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词（首先只单独讨论它）与名词和其他在简单句中有可能出现的词类十分明显的区别是，只有动词能使综合性的确立行为成为语法功能。如同变格的名词那样，动词同样是在它的组成部分与主干词的融合中通过这样的行为产生的，但它保持了这种形式，这是为了在组句时拥有自己重新行使这种行为的职责和能力。因此在动词和简单句的其余词语之间存在着一个区别，这个区别禁止把那些词语与动词纳入同一个类别。句子中其余的词几乎就是一些死气沉沉地存在着和等待着联系的材料，只有动词是拥有生命和传播生命的中心点。正是通过这种相同的综合行为，它用sein（“是”）把表语与主语联系在一起，但却使这个sein（“是”）加上一个有活力的表语转变为一个行为附加在主语身上，也就是使只要在想像中可以产生联系的东西都成为实际的状态或者过程。人们不只想到闪电在击打，而是还想到闪电自己从天而降；人们不仅把精神和永恒之物作为可以产生联系的东西归并在一起，而且精神就是永恒的。思想，假如人们能用这样感性的表达来说的话，通过动词离开了它在内心的驻地而进入现实。
如果在此之中有着动词起区别作用的本质和它特有的功能的话，那么它在每种具体语言中的语法形态便必然会告知：这种表明特点的功能是否和如何在语言中表示出来？为了提出有关各种语言的特点和区别的一个概念，人们的习惯做法大致是罗列动词在这些语言中有多少时态、句式和变位，并枚举动词的各个种类等等。这里提到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有着它们不可辩驳的正确性。只是对于动词是整个语言的神经这个动词真正的本质，这些方面始终没有涉及。关键问题是：在一种语言的动词上，它的综合力量，也即动词之所以成为动词的功能，是否和如何表现出来？〔1〕而这个问题人们往往都没有涉足。采用这种方法，人们就还未足够地深入和返回到语言形成的真正内在动力，而只是停留于语言结构的表面现象，没有考虑到，这些表面现象只有通过同时阐明它们与那些存在于更深处的方向的联系才具有意义。
在梵语中，动词的联合力量体现在对这个词类的语法处理上，并绝对不留下任何欠缺之处，因为这是完全按照动词的本质来进行的。正如动词在这里所说的方面与简单句的其余词类具有本质上的区别那样，它在梵语中与名词也绝对没有共同点，而是两者完全彻底地独立存在。已有确定形式的名词虽然在一定情况下能构成派生动词，但这只是未加考虑名词特有的自然本质而把它当作根词来对待。它的词尾，也正是表明语法功能的部分，这时经历着多种变化。而且，一般除了动词变位的处理方式外，还增添一个音节或者字母，它在名词的概念上又补充一个行动的概念。这样的情况可直接在源自kâma（“要求”）的音节kâmy中看到。但假如其他类型的插入成分，如y、sy等，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话，那么，它们在形式上表达它们的动词性关系的方式是：在最基本的、由真正的根产生的动词那里——如果人们深入考察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就可以发现——同样以十分类似的方式落脚。名词没有这样的附加部分就能转变为动词的情况非常少见。但总的看来，名词彻底转变为动词的情况在这种比较古老的语言中很少出现。
其次要谈的是，动词按其在此所观察到的功能从来不以物体的方式静止地存在，而总是在一个具体的、受各方面限定的行为中出现，再说梵文也不允许它静止下来。梵文不像对待名词那样首先构成一个基本形式，然后把各种关系都附加在此基础之上，甚至梵文中的不定式也不具有动词的自然本质，也不是出自动词的某一个部分，而是一个明显的、从根本身派生出来的名词。这虽然可以称作是梵文的一个缺陷，它看上去真的是对不定式十分特殊的自然本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这只是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梵文是怎样努力把每个名词性质的现象与动词仔细地区分开来。名词是一个事物，作为这样的事物能够承接关系和接纳表示这种关系的符号。动词作为瞬息间便消失的行动则是众多关系的总体体现，并且以此真正地体现了梵文的特点。我在这里几乎不用说明，大家就可想而知，居然会没有人想到把梵文动词特有的时态分类音节相应地看作是名词的基本形式。假如把第四类和第十类动词除外的话，下面马上就会谈到它们这些情况，那么就只剩下带有或不带有插入鼻音的元音了，也就是说，可看到的只是附加在转变为动词形式的根之上的语音部分了。
最终应讨论的第三点是，正如一个词类的内在形态在所有语言中不直接用语音符号，而是通过语法形式所具有的象征性的语音统一体表示出来那样，也同样可以肯定地说，梵文动词形式的这样一种统一体要比名词形式凝结得紧密得多。我已经在前面指出过，名词在它的变化中从未像动词那样经常通过替换元音来增强一个词干元音。看上去梵文在名词中显然还容忍词干与后缀的区分，但已把动词中的这种区分彻底消灭了。除了人称词尾中的代词后缀是例外情况，动词构成中非单纯语音成分的意义也要比至少在构成名词的一些环节中的这种情况难发现得多。假如提出一个双重的原则作为从真正语法形式概念出发的（屈折型）语言和不完善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黏着型）语言的分水岭：从形式上构成一个具体的、完全不可变化的符号，或者将两个表示意义的概念只是紧紧地贴在一起，那么梵文中所有动词的形式极为明显是采用了前者。从这个过程来看，每一种具体关系的表示方式都不是同一个，而只是形式上有类比性，具体的情况——只保证一般的类比——尤其要按表示手段的和词干的语音来具体对待。正如我在上文中（第CLXVIII—CLXXI页）（此为原文码——译者注）讨论增音和重叠时已经提到的那样，所以各种具体的表示手段有着各种不同的、总是只适用于某些情况的特征。梵文用来创造出这么非凡的、形形色色的动词形式的手段之简便的确令人赞叹。这些各异的动词形式只有通过以下的方式才有可能被区分开来，即所有语音的变化是用多种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的，无论这些变化是单纯语音性质的还是带有表示性质的；并且在这些多种多样的结合中只有一种特别的结合形式被盖上了特殊变位的印记，这种变位情况之所以特殊也只是由于它在变位的模式表中占据这一位置，而且即使时间恰巧把它表示意义的语音给抹平的话，也仍然留有表示意义的作用。人称词尾、通过增音和重叠的象征性表示方式、可能只与声音有关并为指明动词类别而插入的语音，这些是组成动词形式的主要成分。除此以外只有两个音，i和s，它们在不只出自发音原因的地方必须表示出动词的种类、时态和语式。在我看来，这两个语音用语法方式表示了起初本身就有意义的词的一种特别精细和富有含义的用法，所以我在它们这里再多逗留片刻。
葆扑首先用极为高度的敏锐和无可辩驳的把握证明了第一将来时和通过多种形式的增音而构成的过去时的形式之一是由一个主干词和动词as［sein，（“是”）］组成的。霍顿以同样意味深长的方式相信在被动式的ya中发现了动词gehen（“走”“去”），即i或者yâ。即使在出现s或者sy的地方，哪怕动词的现在时as在它自己的变位中不像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时态中那样明显，也可以把这些音看作是来源于as，这点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葆扑认识到了。假如考虑到这点，并且同时集中i或者由i产生出来的语音在动词形式中看起来是具有意义的所有情况，这样，动词就显示出一些与我们上文中在名词那里发现的相似之处。正如代词在名词那里以不同的形态构成了屈折变化的种种情况，这里具有最普遍意义的两个动词也照此办理。根据这个意义和语音，在这种选择中透露出梵文的意图，即不是为了某两个动词性概念的真正结合才使用复合方式，就像其他语言通过增加概念thun（“干”）或者machen（“做”）来表示动词性质那样，而是只略微借助被复合动词的本身意义，通常用它的语音作为纯粹的标示手段来表示这个在话语中出现的具体形式应该归入动词的哪个范畴。gehen（“走”）可以用到概念的无数关系上去。朝着某个物体的运动可以从它起因的各种角度看成是任意的或者非任意的，可以看作一个主动的愿望或者被动的承受，而从效果的各种角度可以看作一种产生、实现等。从发音的角度来看，元音i恰恰是最适合充当基本后缀并且正好这样去扮演处于意义和象征之间的两性同体角色，以致前者此时完全黯然失色，即使语音也以它为出发点。其原因在于元音i本身在动词中就常常被用作混元音，它的谐音变化形式y和ay增加了形式构成中语音的多样化；a并不具备这种优点，u有着一个太为奇特而又有难度的语音，因而不适合经常用作非物质性的象征。动词sein（“是”）中的s虽然不能说是同一种情况，却也有着相似之处，因为有时也为发音而使用它，并按照在它之前的元音的标准变化它的语音。〔2〕
在各语言中，一种发展是怎样从另一种发展产生出来的，致使较早的发展因此而成为限定性的因素，这些发展的线索又是怎样卓越地在梵文中，尤其是在语音的形式上继续编织下去的，对此梵文语法的被动态是个引人注目的例证。按照正确的语法概念，这个动词类别始终只是主动态的一个相关形式，而且是主动态名副其实的逆转。但在发起者按照意义成了承受者的逆转同时，承受者按照语法形式倒成了动词的主语，并且发起者受它的统领。梵文被动态的语法形式构成却并没有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角度得到理解，在应该出现被动态的不定式的地方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然而，被动态同时也表示出对人的处理方式，表示出把他的活动排除在外的与他的内部关系。因为梵文在这里是直接想到了在动词的全部变位中把向外部的作用和在内部的经历相互分开，所以梵文在形式上也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被动式。也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些主要采取那种内部变位方式的动词类别导致了被动式的标记音节形成。但假如这时被动态的正确概念，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在意义和形式之间存在着的并且仍然没有消除的矛盾的一种统一方法，难以形成的话，被动态在与受到主语本身束缚的行为的联合中也就得不到恰当的理解，并几乎难以有别于众多的附加概念。在前一种关系中大家可以看到，有些语言，如马来族的各种语言和其中最意味深长的他加禄语，是如何努力地创造出一种被动式来。后一种关系会很清楚地表明，后来的梵文所理解的纯正概念，正如我们从它的著作里看到的那样，完全没有进入较早的语言形式。因为梵文没给被动态提供一个以同样形态或者类推法贯穿在所有时态中的表达形式，而把被动态与第四类动词联系起来；这样，被动态也就只在第四类动词范围内把此类动词的标记音节作为自己的特征标记，在不属于这些限制范围之内的形式中，梵文满足于不完善的表示方式。
现在回到我们主要论述的对象上来，在梵文中，对动词的聚结力量的感觉完全渗透了语言。在这种语言中，这一感觉给自己不仅创造了一个明确的表达方式，而且它恰恰是唯一合乎动词性质的表达方式，即一个纯粹象征性的表达，这是这种感觉的力度和活跃性的证明。因为我已在本文中多次指出，在语言形式清晰和活跃地出现在精神之中的地方，语言形式就会对在一般情况下主导着语言外表形成的外部发展产生影响和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并且不允许在已经开始的线索的继续延伸中形成其他代用品来代替纯正的形式。梵文在这里同时为我们提供了在这个问题上成功和失败的恰当例子。梵文十分纯正和明确地表达出了动词的功能，而在被动态的表示方式上因仅注重外部途径而走上了歧途。
内心中错误地判断了或者更多见的是没有完全承认动词的功能，因此而造成的最自然和最普遍后果之一是名词和动词之间的界限变模糊了。同一个词可作两种词类使用；每个名词都可盖上动词的印记；动词的标记更多地改变着概念，而不是表明功能的性质；时态和句式的标记伴随动词出现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与代词的联系是那样的松散，以至于被迫在代词和更多情况下是一个名词形式带有动词意义的这种所谓动词两者之间补入那个存在于精神中的动词sein（“是”）。由此而产生的结果自然是真正的动词性关系被转为名词性关系，并且这两种关系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相互转换。这里所说的一切也许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马来语系中这样高度集中地体现出来，这个语系一方面——除有少数情况例外——受汉语那样的无屈折变化之苦，而另一方面又不像汉语那样用蔑视态度拒绝语法形式，而是寻找着它，片面地实现着它，并使它在这种片面性中令人不可思议地多样化。语法家们通过整套动词变位全面贯彻的形式可以被确证为真正的名词性形式；虽然没有哪种语言能缺少动词，然而要是有人想在马来语中寻找着这个词类真正的表达方式的话，还是会感觉到它的缺乏。属于这种情况的还不只是全部结构都比其余语言更加简单的马六甲岛上的语言，而且还有像马来语那样形式十分丰富的他加禄语。令人惊奇的是，在爪哇语中，只要起始字母变成同类的另一个字母，名词和动词的形式就可以相互转化了。初看上去这似乎是一种真正象征性的表示方式。我在下面（第二卷）会说明，这些字母的变化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前缀被磨损的结果。只是在这里我不再花篇幅去细谈这个问题，因为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会专门有地方详细地讨论它。
在动词完全不具有标记或者只具有不太完整的标记来表示它的真正功能的语言中，动词就在一定程度上自动地与定语，也就是一个名词重合，标示思维内容已真正确立的动词随之必须——作为动词sein（“是”）——直接给主语和这个定语提供补充。在对一件事物只需赋予一种性质的地方省略动词的情况对于发展程度极高的一些语言来说也不陌生。这种情况尤其在梵语和拉丁语中经常出现，而在希腊语中却不多见。若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完善地构成的动词的话，这种情况同表示动词的特征无关，而只是构成句子的一种方式。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有一些在其结构中只能费劲地获得动词性表达的语言给这些结构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形式，并通过这个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结构纳入动词的结构。这样，在墨西哥语中“我爱”可以用ni-tlazotla，也可以用ni-tlazotla-ni来表达。前者是动词性代词与动词主干的结合，后者是与分词的结合，倘若墨西哥语中某些动词性形容词在它们具有主动、被动或者反身意义时，确实可以被考虑称作分词的话，尽管它们不含有行动过程的概念（即只有通过与三个时间阶段的结合才产生出真正时态的那个成分〔3〕）。贝当古在他的墨西哥语语法〔4〕中把以上墨西哥语的第二种形式看作表示习惯的时态。这虽然明显是个错误看法，因为这样的一个形式在动词中不可能是时态，而是所有时态的逐个变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贝当古对这个表达方式的意义比较明确的定义中倒是可以看出，这种表达完全是一个代词和一个名词与一个省略的动词sein（“是”）的结合。ich liebe（“我爱”）有着一个纯动词性的表达；ich bin ein Liebender（“我是一个爱慕者”）意为ich pflege zu lieben（“我一向爱”），确切地说不是动词性的形式，而是一个句子。但墨西哥语在某种程度上却把这种结构确定为动词，因为它在这种结构里面只允许使用动词性代词。它给动词附加上受动词统领的词：ni-te-tla-namaca-ni，ich（bin）ein jemandem etwas Verkaufender，意思是“我一向卖货、是商人”，墨西哥语通过这种方式把定语当成动词对待。
同样属于新西班牙的米斯特克语通过两种词类的位置区分不同的情况：哪里定语被表示为已经和名词相连和哪里只是通过动词性表达方式把定语赋予名词。在前一种情况中定语必须紧跟在名词后面，在后一种情况中必须位于名词之前：naha quadza，意为die böse Frau（“凶女人”），quadza naha，意为die Frau ist böse（“这女人很凶”）。〔5〕(www.xing528.com)
起聚结作用的sein（“是”）的表达无法直接进入在刚才提到的那些情况中完全可以缺乏这种表达的动词形式中去，这在相反情况下也会导致让这种表达完全物质性地在它不应以这种方式出现的地方出现。如果给一个真正的定语性动词er geht（“他走”）、er fliegt（“他飞”）添加上一个作为真正助动词的sein（“是”），er ist gehend, fliegend（“他是走着、飞着”），就属于这种情况。然而，这个解决办法其实不能将造就语言的精神救出窘境。因为这个助动词本身必须具有动词的形式，并且又只能是sein（“是”）与一个有充分活力的定语的结合，所以产生的始终只是同样的形式，区别仅仅在于，这种相同形式只固定于一个动词上，否则它就会在每个动词那里再现。对这样一个助动词的必要性的感觉也表明语言的形式，即使它不具备为动词真正的功能创造一个正确的表达方式的力量，确实曾经考虑到这个功能的概念。若举一个在各种语言中常出现的情况为例，这种情况有时出现在整个动词性结构中，有时出现在具体的变位形式中，这样做意义却并不大。相反，我想为讨论一个更有意思和比较少见的情况花费一些时间，即把助动词的功能［附加sein（“是”）］除了给动词本身外用同样的方式赋予另一个词类，即代词。
在靠卡萨纳雷和奥里诺科河下游居住的亚卢拉人的语言中，全部的动词变位以简单之极的方式通过代词与时态小品词的结合而成。这些结合本身构成动词sein（“是”），并以给一个词当前缀的方式而构成这个词的变位音节。动词sein（“是”）完全没有不属于代词或者时态小品词的独立根音，并且由于现在时没有专门的分词，所以现在时的人称只由代词本身的人称构成，这些人称只作为缩略形式而有别于独立的代词。〔6〕动词sein（“是”）的三个单数人称因此是que, mé, di；〔7〕可逐一翻译成“我”、“你”、“他”，在过去时中这些音节前加ri，如ri-que，意为ich war（“我曾是”），与一个名词连接起来，ui ri-di，意为Wasser war（vorhanden）［“水曾是（存在的）”］，作为真正的动词却是jura-ri-di，意为er aß（“他曾吃”）。照此类推，que意为ich bin（“我是”），代词的这个形式本来表达的是动词的功能。然而，代词与时态小品词的结合形式本身从来不能单独使用，而总是只能通过另一个词组成一个句子，这个词可以是任何一个词类。que, di的意思从来都不只是ich bin（“我是”）、er ist（“他是”），但ui di的意思是es ist Wasser（“它是水”），加上谐音n的jura-n-di意为er ißt（“他吃”）。所以，从精确的考察来看，这些习惯用语的语法形式不属于我在这里讨论的sein（“是”）的概念被编插进代词的情况，而是属于前面谈到的情况，即在代词与另一个词一起使用时动词sein（“是”）的省略和补充。以上的时态小品词ri此外完全只是表示相隔距离的词。与它相对的是表示虚拟式的小品词re。re但也只相当于介词in（“在……里”），在一些美洲的语言中也有相似的用法。它构成了类似动名词的形式：jura-re，意为im Essen（“在吃饭的时间里”），相当于edendo（“饮食”）。然后，这个动名词通过前置独立的代词便构成虚拟式或者祈愿式：wenn ich（“假如我吃的话”）或者daß ich äße（“要是我吃的话就好了”）。这里sein（“是”）的概念与虚拟式的特征标记相结合，并且在其他的情况下不加变化地与它连在一起的人称的动词性后缀消失了，因为前面加上了独立的代词。福尔纳里也确实把re和ri-re作为现在时和过去时的动名词纳入了动词sein（“是”）的词形变化行列，并译为：wenn ich wäre（“假如我是的话”），wenn ich gewesen wäre（“假如我曾是的话”）。
亚卢拉人的语言虽然确定了通常只有与动词sein（“是”）的概念相结合的一种独特的代词形式，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个概念自己编插入代词的情况却不是绝无仅有的，同样的情况只是又以别的方式也出现在新西班牙的一部分地区使用的华斯特克语中。在这种语言里，代词，然而只是独立的代词，与一个时态小品词结合在一起，然后构成动词sein（“是”）。这些代词要比完全独立出现的这种结合——而在亚卢拉语中却不存在这种独立出现的情况——更接近动词sein（“是”）的真正概念：nânâ-itz，意思是ich war（“我曾是”），tâtâ-itz意思是du warst（“你曾是”）等。在有动词性定语的情况下，人称通过与物主代词非常接近的其他代词形式来标示。只是与代词结合的小品词的来源不明，因而无法断定在这些小品词中是否含有独立的动词性根。现在它在该语言中虽然也用来表示过去时态的特征，在用于过去时的情况下全然如此，在其他时态情况下则按照特别的规则。据说那些很可能保持了最古老的语言的山民倒是比较普遍地使用这个音节，并把它们也加在现在时和将来时上。有时这个音节也被附着在一个动词上，来表示行为的激烈，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起到加强的作用（就像在很多语言中伴随着现在完成时出现的重叠起到加强的作用那样），这样，它或许就逐步成了各种过去时独一无二的特征标记。〔8〕
反之，在尤卡坦半岛上使用的玛雅语中，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十分纯然完整。〔9〕它有一个代词在单独使用时完全由自己组成动词sein（“是”），并显示出一种极其奇特的周密做法，即总是通过一个特有的专用成分来表示动词的功能。也可以说，代词有两类。一类代词带有sein（“是”）的概念；另一类不具备这个性质，却也可与动词结合在一起。前一类又分成两个子类，其中的一个子类只在与另一个词的结合中才附加上sein（“是”）的意义，另一个子类却本身就直接含有这个意义。因为后一个子类也与时态小品词结合（然而，这种语言的现在时和现在完成时缺乏这种小品词），所以完整地构成了动词的sein（“是”）。前两种人称的单数和复数代词是Pedro en，意为ich bin Peter（“我是彼得”），并以此类推：ech，on，ex。反之，ten，意为ich bin（“我是”）；tech，意为du bist（“你是”）；toon，意为wir sind，（“我们是”）；teex，意为ihr seid（“你们是”）。除了这里提到的三个类别外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代词，而只是其中的一类（ten）在用作动词sein（“是”）的同时也被当作代词使用。那个不包含sein（“是”）概念的类别一律被作为词缀，而en除上述的方式之外再没有其他用法。在动词缺乏第一类代词的地方，都按照规律与第二类代词结合。随后在这个动词的各种形式中出现一个成分（cah和ah，按一定的规则有所不同），在分解这个动词时，假如把所有习惯上伴随着动词的成分（人称、时间、句式等）分离出来，所剩余下来的部分就是这个成分。en、ten、cah和ah因此在所有的动词形式中出现，而且只要这些音节之中有一个出现就排除其余的几个。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所有这些音节都是动词功能的表达形式，所以一个都不能缺；反之，其中的每一个又使另一个的使用成为多余。它们的使用此时要服从某些规则。en只在不及物动词的情况下使用，而且在此情况下不用于现在时和过去时，而只用于其余时态。ah以相同的区别用于及物动词，cah无区别地用于所有动词，但只用于现在时和过去时。ten只在一个所谓的非正常变位形式中出现。假如进一步观察这个变位形式的话，可以发现它带有一种习惯或者一个延续状态的意义，这个形式在去除cah和ah后含有同样也能组成一部分所谓的动名词的词尾。在此也就出现了一个动词性形式向一个名词性形式的转化，这个名词性形式为了重新成为动词现在需要一个真正的动词sein（“是”）。在这方面这些形式与上面提到的墨西哥语的习惯时态完全一致。我必须说明的是：按照这个想法，及物动词的概念被限定为在本身外部确实统领着一个对象事物的动词。被不确定地使用的真正的主动动词lieben（“爱”）、tödten（“杀死”）以及那些像希腊语中的οκοδομω一类动词在本身内部就含有受统领的对象事物，因而被看作不及物动词。
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了，第一类代词的两组子类的区别只在于前置的t。因为这个t恰恰出现在本身就具有动词性意义的代词中，所以很自然地会估计成它构成了一个动词的根音；用更精确的表达可以说，不是这个语言的代词作为动词sein（“是”）使用，却相反是这个动词被作为代词使用。存在与人称两者不可分割的结合此后仍然是原来的样子的，但看法却不同了。ten和其他那些与它相关的形式也真正被作为完全独立的代词使用，这种情况可以在玛雅语的主祷文中看到。〔10〕实际上我也认为这个t是一个根音，只是它不属于一个动词，而是属于代词本身。证明这一点的是用作第三人称的表达，因为这个表达完全与前两类人称不同，并在表达动词sein（“是”）的两个类别的单数中是lai-lo，在不用作动词的那个类别的复数中是ob，用于另一类是loob。假如此时t是一个动词的根音，那么这些情况就根本无法解释了。但因为一些语言难以从纯粹的概念上解释第三人称和将其与指示代词分开，所以出现前两种人称代词具有一个只为它们所特有的根音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在玛雅语中确实有一个所谓的关系代词lai，而且美洲的其他语言也有见于几个或所有人称代词的主干音。在迈普尔人的语言中可在前两类中找到第三人称，只是它带有不同的附加成分，假如第三人称也许本来就意味着人，那么前两个似乎意思是，Ich-Mensch（“我—人”）和Du-Mensch（“你—人”）。阿伽圭人的语言中所有代词的第三人称都具有相同的结尾音节。这两个部落都居住在里奥内格罗和奥里诺科河上游之间的地区。玛雅语代词的两个主要类别只在几个人称中有语音的亲缘关系，在其他人称中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t从不在作为词缀出现的代词中出现。与sein（“是”）的意义结合在一起的第二和第三复数人称的ex和ob都转用于其他不带有这个意义的代词的相同人称。但因为这些音节在这里只作为词尾附加到单数的第二和第三人称上，所以人们能够辨认出，它们是从别的或许是更老的代词中提取出来，只是用作其他人称的复数符号。
cah和ah的区别也只在于一个附加的辅音，而这个辅音在我看来是一个真正的动词性根音，它与ah相结合组成了一个助动词sein（“是”）。在cah经常编插入动词的地方，它常常同时包含有激烈程度的概念，这样才可能使语言以此来表示所有的行为，因为每种行为都与力量和运动息息相通。cah却十分得体地只被保留于生气勃勃的延续性活动，即现在时和过去时中。cah的确被作为一个动词性主干对待，这种情况通过作为词缀的代词在带有cah和ah的形式中所占据的不同位置得到证实。在前一种情况的各种形式中，代词总是直接位于cah之前，在其他的形式中并不位于ah之前，而总是在一个定语性的动词之前。由于它总是给一个主干词、一个名词或者一个动词做前缀，因此这也清楚地表明，这些形式中的ah不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反之，cah属于另一种情况。这样，意为bewachen(“守卫”) canan的单数第一人称现在时形式便是canan-in-cah，相同人称的完成时则是in-canan-t-ah。in是第一人称单数，中间插入的t是个谐音。这个语言中的ah作为前缀具有多种使用方式，它是阳性、当地居民以及由主动动词构成的名词的特征标志。因此，它或许是从一个名词而成了指示代词，并最后成了一个词缀。因为按其来源，它不太适合表示动词的活动能力，所以它就被继续用于表示与直接现象相距较远的时态。不及物动词的这些时态为了进入动词更强烈地要求拥有静态的sein（“是”）概念，因此便满足于运用那个总是让人联想到这个概念的代词。这种语言以这样的方式表示了各种现象不同的活跃程度，并在此基础上以一种甚至比各种高度发展的语言更为艺术的方式组成了它们的变位形式，却没有通过一条十分简单、顺其自然、正确地区分不同词类的功能的途径。所以，动词的结构始终是不完善的；但由此显而易见的是对动词真正功能的感觉和一种甚至可称之为谨小慎微的努力，即不让这一功能的表达方式短缺。
属于第二个主要类别的那种作为词缀的代词也能用作名词的物主代词。有个情况透露出一个对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区别的错误认识，即后者被赋予一个物主代词，unser Essen（“我们的饭”）与wir essen（“我们吃饭”）混淆了。然而，在我看来，在有这些谬误的语言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对不同的代词类别作恰当的划分。因为，如果只是物主代词的概念没有以它本来应有的明确性得到理解的话，误解反倒小一些。依我之见，这里就属于这种情况。对所有美洲语言的结构的理解都差不多要以代词为出发点，而代词盘绕在两大枝杈上，作为物主代词盘绕着名词，作为统领或受统领的成分盘绕着动词，而这两个词类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与代词结合在一起。这类语言一般相应地配有不同的代词形式。在这种情况难以实现的地方，人称的概念便不稳定和不确定地与这一个或那一个词类相结合。这两种情况的差别也许已被察觉到，但并不具有过渡到用语音加以表示所需要的形式上的明确性和肯定性。有时对这种差别的察觉却不是通过对一个双重代词精确地加以区分，而是以其他的方式被表示出来。在也是居住在卡萨纳雷和奥里诺科河下游周围的贝突依人的语言中，当代词以统领的方式与动词结合时，这个代词有着一个与作为名词的物主代词时不同的位置。即这个物主代词附加在前，而用于动词人称的代词位置在后；它们语音上的差异只在于由拼合造成的缩略形式。这样，rau tucu便意为mein Haus（“我的房屋”），但humasoi-rrù却相当于Mensch bin ich（“人是我”），ajoi-rrù的意思则等于ich bin（“我是”）。后一个词的根音节是什么意思，我不清楚。代词成为后缀的现象却只出现在这个代词按照不定过去时的规则并不受特别的时态限定而与另一个词结合的地方。随之，这个代词与这个词组成一个词音，并且真正产生出一个动词性形式。因为重音在这些情况中从组合成的词上转到这个代词上。这似乎也可以说是象征一个行为的活动性质的一个符号，就像在英语中，也有同一个双音节词既可作为名词也能作为动词使用的地方，结尾音节的重音在这种情况下表示动词性形式。汉语中虽然也有通过重音表示名词转化为动词或反之，但没有与动词的自然本质形成象征性关系，因为同样的重音毫无变化地表达了双向的转化，并只意味着，这个词成了与它自然的意义和一般的使用相反的词类了。〔11〕
在上面讨论玛雅语变位的时候，我不想提出例外情况来打断讨论，然而我在这里却想简短地补提一下这种例外，也就是将来时在它的构成中完全有别于其余时态的情况。将来时虽然将它的标记音节与ten相结合，但从来不带cah和ah而拥有自己的后缀，在某些变化时它所有的形式都不出现，它与音节ah尤其明显地对立。因为即使在这个音节成为动词真正的词尾的时候，将来时也摒弃这个音节。在这里详细地调查这个偏差是否产生于将来时特有的后缀的自然本质或是出自其他原因，恐怕会离题太远。但这个例外不能成为反对上述内容的证明。对小品词ah的摒弃反倒更加证实了上文中对它的意义作出的解释，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能给代词带来活力和使之与真正已出现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
当众语言尽量开辟途径把动词的功能象征性地通过动词不断更替的变化与根的紧密结合表现出来，它们即使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的，却努力实现与代词紧密结合的目标，这便是这些语言对此产生出正确感觉的一个有利信号。它们也就越来越接近代词向人称的转化，并以此更接近获得真正的动词性形式，在这些动词性形式中，人称的形式标示（单单把独立的代词提前是做不到这点的）是基本点。动词其余所有的变化（更大程度上属于句子结构的句式除外）也能表示更近似于名词的、只有通过动词性功能才能表达运动的动词成分的特征。有关的首要原因是，马来族各语言中动词的自然本质很不明显，这与汉语有某些相似之处，美洲众语言爱用的做法是把代词用某种方式词缀化，这种做法使这些语言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假如动词所有的变化的确与根音节连接在一起，那么，动词形式的完善就要看这种连接的紧密程度，即取决于动词拥有的确立力量是比较有活力地采取屈折方式，还是比较迟钝地倾向于黏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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