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语的起源以及影响

语言真正的有机组织一旦形成，便牢固地、无法取消地与语言合为一体，从拉丁语派生的诸语言能够保持住纯粹的语法结构正是得益于此。为了能正确地评价这些语言在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依我之见，首先需要受到重视的情况是：仅从语法形式来看的话，已经解体的罗马语在重新恢复的过程中并未受到任何其他语言的材料的重大影响。虽在一些国家里兴起了新的方言，但这些国家的始源语言似乎与这些新的方言毫不相干。巴斯克语的情况无疑是这样，而原先在高卢地区使用的那些语言很可能也是如此。外来的移民部落，大部分是日耳曼人的部落或与日耳曼人有亲缘关系的其他部落，给罗马语的变革带来了大批的词语；但他们几乎没有在语法上给新兴的方言留下任何重要的踪迹。哪个民族都不会轻易去改造自己的语言形式，而一般总是把思想注入这些语言形式里。因此，那些新语言的语法从根本上来说使用的仍然是已经解体的罗马语的语法，只是有关这种解体和衰落的原因我们必须到更早的年代，而不是到罗马语已明显形成的时期去寻找。早在罗马帝国实力十分强大的年代，外省人说的罗马语就与拉丁姆地区和帝国首都的居民说的罗马语各不相同。甚至在罗马民族最早的那些居住地，民间的通俗语言也会带有某些在正规的罗马语衰落之后才普遍显露出来的特点。这样，自然就出现了如偏离标准的发音、误用语法的结构这样的现象；此外还可能已经采用助词来简化语法形式，而正规的标准语不会认可这样的做法或只把它们视作例外。由于罗马帝国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正规的罗马语显然已渐渐失去文学和用于正式场合的口头表述这两大支撑，此时，民间拉丁语的特点必然占据优势地位。^〔13〕随着外省与帝国中心地区的关系变得越松散，外省罗马语的衰变就越加剧。

外来移民最终把这双重的衰落推向顶点。此时出现的并不是一种曾经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只是在退化，而是它最基本的形式也被抛弃和毁坏，并且还常常被误解；与此同时，能够维持言语统一性的一些新手段却也在强制推行，这些新手段虽然是取材于以往存储下来的语言成分和形式，但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已面目全非。

走上衰亡之路的罗马语虽然经历着这些变化，但仍然保持住了它结构的基本原则，即对事物的概念和关系的概念加以严格的区分，并想方设法为这两类概念制定出专门的表达方式；这一原则依靠千百年来的习惯，已深深地在民众的感情中扎根。在语言的每一个残骸中都留下了它的印记，即使各个民族并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它，它也不会因此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各个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揭示、解释这个原则和用它来对语言进行重建。相同语言知觉的一般本质使得语言结构在经过新的改造后仍出现同形性，其次，母语也尽量在语法上始终保持着统一性，所以，分布在相距甚远的不同国土上的各种罗马语所采用的方法却一直相同，甚至常常还显示出细节上令人吃惊的一致性，这个现象就是出自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衰落的是各种具体的语言形式，而不是那种将古老的精神贯彻到新改造过的结构中去的语言形式。

介词在现代各种罗马语中取代了格的位置，但这个情况同在一种只有小品词做拼合之用的语言里用一个词来标示格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虽然这个词原来的指物意义可能已经失去了，但它却不能单纯表达一种关系，因为整个语言并未特地形成这样的表达方式，它的结构不是源自一种内在的、对精确区分词类提出强烈要求的语言观，再说民族的精神也并未以这种语言观为出发点去领会语言的各种构建方式。恰恰就是最后这种情况出现在罗马语里。介词构成了一个由这样的关系合成的整体，其中的每个介词都按照自己的意义要求有一个与它们匹配的格；只有与格联合起来这些介词才能表示出关系。这种绝妙的一致关系却没有被那些已经衰变的罗马语继承下去。但是，这些语言感到有必要承认介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这就使介词的真正意义并没有一同泯灭。这个看法绝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估计。在这种语言的整个构造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具体的形式上虽说有许多漏洞，但在整体上仍很注重形式，就这些语言遵循的原则来看，它们作为一种屈折型语言丝毫不比它们的始源语言逊色。动词的使用也是做法相同。无论动词的形式有多么不完善，动词所依靠的综合确立的力量却始终是同一股力量，因为这种语言已经把它与名词的区分不可磨灭地定了型。在很多情况下，始源语言没有为代词提供独立的表达方式，被用来做替补的代词在感觉上与代词这个词类的真正概念是相吻合的。在动词的人称缺乏表示形式的那些语言里，代词被作为事物的概念置于动词之前，而在源自拉丁语的派生语言里，代词在概念上真正只是分离出来的、占据另一位置的人称。其原因是，这些语言继承了拉丁语中动词与人称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通过几个遗留下来的结尾音将此显示出来。总的看来，与所有的屈折型语言一样，这些语言中代词的替代功能也格外显著，由于这种替代功能有助于形成对关系代词的纯正观念，从而使这些语言能够正确地使用关系代词，所以，这种现象到处都被沿用。已毁坏的形式被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来，但包含在它之中的精神依然浮现在新构的形式上，这些都证明，语法上已真正高度发展的语系所拥有的生命原则以难以摧毁的方式在延续下去。

在对改造过的材料加工处理问题上，源自拉丁语的派生语言从整体上来看保持着一种同形性，但每一种语言都按照自己具有个性的观念以一个特殊的原则为基础。语言的使用需要无数具体的细节，这些具体的细节无论在什么地方和怎样被说出来，正如我在上文中一再说明的那样，都必须连为一个统一体；但语言已把自己的根分布在人类精神的每条经络之中，因此，这个统一体也只能是带有个性的。只有一个统一体的原则发生了变化，一个民族的精神形成了某种新的观念，一种新的语言才会成为现实。当一个民族开始经历对语言产生巨大影响的变革，这个民族就必须通过塑造新的形式来概括已改变的成分或新出现的成分。前面我们已讲到，在各民族的生活中都有这样一个时刻：各个民族一时间清楚地意识到在不依赖外部语言使用的情况下，可以运用语言来构成一个整体思想和一种整体感觉。要是真正从实质上来看，从最终实现的圆满结局来看，一种文学的诞生事实上完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源头是被隐隐约约感觉到的一种本能，但即便如此，在文学诞生的初始阶段，也总是会出现一种独特的飞跃，一种由内部发出的、企盼语言的形式与精神个性的形式协力合作的强烈愿望，从中反照出了语言形式和精神形式两者真正和精纯的自然本质，实际上，两者协力合作的目标无非就是反照出它们具有的自然本质。这一强烈愿望的发展道路会成为一个民族一直延续到它的语言衰亡为止的思想历程。它可以说是使语言形成一个统一体的第二种更高层次上的联结方式。至于这个方式和外部的技术形式构建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在上文中讨论语言的特点时已作了详细阐述。

在从罗马语到由它派生出来的那些新语言的过渡中，这两种语言的处理方式显示出很大的区别。有两种新语言，列托—罗马语和达科—罗马语，没有继承科学的语言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技术形式比其他的罗马语落后。而恰恰相反，达科—罗马语保留了始源语言的大多数屈折形式，此外还在这些屈折形式的处理方面接近意大利语。以上那种缺陷完全是由一些外部情况造成的，即缺少环境和条件来激发起将语言用于更高远的目标的那种飞跃。

再看一个类似的例子，也无可非议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从已衰落的古希腊语中并没有通过一种新的特性产生出一种新的语言。否则现代希腊语的构造会在诸多方面十分类似各种罗马语。这些语言对结构形式的改造大部分是在语言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完成的，况且两种始源语言的语法具有相同的特点；这就会使现代希腊语与各种罗马语的相似性很容易得到解释，但结果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反而显得更加突出。希腊作为属于一个走向衰落由于异邦民族迁徙而饱受欺凌的帝国的省份，它没有能够获得走向繁荣兴旺的腾飞力量，而在西方国家，正是这种力量使内部和外部环境的重新建设充满了生机和活力。随着新型社会机构的建立，这些国家完全摆脱了内部已崩溃瓦解的国家政体，并通过一些强悍的异邦部族的迁入而加强了实力，所以，西方各民族在民族精神和民族特点的一切活动领域里都必须开辟出新的道路。此时应运而生的社会新形态把宗教知觉、战争知觉、诗歌知觉统统结合在一起，它们的结合对语言施加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民族随之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充满青春气息的诗歌创作时期，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与远古时代曾出现过的某个时期类似，只是我们对此无法得知而已。

近代西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学所具有的特性完全可以与派生出它们的始源语言比美，这些国家的语言和文学能够兴盛，无疑也应归因于上述外部历史境况的巨变。但按照我的看法，此外还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我在前面（第CCCIV页）（此为原文页码——译者注）曾简短地提到过，由于它与语言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所以必须把它纳入这里的讨论范围。罗马语当时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深刻、剧烈的骤变，这是希腊语无法与之相比的。罗马语的改变好比一场真正的毁灭，而希腊语中出现的变化只限于一些歪曲窜改和形式解体的情况。这个例子让我们大家看到，一种形式丰富的语言向一种形式贫乏的语言过渡的可能性有两种：一种可能是某种有高度艺术性的语言结构瓦解了，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却又不太完善；另一种可能则是某种趋于衰退的语言被添上一次次重又愈合的创伤，而在此情况下并未创造出任何簇新的语言，陈旧的语言依然还在，只是令人遗憾地走了样。软弱无能的希腊王朝却能长期维持统治地位，因此，希腊古老的语言也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它犹如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又是一种永远为人们恪守的规范。直到最近，人们在尝试提高和净化现代希腊语时所采取的方法总还是尽量要参照古希腊语的典范，也再没有别的例子比这个事实更能为现代希腊语与各罗马语之间的区别提供有说服力的佐证了。即便一个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也绝不会想到采取如此做法的可能性。事实上，罗马民族已经的确感到自己走上了新路，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感给他们增添了勇气，使他们努力去拓宽这条道路并让它朝着与他们精神个性一致的方向通往目的地，因为倒退是没有可能的。换个角度来看，现代希腊语正是基于上述差别才处于一个有利的局面。不同的语言中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有些语言在内在的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就像是同一语系中有亲缘关系的语言；还有一些语言则是在其他语言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崩溃后留下的废墟之上形成的。第一类语言没有遇到过巨大变革和外族语言的大量掺杂，从它们的每个表达、每个词或者形式都能追溯到一个深不可测的根源。因为，这些语言绝大部分仍保存着这样深邃的基础。只有这些语言才能有自豪感和自我满足感，具有可在自身范围内得到证明的一致性。如新的罗马语那样的一些派生语言显然情况就与此不同。一方面，它们依靠的基础完全是一种已死亡的语言；而另一方面，还把基础建立在某些外族语言之上。如果要对这些派生语言里各种表达追根寻源的话，可以发现，所有这些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通过少数几个中介形态通往本族民众根本不了解的一个陌生领域。甚至在外来语成分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混入的语法部分中，即使形式构造的一致性的确是存在的话，就必须在属于外族人的始源语言中寻找依据，才能对形式构造的一致性作出解释。所以，要深入了解这些语言，乃至每一种这样的派生语言里所有成分内在的和谐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仅仅通过这些语言本身是远远做不到的；只有获得讲这些语言的民族本身难以到手的材料，才能全面了解这些语言。想要探讨以上两种类型的语言的话，都必须追溯到早先的语言上去。然而，若是进行一下比较，大家便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两类语言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区别：拉丁语无法作出的自我解释要到梵语中去寻找根源，而法语无法作出的自我解释则要到拉丁语中去寻找根源。在后一种情况下，语言形态的改变显然更多是掺杂了由于外部影响引起的任意做法。自然的类推过程即使是又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但也会以外部的影响为前提。现代希腊语所处的境况同我们这里所描述的那些罗马语的情形全然不同，或者只有微不足道的相似之处，原因恰恰在于现代希腊语事实上并没有成为一种真正的新语言。希腊语在时间的进程中一直能够防止混入外来语，因为在希腊语里，这些外来语并不像在罗马语里那样已深深地渗透到语言真正的生命之中，只有少数情况属于例外。现代希腊语的真正基干——古希腊语，绝不会令希腊人民感到陌生。这个民族尽管在思想上不再能把握古希腊语那种有高度艺术性的整体结构，但他们肯定还能够辨认出古希腊语里的绝大多数成分仍然包含在他们现在的语言之中。

对于理解语言的自然本质来说，刚才指出的区别无疑十分重要。这种区别对民族的精神和特点是否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呢？对这个问题似乎还存在着疑问。反对者的意见可以提出充分理由强调：任何一项超出了语言现状的界线而进行的考察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都是陌生的，一种只是在有机组织上自成一体的语言所作出的自我解释因此对于本民族来说是毫无成效的。再说，一种从另一语言中衍生出来的语言，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但如果已走过了千百年的历程，那么就会因此而形成一种对这个民族有着充分影响的一致性。人们的确可以持这样的看法：在那些被我们看作始源语言的早期语言当中，有的语言是以与那些罗马语相似的方式形成的，尽管我们通过细致、精确的分析或许很快就会感觉到，仅仅停留于这些语言本身的范围实在难以对它们作出解释。但有目共睹的是，在神奥的心灵塑造过程和精神个性的继承过程中，由音构成的组织为一方与思想和感觉组成的整体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比强有力的内在联系。因此，就不能不考虑以下情况：首先，感觉和信念是否连绵不断地注入相同的一些语音之中，并把自身的内容和热量输送给它们；再就是，这一系列自成体系的效果和原因是否遇到了强大的干扰。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一致性却也在形成，可见时间对语言受到的创伤要比对人类的情感创伤更具有治愈的力量。然而不能忘记的是：这种一致性只能是逐步逐步地重新形成的；在这种一致性尚未定型的时候，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一代代人本身也作为发挥着作用的原因而成为种种关键因素中的一个。因此，一个民族是说一种在自身基础上独立发展而成的语言，还是说一种只是在有机组织上继续发展着的语言？这些情况在我看来，对于精神的深刻程度、感觉的真挚程度以及信念的有力程度来说，是不会毫无影响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在论述属于以上第二种情况的民族时，就不能不关注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民族是否能够采用别的方法重新建立起受他们语言的影响而被破坏的自身平衡并达到何种成功程度，他们是否已在克服不容否认的缺陷之时形成了一种新的优点并采取何种有效方式？

注释

〔1〕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柏林科学院的一次学科会议上所宣读的论文里，曾就我们所熟悉的美洲语言的语法问题作出了解答的尝试。

〔2〕　我在这里尝试着扩展霍顿［《摩努法典》（Manu）第I部分，第329页］提出的观点，是因为我不揣冒昧地认为，这位杰出的学者本人或许也会这么去做，假如他不是在有关的地方去作词源的推测，而是从逻辑上去确定中动态和被动态的话。其原因是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gehen（走）这个概念恰恰与被动态的概念并没有什么一致性，只有在它与中动态的结合中被视为一种werden（“生成”）的情况下，才与被动态的概念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同之处。从霍顿引用的例子来看，在这种werden（“生成”）与sein（“存在”、“是”）形成对立的兴都斯坦语中也能见到这种情况。在近代的一些语言中，缺乏像希腊语中的γνεσθαι、拉丁语中的fieri和德语中的werden这样的一个词，能够不需要任何隐喻方式就直接表达出转向sein（“存在”、“是”）的过渡；于是，这些语言便向gehen（“走”）这个形象的表达求助，似乎尽量要体现这个进程的目标，而更合理地将其理解为“到来”：diventare，divenire，devenir，to become。故而，即使上述辞源解释被断定为是正确的，梵文中被动态的主要力量也是靠中动态变位（Atmanêpadam变位形式）体现出来的，这种中动态变位与gehen（“走”）的结合首先把gehen（“走”）以一种与自己本身有关的方式表示为一种内部的、对外部毫无影响的变化。由此看来有一个情况不会不引起注意，也许可以成为霍顿为自己辩护的依据，即增强性派生动词只有在Atmanêpadam这种中动态变位形式中才带有中间音节ya，这种情况说明ya与这种变位形式有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初看上去就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在被动态中，还是在增强性派生动词中，ya在不区分类别的那些一般时态里全无影踪。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个新的依据，证明被动态是从第四类动词的中动态发展而来的，也证明梵文主要沿循的是形式上的发展道路，不愿让源自此类动词的标记音节超出原定范围使用。不管具有哪种意义，愿望动词中的sy都出现在那些一般时态的形式中，并因为与动词类别的时态无关，所以也不受其限制。源于名词或形容词的派生动词可通过与一个y拼合而构成，表示要求、获取、效仿某个事物，gehen（“走”）的概念与这样的动词组合要比与被动态的组合自然得多。这个概念也会出现在因果动词中；印度语法家们认为这类动词的标记音节是i，而把ay看作是i在发音上的必要扩展，他们的这种观点或许不但不应遭到非议，而且应该为他们说明了相关的来源而得到赞同。［参看葆扑用拉丁文撰写的《梵文语法》（Bopp's Lat. Sanskrit-Gramm.），第142页，注233］。对十分有规律地构成的、源于名词或形容词的派生动词进行一下比较，定能对印度语法家们的观点提供比较充分的依据。在通过附加kâmy从名词派生出来的动词中，kâmy这个附加音节似乎是意为“热望”的kâma与意为“走”的i的复合，它本身也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独立的、源于名词的派生动词。如果允许作进一步推测的话，可以把愿望动词中的sy解释为走向一种状态，这个推测也可以用作第二将来时的辞源解释。葆扑［《论梵文的变位系统》（Ü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第29—33页，载《东方文学编年史》（Annals of oriental literature），第45—50页］首先以高度的洞察力和正确性对动词可能式与第二将来时的亲缘关系作了详细论证，他的论证与上述推测在看法上一致。带有标记音节sya和asya的、源于名词或形容词的派生动词看来是仿照愿望动词构成的。(www.xing528.com)

〔3〕　在此我赞同希腊语法家们提出的理论，在我看来，他们这方面的理论常常被没有道理地冷落了。按照这个理论，每个时态都是由三种时间中的任何一种与行动过程的三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结合而成。哈里斯在他所著的《海尔梅斯》（Hermes）中，莱茨在他那些可惜极其鲜为人知的学术论文中，都对这一理论作了出色的评介。沃尔夫还对三种不定过去时作出了精确的定义，并以此扩展了这个理论。动词是一个能量定语（不仅仅是性质定语）与sein（“是”）一起形成的聚结形式。能量定语中含有行动的阶段，sein（“是”）中含有时间的阶段。我认为，伯恩哈迪已对此作出了正确的解释和论证。

〔4〕　《墨西哥语言艺术》（Arte de lengua Mexicana），Mexico，1673，第6页。

〔5〕　由安东尼奥·德·洛斯·雷耶斯修士编写的《米斯特卡艺术》（Arte Mixteca）。

〔6〕　表面上看起来，在独立的代词coddé，即“我”，和相应的动词性标记que之间虽然存在着比较大的区别。但独立代词的第四格是qua；从coddé与指示代词oddé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人称的根音只是k这个音，而coddé是一个复合的形式。

〔7〕　得亏可敬的埃尔瓦斯刻苦地钻研，才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这种语言的资料。从美洲和西班牙被驱逐出境的耶稣会会士后来在意大利定居，埃尔瓦斯便产生了一个值得推崇的想法，他请这些曾经给美洲土著人当过传教士的耶稣会会士回忆那些土著人的语言，并记录下来。他汇总了他们提供的情况，并加以必要的整理，这样便形成了关于那些语言的一系列手写的语法书，其中一些资料是我们从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的。我在罗马担任公使时，曾经给我自己抄写过这套文集。在现任普鲁士驻罗马公使邦森先生的大力协助下，我又把这个抄本仔细地与埃尔瓦斯去世后存放在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的原稿进行了比较。关于亚卢拉语的情况是前耶稣会会士福尔纳里提供的。

〔8〕　卡洛斯·德·塔皮亚·森特诺，《瓦斯泰克语笔记》（Noticia de la lengua Huasteca），Mexico，1767，第18页。

〔9〕　我对这种语言的了解是通过埃尔瓦斯手写的语法书提供的情况。他撰写的这本语法书一部分取材于前耶稣会会士多明戈·罗德里格斯的叙述，一部分资料来源于由圣芳济会的教士加布里埃尔·德·斯·布埃纳文图拉出版的语法书（Mexico，1684）。这本书是他在罗马学院图书馆里找到的。我也曾在该图书馆寻找过这本语法书，却白费力气。它似乎已经丢失了。

〔10〕　阿德隆，《世界百科大全》（Mithridates），第III卷，第3编，第20页。不过，在此书中，神父并没有正确地辨别出代词来，所以德语的词汇未能正确地译出玛雅语的原文。

〔11〕　请见我写的“致阿贝尔—雷米萨先生函”（Lettre à Monsieur Abel-Rémusat）一文，第23页。

〔12〕　德米特里乌斯，《论雄辩术》（de elocutione），第11—13章。

〔13〕　有关这方面和整个这一段的内容，可参看迪芬巴赫关于当代各种罗马语书面语言的、极有阅读价值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