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引发的血案-老佛爷不高兴

这股力量诞生于直鲁大地，名为义和团。鲁西南以曹州府为中心的大刀会、直鲁边界以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和鲁西北以朱红灯、心诚和尚为代表的神拳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与中国民间流行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只不过，这时的他们专以洋人，尤其是以传教士为对象，因为民众对洋人存有多年的积愤。还是那句话，对中国百姓来讲，政府即使被外国打趴下了，改朝换代了，也不关他们的事，但是生活伦理关他们的事，正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所谓的“天下”既不是一个朝代，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与底层百姓密切相关的，其实就是生活伦理与社会秩序。而基督教的东传，既与中国旧有的生活伦理冲突，还打破了现实的社会秩序。中国百姓不管是理智上，还是情感上，皆不能接受，具体表现为民教冲突愈演愈烈。这里所谓的民，乃是恪守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纲常的中国之民；所谓的教，乃是传教士及他们庇护下的信仰基督教的中国教民。双方的冲突由来久矣！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如果说中英《南京条约》仅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忽略了宗教揳入之正当性的话，那么后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就把这个小漏洞给补上了。美国在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中要求，传教士可在五个开放的通商口传教，可以建立教堂。⁽²⁶⁾法国在中法《黄埔条约》里进一步要求：法国人可在五口建立教堂，倘有中国人将其礼拜堂等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²⁷⁾

这三个条约被西方传教士看作对华传教事业中划时代的新标志。有人宣称：“上帝与这般人民打交道，路总算打开了，他把他们带入审判，要向他们显出怜悯。”⁽²⁸⁾但是法国方面认为，仅准许西方人在五口传教、建教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自雍正皇帝起，就把天主教打作邪教，不准他的子民信了。于是他们通过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向道光皇帝申请中国内部弛禁天主教。道光批准了。法国再进一步，要求归还雍正年间被查抄封闭的天主堂旧址，道光也批准了，但是他的谕旨明确规定，虽然天主教不再是邪教，中国人可以信了，但是西方传教士只能在五口传教，不得进入内地。

虽然如此，西方教会还是很激动，纷纷派员来华，云集香港，讨论进军中国及划分传教区域等问题。更要命的是，第一，归还旧址引起了诸多风波。因为牵涉时间的变迁、主人的变换、房屋的修补及百姓的拆迁。比如北京东、西、北三处教堂的归还。政府无能，在这方面当然偏袒洋人，导致百姓感觉吃亏受冤，敢怒不敢言，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当然了，传教士也憋火，法国传教士的坟地正福寺被周边中国居民毁得一塌糊涂，遂要求中国政府捆绑几位居民前往正福寺“叩首领罚”。中国老百姓给中国官员下跪，他们不认为是侮辱，因为跪惯了，让他们给洋鬼子的坟下跪，天哪，那不太侮辱大清国子民了吗？大清国子民虽然在自己政府底下混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但是他们更没把洋人当人看，一直认为洋人鸡狗不如呢。所以双方自然种下仇恨的种子。第二，西方传教士很富有牺牲精神，虽然明文规定不得进入内地，但他们纷纷潜入中国内地，导致中国政府防不胜防。按领事裁判权，抓起来也得好好地归还对方。如若对方不是好好的，比如法国传教士马赖私自进入广西西林传教，被咱这边的知县审问后杀掉，导致法国、英国手拉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依然失败了，相继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外国的传教自由进一步放开，在领事与中国地方官给予验照的前提下，外国传教士可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规定：“天主教原为行善，嗣后中国于安分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亦不可于安分之人禁其传习。若俄国人有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者，领事官与内地沿边地方官按照定额，查验执照，果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²⁹⁾中美《天津条约》规定：“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³⁰⁾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播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³¹⁾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跳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³²⁾

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里更是被法国方面有意加上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样。⁽³³⁾1895年中法之间进一步明确了传教士置产办法，中国百姓愿意卖地给教堂，贵政府也不要管了：“卖业者勿庸先报明地方官请示准办。”⁽³⁴⁾除此之外，传教士出于职业的本能，还向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发起了挑战，不让教民搞偶像崇拜、祭祖拜庙等。同治元年（1862）政府在外国压力下，颁布圣旨，规定“凡基督教徒均可免除迎神赛会等费”。⁽³⁵⁾这一来更坏了，迎神赛会求雨拜佛的费用，历来是中国百姓均摊的，有些人入了洋教，就豁免了这一切。其他百姓岂能容忍？总之，从1844年到1911年的六十年间，共发生教案一千六百三十九起之多，引起了诸多中外交涉，搞得中国政府焦头烂额，以致负责总理衙门事务的恭亲王奕訢向外国人发牢骚：如果能把你们的鸦片与传教士请出中国，事情就好办了。问题是，鸦片乃中国人感情偏好下的自我选择，宗教乃西方传教士职业精神下的强力渗透，前者，中国政府禁不得，后者，中国政府拒不得。

那么教案到底都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先讲讲，什么样的中国人才入教吧。中国人当时入教，大致可分作四种类型：第一类，真正的信教者；第二类，吃教者。就是太穷，信了教，可以得几吊钱的救济、吃几个馍馍、租些便宜的地，并且免费瞧病之类。第三类是混教者。中国传统眼光里的二流子败家子之类，本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徒，信教之后，有了精神支撑与物质靠山，从此可以耀武扬威，鱼肉乡里。第四类，投教者。就是临时投机，遇上了官司、利益纠纷或者个人纠葛，临时入教，抱上教士这条粗腿，方便投机。

第一类第二类尚好，第三类第四类就坏菜了。它会导致诸多民教冲突。反过来讲，即使没有第三类第四类的入教者，仍会有民教冲突，只不过在数量与程度上会有些区别，因为，导致民教冲突的因素太多了。

第一，利益之争。比如旧教址的归还、庙产及个人私产的捐献、教会地产的买卖与租借等，都牵涉到利益的分配。

第二，公平之争。传教士来到中国，发现中国的官员等级制度就是好，所以他们很快中国化了，1895年，总理衙门应他们的要求，把传教士也分成若干等级以方便与中国官员平起平坐地打交道。具体来讲，总主教或主教与督、抚平级；摄位司铎、大司铎与司、道平级；司铎与府厅州县平级。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司法制度比丛林法则还要野蛮，所以传教士一直认定他们的“教民应当享受比他的非教民同胞更高一等的司法”。⁽³⁶⁾在传教士的支撑下，中国人“一为教民，遂若为非中国之民”。⁽³⁷⁾以致一位御史替非教民抱不平说：“教民亦民也，乃与平民争讼，到堂，平民长跪，教民则不跪；居乡，平民有差徭，教民则无差徭；平民有厘税、杂派、酬神、演剧等费，教民则一概全无。乌得不平！”⁽³⁸⁾中国人也很奇怪，他们给当官的下跪可以，可是别人不给当官的下跪，那就不可以了，乃一种政治上的“不患寡只患不均”的平等意识！我一直在想，中国人很讲实用的，入教又不难，可以说上帝是敞开怀抱的。人不分男妇老幼，地不分南北东西，哪怕你不是人，都会热烈拥抱你的。为什么就不入教呢？不入教也行，为什么不争个也不跪的待遇呢？中国人两千年来没有争得做人的待遇，若有一个同胞争得像个人样了，其他人首先想到的是把他拉下来，而不是“见贤思齐”！

第三，文化之争。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反对祭祀祖先，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三纲五常都不遵守，乡民们当然看不惯，认为教民“无父无君”。更关键的是，中国民间社会结构是宗法制度，民间社会组织是乡绅治理。中国的乡绅熟读儒家经典，信守儒家规范，出则为官，入则为绅，子弟读书为士，在民间的威望很高，好多社会纠纷、人事矛盾，甚至一些官司都是他们打理的，至于乡村庙会、祭祀、红白喜事等更是由他们操持。一句话，他们是社会公共事业的权威。现在来了洋鬼子，出了教民，乡绅的权威一再遭受抵制与冲撞，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反洋教思想，应该就是由他们导引的。中国一般乡民，大字都不认识三个的。诸位看晚清电视剧，城门贴了什么公告，都是由书生给围观者念下来的。所以，诸多反洋教揭帖应该出自士绅之手。正因为文化在他们之手，文化是他们的身家饭碗，所以其对洋教文化的敌视也最严重。面对异质文化的浸淫，除了少数的有良知的理性的清醒者，一般的文化阶层，表现出的都是本能的敌意。甚至可以这样说，受传统文化教育愈深，敌意愈严重。

第四，文化之争的背后，还有一个文化的隔膜。中国人瞧不懂西方的宗教精神，但是给其添油加醋则很老练，于是教会的诸多行为在中国人眼里就妖魔化了：比如“从其教者，与神父鸡奸”，“每七日一礼拜……事毕，互相奸淫以尽欢”，“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己女为妇”；比如“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术取小儿脑髓心肝等”；比如“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比如“教民新接媳妇，须先送至经堂，与主教同歇三夜”，“哄入伊教，吃了迷药，与伊同睡，采阴补阳”。这其中最厉害的是，配以中国人的眼珠，可以在一百斤铅中煎出八斤白银来，说洋鬼子的眼睛不管用，就中国人的眼睛管用，所以云云。⁽³⁹⁾后来不知传成啥了，导致鲁迅在自己的《论照相之类》中说，他小时候听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洋鬼子挖了中国人的心肝，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着宝贝的地方，火芯儿就弯曲下去了。于是洋人就发财了，洋人为什么那么有钱呢？就是这样搞来的。⁽⁴⁰⁾看来中国人的眼睛与心肝都与众不同，不但眼睛财迷，心肝都财迷。

在这么一种氛围中，各地教案层出不穷。外国传教士干预教案的审判，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案前案后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非教民。当然，非教民也难免找教民出气。因为教民在地广人多的中国，就像汪洋大海里的几滴水珠，一不小心就被人间蒸发了。据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载，义和团兴起时，山东天主教徒有47，221人（传教士85人），新教徒有14，776人（传教士180人），⁽⁴¹⁾而清末的山东人口，有人统计1898年的数字是37789000人。⁽⁴²⁾这样折算一下，山东的民教比例大约是600:1。所以，非教民逮个机会欺负一下教民，也不是很难的事。总之，多种因素导致民教之间的仇视一日更甚一日。一些地方官动不动因教案而倒霉，一遇教案，要么偏袒教民一方，要么拖延不决。心底里自然也恨洋教，领事裁判权及与中国官员平级的制度下，外国教士居然跟外交官似的，也具有了类似外交豁免权的特权。教民呢，跟在其后耀武扬威。原先吧，不管啥民，只要是大清子民，在官老爷面前都得把头磕得嘣嘣响，老爷让他们抬头，他们绝不敢低头；老爷叫他们低头，他们绝不敢抬头。现在可好，他们不但不下跪了，有些人还咆哮公堂，直接跟官老爷论理论法呢。官爷的威风何在？所以，面对洋教，不只是民怨沸腾，连官怨都沸腾呢。所以地方官背地里暗暗支持村民与洋教斗，也不算稀罕。这样一来，传教士对地方官也不满意，常向总理衙门告状，搞得总理衙门招架不住，遂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颁发了一个《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把传教士的中国式品秩用条文固定下来，确认他们遇有教案，可转请公使或者领事，同总理衙门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直接与地方官商办。传教士的特权更加合法化与明确化了……

纵观整个中国教案史，我们就会发现，义和团运动就是个特大教案。按美国学者柯文的说法，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人们普遍认为义和团是黄祸的化身”。⁽⁴³⁾

关于所谓的“黄祸”。既有历史的记忆——比如公元4世纪匈奴人血洗罗马城和公元13世纪蒙古人横扫欧洲的故事。还有文化及种族心理上的恐慌——他们说：

“从来没有一个外族人能够深入了解黄种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思维的起点与终点都与我们不同，是一个和我们相反或颠倒的过程，我们无法追踪和理解。……对于所有的东方人来说，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跟我们的差异那么大。没有一种记忆、风俗、传统、理念、词根或是任何一种象征能够把我们的过去和他们的过去联系起来。这就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中国人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关切、同感和互动可言……

“他们巨大的数量和相似性令人震惊，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与他的三万万同胞的相像是让人感到可怕的。在这个巨大的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发现他们拥有相同不变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黄色皮肤、坚毅的性格和刺耳、机械的语言；相同的住房、坟墓和服装；相同的偏见、迷信和风俗；相同的自私的守旧性和对于过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这种单调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断重复的生活，令人讨厌，几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们占据的土地上，从西伯利亚到交趾支那，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留着卑贱的辫子，穿着毫无感觉的棉鞋；无论在哪里，这末等的人种都已堕落到肮脏、混乱之中。他们颓废、没落、麻木不仁，甚至对财富的丧失也无动于衷；他们自负、自私、颓丧、懦弱和迷信，没有想象力、感情、骑士精神或幽默感；他们不会热心于任何战斗，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条件的战斗，甚至对于谁将统治他们或谁将篡夺取君权也漠不关心。”⁽⁴⁴⁾

除此之外，黄祸论的出笼还跟甲午海战有关。甲午海战中，中国一调动军队，西方媒体就想当然地描述“中国军队人数如同蝗虫般多”。甚至有美国报纸计算说：即使日本人每天杀掉一千名中国人，要杀光中国人也要一千五百年之久。⁽⁴⁵⁾与此同时，日本方面自称中华神州，与中国同文同种，并且宣扬兴亚主义，把满清中国当作商纣，把自己想象成周武王，自认是西方文明的使者、千百万沉睡的中国人的唤醒者、解放朝鲜人民的大救星，希望战胜中国后改造中国，让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崇文传统相结合，在中国本土打造一百二十万的军队和百艘以上的舰队，“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雄风于四海”。⁽⁴⁶⁾与此同时，西方媒体更是把日本视作东方的美国佬甚至东方的普鲁士，若中国在日本的改造下崛起了，那，这世界上还有白种人的戏吗？

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于中日甲午之战后正式提出了“黄祸”论，并命宫廷画家为此作画。画名就叫“黄祸”，画中七位天使，据说分别代表德、英、法、意、奥、俄、美等西方国家，她们拿着长矛与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头顶是一个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尔站在崖边，面对大家宣布：“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在悬崖深涧，隐约的山河城郭的那一边，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火焰中是佛陀（代表日本）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代表中国）身上。该画制版印刷后威廉二世分送给他的亲友大臣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们。我们本来还可以认定，德皇的“黄祸”论是虚幻的，一切都是对中国人的丑化与妖魔化。但是义和团非得证明，德皇是对的，中国人真的是黄祸。更要命的是，画中的七个天使恰好是八国联军进中国的七国，没包括进去的，八国中的第八国，是亚洲的日本。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也在黄祸之列。只不过，古老的中国以其广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拒不接受西方文明的执拗构成其主背景罢了！

下面我们看看，这股黄祸是如何从山东喷起的。前面说过，山东义和团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直鲁边界的梅花拳，起于鲁西冠县梨园屯拆庙建堂事件。早在咸丰年间，该村士绅曾公众捐款购买义学坡地，在义学后面建有玉皇庙，占地三十八亩；咸丰末年毁于兵祸，绅民无力兴建；同治八年（1869）村中民教都要求公分义学公产，包括田地与宅地。全村近三百户，加入天主教者二十多户，村民分得三十多亩坡地，教民分得三亩宅地。教民分到宅地后即转让给法国传教士梁宗明，村民不依，双方多次打官司并引起冲突。

同治十二年（1873），梁宗明在宅地上拆庙建立教堂，引起村民公愤。官司打到知县那儿，知县以同治八年所立地亩分单为依据，判决梁宗明胜诉。

光绪十三年（1887），梁宗明欲重建教堂房屋，教民王三歪等试图扩充地基，再次引起村民公愤，将教堂拆掉重新建庙。双方又打起了官司，经过一系列波折，县令对村民一方的领头人王世昌等六人革除功名并施以监禁。经十八村绅佬出面调停，双方协定：教民王三歪等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归于该村为庙；村民等情愿另购地基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这就是所谓的梨园屯第一次教案。

光绪十五年（1889），新任教士欲摧毁当地人民对玉皇庙的偶像崇拜，重提同治年间的判决，希望在玉皇庙的地基上建立教堂，并且咬定教民已把该地基让与教堂、光绪十三年（1887）的调解教堂并不知情、教民无权代替教堂签订协议，所以不予承认。

与此同时，村民们也心怀不满，他们把王世昌等六人称作“六大冤”。村中侠义人士阎书勤等十八人联衔举事，号称“十八魁”，拟诉诸武力拆毁教堂，怕自身势力不够，他们引进了外援——直隶威县的梅花拳。

光绪十七年（1891），各地教案掀起了高潮，清政府一方面着令各省弹压，一方面下发严禁焚毁教堂、保护教民的上谕。法国方面抓住这个机会，通过总理衙门给山东地方官施压。光绪十八年（1892），当地知府下令，将玉皇庙判给教民，改建天主教堂；并令冠县县令个人掏腰包给村民，让他们另觅新地，重建新庙。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跟利益无关，跟信仰沾些边，但更多的是义气之争。当地村民本就没有资金重建玉皇庙，早就拆分到个人了。现在，玉皇庙地基归了教民，地方官自己拿钱给村民另行建庙，也算两全其美了。但是村民不服。洋鬼子在中国百姓眼里不是好人，就是教民，在深受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影响的村民眼里，也是无父无君、禽兽不如的东西。官府偏袒他们，村民当然不服。不服的结果，就是与教民殴斗。双方都有人受伤。事后，村民再次请来外援——临清的道士魏合意和沙柳寨的梅花拳，摆出了武力护庙的姿势。教民干脆报告官府，梅花拳有谋叛嫌疑。

山东巡抚亲自过问，处理结果是：地方官拿获魏合意，拆毁玉皇庙交还教士。晓谕地方绅士，申明利害，劝令村民组织解散。

光绪二十三年（1897），教民在玉皇庙旧址建立天主教堂时，“十八魁”领导的梅花拳及村民百姓五百余人到现场阻止，教民只得停工。之后，梅花拳聚众千人，与教堂数百人武装械斗，打死教民五人，重伤数人。官府前来镇压，“十八魁”率众对抗，后撤到直隶威县。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八魁”与威县赵三多的梅花拳拳民联合举事。由于梅花拳其他领导不愿意本拳派掺乎叛乱活动，赵三多只好改名义和拳，他们针对山东、直隶的教会及教民，四处攻击，名声大噪。最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政府一再镇压他们，他们打的旗号则是“扶清灭洋”。一句话，他们只反对洋人，不反对自己的政府。

其实“扶清灭洋”这个口号并不是山东义和团原产，而是从外面引进来的。具体来讲，是从四川大足教案那里学来的。大足教案闹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九（1886年7月20日），四川大足县龙水镇一年一度的庙会，四乡百姓前往参加。但他们更好奇的是龙水镇新建的教堂，前往围观的时候，与教民发生口角，口角的结果，教民新建教堂被夷为平地。此后不久，龙水镇周边的其他教堂与医院也相继被百姓捣毁，教民房屋也受到袭击。事后，政府通缉主犯并赔偿教民一万五千两银子。教民重新建堂，可是到光绪十三年（1887）的下一年庙会，新教堂再次被村民捣毁。政府再次赔款，并通缉主犯。这就是第一次大足教案。

光绪十四年（1888），龙水镇教会第三次建堂，光绪十六年（1890）建成。一年一度的庙会又要到了，教会请官府出兵把守教堂。结果民教还是起了冲突，教堂第三次被毁。清政府把蒋赞臣当作打教的主凶，派兵前往捉拿。蒋逃往表兄余栋臣家中。每次打教，余栋臣与其兄弟余翠坪都是积极参加者。表弟投奔他后，他激于义愤，开始拉拢人马，歃血订盟，组织煤窑与纸厂工人，攻入了水龙镇，杀教民十二人，打毁教民房屋二百余间，没收教民财产，并且强迫教民退教。周边群众闻听之下，也开始纷纷打教。清政府派兵镇压，余翠坪牺牲，余栋臣逃匿。是谓第二次大足教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足县令调任他方，余栋臣回家，娶妻置产，不再和教堂斗争。但是教士与教民对之不安，给清政府施压，促使地方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逮捕了余栋臣。蒋赞臣率人劫狱，成功。余栋臣势成骑虎，不得不再次举事。他们首先没收了教民与教堂的粮食，在起义檄文中则别开生面地提出：但诛洋人，非叛国家。当然了，如果官兵剿灭他们，他们则反过来要把官兵当敌人看——“并非我朝臣子”。至于起义军的小旗上，更是写有“顺清灭洋”的口号。现在无由评断余栋臣提出此口号是什么心机，但是起义中间他与蒋赞臣曾有过接受政府招安的想法，只是在其他领导人的反对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余栋臣的“顺清灭洋”却影响深远。第一，这个口号通过会党传到了北方，让山东的义和团也稀里糊涂地打起了“扶清灭洋”的小旗；第二，这小旗让清政府一些本就同情义和团的地方官也稀里糊涂起来，对于义和团弄不清是剿还是抚，摇摆不定中让其势力坐大并直接影响了北京最高层的政治决策！

事实上，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等几任山东巡抚都对义和团持同情态度。

李秉衡说：“民教之所以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致一发而不可制……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⁴⁷⁾

张汝梅说：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⁴⁸⁾

毓贤说：“窃思东省民教不和，实由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奸民溷入教内，即倚教堂为护符，鱼肉良懦，凌轹乡邻……又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将纠众滋扰教堂，或谓某人即是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开单迫令地方官指拿……百姓遂多不服。”⁽⁴⁹⁾

袁世凯说：“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遇有交涉案件，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派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后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⁵⁰⁾

只不过，同情是一回事，执行政府政策又是一回事，而政府政策又在外国的压力与慈禧太后的情绪之间来回摇摆。无边的谣言与现实的不平，加剧了山东百姓愤怒的情绪。就在直鲁边界的梅花拳因梨园屯教案而举事的同时，鲁西南又出了大刀会。

大刀会，山东义和团的第二组成部分，起于鲁西南，又名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从这些名字就可以看出，义和团这一支流搞的是刀枪不入，要做到刀枪不入，需要经过念咒与吞符等一系列仪式。

大刀会最早起于山东曹州府。曹州府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下接江苏省的徐州府，是个出响马的地方，民风剽悍。《水浒传》里的“梁山泊”在曹州境内；唐朝末年“黄巢杀人八百万”是从曹州开始的；继洪、杨而起的捻军也起于这一带，以致周锡瑞先生不无黑色幽默地说：“长期以来这一地区的人们已学会与盗匪共同生活。”⁽⁵¹⁾所以民间有些玩大刀片的，也不算稀罕，其动机也不过是保卫身家。按周锡瑞先生考证，大刀会的领导阶层应该是小地主。虽然大刀会成员多有佃户与贫民，但是小地主掌控他们，则是基本可以确认的，其主要首领刘士端及其门徒曹得礼、彭桂林都是拥有五十至二百亩土地的地主。虽然大刀会的排刀排枪在地方官眼里不外是邪教，但是由于盗匪横行，地方政府难免借用他们作为剿匪的工具，只不过由于洋教传入，大刀会逐渐改与洋教为敌。具体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大刀会的一个敌人，名叫岳二米子，带领三千多没吃没喝的人抢富户的东西，挨了大刀会的打，就入了天主教；另一个是：天主教徒对大刀会的刀枪不入表示怀疑，指为妄诞，这让大刀会很气愤。所以双方渐起摩擦。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双方因为口角之争差点械斗起来。教民认为大丢面子，大刀会因地方官重申政府邪教禁令而大为窝火。几个月之后，终于爆发曹州教案、徐州教案。具体经过是这样的：徐州庞姓家族与刘氏家族因争夺无主地而爆发冲突。鉴于刘氏家族已奉教，庞氏家族的领头人物庞士杰便入了大刀会，并且跑到曹州找刘士端借兵去了。刘士端不但给了他兵，还给了他将，把自己的弟子彭桂林派过来了。庞士杰有了兵有了将，就从徐州开始一直打到曹州，除了打教之外，还捎带着把不信教的富户也给打劫了。结果，彭桂林被徐州地方逮捕，庞士杰虽然跑了，但是山东地方官却诱捕了刘士端与曹得礼，将其斩首。徐州那边更是逮捕了庞士杰的哥哥。庞家一看不妙，马上准备入教，一下子把十八个村庄四千多口子的名单提交给了当地的法国天主教神父。神父出面保护，徐州地方官明面上虽然不敢赦免庞士杰之罪，但却告诉对方，隐藏一段时间，官府自然会说抓捕不到，过过风头，就可以回家住了。对于这种掩护，当地的传教士很得意，认为中国百姓遇上官司，都得拿钱打点，唯有他们，“伸长正义而不索取任何东西”。当然，他们只有一个条件：请加入我们天主教！

徐州安静了，鲁西南的大刀会更安静。但是，这是暂时的，离它们不远的地方有了动静。光绪二十三年（1897），爆发巨野教案。德国两个传教士，在山东阳谷一带传教的能方济和在山东曹州一带传教的韩理前去巨野磨盘张家庄教堂参加薛田资神甫的天主教例会，晚上睡觉时被二三十个手持刀、红缨枪的人杀死。谁干的？说法很多，有说是巨野大刀会首领曹言学组织干的，有说是一个名叫刘德润的盗匪干的，不管是谁干的，反正中国人干的。于是德国有了很好的借口，除了金钱赔偿、地方官免职之外，还额外要求强租胶州湾。在德国的影响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紧跟其后，也跟中国政府讹诈上了，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大清王朝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如果说以赵三多为领导的直鲁边境的梅花拳是以真功夫为主的话，那么鲁西南以曹州为中心的大刀会则是以刀枪不入为主。但是，这两支再厉害，也超不过鲁西北以朱红灯、诚心和尚为代表的神拳。之所以称神拳，估计是太神了，主要法术是降神附体。它是义和团起源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站在经济的角度，周锡瑞说神拳是大刀会的穷亲戚。因为神拳会员们太穷了。这跟整个鲁西北的经济形势有关，如果说黄河是鲁西北灾难的第一根源的话，那么第二根源就是旱灾了。除了这两种天灾之外，鲁西北人民还要面临巨大的人祸。从山东的德州到高唐、茌平、东阿，是官方御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南来北往的通道。官兵如篦匪如梳，百姓住在这样的地方，不管是战乱还是和平时期，都得不着什么好。所以，贫穷是鲁西北的首要特征。在传教士的笔下，鲁西农民的日子是这样的：

鲁西一带的农户大都居住在阳光不足、潮湿狭隘的茅草屋里，窗户很少，屋内的装饰非常简单。更为贫穷者，一间茅屋则具多种用途。炉灶锅碗均挤在茅屋一隅，煮饭时黑烟蒙蒙，恰如浓雾弥漫，甚至人的面孔也难以辨别……其食物也非常简单，每年只有极少机会吃肉，以粗茶淡饭为主。只有新麦打下之后，才吃几顿面条和菜蔬……城里平常使用的油盐酱醋等调味品，在乡间视为贵重品。若吃香油时，则用小棍穿过制钱孔从罐中取油，滴到菜里调味。平常饭时，水里煮些大蒜、辣椒、大葱，就是一顿。除了喜庆丧葬或新年外，很少见到荤腥。老人也不例外。⁽⁵²⁾

正如周锡瑞所说，这还是正常年景里的鲁西人民的生活，而对于多灾多难的鲁西北人民来讲，就连这种日子都难得了，逃荒要饭应该是鲁西北人民的家常便饭了。物质的贫困，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贫困。所以鲁西北的义和团干脆连香都不烧，直接叩头、念咒，神灵就附体了。且神灵来源丰富，全部来源于中国的社戏小说，具体来讲就是来源于《三国演义》《西游记》和《封神榜》等，人鬼蛇神全出动。和平时期，降神附体主要为治病；战乱时期，降神附体就专为避刀避枪甚至避炮了。神拳门槛很低，人人能降神附体，不像洪秀全，就他和几个弟兄可以玩这个，所以这是义和团始终没有统一领导核心的致命根源，仅有地方领导与派别领导。鲁西北的神拳领袖，乃是现身于茌平的朱红灯与心诚和尚。而神拳会员的年龄，差不多都是没有头脑只有情绪的青少年。

光绪二十五年（1899），鲁西北的神拳越来越活跃。平原县的民教冲突中，民的一方请来了茌平县的朱红灯，势力大涨。平原县令蒋楷为之忧心忡忡，但是他得不到巡抚毓贤对之镇压的明确指令，就在他发现不镇压不行的时候，他也发现，镇压不下去了。朱红灯身着红袍、头戴红帽、高举红旗出现在了他面前。虽然红旗上明明写着“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标语，但是并不意味着义和拳要兴清朝的命官，所以蒋楷骑上马跑了，邀请巡抚派兵前来。结果，义和拳与政府官兵在森罗殿一地发生大决战。决战结果，朱红灯本人逃跑，其他拳民看见刀枪不入并不灵验，悄悄的都散了。只有义和拳改称的义和团名声留了下来，以后，各地拳民就有了义和团这么一个新的统一的称号！

至于朱红灯本人，之后联系心诚和尚与于清水重新开始打教，但由于分赃不均，他们自己内部先打上了。打的结果，团员们把三个首领全抓住，扭送到官府了。官府呢，把他们押到省城济南，全杀了。鲁西北的神拳运动暂时进入低迷状态，就等着北京向他们招手啦。

鲁西北的打教运动，首先让北京招回了毓贤。当然是在外国压力下招回的。因为他们认为，鲁西北拳匪的嚣张，是与这位山东巡抚的懦弱密切相关的。但是回到北京的毓贤，在面对仇外王公载漪等人时，既为拳民的忠诚与正义作辩护，还吹嘘义和团的神功。我们无从得知这位前山东巡抚是出于什么理由作出了这种选择，因为他的后任巡抚袁世凯就绝不相信义和团会有什么法术。总之，毓贤北京之行，煽动起了仇外王公们对于义和团的希望与支持。这一切，导致太后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剿抚两犹豫。太后的犹豫、仇外王公的支持与袁世凯的铁腕镇压政策，让山东的义和团逐渐转移到了直隶境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1900年5月），义和团进入涿州，并且由此开始了更极端的行为——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在铁路沿线工作的法国与比利时的工程师也受到了攻击并且被杀，这让外国人深受刺激。当然对于义和团来讲，他们攻击铁路线火车站及电报设施的行为，除了笼统的反洋之外，还本能地是在给清朝官军可能前来镇压制造障碍。事实上，聂士成就被政府派去镇压义和团兼护卫铁路了，双方结结实实地交锋过几次。与此同时，太后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力主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也紧随其后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赵是老官僚了，江湖上混得久，当然知道刚毅的意思，更知道刚毅背后站着一个载漪，载漪背后站着一个慈禧。于是表示刚毅所言并非无见，便先回京报告，留刚毅在涿州与义和团商议合作之事，而刚毅与义和团商议的合作，就是放他们进北京由着性子撒欢去。赵当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完全谎报，面对太后时，含糊其辞汇报一番，但在刚毅等人的影响下，慈禧认为赵的复命之意是义和团神功“可恃”，最终下决心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此次复命对慈禧的决策有重大影响，据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曾对人说道：

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⁵³⁾

慈禧这番说辞虽然有自我解脱的嫌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深居后宫的老太太，被载漪这样的宗室大臣欺骗也不是不可能。事实上，老太太最后还真的被载漪欺骗了。刚毅及载漪等人的怂恿与支持，让义和团蜂涌进了京津二城。他们无视国际游戏规则的乱砍滥杀行为以及清政府在保护外人性命及使馆安全方面的无能，导致西方列强不得不亲自出兵进行自我保护。五月初四（5月31日），经总理衙门同意，西方充实了三百多士兵做使馆卫队。之后，更在沿海集结二十多艘战舰。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在英国公使的紧急求援下，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两千名联军士兵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根本走不到北京。就在同天，太后命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启秀等为总理衙门大臣。第二天，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为董福祥部所杀。据说载漪抚摸着董的背部，伸出大拇指赞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⁵⁴⁾搞得这个曾经的驴贩子、回民起义的招安者大喜。

与此同时，在载漪等的怂恿与支持下，大量的义和团涌进了北京。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北京的义和团就开始围攻外国使馆了。对于太后来讲，她既对义和团抱了犹豫态度，更对联军北上北京的动机抱了猜忌态度，这让她左右为难不好决断。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到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太后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对外的和战问题，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

有关四次御前会议的详情，我们以恽毓鼎的版本为准，观摩一下。

第一次御前会议：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仪鸾殿东室。由于人太多，室内跪满了，后来者就跪于槛外。光绪严厉批评在事诸臣不能弹压乱民。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由后排膝行而前，奏曰：可让董福祥领兵驱逐拳匪。他还没说完，端王载漪就伸大指厉声喝道：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吓得刘永亨不敢再说下去了。此时，跪在殿外的总理衙门大臣袁昶抗声曰：臣袁昶有奏。上谕之入。袁说：义和团只不过是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反驳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也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又曰：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大家胡乱说了一通，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于是一面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派人安抚乱民，设法解散，会稀里糊涂地就散了。有几个官员看见太后偏袒拳匪，所以待会散后留了下来，希望再跟太后进几言。先是大理寺少卿张亨嘉倡言杀几个拳匪头头，大事即定；后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问太后信乱民敌西洋，可恃者何人？太后曰：我恃董福祥。朱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朱祖谋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你说董福祥不足恃，你给我保个人来！朱祖谋仓促不能对（恽毓鼎在旁边高喊山东巡抚袁世凯可用，曾广汉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可用；荣禄说刘离得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朱祖谋退出的时候，太后“犹怒目送之”。⁽⁵⁵⁾

按太后的意思，政府跟着义和团一样乱砍滥杀，支持他们围攻使馆，那才叫顺应人心。其实所谓的顺应人心，不如理解为顺应太后的心。义和团也算乖，在他们眼里，光绪都是二毛子，该杀；启蒙大师严复，也是二毛子，该杀；就连康有为，他们也叫唤上了，要求洋人把康有为引渡回来，好让他们一刀干掉。可以说，自从戊戌政变以来，太后第一次感觉到爽的味道，义和团真是太后的体己啊，自觉地给上层统治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事后，又被政府定性“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的这种自觉性与牺牲性既不是开始，更不是结束！

第二次御前会议，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还是仪鸾殿。光绪首先质问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徐用仪声音小，大家也听不见他说什么，只听见光绪厉声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也？”老太后却突然宣谕说：“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⁵⁶⁾

老太后没念第四条，她不好意思，第四条是：勒令皇太后归政（除此之外，据说洋人还索要大沽炮台）。其实这所谓的最后通牒乃是载漪命人伪造的，目的当然是在老太后的屁股上踹一脚，让她跟外国宣战。老太后老糊涂了，起码的国际游戏规则常识也缺失了，也不想想这最后通牒是从何处来的，它根本没有经过中外任何外交人员之手。按照荣禄的说法，它是一个名叫罗嘉杰的江苏粮道派儿子半夜三更送到自己手里的。荣禄绕屋行，徬徨终夜，今天早上才送给太后的。而按罗嘉杰的说法，他是通过关系弄到手的。什么关系？当然是载漪的关系啦。总之，老太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沦为了载漪的工具。

其实也用不着念第四条，因为光前三条就够让大臣们震撼的了，所以太后念完照会上的三条内容后，大声说：“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叩头曰：臣等愿效死力。有的干脆哭上了。载漪一帮复乘机主战，语调高昂，刺激得太后也有了巾帼气度，复高声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⁵⁷⁾

面对老寡妇的爱国豪情，底下一干汉子都被震撼了，虽然主和派中的清醒者也感觉到这照会有些“荒诞不根，荒唐无据”，但是会议风向已彻底转向主战了，大家叩头如仪，高呼“臣等同心报国”，“玉音一则曰诸大臣，再则曰诸公，群臣咸震动”。感觉这场景跟进了传销会场似的，再说那照会分明是要大清亡祖亡国的呀，谁敢担待啊！慈禧乃命令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大学士联元到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宣谕，问洋人是不是要开战，如要开战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自己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辞。光绪说：“去岁各国使臣瞻仰颐和园，非汝为之接待乎？今日事亟，乃畏难乎？”慈禧说得更狠：“汝敢往，固当往；不敢往，亦当往。”⁽⁵⁸⁾于是徐用仪、立山、联元三大臣先行退出。其他大臣随后退出，大家聚一起问总理衙门的人，那洋鬼子照会从哪来的？总理衙门的人都说不知道啊。

同天，清廷收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发来的电报，建议清廷立即剿灭义和团，乱民不但不可保国，外兵深入，大局溃烂，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有了这些封疆大吏的电报，主和派重抖精神，依然上折坚持主和。

第三次御前会议，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还是筹议和战，少顷即退。

第四次御前会议，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还是仪鸾殿。联军索要大沽炮台的消息已得到证实。太后令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前往使馆给外国人送去照会，限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光绪皇帝闻听，吓坏了，顾不得帝王尊严了，立即下座，又拉上了许景澄的手，说：“再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毋误事。”侍郎联元奏曰：“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也启自法。若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联元奏对这些的时候，“言且泣，额如汗珠”。⁽⁵⁹⁾但太后已一意主战，置之不理，仅令载润等加意保卫宫墙而已。

若按李希圣的版本，四次御前会议与前述细节上稍有出入，但大致不差。只不过还有几个亮点，这里须补充一下。

第一，吏部侍郎许景澄说：“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视之，几于朝不谋夕，傥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说：“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光绪皇帝说：“人心何足恃，只益乱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鲜之役，创巨痛深，效也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搏也？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⁶⁰⁾

第二，载漪、刚毅说：“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载濂说：“时不可失，敢阻挠者请斩之。”⁽⁶¹⁾

第三，太后的红人立山向太后表示：“拳民谁无他，然其术多不效。”载漪变色曰：“用其心耳，何论术乎！立山敢廷争，是且与夷通，试遣山退夷兵，夷必听。”立山回说，首言战者载漪者，漪当行，臣不习夷情，且非其职。太后就遂阴阳怪气地说：那个德国的亨利亲王来游，你不是负责供给吗？亨利很喜欢你，你应该去耶。立山不知咋回的当口，载漪就又骂上汉奸了。⁽⁶²⁾

第四，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联元顿首亟言曰：“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澜曰：“联元贰于夷，杀联元，夷兵自通。”太后大怒，立召左右欲斩之，被载勋救而止之。⁽⁶³⁾

第五，协办大学士王文韶说：“中国自甲午以后，财绌兵单，众寡强弱之势，既已不侔，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击案骂之曰：尔说的那些屁话（太后没说屁字，但我理解她的心情，就给她加上了），我早都听够了，还用你来说？你能前去，阻止夷兵入城乎？否则我先斩了你！⁽⁶⁴⁾王老头毕竟是汉人，再也不敢说话了。

第六，别人不敢说话了，光绪皇上拉着许景澄的手哭上了：“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⁶⁵⁾

恽毓鼎和李希圣的版本合到一起看，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印象，大清王朝也不是没有有见识的大臣，大清那个懦弱的皇上也不是不爱民，但是，正气抵不过邪气，因为邪的这边披着爱国与民族大义的战袍呢。天朝最大的悲剧倒不是正气战胜不了邪气，而是邪的那边，明明是道德与智商双重缺位，人家却能无往而不胜——载漪人品不行，智商更不行，据说其请攻使馆的馊主意来自一个名叫曾廉的候补知府和一个名叫王龙文的翰林院编修，是为献三策：“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则下策也。”⁽⁶⁶⁾

四次御前会议的结果，太后虽然对外暂缓宣战，但是对内却下诏表扬义和团为义民，拨给内帑银十万两。

决定宣战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一大早，西太后撇开光绪，在仪鸾殿召开枢臣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荣禄作了最后的努力，含泪跪奏曰：“中国与各国开战，非出我启衅，乃各国自取。但围攻使馆之事，决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张，则宗庙社稷，实为危险。且即杀死使臣数人，亦不足以显扬国威，徒费气力，毫无益处。”太后曰：“你若执定这个意见，最好是劝洋人赶快出京，免至围攻，我不能再压制义和团了。你要是除这话之外，再没有别的好主意，可即退出，不必在此多话。”荣禄乃叩头出。⁽⁶⁷⁾

最亲信的荣禄都让太后烦了，其他大臣也没啥可说的了，太后说主战，那就主战吧。稍事休息后，大家都到了勤政殿，光绪也被召来，慈禧向王公大臣六部九卿作出总结性发言，大致意思是：洋人欺我太甚，我不能再为容忍；本来我一直压制义和团，不想开衅，怎知洋人竟迫我归政，这是中国内政，洋人怎可干预？天津法国领事索我大沽炮台，无礼至极；公使照会我归政，凌辱我主权，太不像话；朝廷平日以怀柔远人为宗旨，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还真以为我们懦弱了？今天我们也应该让他们醒醒了！全国若能上下合心，一致对外，何难制胜夷人？我都觉得咸丰十年太便宜英法联军了，让他们走得太容易了，彼时若有一得力之军，准叫他们有来无回。那个，现在我们报复他们的时候到了！⁽⁶⁸⁾

太后发言后，又问皇帝啥意思。皇帝来的时候就面色灰白，战栗不已，这个时候更是沉默良久后才开口，请太后听荣禄之言，勿攻使馆，护送各公使平安至天津，又说值此大事，不敢决断，仍请太后作主。赵舒翘奏请明发上谕，将内地洋人灭除尽净，以免其为外国间谍泄露国内之事。太后命军机斟酌此议奏闻。赵退出后，立山、许景澄、袁昶以次进谏，谓以一国与世界各国宣战，必不免予败绩，恐酿瓜分之祸，且内乱必乘机发生，极为危险。袁昶并言臣在总理衙门当差二年，见外国人皆和平讲礼，不信有请太后归政之照会。据臣愚见，各使必不致干涉我国内政。端王闻之大怒，斥袁为汉奸，问太后：“肯听此汉奸之言吗？”太后责端王言语暴躁，命袁退出。自此无人敢进一言者。⁽⁶⁹⁾

虽然《景善日记》在学界公认有伪造之嫌，但那仅是程序上的问题，就实质问题来讲，日记内容倒是真实可信的。所以我取用了他的一些场景描述。据《景善日记》，无人敢进言后，又发生一件事，那就是德国公使克林德一直想跟中国方面的人见面，商谈一下中方的最后通牒事宜，即使馆人员从北京撤往天津，技术与时间上咋做到呢？但中国方面，既进不了使馆（义和团围着打呢，谁去谁是汉奸），又不敢让他们出来，说不安全，有啥事写信吧。但克林德为了德国人的荣誉，一个人雄赳赳气昂昂地就出来了，想去总理衙门找中国方面谈判，但在路上，就被神机营的人给毙了。庆王一听吓坏了，端王一听乐坏了。待汇报给太后时，太后急招荣禄。与此同时，董福祥的甘军（武卫后军）已开始围攻使馆了。⁽⁷⁰⁾

哎，世界战争史的奇迹就这样诞生了。宣战诏书没发呢，军民已提前打人家使馆去了。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老太后的宣战诏书颁示天下：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肆兵监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减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茍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⁷¹⁾(www.xing528.com)

这个诏书是由军机章京连文冲写的，使用的是离骚体，文采很好，姿态很骚。不过仔细看看这诏书，就会发现诸多奇怪：第一，诏书中根本没提所谓的照会四条。敢情老太后也知道它来路不正，没法提及？第二，老太后气势汹汹地向人宣战呢，却没提人家国名，只说了几个“彼等”！彼等都有谁呢？老太后不知道，看到诏书的大臣也不知道，驻扎奉天（沈阳）的盛京将军增祺甚至一脸憨厚地向朝廷请示说：“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⁷²⁾也就是说，盛京将军不知该把枪口朝向哪个国家。这里我们可以帮太后与她的守疆大吏们统计出两组数字，一组是进中国的八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一组是事后与中国签订《辛丑条约》的十一国：除了第一组中的八国，另加西班牙、荷兰和比利时。老太后有能耐，她把所有外国合到一块儿，一锅炖了，凡是洋人，统统是她的敌人。

此外，老太后还有一大能耐，在诏书里看不到，只能在实际行动里看到，那就是，老太后这宣战诏书，没有通过自己的驻外公使送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她就是自己玩的。众所周知，按当时的国际法，宣战是当事国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也是战争的法律程序之一。而且，宣战要有几项基本内容：宣战原因；宣战对象；什么时候开始与宣战对象进入战争状态等。问题是我们的最高领导根本不管这一套，她这宣战诏书顶多是宣给国内臣民看的，相当于内部动员令：政府实在忍受不了了哇，臣民们给我冲啊！有赏啊！

老太后为什么拿义和团玩洋人呢？很简单，她想给洋人点颜色看看。为什么想给外国人点颜色看看呢，也很简单，外国人一直给她颜色看了。就是没有所谓的勒令老太后归政，对康、梁的庇护及“己亥建储”的抵制，就让中国的这个第一寡妇受够了。往大里说，是干涉我大清内政；往小里说，是干涉我老寡妇家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可忍的情况下，先把徐用仪、联元、立山、许景澄、袁昶等五个最懂国际游戏规则、最爱大清江山的主和派当汉奸杀了，史称“庚子被祸五大臣”。这哪里是给洋人颜色看啊，分明是给自己颜色看。当然，最倒霉的是大清子民，谁都给咱颜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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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龄公主：《紫禁城的黄昏：德龄公主回忆录》，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260页。

(2) 同上，第260页。

(3) 苏继祖，梁启超，袁世凯，陈庆年：《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4) 苏继祖，梁启超，袁世凯，陈庆年：《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7页。

(5) 同上，第27页。

(6) 同上。

(7) 苏继祖，梁启超，袁世凯，陈庆年：《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8) 戴逸：《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页。

(9) 同上，第666页。

(10) 德龄公主：《紫禁城的黄昏：德龄公主回忆录》，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11) 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9页。

(12)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选自《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3) 王无生：《述庵秘录》，选自《中华野史·卷十一·清朝卷·中》，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9679页。

(14)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选自《中华野史·卷十一·清朝卷·中》，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46页。

(15)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选自《稗海精粹：落日残照紫禁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246页。

(16)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17) 景善：《景善日记》，选自《清代野史·第一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38页。

(18) 同上。

(1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页。

(20) 汤江浩：《王安石：勇进人生·修订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21)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22) 景善：《景善日记》，《清代野史·第一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38页。

(23) 坐观老人，许指严：《清代野记·十叶野闻》，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

(24) 虞和平：《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311页。

(25) 辜鸿铭，孟森：《清代野史·第一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260页。

(26)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4页。

(27) 同上，第62页。

(28)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

(29)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88页。

(30) 同上，第95页。

(3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97页。

(32) 同上，第107页。

(33) 同上，第147页。

(34) 同上，第612页。

(35) 梁勤：《曾国藩与天津教案》，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36)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

(3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20页。

(38)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3页。

(39) 王明伦：《反洋教揭帖文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7、9、21、47页。

(40) 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41) （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42)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4页。

(43) （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自序。

(44) 周宁：《第二人类》，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45) （澳）雪珥：《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46) 同上，第196页。

(47) 谦立之，王守中：《义和团资料丛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71页。

(48) 同上，第173页。

(49) 同上，第176页。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代史资料专刊·筹笔偶存·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51) （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52) （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1页。

(53)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选自《义和团·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438页。

(54) 柴萼：《庚辛纪事》，选自《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页。

(55)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选自《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8页。

(56) 同上，第48—49页。

(57)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选自《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58) 同上。

(59)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选自《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60)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选自《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61) 同上，第13页。

(62) 同上，第14页。

(63)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选自《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64) 同上。

(65) 同上。

(66) 同上，第14—15页。

(67) 景善：《景善日记》，选自《清代野史·第一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43页。

(68) 同上，第144页。

(69) 同上，第143—144页。

(70) 景善：《景善日记》，选自《清代野史·第一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44—145页。

(71)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2—163页。

(72)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