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改革被批为疯狂，老佛爷深感不安！

前已提及，等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与康有为变法的时候，老太后的底线依然是中体西用及自己的脾气和自家的利益。而康有为要把大清引向何方呢？

政治方面，康有为希望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订宪法，开国会，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希望删改各衙门，裁汰冗官；希望军民合治，满汉平等；希望政府收支公开透明；希望改年号、易服断发、迁都上海等。

经济方面，康有为希望以工商立国，富国养民。具体建议有：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开农会，办农报，发展农业；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鼓励民办企业，倡实业，促生产。

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希望“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具体设想是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传统书院、寺庙、义学、社学全部就地改为中西兼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堂，鼓励私人民办学堂；设立农、商、艺、医等方面的速成学堂；派皇族宗亲出国考察游历，挑选学生上日本游学；废八股科举，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另设经济特科；设译书局，设章程以奖励各种发明与著作，保护人才；准许地方官及士民上书言事，新闻自由；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设京师报馆等。

军事方面，希望整顿军队，裁汰老兵弱兵，削减军费开支，改用西洋训练方法，筹设武备大学堂，武举停考弓箭，改试枪炮等。

不得不承认，康有为低估了大清这艘破船走向沉沦的历史惯性、中国文化的执拗性和老太后背后那帮现存利益集团的井底之蛙性，总之，他想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但每个棋子都深感不便，不愿意被挪，不想与他配合。

虽然光绪没有全部听康有为的，但有些条款听听就挺吓人的。老太后还一个人说了算呢，光绪都没权，康就想限制君权；大清全靠愚民支撑自己的统治呢，康还开民智。民智一开，老百姓都要求民主平等，岂不反了天了？还有些条款，执行起来很致命：全国读书人全靠科举挣饭碗呢，虽然那羊肠小道上挤着诸多像蒲松龄那样一辈子都考不上一个破秀才的知识分子，但有这么一个科举，终归还有一线希望，八股一废，全国读书人绝望，天下岂不乱套？事实上，康有为的改革计划就没怎么施行，单单他那种一夜之间就想大换班的疯狂改革节奏就引起了老佛爷的深度不安。康有为跟光绪保证曰：“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⁴⁹⁾“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⁵⁰⁾试问老谋深算、颇有治国经验的老佛爷能相信或者能容忍康有为这种二百五精神吗？

据有心人统计，百日维新期间发出的有关改革的“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各级官员根本来不及执行甚至不知如何执行。而且，诸多官员自身都难保了。时人描述：“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⁵¹⁾

赫德在自己的私人信件中说：“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⁵²⁾可以说，大家都惊慌失措消化不良的当口，康有为还在连续放惊天大炮，什么“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了；什么“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啦。⁽⁵³⁾他也不想想，在中国，服式、发式、纪元等，首先是政治问题。改这些，不是造反吗？特别是那根猪尾巴，在清朝统治者眼里，那是万万要坚持的，丢了脑袋都不能丢它的。建国之初，满人对汉人就是“留发不留头”的嘛。现在你让光绪剪辫子，结果只能是惹得老佛爷动怒，维新人士死的死，跑的跑。至于维新成果，也全让老佛爷给废了：

命京内詹事府等闲人衙门照常设立，不得裁并；复设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河道总督各缺；停止各省书院改设学校之举，科举照常进行；停经济特科；废农工商局、官报局等；禁止士民上书言事，禁止结会，禁止报馆等。当然，也有留下的，就留下一个京师大学堂！

总之，大清的第二次改革就这样玩完了。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大清还是大清。问题是历史老人不忍心，又给它一次严重刺激，让它启动了亡命前的最后一次改革——宪政。

启动大清第三次改革的刺激点是八国联军进中国，刺激它深化改革的是日俄战争。

八国联军进中国，直接导致了太后西巡。西巡路上，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老太后可是遭了罪了。一遭罪，人就容易清醒。所以西巡路上，老太后发了罪己诏，当然这诏是以光绪那个傀儡皇帝的名义发的，所谓的罪己，更多的却是罪人与表功：第一，说自己以身殉国的心思都准备好了，奈何王公大臣把自己强拉到了西巡的路上！看来，做领导不容易，想自杀都没门，都是王公大臣的错！第二，义和团兴起，全是地方官平日主持民教纠纷不公所致。嗯，都是地方官的错。第三，义和团焚堂毁路，全怨军事将领镇压不力。嘿，都是武官们的错。第四，义和团胆敢红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全是王公大臣唆使的。嗯，王公大臣又错一次。第五，“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使馆还是被我们保全下来了嘛，如果我们真的要毁灭使馆，完全可以火攻水灌嘛。明明手下留了诸多情嘛，比如放炮的时候，我们专门有一阵子就是朝使馆后面的空地放的嘛。还有，我们不是命人送去了西瓜水果吗？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慰问，在那样的局势下没再去，也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嘛，理解万岁。敢情义和团久攻不下，就不知道最大的二毛子汉奸就是太后本人！

罪人与表功之后，开始反思：“近二十年来，每起一次衅端，必申一番告诫。卧薪尝胆，徒说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超台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持，今又酿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难。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⁵⁴⁾

看老太后的意思，最应该反思的是大小臣工。受国厚恩，却不好好地给国家干活，你们好意思吗？那么咋干才叫好好的呢？一语而蔽之：斗私批习保红。斗私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做到真正的大公无私，胸中装着全大清，就是没有你本人。批习，就是改掉原先的老习惯，说真话，办实事，凡事怕就怕认真两字，我们的大清官员应该最讲认真。保红就是不要白专，要红心，又红又专那才是人才！

反思之后，要求臣工上书直言。这当口，大小臣工谁还敢张嘴儿啊。前车之鉴都在那儿放着呢——老佛爷宣战之后，凡是反对围攻使馆的官员，大都被当作汉奸或满奸给“法办”了。著名的满奸有：第一，内阁学士联元。他居然敢说，使馆万不可攻！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他日城破，鸡犬不留。第二，户部尚书立山。他认为靠义和团的巫术根本不是洋人对手，所以反对开战。著名的汉奸有：第一，兵部尚书徐用仪。他认为中国的军力太弱，根本不是洋人对手。第二，吏部侍郎许景澄。他当过驻法、德、意等国公使，知道国际游戏规则，知道向十一个国家同时宣战的后果，所以拉着光绪的衣袖与皇上泪眼相望，惹怒了老太后。第三，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声振殿瓦。气得太后直拿眼瞪他。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端郡王悬其尸于东安门，却被袁昶强行劫走，说自己认识克林德，不忍其暴尸于外。

总之，帝国仅有的几个清醒的、试图按国际游戏规则出牌的大员，都被格杀勿论了，剩下的官员喘气都憋着呢，哪个还敢直言？没办法，老太后只好自言自语了，逃到西安后，她下诏进行变法。当然，由于反思来反思去，就反思出那么一个“斗私批习保红”的滑稽结论来，导致其变法仍是有限的，或者说，不足以让大清走出困境。虽然如此，变法总是重新开始了，还是老太后主动搞的，内容大致如下：

废除旧政方面，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停止捐纳实官（仅能买卖名誉官衔啦）；并詹事府于翰林院，裁撤河东河道总督缺；裁撤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缺；裁撤广东巡抚缺。

新设机关方面，设立督办政务处；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设立商部并将路矿总局裁并；设立练兵部、巡警部、学部等。

军事方面，裁汰各省绿营防勇，并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巡警等军；命各省筹设武备学堂；设立练兵处命奕劻等管理；命铁良会同袁世凯办理京旗练兵事宜；在河间举行秋操，命袁世凯、铁良为阅兵大臣。

文化教育方面，复开经济特科；整顿翰林院，要求编检以上官员开学政治学；命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并讲求专门学业；命出使大臣访察留学生，回国效命；废除科举，命各省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由学堂毕业考试合格者，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文凭；翰林院部分官员进京师大学堂进行专门培训等。

最后一项，社会生活方面，准满汉通婚。

看这些内容，分明没有超过康有为的变法范围嘛，所以诸多学者认定西太后就是康有为的政治继承人。她跟康有为太不同了，太后在上谕中称：“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一下子就把康有为与自己划清了界线。除此之外，督办政务处的《开办条规》规定，变法大纲一为规划好的旧章，二为参用西法，并进一步解释，极右思潮导致康梁变法——“维新之极而有康逆之乱”，极左思潮导致庚子之乱——“守旧之极而有拳匪之乱”，所以我们目前的任务，既要防左，还要防右，也就是不左不右——中体西用。一句话，老太后恢复的是洋务运动，改革的还是器物，而不是制度。而且，相对于康有为那种跑步式的改革，太后这叫稳健的、大清特色的改革。

说实话，这种改革让人失望。特别是维新派，认为不设议院，不立宪，则变不如不变。在他们的鼓动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立宪舆论渐成气候，维新派一词也被立宪派所取代。国人中首倡“君主立宪”者为郑观应，而大力宣传这一思想的，乃梁启超。梁指出，世界上现存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体，君主立宪最为优越，且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也应该立宪。但是现在还不能马上实行，条件不具备。他认为中国官员与日本官员不一样，中国官员不只昧于世界大势、缺少政治常识，道德上也令人绝望：“趋利则相轧，过患则相陷”，⁽⁵⁵⁾“上则如社鼠城狐，要结权贵；下则如饥鹰饿虎，残噬同类”。⁽⁵⁶⁾对于百姓，他更是失望，他认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是提高“民德、民智、民力”，制造所谓的“新民”。可以说，近代中国启蒙史上，真正的启蒙大家除了严复，就是梁启超了。严复晚年悲观了，梁启超倒是始终充满激情，愈启愈勇，但是启来启去，发现百姓们不是启而不发，就是发到了革命的邪路上。以致梁启超写出了《举国皆我敌》的诗篇，诗中云：“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⁵⁷⁾总之，官员德智不行，人民德智力不行，这样的情况下搞立宪，咋能搞好呢？正如一位顽固派、福建道监察御使赵炳麟所言，立宪这个玩艺儿“非特我朝三百年所未有，亦自周、秦以来三千年所未有”。⁽⁵⁸⁾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才提倡“开明专制”，并希望清政府预备立宪，次第实施，他列出的时间表是十至十五年。

虽然如此，他的挑战还是很有效的。日俄战争前，立宪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国内、海外留学生以及华侨中流行起来。

正当立宪暗潮涌动的时候，第二个刺激点出现了，这就是日俄战争（1904—1905）。日俄战争的原因也跟中国有关——甲午中日战争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将辽东半岛割与日本，李鸿章联系俄国协同德法对日本施压，使得日本把到口的这块肥肉又吐了出来，日本当然不愿意了。庚子拳乱时，俄国乘机出兵占领中国的东三省，俄国传统，占了就不退了，除此之外，它还想以东三省为跳板，图谋朝鲜。这样一来，日本更不愿意了：尔中国不争气，导致俄国都成了俺的威胁！事实上，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一直认为，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的大间谍荒尾精就一直宣传支那和日本是唇齿相依、辅车相保的关系，为了实现黄种人的崛起，为了抵抗白种人的侵凌，必须改造中国，扶植中国的革命运动，防止沙俄的东侵云云。总之，因为东北，日俄双方谈判上了，谈判不成，就打上了，这一打就是一年多。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的国土上点燃的。战争一爆发，可怜的中国政府赶紧宣布中立，当然它也只能中立了（表面上中立，实质上支持日本，民间，特别是留日学生更是支持日本，甚至组织敢死队直接为日本效力，中国人沉浸在中日同文同种的美梦中，到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才清醒过来）。虽然它的中立在某些西方观察家看来，乃是一种弱智状态：“从中国在这次日俄战争中的行动来看，它似乎对于几乎为近代中立国家所必须履行的那些义务连一种初步的概念都没有。”⁽⁵⁹⁾但是中国政府再弱智，也能看到结果啊。结果很令中国意外，小日本居然打败了俄国熊！用马士的话来讲，庚子之乱顶多让中国的知识阶层震惊，但日俄战争却让中国举国震惊！

从人种上来讲，日本人在白种人面前给黄种人争了一口气；从东西方关系上来讲，可用马士的话概括：“日本已经翻转了久经承认为东西方间当然存在着的那种关系”⁽⁶⁰⁾；从传统观念来讲，日本一个小不点岛国，人少、资源少，在大清眼里不如中国的一个行省，居然把一个庞大的、中国人眼里的西方强国给打得服软了。“每一个中国人，甚至于不识字的农民都不禁发问，日本究竟靠什么方法做到这样的结果？”⁽⁶¹⁾一句话，面对小日本的胜利，中国人民震惊了。震惊之余，他们摸出了一块大石头：日本立宪了！一个小可怜，立宪没几年，先是打败了庞大的封建中国，后是打败了更庞大的专制俄国。看来，立宪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可以说，从日俄战争开始之际，立宪派就乘机大做文章。他们认为，日俄战争对中国来讲，实有一大喜事在。因为，日本一旦战胜俄国，就可以向清政府及守旧派们证明：“国家强弱之分，不在于种而在于制”，中国，必须进行制度改革了。除了舆论宣传，他们还大走上层路线，江苏名士、国内立宪派骨干人物张謇给袁世凯写信，断言“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并夸袁世凯之才不在日本的伊藤板垣等诸人之下。袁世凯听了，心里痒痒的。遂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你唱我和，集体拉起了立宪的二胡，拉得如泣如诉的，王公大臣们当然要受感染。国内立宪派另一名士汤寿潜给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写信，声言，如果他站出来首倡立宪，“岂非中国一伟人乎？成则人人将軷以铜像，不成则奉身而退，此心可讯三光（范仲淹被贬三次，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三光）。”⁽⁶²⁾这话说得瞿鸿禨怦然心动，也转向立宪了。与此国时，中国的一些驻外使节，以驻法公使孙宝琦、驻日公使杨枢为代表，也纷纷上奏立宪，于是全国上下，一片立宪的呼声！老太后在后宫也看到了他们的立宪小册子《日本宪法义解》，发表读后感曰：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之下，太后也就表了态：你们都说立宪好，那咱就派几个代表往立宪各国考察考察吧。

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夏天，清政府发出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晚清的宪政就这样拉开了序幕。问题是革命党等不及了，革命党不喜欢改良，不喜欢政府这种毫米推进的逗你玩式的蜗牛式改革，更关键的是，改来改去上面还坐个皇帝，而且是满洲人的皇帝，所以政府真改革他们更不乐意，他们不怕满洲变商纣，就怕满洲出尧舜，他们搞的是革命，要的是共和，翻天覆地慨而慷！于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遇了革命党的炸弹。

革命党，顾名思义，要命的主。革命之父是孙中山（1866—1925），后来的国民政府称他为国父，国民党称他为永远的总理，中共称他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有人称其为“中山先生”，之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由于得到在外经商置业的哥哥孙眉的接济与帮助，光绪五年（1879），少年孙中山赴夏威夷接受西式教育。后来由于西化过分，想加入基督教，于光绪九年（1883）被哥哥遣送回了老家，受到了父亲的责骂。父亲拖他到北帝庙下跪认错，倾心基督教的他当然不跪，结果又遭到父亲一顿痛扁，没办法只好跪下认错了。事后偷偷到北帝庙拿石块掷神像泄愤，泄得过分了，把神像的手给泄断了。乡亲们侦知是这小洋鬼子干的，敲锣打鼓到孙家问罪。孙父溜开，让孙母出面，出花银十两作赔，这事才算了断。孙中山觉得家里没法混，便离开了家乡，经过一番辗转，光绪十一年（1885）正式成了基督徒，光绪十三年（1887）进了香港西医书院（成立时为五年制专科学校，后并入香港大学），光绪十八年（1892）以首届毕业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当年毕业生三十余人，就俩人及格毕业，一是孙中山，一是江英华。从开办到停办，一共招收128个学生，毕业的仅51人）。毕业后先在澳门行医，据说很快就成了神医，遭遇葡萄牙医生的嫉妒与葡萄牙当局的打压，愤而奔赴广州行医，兼开药房。据说行医收入也不菲，一年能收入万元，但由于把药房的账全托付给了伙计，所以行医的收入全让药房给挪用了，有时候连开销的钱都没有。

看来孙中山的心思不在挣钱上，而在政治上。光绪二十年（1894）他上书李鸿章，提出一系列改革要求，可是鸿章大人没给回复，伤了小伙子自尊，从此告别改良，走向了革命道路，要求武装推翻清王朝，为此他在檀香山组建了兴中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光绪三十一年（1905），兴中会与黄兴的华兴会及其他革命党合并，组成了同盟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以说，从兴中会开始，孙中山就开始了武装起义，屡败屡起，屡起屡败。单从革命党这方面来讲，有两个问题比较头疼。第一个问题是经费问题，孙中山长年在海外华侨堆里募捐，每次都吹一定成功，可是有时候还没吹完，那起义就宣告流产了，所以得个“孙大炮”的外号，募几个钱挺不容易的。宣统元年（1909），有些同志，比如章太炎与陶成章竟说中山“借革命以骗财”，气得中山给身在伦敦的吴稚晖写信诉苦，说自己革命十年了，募来募去，就募了四五万元，其他都是自己与哥哥倒贴呢，而且如果自己不革命，光行医就能致富呢，怎么着一年不挣它个万儿八千的？问题是现在已成了职业革命家，没时间自己挣钱了，所以革命经费就成了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牺牲问题，可参见电影《十月围城》。革命党人怀揣正义，自己不怕牺牲，更不怕牺牲别人，可是牺牲来牺牲去，老不成功，就没有耐心了，于是有些人喜欢上了暗杀活动，汪精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暗杀几个顽固派、当权派、皇族派，事情就好办了，由于炸弹有时候都是自己制造的“三无产品”，所以被唐德刚先生称作“咸鸭蛋”革命。

五大臣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遇上“咸鸭蛋”的。“蛋手”是革命党人吴樾，虽然不是组织让他干的，但是那时的革命党认为暗杀也是革命之一种，且流行无政府主义，不跟组织汇报，自己不吭声地就私自干去了。吴樾有一篇《暗杀时代》的文章，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而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⁶³⁾我们现在的一些史者，对于这种暗杀挺支持的，他们的立论在于，晚清政府的立宪是骗局，伪立宪，所以需要革命党人拿炸弹轰醒国人，免得被骗。问题是，老太后启动的晚清宪政固然不够彻底，但是要把它说成是骗局，也太情绪化与简单化了。而对于革命党来讲，也不是没有私心，比如汪精卫，早就散布一种担心：如果立宪取得成功，那么革命党夺取权力的希望就要落空，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破坏立宪。一句话，革命党更怕政府真立宪，真立宪，能忽悠大帮士民不说，这革命的神圣性、必要性、合法性就更不好扯了。

挨上“蛋”的是徐世昌与绍英。太后闻听之下，“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⁶⁴⁾立宪派本来同情革命党，这下也骂上了，出洋考察，事关中国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⁶⁵⁾不过徐世昌与绍英没死，最终死的却是吴樾本人，他怀揣炸弹冒充皂隶混上了五大臣专列，可是机车与车厢挂钩时的震动，竟把他的炸弹给引爆了，自己先当了烈士。而对大清来讲，炸伤几个大臣也得继续宪政啊，于是改派尚其亨和李盛铎替补，并下令设立考察政治馆专理出洋考察事宜，以示重视。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年底，五大臣分两批出发了。接受上次教训，一是分两起出发，二是不坐专车、属员人等一律免送！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夏天，历时半年、周游十四个国家的五大臣考察归来，汇报说外国的月亮确实圆。别说英法美德等大国了，就是比利时、荷兰、日本等小不点国家，也比咱圆啊！端方总结说：外国没咱地多，没咱人多，但是比咱富强得多，什么原因呢？“非论者之言所能尽也”。但是，根据我们“悉心观察”，国之富强，不在外交水平，而在内政，而内政水平，不必问他，“但问其政体之为何而可以判之矣”。⁽⁶⁶⁾一句话，制度决定一切。

五大臣的结论很好，但是国内还有大量的爱国贼啊。他们说，“立宪利汉不利满”，“有百害而无一利”，若果真实行了，“行将不利君，不利国，不利官，而民气日嚣”。⁽⁶⁷⁾一句话，立宪只利人民，而利人民的事儿，咱是不能干的，咱们都是官嘛。你别说，这些言论一出台，还真能影响官心，都是既得利益者嘛，于是原先一些赞同立宪的官员也改变了风向，又不赞成了。出国前就“极愿归国有所建白”的五大臣之一载泽一看风向变了，愤怒，遂单独上了一个密折。别小看载泽，他是光绪皇帝的姐夫、太后的大侄女婿，方家园桂爷家的那大妞，嫁的就是他。他在密折中说，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具体说来，至少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当然了，虽然有利，也不能立得那么快，要慢些来，稳定第一嘛。他给太后出的主意是：“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⁶⁸⁾太后对立宪并无成见，她的基本原则本是：“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可剃，四曰典礼不可废。”⁽⁶⁹⁾现在又听说立宪还可以预备，挺好的，遂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颁发《宣示预备立宪谕》，表明政府预备立宪了，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因此“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⁷⁰⁾

有关立宪，清政府内定了四大方针：一是十年或者十年之后才行立宪；二是立宪大体要效法日本；三是废现制之督抚，这些督抚权太大了，还都被汉人掌了去，让新设督抚的权限相当于日本的府县知事，其财政、军事权悉收归中央。四是中央政府组织，略与现在的日本相当。

现在我们看看，四大方针指导下，清政府是如何“粗具”立宪规模的：

之一：改之前的督办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改之前的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宪政编查馆并入会议政务处，会议政务处再并入内阁，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

之二：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命端方派员来京参议，派奕劻、瞿鸿禨等总司核定。

之三：派达寿使日、汪大变使英、于式枚使德，再次考察立宪事宜。

之四：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预备设立资政院事；命各省筹备设立咨议局，并预备设立各府县议事会；命各省设调查局，各部院设统计处。

之五：颁行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

之六：奕劻等奏呈宪法大纲及议院法选举法大纲、议院未开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

“粗具”的过程中，牵涉到诸多利益与权限之争。中央体制改革方面，就一个厘定官制问题，就让政府高层们斗得够呛！

清政府宣示“仿行宪政”的次日即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着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戴鸿慈及袁世凯共同拟制厘定中央官制的方案。袁世凯不傻，厘定的过程中，就发现那帮皇族既排汉还想取消督抚原先的军政大权。于是大家就斗上了，除了满汉之争、中央与地方权利之争外，还有部门之争、个人之争等等。

有些部门和特权似乎是不准许动甚至不准许议的，厘定官制过程中有五大禁区：军机处不议，内务府不议，八旗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不议。军机处与翰林院不说，单说内务府、八旗与太监，前两项全是皇家宗室，后一项全是皇家秘书，他们成群的跑到太后前面哭诉，折腾得太后吃不好睡不好，甚至想到了自杀，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⁷¹⁾所以我们一定要体谅领导的难处，因为于国于民有利了，于领导家眷、子女、秘书就不利了。让领导大义灭亲，怎么可能呢？结果就是诸多部门不动：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均仍旧。其他部门也不过是摆设、裁并加改名罢了：巡警部改民政部；户部改度支部，将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大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兵部改陆军部，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刑部改法部；大理寺改大理院；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改理藩部；增设邮传部。除外务部设总理大臣一员，会办大臣二员（其一兼尚书）外；各部均设尚书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改为给事中。最后，主要权力部门军机处与各部大员名单公布如下：

军机处：奕劻、世续、瞿鸿禨。

各部：外务部，大臣奕劻，尚书瞿鸿禨；度支部尚书溥颋；吏部尚书鹿传霖；礼部尚书溥良；陆军部尚书铁良；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理藩部尚书寿耆；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工商部尚书载振；法部尚书戴鸿慈。

上列一处十一部，总共出现大员十三人，满七人，汉四人，蒙古一人，汉军旗一人。原先每部六堂官满汉平列，满三汉三（旧例尚书二员，满汉各一，侍郎四员，满汉各二）。现在打破满汉界线了，说是择贤而立呢，贤的结果，汉人反而占下风了。

梁启超认为，汉人政治能力优于满人，如果真搞政治上的自由竞争，汉满竞争谁优谁劣，不问自明。问题是人家就这么无耻，人无耻则无敌，你能怎么地？满洲皇族甚至把排汉当作了首要目标，刚毅居然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⁷²⁾的短信四处散发，满汉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

荣庆斗张百熙，把他斗走，自己做了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估计他知道，百年之计，在于愚民，所以愣是抓住了教育权。

奕劻斗瞿鸿禨，本来瞿快把奕劻斗败了，太后说要把奕劻赶出军机处呢。可能是太得意了，瞿一回家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夫人，夫人呢，告诉了汪康年的夫人，汪康年的夫人再告其老公，她老公再往外传，终于传到了《泰晤士报》驻北平记者莫理逊那里，于是《泰晤士报》就把它当消息发了。汪康年乃瞿的门生，而且是个维新党，在北京办《京报》，时不时的在报上讽刺一下奕劻与他的儿子载振。因为载振喜欢上了一个小戏子杨翠喜，段芝贵为了当黑龙江将军，就把杨姑娘买了过来，当作糖衣肉弹送给了载振，事发，舆论大哗，太后更是当面骂奕劻：“如是欺蔽朝廷，不如用麻索缢死我母子为佳！”吓得庆王光剩下叩头的份儿了，等抬起头，发现两宫早已退入寝殿了。⁽⁷³⁾于是载振赶紧问计于袁世凯，最后不但把那肉弹退了回去，还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奕劻怀疑这一切都是瞿搞的鬼，你拿生活作风、贪污受贿治我，我就拿政治问题回报你，我告你暗通报馆——当然是《京报》，而且还是维新党人的报纸，里通外国——外国记者莫理逊与外国报纸《泰晤士报》。这两点正好戳住了老佛爷的心病，她现在就恨维新党和洋人，于是乎，瞿鸿禨就被赶回家了。

铁良斗袁世凯。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搞得天津很模范，小站练的兵也很神。政府让袁世凯训练一些旗兵，袁世凯还奏请让满洲亲贵铁良担任京旗练兵冀长，可是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后，袁世凯发现，铁良已在排挤他了。彰德秋操，算是大清军事西化后的第一次军事大阅兵，铁、袁虽同为阅兵大臣，但袁的权与能遭到了满洲亲贵的一致敌视。袁世凯感觉不妙，奏请开缺了自己的一些兼职，同时奏请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归铁良统帅，自己只留两镇。当然镇里的骨干将领还都是北洋系的，不过从表面上看，袁已没有那么威风了。满人夺了袁的军权，再夺袁的政权。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被调入了军机处，离开了直隶，相当于老虎离了山。除此之外，铁良还想弄个满洲的贵胄学校，专门培养高级军事将领。他认为，汉人再多，无非是当兵的多，捱不住高级军官都是我们满洲的。主意不错，但实践上不行。因为满洲子弟的才华净集中到逗鸟抽大烟、遛狗捧戏子等方面了，这一偏好放和平时期尚可，革命时期则不行，因为外面都是要命的主，所以铁良进一步的排汉计划遭遇失败。

至于地方上的体制改革，政府做得还算不错，试行地方自治。谕令由东三省首先实行，直隶、江苏择地试办，俟有成效，限十五年内全国推广。

虽然预备立宪的诚意不够，但真能做下来也算不错。而且，自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党人就高兴上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加拿大创设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侵入后，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扶救皇上的大好时机，遂组织自力军起事，更有其他战略计划，但由于力量不够、经费不足、领导素质等问题失败。虽然他们自己也搞武装斗争，但是认为自己是在救主，与革命党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们反对革命，认为革命“有流血之惨”，会“引起分裂”云云。为了响应政府的预备立宪之谕，光绪三十二年（1906）康有为以保皇会总头领名义，在纽约出版的《中国维新报》上发表文章，除了一贯吹嘘自己首倡变法，全力保皇的奇功异勋外，还主观臆断地指出，清政府主张立宪，说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怨恨已经释然，故今后无须再行保皇，而应转向推动立宪，并异想天开地准备回国与清政府合作，因此他通知保皇会全体会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元旦，举行大庆典，祝贺保皇会大功告成。康有为傻高兴的同时，梁启超提醒他，国内也有立宪派，且声望很高，比如由郑孝胥担任会长，江浙绅商中颇有声望的张謇、汤寿潜担任副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在国内那可是响当当的，我们应该把保皇会改为帝国立宪会，在政治上拉拢国内立宪派并与其合流，在内地多设分会，多办报纸，逐渐扩大自身影响。康有为同意了。

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日本组织了一个政闻社，发表一篇宣言，列出政闻社的四大纲：第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第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第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第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虽然康梁也开倡立宪了，但是一者由于西太后对康梁的仇视；二者由于袁世凯、张之洞等大员对康梁不断攻击他们的耿耿于怀；三者由于康梁曾经的“保皇帝不保太后，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主张；四者由于太后改革也得我来改、尔们算什么东西的脾性。总之，从西太后到汉族大员再到满洲亲贵，都拿康梁当最大的敌人。典型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知道若按了康梁的路走，这大清还能维持下去。更滑稽的是，革命党也拿康梁当敌人。⁽⁷⁴⁾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八（1907年7月17日），政闻社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革命党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人居然带着四百个打手前去打架了。害得梁启超跳楼逃跑，甚至有革命党人拿草鞋掷到了梁启超脸颊上。革命党人的意思是，中国应该速行革命，还立什么狗屁宪。革命党人的意思也许是对的，但是再对，也不能用武斗的方式强迫其他党派认同，何况你的意思根本不对呢？立宪党认为：“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⁷⁵⁾

梁启超挨了革命党的鞋子却并不气馁。不管如何吧，他要继续工作，派社员回国活动，联络国内立宪派，组织演说与请愿，起劲地忽悠立宪。

革命党呢，直接认为清政府的立宪根本就是愚民，心中自有自己的计划。光绪三十二年（1906），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共同拟制了指导各地举行反清起义的文件《革命方略》，明确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思路，那就是组织国民军，推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至于建国程序，分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一句话，逐步从军政过渡到宪政。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革命党起事如下，可谓是屡仆屡起：萍浏之役、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之役、安庆之役、钦廉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及申河口之役，总计七次。

一边是立宪派的起哄，一边是革命党的炮轰，清政府招架不住了，终于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可是看了大纲内容与立宪日程表，有些人表示失望。

一者，立宪预备期太长。九年，黄花菜都凉了。革命党叫唤要速速革命呢，你改个革却要九年的启动期（其实革命党的《建国方略》里也规定了从军政到宪政的过渡，一口吃个胖子一步走向共和那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后来做总统，要的是总统制，待老袁接了任，却逼人家内阁制）。九年当然是老太后的意思，而且这九年还是大家逼出来的，否则她想拖得更长呢。老太后搞改革，本身就是被逼的嘛，既然是被逼的，改起革来便能拖就拖，能装就装。老太后不傻，小学数学学得不懒，算计过呢，她现在已七十四岁了，九年之后，她就八十三岁了。民间俗语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到那时，自己一蹬玉腿儿上天了，你们随便折腾吧。不过老佛爷算得再妙，也没有算出，两个月后她就要蹬腿儿了，时间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1908年11月15日）。

二者，那立宪内容不够过瘾。关于君权，有这么一大堆：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敬；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经君上诏令批准者不能施行；君上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君上有高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议院不得干预；君上有统帅海陆军、调遣常备军、制定常备兵额及一切军事权，议院不得干预；君上有宣战、讲和、订立条约、派遣使臣、认受使臣等所有外事之权，议院不得干预；君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君上有赏爵及恩赦之权；君上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以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之；君上有命令权，唯已定之法律，不得以命令更改或废止；议院闭会时，遇紧急事，得以诏令代行之，至次年会期，再交国会妥议；皇室经费，由君上制定常额，由国库提支，议会不得置议；皇室大典，由君上督率皇族大臣与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看看这内容，这哪里是立宪限制君权嘛，干脆是立宪巩固君权了。当然君权也不是没一点限制，至少君上金口玉言、出口成法的无限制的绝对专制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若与日英比较起来，那就差得老鼻子了。日本的天皇，仅是名义上的神圣；英国的国王呢，仅是精神上的尊严。关于民权，也有一堆：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自由；臣民非按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害；臣民按照法律规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臣民规定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臣民皆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仔细考量这些内容，要是能真正实现也算不错。问题是老佛爷活到头了。历史给了她诸多机会，她却不给大清任何机会。她死的当口，把光绪也给拉走了，具体来讲，是在死前把光绪打发上路了，时间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1908年11月14日）。直到今天，光绪的死依然有不些不明不白，有说他是自然死亡，就他那病秧子，再加上终身受老佛爷虐待，能活多长呢？有说他是被袁世凯害死的；有说他是李莲英害死的；当然，更多的人相信，他是被老佛爷害死的。据起居注官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皇帝体气健实，并没什么病。有小人跟老佛爷汇报说，皇上听说太后数天拉肚子不停，“有喜色”，于是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⁷⁶⁾于是皇帝就死了。第二天，太后才心满意足地死去。

太后临死前，又把爪子伸到了自己妹妹家。上次要的光绪是妹妹的儿子，这回要的是妹妹的孙子——光绪之弟载沣的儿子溥仪，年号宣统。溥仪做皇帝，他爹做监国摄政。立宪派闻而窃喜，载沣肯定会继承哥哥的遗志，把改革深入下去；还会给哥哥报仇，弄死那袁世凯。结果，载沣没有弄死袁世凯，以足疾为由让他开缺回籍了。有说是心太软，有说是没那胆。心太软是可能的，没那胆也是可能的，因为北洋六镇的骨干全是袁世凯的北洋系，他们要是也起事，就不好收摊了，于是袁世凯好好地回家了。袁世凯一回家，立宪派就伸着脖子掂着脚跟，巴望着载沣在立宪路上步子再大一点，速度再快一点，比如给戊戌变法平反，补恤维新烈士，重新起用维新党人什么的。康有为上书摄政王，在神童弟子梁启超的教唆下，不惜继续说假话（光绪死前康有为不承认围园密谋还可以解释为保全皇上，皇上太后都死了，就没有否认的必要了，但是梁启超认为假话还得说下去，康听了徒弟的），解释前怨，瞻望未来。问题是，摄政王虽然是光绪的亲弟弟，但更是老佛爷的政治接班人，血缘亲情与伦理政治，他都没法触动，所以他不搭理立宪派。更要命的是，他所谓的立宪，比老佛爷还唬弄人。立宪派像多情女人对摄政王张望的当口，革命党继续起事，从宣统继位到武昌起义前，又革命几次：熊成基安庆发难；广州新军叛乱；汪精卫谋刺载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

一边是致命的多情，一边是致命的夺情，两边夹攻之下，载沣的立宪动作启动了：

之一：下旨，谕旨由军机大臣署名，仿照立宪国总理负责制。

之二：下旨，宣示决行立宪，成立资政院，并各省成立咨议局，各省城及通商口岸成立审判厅。

之三：开缺一个奏阻宪政的陕甘总督升允和一个玩误宪政筹备的甘肃布政使毛庆蕃。

之四：由自家人总揽所有军权：编禁卫军，由摄政王载沣亲统，由载沣七弟载涛等人专司训练大臣；派肃亲王善耆、振国公载泽、自己的六弟载洵等人筹备海军，载洵做海军大臣；设立军咨府（相当于日本的参谋部），以载涛为军咨大臣（相当于参谋总长）。一家三兄弟，一个摄政王兼摄大元帅亲统禁卫军，一个海军总长，一个参谋总长。别怪他们，这应该是正常而明智的选择：一则，这是德国那边教的，军权要握在自己手中；二则，中国的历史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三则，袁世凯之后中国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就是军权不专的后果！

与此同时，梁启超挥动自己的笔杆子，给政府立宪出谋划策。同时，立宪党人的线下活动一浪高过一浪，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全国大请愿，请政府早开国会，早立责任政府，从速立宪。请愿的结果，政府下诏缩短了立宪筹备期，准备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国会召开前，先厘定官制，设立内阁。宣统三年（1911），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度支大臣镇国公载泽；学部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法部大臣绍昌；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

立宪党人一看名单，傻眼，皇家明摆着是逗你玩嘛，十三位国务大臣，汉四满八蒙一。满八中，皇族又占了五个，这分明是皇族内阁嘛，于是立宪党人又开始鼓噪了：皇族内阁不符君主立宪国公例，要另组内阁云云。可惜历史老人的耐心已到了尽头，武昌起义要爆发了，爱新觉罗家就要谢幕了……老太后泉下有知，不知如何评论她们家的这三次改革？

改来改去，改没了。原因何在哉？

改革诚意不够？是的。清政府何时有过诚意？

改革内容有限？是的。用杨小凯先生的术语概括：后发劣势。放着现成的经验你不学，放着现成的阳光大道你不走，非要大清特色，非要下河摸石头，不摸空才怪呢！

改革时机有误？是的。常言说：不见棺材不落泪，可晚清的统治者见了棺材还不落泪，因为他们的智商决定了他们不知道棺材是啥样，棺材来了也看不到！

人多民傻？是的。既缺少理性精神，还缺少妥协意识（西方哲人言，妥协是政治的灵魂），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跟饿死鬼转世似的，具有强烈的饥饿后遗症，妄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一步登天。否则梁启超也用不着“全国皆我敌”，“挑战四万万群盲”了。更要命的是，挑战的结果，不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导向，不是精英文化在人民大众中的普及与提高，而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导向，人民大众对精英人物的糟蹋。(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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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赫德著，傅曾仁等译：《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页。

(2) 同上，第310、311页。

(3) 同上，第428—429页。

(4)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14·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29—430页。

(5) 孙良珠：《曾国藩全传：从社会底层到晚清名臣》，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7页。

(6) 董蔡时：《曾国藩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

(7) 常桦，刘如江：《历史的江湖：品悟中国历史上的谋臣》，长征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8) 魏寅：《魏源传略》，光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

(9)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选自《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10)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11) 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277页。

(12) 马克锋：《文化思潮与近代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13) 张之洞：《劝学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14) 张之洞：《劝学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15) 郑观应：《盛世危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6) 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页。

(17)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2页。

(18)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3页。

(19)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5页。

(20) 同上，第27—28页。

(21) 同上，第28—29页。

(22) 同上，第30页。

(23) 同上，第30—31页。

(24)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25) 同上，第33页。

(26) 同上，第37页。

(27) 同上。

(28) 同上，第38—39页。

(29)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50页。

(30)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运·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2页。

(31) 德龄公主：《紫禁城的黄昏：德龄公主回忆录》，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32) 同上，第38页。

(33) 德龄公主：《紫禁城的黄昏：德龄公主回忆录》，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34) 同上，第74—75页。

(35) 同上，第75—76页。

(36) 同上，第125—126页。

(37) 同上，第126页。

(38) 同上，第126页。

(3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页。

(40) （英）肯德：《中国铁路发展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页。

(41) 萧一山：《清代通史·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5—636页。

(42) 同上，第637页。

(43) 萧一山：《清代通史·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7页。

(44)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19页。

(45) 同上，第627页。

(46) 同上，第491页。

(47) 曾纪泽：《使西日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1页。

(48) 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32·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5—76页。

(49) 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

(50) 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51)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选自《中华野史·卷十一·清朝卷·中》，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71页。

(5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53)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版，第369页。

(54) 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选自《中华野史·卷十一·清朝卷·中》，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8—9799页。

(55)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76页。

(56) 同上，第129页。

(57) 汪松涛：《梁启超诗词全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58)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2页。

(5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18页。

(60) 同上，第461页。

(61)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页。

(62)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63) 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全一卷·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

(64)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

(65)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66) 夏新华，胡旭晟：《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67)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68) 夏新华，胡旭晟：《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69)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70)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

(71) 陶湘：《齐东野语》，选自《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

(72)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选自《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7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9页。

(74) 王笛：《街头政治》，选自《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8页。

(75)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08页。

(76)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