因为同出黄埔岛，他渐渐成为蒋介石集团陈诚系的要角儿，1927年就曾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并追随蒋介石开始了一系列对付共产党人及军队的行动。上海“四一二”清党大屠杀，薛岳的第一师堪称主角。在潮州堵击南昌起义军，薛岳的新编第一师又是主力军。镇压广州起义，还是有他的新编第一师的份儿。正因为他对付共产党得力，在陈诚心中是有分量的。1933年，陈诚在江西指挥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亲信罗卓英、吴奇伟的推荐，向蒋介石保举薛岳充任北路军第六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后来，陈诚升至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即让出第六路军总指挥之职，保荐薛岳继任。第三路军、第六路军是江西第五次“围剿”中最大的主力兵团。1934年10月间，当第三路军攻下石城时，薛岳即率第六路军攻下兴国及龙岗，进迫宁都，形成了对瑞金的包围之势。薛岳颇为扬扬得意，自认为了不得。不久前，陈诚在军官集会上曾有“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之语，更使他不可一世。

次日，何键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衡阳召开了有刘建绪、吴奇伟、周浑元、李云杰、李韫珩、柳善等各军军长及各路军参谋长出席的军事会议，共商“追剿”计划。会议伊始，何键略略点明了会议主题，便把一个风光的机会赠给了薛岳：“伯陵兄，你长年和赤匪作战，屡建奇功，又知彼知己，能不能请你介绍赤匪方面的情况？”

薛岳也想风光一下，他当仁不让地接下了，清了清嗓子说：“关于赤匪的情况，目前情报很多，赤匪号称10万。但是就我们侦察的情况，赤匪至多不过7万人，且其中有很多拉来的民夫，毫无战斗力可言。赤匪建制中，第一军团是最强的，系朱、毛起家的嫡系部队，十六年（1927年）冬至十八年曾在湘赣边活动过，善于机动与突击，和我们打过不少硬仗。指挥这个军团的是林彪，黄埔四期生，湖北人，还不足30岁，但千万不可小视，其人心思缜密，智谋百出，是扎人的对手。另外，和他搭手的是聂荣臻，黄埔军校教官，也不是一般人物。第三军团非朱、毛嫡系，老班底就是你们湘军部队，十七年在平江叛变后，到湘赣边进行了扩充，后来在赣、闽方面也打了不少硬仗。据说，该军团中还有不少湘军旧官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战斗力仅次于第一军团。该军团指挥是彭德怀，湖南人，叛变前系湘军团长，出身于湖南讲武堂，极富湖南人骁勇霸道的个性……”

薛岳说到湖南人几个字时，故意加重了语气，使何键坐不安稳了，似乎想反击，喉结滚动了几下，却终究把话咽了下去。薛岳睨见了这一细节，暗自得意，继续往下说：“第五军团是宁都反叛前原第二十六路军旧部，兵士中有不少北方人，成分不纯，突围以来一向打后卫，如发现此番号，当可猛击。此外据确切情报，赤匪军总部和赤匪中央均随第一军团行动，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匪均在队伍中，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委员长有令，凡抓到他们及林彪、彭德怀中一人者，赏10万元，另升官晋衔。”

何键这时接话：“这还只是委员长的奖赏，如在湘境长追中有拿获者，我另增赏5万元。”

薛岳最后预测说：“我率领第六路军和第一支队、周军长率领第四军在后面追，你们四个军在两侧和湘江西岸堵。但是，极大的可能是我们在湘江东岸与赤匪决战。我和周军长等部队参加了对赤匪的第四、第五次“围剿”，现在从江西追到湖南，终于有了全歼赤匪的机会！”说到这里，他仰起头，长出一口气。

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故作谦虚道：“还是委员长指挥得好啊！”吴奇伟与蒋介石是保定军校同学，有些小聪明。参加过追击共产党南昌起义的队伍，但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曾联合桂军反对过蒋介石，后来又投靠了蒋介石。因此，他稍感愧疚，对蒋介石格外小心。

何键说：“以我们25万之众，与7万残匪决战，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在他们电报来往，调兵遣将的时候，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为前锋、8万多红军和地方干部踏上了漫漫征程。

10月21日晚，红军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境内。陈济棠执行同红军原定的秘密协议，没有堵截，红军在很短时间又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当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部队进入拥挤不堪的山区小道，行进速度减慢了。国民党方面的湘军和粤军乘机从两侧夹击过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薛岳部也尾追迫近，情况十分危险。林彪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派一个团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要求他们在11月11日抢占石渡，掩护全军通过粤汉铁路，向湘西前进，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总政委周恩来亲自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交代任务。他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从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最后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李聚奎有些顾虑：部队撒下太多，战线拉得太长，最后怎样收拢这些部队。周恩来看出来了，笑着向他解释：“你不用担心，后续部队上来，就会去接替你们的，你们就可以把部队收拢起来，继续前进了！”接着，周恩来提前三天，在11月8日赶到作为先头团的红一师第三团，随军前进。

11月14日，红军在良口、宜章之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接着转入西北部。前面就是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湘江。但是，对面之敌是广西军阀白崇禧。白崇禧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夏天时，蒋介石督促白崇禧派一个师参加对红军的五次“围剿”。白崇禧指派第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率两个团前往，出发前他谆谆告诫说：“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围剿，必须换回四个团的经费、补给来，同时你们也不能损伤一个兵，一支枪，这是主要原则。”后来，广西部队参加“剿匪”的兵力增加到四个团，防守地区扩大到安远、龙南、黔南、定南一带。1934年8月间，白崇禧接到蒋介石电报，判断中央苏区红军有突围倾向。同时，又接到桂军在上海秘密电台的情报，说蒋“剿匪”时有意网开一面，压迫红军向西南转移。白崇禧急电在广州的李宗仁回南宁共商对策。白崇禧对红军的动向判断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三是经贵州进四川。他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根据这判断，白崇禧认为防蒋比防共更为重要。为此，他亲自到安远指示机宜，准备把部队开往广西兴安、灌阳一带，并连电蒋介石说：“如为阻挡共军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往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还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9月中旬，蒋介石复电照准，但规定必须在灌阳至全县间占领阵地，不使红军通过湘桂边境，随后派飞机将两个军的经费及“堵剿”计划，密电本等送至武鸣。白崇禧则复电“遵命办理”。随后，白崇禧在全州召开会议，确立了“对红军只宜侧击、追击，不易堵击”的作战思想。

这样，曾经出现过一个对红军十分有利的时机。桂系军阀白崇禧害怕红军深入广西中部，突然在21日将扼守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军撤防。湖南军阀何键也怕主力红军深入湖南境内，不愿调湘军主力前往接防。这样，湘江线上便出现一个缺口。但是。红军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后来，在蒋介石的督促下，湘军何键部才逐渐拥入战区。

11月25日，湘江血战拉开序幕。

前面两批飞机刚刚轰炸完，陈诚即乘坐飞机飞临湘江上空观察，他看到，宽阔汹涌的湘江东岸，一片片穿灰衣服的部队聚集在江边几公里的地方，后面还有很多队伍往江边赶，如一群热锅上的蚂蚁。他想，里面一定有很多黄埔同学。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想起在东征时，鼓励自己的周恩来主任。如果没有他的鼓励，自己也许没有今天。他突发奇想：能俘虏他吗？还有那个毛泽东，当年毛泽东在黄埔军校讲过话，这位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口若悬河，很有一番气魄，使在台下听课的陈诚真有高山仰止之感。

他让驾驶员在上空几十公里范围内转了几圈，沟沟壑壑当中，凡是有路的地方，都有穿黄军装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向湘江汇集，这是他调动的“追剿”队伍。可以讲，黄埔系主力和各省军阀军队，已经将赤匪团团包围。

他摆摆手，示意返航。并在飞机的轰鸣声中大声命令副官：“立刻起草命令，催促各部队尽快合拢。”

此时，他的黄埔教官叶剑英正牵着马，率领中央纵队刚刚到达湘江边。他的黄埔校领导周恩来，正满脸胡须站在江边观望。

刚才飞机轰炸的情形，让周恩来热血一直涌向头顶。敌人的近40架飞机，轮番对江面浮桥进行低空俯冲轰炸，一排排炸弹在江水中激起冲天水柱，浪涌涛急，浊浪排空，浮桥随着江水起起伏伏，到处可见炸弹撕扯的痕迹，仿佛随时都有断裂冲散的危险。数百个工兵战士正顶着炸弹抢修浮桥，他们将身体浸在透肌彻骨的冷水中，随着浮桥上下晃动，有如浮雕的头像。桥的下方，则是一种惨淡：断裂的竹竿、木棒、木板等在汹涌的波涛中浮沉，时而还混杂着人和牲畜的尸体，水中泛着一缕缕暗红的血污……(www.xing528.com)

在江岸，又是另一种纷乱。炮弹呼啸，硝烟弥漫，数万大军待渡，小小的渡口载不动这般重负，乱中添乱，一副不堪入目的景象。

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湘江的重要渡口界首。如果整个部队轻装疾进，是有可能抢渡湘江的。但由于红军转移时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队伍从前到后拉开几十里，行军速度也太慢，中央军委纵队到29日才赶到界首。这时，湘、桂两军已有两天时间从南、北两个方向前来夹击。

11月29日下午，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率第一军团指挥机关跨过了江上浮桥，来到了湘江西岸界首与脚山铺之间的临时指挥所里，刚一下马，林彪便对身边的几个人说：“走，我们到前面去看看。”

林彪说话沉冷而干脆，每一个字都像命令，他身边的人都熟知他的这种风格。随即，军团参谋长左权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员，紧跟着他朝脚山铺方向的一线阵地赶去。左权是黄埔一期，按说在林彪之上，但他执行命令从来都很坚决。

此际，脚山铺方向枪声如潮，浓黑的硝烟遮盖了天空和山川，恶战的征兆已经十分明显！

自强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下达后，第一军团部队便按照军委的命令昼夜兼程向湘江疾驰，仅一天两夜工夫，先头的第二师便赶到了距启程点道州250余里的湘江边，顺利地渡过了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用船只和木板在江上架设了浮桥。与此同时，军团主力亦经鞍山坝、石塘圩向湘江疾进。然而，国民党“追剿”军的动作亦不慢，11月27日下午，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率湘军四个师进入湘桂公路要地全州一线，对界首方向的湘江渡口形成了强有力的威慑。无奈之下，第一军团第二师只好选择脚山铺一带为阻击阵地。脚山铺是一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北距全州30余里，南距湘江渡口50余里，湘桂公路从西南向东北穿过，公路两侧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状，约两公里长，各有数个小山岗，其中东边的黄帝岭和西边的怀中抱子岭最高，约有300米，均可为阻击主阵地。这些山冈，丘陵间长着疏密不均的树木和一人多深的灌木丛，不失为阻击部队的天然隐蔽物。第一军团第二师于11月28日黄昏进入阵地后，不顾极度疲劳，连夜选择地形，构筑简易工事，尽一切努力做好迎接恶战的准备。

翌日拂晓，刘建绪驱动湘军部队，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向脚山铺阻击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势，其程度为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后所未遇。最先是20多架黑十字式的意大利飞机分批次地狂轰滥炸，接着是德制新式迫击炮群的疯狂轰击。脚山铺阵地很快变得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炮声一停，湘军就在指挥官的督导下，一窝蜂地向第一军团第二师阵地冲来，阵地前的山坡上，黑糊糊的如同蚁群一般。虽如此，第二师指战员仍保持着一种出奇的冷静，一直待湘军冲至阵地前三四十米处，才在指挥员的号令下开火，步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等轻重武器一齐吼叫，把湘军打得像风暴摧折的禾秆一样纷纷伏地。但是，湘军也不是孬种，打退了一批，又一批冲上来，在他们的连、营、团长带领下，在督战队的大刀片的督导下，冲上来，打下去。掩体、堑沟、岩石、雨冲沟、弹坑，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这种拉锯战仅大半天，便不下十几个来回！

林彪带着一行人爬上脚山铺南边的一个小山岗时，正赶上湘军发起新的冲击。他端起八倍的望远镜，视点落在约一公里处的第二师第四团的阵地上。双方的火力对射渐渐稀疏，湘军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或挥舞大刀冲到了阵地前不足20米处，第四团指战员也端上了刺刀或挥舞大刀迎上去，很快厮杀在一起，寒光闪闪，血肉飞溅，不断有人颓然倒地。这种近身肉搏是异常残酷的，即使在一公里之外，枪刺穿肉的嚓嚓声和大刀剁骨的断裂声似乎仍真切可闻。

林彪自始至终端着望远镜，不动声色、冷峻地观看着这长达20余分钟的惨烈一幕，直到湘军败退下去，他身边的一个参谋忍不住感叹道：“湘军真是亡命之徒。”

在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他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渡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

红军突破了湘江封锁线，就跳出了敌军的重围。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先头部队为了掩护后续部队，付出巨大的牺牲。直到12月1日，除红三十四师外，主力红军全部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薛岳企图与红军在江东决战的企图落空。

但是，中央红军出发时的8.6万多人，在这里折损过半，只剩下3万多人。

渡过湘江后，红军的处境仍然极端危险。这时敌人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并在通往湘鄂西的前进路上部署了重兵。博古、李德因军事的失利，灰心丧气。聂荣臻说过：过湘江后，“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画。我说，你冷静点儿，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这时的部队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指挥。

12月12日，在湖南境内的通道县城恭城书院举行了一次临时会议，这是一个幽静的讲书堂。参加的人有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王稼祥和苏联顾问李德等。周恩来主持会议，在大家说话声中，他敲敲桌子：“同志们，我们今天开个碰头会，具体讨论一下野战军的行止问题……”

李德沉不住气了，他感觉到对他权威的挑战。他说：“我认为我们原定的作战方案是正确的……”接着，他再次描绘了与第二、六军团会师后，在湘黔川三省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的蓝图。

博古当即表态：我同意李德同志的意见。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最好的办法。

洛甫和王稼祥将目光投向毛泽东。行军路上，他们已经多次与毛泽东交流，理解并认同毛泽东改变前进方向的意图。

毛泽东说话了：我认为这个方案行不通。如果执意要如此，必定会重演湘江的悲剧。

他语惊四座，大家都竖起耳朵，听他下面的话。

毛泽东掏出地图，铺在桌子上，指着地图说：这是司令部二局摸到的敌情，我简单标示了一下，敌人在我们原定的行动路线上，部署了四道封锁线……敌人的总兵力合20个师之多，近30万人！而我们的兵力仅有敌人的十分之一，说到这里，毛泽东推开地图，加重语气说：“鉴于此，我建议我们转兵敌人势单的贵州。敌人在贵州有多少人马呢？一个军，一个不健全的军。将领无能，双枪（步枪和烟枪）兵。尤其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省主席兼军长王家烈是一派，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犹国才及蒋在珍又是一派，几派狗咬狗，互不买账，王家烈调不动他们。这点人马当然挡不住我们。我们进去后，可以借鸡生蛋嘛，何乐不为？”

可是，他这番话在与会者中间产生的反应却是大不相同。参与者王稼祥和洛甫的反应无须说，有痛快淋漓之感，朱德脸上颇有赞许神情，周恩来不动声色，博古惊疑，李德面色铁灰——碧蓝色的眼睛里还露出一种深深的恨意。

王稼祥站出来公开为毛泽东助阵：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势利导，这是摆脱目前困境的一种最积极的办法。

洛甫说：在军事上我所知不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事实是，一个明显得不需要多少军事知识就能看明白的地步，我们为什么不灵动一些，而要去硬钻敌人的罗网呢？血的教训还不够吗？不能再干这样的蠢事了！我的观点很明确，一句话，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建议。

李德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沉暗的黑云，阔大的嘴唇颤动着、哆嗦着、歪曲着。到此时，他才惊觉自己的大失误，为什么要盲目地去轻视毛泽东他们呢？他怒不可遏地叫道：“阴谋，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

懂俄语的人都听清楚了这句话，不懂俄语的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免愕然。只有朱德听而不闻，仿佛李德的怒意在他心目中未产生丝毫影响，说：“话不说不明，算盘不反复敲打不精，泽东同志的分析有见地，是条思路，我们可以反复论证么。用兵是大事，诸葛亮一生精于谋略，却唯谨慎。你们可以广集众议，切不可一言蔽之。”

李德失去了理智，极端愤慨地说：“这是成心在与我们作对！过去，你们一会儿批评我们是逃跑主义，一会儿又指责我们是避战主义，可一旦真正要和湘军大干一下，却又不对了。请问，现在转向贵州，是不是更是逃跑主义呢？”说到这里，他转问周恩来：“湘江之战是有巨大损失，但难道都是我们的错？恩来，你公正客观地说一下。”

李德用求援的目光看着周恩来，大家也都看着周恩来。自进入主题后，周恩来一直静坐静听。他真实的想法到底如何呢？这是存在分歧的双方都十分关注的。作为“最高三人团”的周恩来，可谓字字千钧。

周恩来郑重地说：“总结湘江失利的教训，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需要足够的时间精力认真思考，我们能不能暂且搁置起来，回到我们当前关注的焦点上？我认为修正我们的方案是必需的，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有诸多有利因素，不失为野战军的生存之道，可以详加研讨。”

他的话虽婉转，但大家都能听出来，他是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的。

李德气急败坏道：“你……你怎么出尔反尔？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战略计划，是以你的提议为蓝本的！6月1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你提出向西南的赣粤边区方向开进突围，然后沿湘桂边区北上进入湘鄂西区，与第二军团会合……你怎么能否定自己？”

周恩来十分坦然地说：“不错，我是提出过这些建议，但彼时非此时，战略方案的确定与修正，必须与敌情、我情及各种因素具体结合起来，机动灵活。毫无疑问，当超越个人的是非得失，以野战军的根本为利益！”

李德的脸已变得惨白。周恩来的变化，是他始料不及的，其冲击力丝毫不亚于毛泽东等人对他提出的挑战，他“噌”地站起来，嘴唇战栗着，似乎想交代些什么，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最终推开椅子，怒冲冲甩手而去。

周恩来冷静地看着他离去，回过头说：“李德同志的情绪可能些激动，让他冷一冷也好。我们是不是继续我们的讨论？”

由于周恩来的这种鲜明的态度，会议最终出现了一边倒的状态。博古知大势已定，一声长叹说：“就依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吧。”

转兵贵州已成定局。

会议后，中央军委于12月13日下达了红军入黔的命令，从此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后，尾追的薛岳兵团弄不明白红军的去向，薛岳曾在乌江边上发呆好久。侦察队来报告情况，交上拣到的一只红军丢下的草鞋。薛岳无可奈何，转为在乌江以南地区休整。这只草鞋，后来成为国民党军官对薛岳“追剿”红军的笑谈。

红军占领遵义后，抓住这个时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有转折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王稼祥与毛泽东商议，由他出面提议，并得到洛甫、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而召开的。聂荣臻后来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周恩来负责了会议的组织工作。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它的目的之一是检查、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会上，博古作了报告。他强调红军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种种客观原因，试图以此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经过三天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以后，又争论起来。特别是对于如何打产生了分歧。于是，建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毛泽东回到了指挥位置上。这是红军命运的转折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后，白崇禧针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方针，也在全州召开会议，再次提出“对红军只宜侧击、追击，不易堵击”的作战思想。1月下旬红军突破湘粤边境，白崇禧除继续向蒋介石索要武器弹药外，将所有的两个军调集到湘桂边境，一面准备参加战斗，一面出动空军侦察红军行踪，并以同蒋介石的飞机联络为名，侦察国民党中央军的行动。

根据飞机侦察，白崇禧得悉薛岳的追兵以大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两日的行程，后来已达到七日以上。同时，潜伏在上海的王建平（白崇禧保定军校同学，已混入蒋介石的中央机要部门）密电报称：“蒋介石采取政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一举而三害除，消灭蒋的心腹大患。”白崇禧得此情报后，对部属说：“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他随即赶到龙虎关，重新调整部署：灌阳至永安关只留少数兵力，全县完全开放，第七军集结机动使用，并迅速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当有人提出：“万一共军由灌阳、全县突入怎么办？”白崇禧愤然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的精华。”

红军轻而易举地越过湘桂边境的灌阳、永安关，沿桂北直趋贵州，白崇禧一见红军主力通过后，即以全力由龙虎关突至灌阳的新圩，俘获红军的掉队伤病员及随行群众。同时将侵入桂境的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的各一部缴械，所不同者是，对红军的伤病员者都解送蒋介石处报功，而万、周两师被缴械者则退还武器，送出边界。

白崇禧此举使蒋介石愤怒，蒋急电责问：“共匪势衰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放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白崇禧复电反驳：“职部仅兵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血则无所不寡。’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挡彭匪德怀狼奔豚突之势也。”

蒋介石对他的复电置之不复，只严饬向贵州尾追勿得稍纵。白崇禧派第七军在红军后卫董振堂第五军团的后方，保持两日行程，徐徐跟进，沿途玩笑般地接受红军的“有劳桂军远送”的标语表扬。而且到独山、都匀后，不再前进。蒋介石坐镇贵阳，急电第七军军长廖磊星夜兼程前进。廖则复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介石叹气说：“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红军进入贵州，蒋介石迅速调集重兵云集贵州，并带领陈诚等亲到贵阳督战。企图一举全歼中央红军主力。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渡赤水，巧妙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力之间。4月2日，红军逼近敌人防守空虚贵阳。蒋介石急令各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保驾。4月8日，红军主力又突然急转向南，然后以每天60多公里的速度，向敌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前锋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东调，云南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红军主力在此虚晃一枪，即转向西北，5月上旬，由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担负牵制敌军任务的红九军团，于4月4日在打鼓场以东歼敌两个团。结束了四渡赤水战役以后，经过转战，也顺利北渡长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将尾追之敌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