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托·特瑞维林-《英国传记发展史》

（George Otto Trevelyan, 1838-1928）

乔治·奥托·特瑞维林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1838年，特瑞维林出生于莱斯特郡。自幼聪明好学，对文学和艺术具有极大的热情，曾就读于著名的哈罗公学，毕业后进入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期间还担任剑桥联合会的主席。1861年他以剑桥大学古典文学士荣誉学位考试（Classical Tripos）第一场第二等的名次顺利毕业，而后步入政坛。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里，他曾任职于印度（1862—1865年），担任过海军事务大臣以及海军政务次长，1882年出任爱尔兰政务司司长，1886年在格莱斯顿首相的任期内首次担任苏格兰事务大臣以及苏格兰教育部副部长，1892至1895年在罗斯伯里伯爵的首相任期内再次出任该职。1897年退出政坛，1911年被授予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

在印度供职期间，特瑞维林曾向麦克米伦杂志社投稿。1865年他发表过关于印度1857年大叛乱期间大屠杀的《考恩颇尔》（“Cawnpore”）一文。1867年他还写过《议会中的女士》（The Ladies in Parliament），这是一个以诗歌形式创作的幽默性政治宣传手册。1876年他发表其代表作《麦考利勋爵的一生与书信》（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ord Macaulay）。这是一部关于他舅舅麦考利（Lord Macaulay）的传记。麦考利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和历史学家，特瑞维林作为他的外甥，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现了麦考利全面的性格特点、特有的人格魅力、细腻的内心情感以及复杂的心理变化。从这部特瑞维林最具魅力、最具艺术价值的传记作品中，我们可以发掘出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传记观以及他内心深处对于舅舅的特殊情感。1876年，特瑞维林又推出了《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早期历史》（The Early History of Charles James Fox）一书。作为历史学家，他在1899年写就了《美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一卷，并于1905年完成了该书的另外两卷。到了晚年，他依旧笔耕不辍，相继发表了许多散文和诗歌。

1869年，特瑞维林与卡罗琳结婚，并生有三子。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小儿子就是著名的英国史学家乔治·麦考利·特瑞维林。

特瑞维林的传记观

特瑞维林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一位著名的传记作家，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辉格党的政治家。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不光继承了维多利亚时期传记作家一贯的写作特点，而且还流露出了辉格党人的清晰、精明和谨慎的叙述风格。就传记中事实和真相这个问题，特瑞维林同绝大多数维多利亚中期传记作家一样，充分肯定了文字材料和书面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鲍斯威尔和卢卡特的光环之下，维多利亚中期的传记作家认为文字材料和书面证据是最真实、最重要的”（Cockshut, 1974: 137）。

为了更真实、更客观地描述传主，特瑞维林引用了大量麦考利的书信来表现传主的性格特点和内心活动。例如，特瑞维林在表现麦考利对妹妹汉娜的迷恋之情时，援用了麦考利写给玛格丽特的信：

她就要结婚了，带着我最为真心的赞许与祝福。坦白地讲，如果非要我在印度给她找一位丈夫的话，竟找不到一个能让我有信心，可以带给她幸福与快乐的人……没有什么能比南西的言行给我带来更舒服的感觉了。她曾向我建议我们应该组成一个家庭；同时她说特瑞维林也十分高兴地同意了。（Trevelyan, 1909: 277-280）

然而特瑞维林并没有对这种超出一般兄妹的特殊情感做出什么评论，他认为传记作家应该留给读者以更多的思考与想象的空间，把传主最真实、最客观的一面表现出来，而不应该过多地将作者的情感和判断添加进去。另外，在这部作品里，我们有时会很惊讶地发现，在许多令人费解的地方，作者却没有给读者作任何注释。作者的用意何在？一方面，这样的做法是维多利亚时代传记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特瑞维林所特有的一种“保留”的传记观。也许，“就像他那个时代的传记作家一样，特瑞维林也有他自己的保留与谨慎。但是我们应该将各种不同类型的保留区分开来”（Cockshut, 1974: 137）。在他看来，“如果说低层次的维多利亚式的保留只是一种对于不恰当的恐惧的话，那么高层次的维多利亚式的保留就是一种可敬的信仰——原始材料比二手评论要绝对真实可靠”（Ibid. 137）。可以看到，这部关于麦考利舅舅的传记之所以定名为《一生与书信》（The Life and Letters），而不仅仅是《一生》（The Life），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而这也正是同样作为历史学家的作者所具有的品质和观点。

作为一名辉格党政治家，辉格党人的品质和特点也清晰地反映在了特瑞维林的传记写作中。“特瑞维林和麦考利一样，是一个纯粹的、十足的辉格党人。当他在重复辉格党人的话时，如果有人问他是否在引用辉格党人的话，这种问题真是太令人可笑了。就像有人在说‘早上好’时，你不会问他是不是在引用别人以前说过的‘早上好’一样”（Ibid. 125）。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将辉格党人的清晰、精明的特点和谨慎的叙述技巧巧妙地运用于整个作品当中。对此考克舒特评论道，“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优点和劣势所在。说这是优点，是因为这是一种连贯的、精巧的叙述方式”（Ibid. 140）。另外，除了具有辉格党人一贯相对保守的特点外，特瑞维林还秉承了辉格党人“激进”的性格特点。例如，他曾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坐落在利物浦城郊南部、丁达尔河畔的别墅实在令人向往：那里秀丽的自然风光不曾受到一点破坏，直到最终它因其不可抗拒的命运成为了港口和码头。（Trevelyan, 1909: 207）

此外，特瑞维林的另一部传记作品《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早期历史》，也用夸张的语言表现出了这个特点：(www.xing528.com)

有那么几千人认为世界因为他们存在，并且其他人的存在不足挂齿，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自己所属的这个范围之中，这是我们数以百万计的局外人所无法理解的。（Trevelyan, 1881: 67）

《麦考利勋爵的一生与书信》

《麦考利勋爵的一生与书信》（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ord Macaulay, 1876）是19世纪一部著名的传记作品，是一部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传记。整部传记以时间顺序为主线，条理清晰，逻辑分明，形象刻画鲜活生动，人物展现极具穿透力和亲和感。作为传主的外甥，作家以其特有的观察视角，把虔诚笃信、才华横溢、坚定自信、看似个性复杂又具有孩童气息、认真谨慎但又不会过分谨小慎微、充满人格魅力的舅舅描写得光鲜亮丽，ë满生动。

为了使整个传记叙述连贯清晰，作家对材料的选用煞费苦心，素材布局巧妙合理。“他轻松自如、巧妙合理而又令人感到惬意的对材料的处理方式，再次赢得了人们的敬佩”（Cockshut, 1974: 143）。关于该传记曾有过这样的评论：“一部关于麦考利最好、最理想的传记，就是要展示出一个精力过人、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和果敢坚决的人物形象。此外，他的一生被三件相互矛盾的事情所占据：第一是他出生在一个极其虔诚的福音教派家庭里；第二是他对妹妹汉娜和外甥特瑞维林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第三是他展示出一副高傲的、贵族的辉格党人的姿态，却令人意外地被选作贵族世袭制的发言人”（Ibid. 143）。作者特瑞维林正是抓住这一点，以这三件事为主线，分析了它们对传主一生所产生的影响，对每件事情的重要性作出了相应的评价，并列举事实和细节说明每一件事情都以其特有的张力对传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让读者更全面、更细致地了解传主，作者向我们描述了传主大量的生活场景，以及传主在政治生涯上取得成就的点点滴滴。纵观整个传记，在生动性上，特瑞维林并不如鲍斯威尔和弗鲁德对传主描述得那么精致、细微。但在对传主的分析和理解上特瑞维林则更为准确、细致。“通过与读者分享麦考利大量极富挑战性的想法，作家以一种近乎完美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了解、分析和判断这个典型的辉格党人的机会”（Ibid. 143）。通读整个作品可以发现，为了向读者展示出传主最真实的一面，作家始终本着诚实的精神、从客观的角度进行描述。尤其是在叙述传主对妹妹汉娜非比寻常、近乎变态的爱恋时，他更是用其独有的方式，彰显了他的诚实、他的叙述技巧以及他对这种情感的尊敬之情。

“麦考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的产物”（Ibid. 125）。他出生在一个克拉朋联盟的家庭，但是后来却成为辉格党人，而且他还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特瑞维林对麦考利年幼时接受的宗教训练的处理吊足了人们的胃口。作家列举了几个关于传主的趣闻轶事，以展现宗教思想是如何被这个天才的孩童所汲取的。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麦考利还是个婴儿时，有一次他看到有一大片乌云从高高的烟囱里冒出来，他就问妈妈，“这些黑云是来自地狱的烈火吗？”然而，就宗教对于传主性格的形成，作家却没有详细交待，只是强调了宗教对传主道德品行的影响。事实上，作者认为克拉朋式的道德教育同宗教式的道德教育是完全相悖的。“这在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里是难以想象的”（Ibid. 127）。

事实上，对于读者来讲，阅读特瑞维林式传记的最大优点就在于，“作者在提供了大量可用于分析判断的材料的同时，没有添加任何自己的想法，完全让读者自己去分析评价”（Cockshut, 1974: 127）。在叙述传主对妹妹汉娜的特殊感情时，作者正是采用了这一手法。在传主的一生中，他总是表现出孩童般的性格特点，也特别期待那种孩童似的欢乐。一个令人尊敬的大人物竟这般天真无邪、充满了童趣，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但在特瑞维林看来，其关键和根源就在于传主对妹妹们的感情之中。

“对妹妹简的去世麦考利那些伤心欲绝的话语所表达出的悲伤，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比拟的。而在妹妹玛格丽特去世后的一年里，他时常会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Ibid. 133）。传主也逐渐认识到要说自己对妹妹去世所表现出的悲伤是合情合理的话，那么自己对妹妹汉娜的爱恋却是那么的非比寻常。他曾经表示愿意同汉娜一家共同生活，这对于大名鼎鼎的麦考利来说是那么不可思议。对此唯一的解释是，他对妹妹汉娜有一种妻子般的爱恋。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传主内心的这种情感在其一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在整整一章的叙述中，作者只是大量引用了传主的信件和日记，“并没有对这些公开的信件做什么解释和评论”（Ibid. 135）。只有在最后，当麦考利得知汉娜和丈夫要返回印度，自己却无法同行，此时作者写道，“等待麦考利的将是一场漫长的、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考验，他正在积蓄着所有的力量，以非凡的毅力和决心去应对它”（Trevelyan, 1909: 683）。这恰恰反映了作者的记传特点——客观、保守。

在整部传记的叙述中，有两个问题始终令读者费解，而这两个问题相互交织却又彼此独立：是否应该将传主对父母频繁的宗教生活所表现出的冷漠与其内心情感的困扰（对妹妹汉娜婚姻的忧伤以及自己对婚姻的无助）相关联呢？特瑞维林就能全面、细致和深入地了解传主对妹妹感情的特殊性吗？对于这两个问题也许可以从特瑞维林的政治立场来回答。“作为同舅舅一样的彻底的辉格党人，也正是他辉格党人的原则和主张、对传主细致入微的了解和观察以及两人之间深深的感情使特瑞维林不需要去编造什么事实出来”（Cockshut, 1974: 140）。在英国，那些辉格党人政绩卓著的年代已牢牢地印在特瑞维林的意识中。作为英国当时最强大的政治集团和人民利益的拥护者，历史的天平倾斜向了辉格党。而那种作为辉格党人的兴奋、希望、恐惧以及内心冲动的想法和美好的愿望在特瑞维林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结　语

特瑞维林以其圆润的笔触、流畅的线条、明快的色彩，为读者勾勒出一个知识渊博、果敢坚决、情感细腻的传主形象。在传记中，不光是传主的品行特点、人格魅力、情感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真切地体味到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传记观以及对于舅舅的真挚情感。

从传记文学评论的角度来看，特瑞维林的这部《麦考利勋爵的一生与书信》并没有像弗劳德的《卡莱尔传》那样延续了传统的传记叙述手法。但是，该传记本身无论从内在还是外在都表现出对传主及其周围事物的广泛关注。诚然，如果说特瑞维林对传主的描述是充分的、全面的，对传主及其周围环境和事物的比例分配是完美的、没有瑕疵的，这有点夸大其词；但同时，我们也很难说出作者对传主的叙述有哪方面的缺失，整部传记有什么难以掩盖的缺点和不足。难怪当代文学评论家考克舒特在评论这部作品时谈到，“坦率地讲，也许还更应该强调：这部作品的文学水平和质量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赞扬，但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想要达这样的高度却决非易事”（Cockshut, 1974: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