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记发展史-比德圣徒传讲述

（St. Bede the Venerable, 673？-735）

正如上文所述，整个欧洲的圣徒传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和严格的传统。在英国，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圣徒传也不例外，它们必须严格遵循圣徒传的叙事规范和传统，宣扬基督教价值体系。因而千篇一律，缺乏独创性；风格古板，缺乏创新；人物塑造也趋向于模板化。因为主人公作为虔诚信徒的代表必须具有足够的神性，这样现代传记在塑造人物时所注重的表现人物个性的轶事便被排除，而是注重一套固定的公式化的规范。圣徒传成了教会宣教的工具，致力于向读者宣传教义，倡导他们一切听从上帝的旨意，遵照神意；并且弃绝一切尘世的欲望，隐世修行。但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各传记作家的具体特点，各部圣徒传文本还是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个性。以圣·比德、阿达姆南（Adamnan, 625-704）、伊德莫（Eadmer, 1060-1124）、亚当（Adam of Eynsham, 1155-1233）为代表的圣徒传作家能够部分地打破规范性和传统的束缚，在某些章节中展现出圣徒人性化的一面，这就是优秀的圣徒传家与平庸的圣徒传家之间的区别。

比德是圣徒传作家中的杰出代表，被誉为“比德大人”（Venerable Bede）、英国圣徒传之父（Loomis 416）。作为英国最著名的圣徒传作家之一，比德从历史和文学两个角度对当时的圣徒事迹进行了描写，这两方面的代表作分别为《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731）和《圣卡斯布特传》（Life of St. Cuthbert, 747-479）。在历史文本中，比德着力于展现历史事件，而人物的生平则发挥辅助作用，其史实性较强；而在文学文本中，比德则注重对人物进行刻画，叙述生动，更侧重于传记的文学性。

立传原则

正因为比德具有圣徒传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因此他清醒地认识到客观真实性的重要，在著作中倡导忠于事实。但是当比德的两种身份在传记写作中发生冲突时，他虽然不得不遵循圣徒传的传统和规范，但已经能意识到其中的不合理性，这是他不同于其他圣徒传记作家之处。在比德看来，传记仍然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传记偏重于记录事件，它与历史的区别在于传记只是围绕某个传主叙述整个历史中的局部，而历史就是由无数彼此相互关联的传记所构成的，即局部之和的叠加等于整体。但是传记在叙述方面与历史的不同之处在于传记具有高度的结构性和统一性。比德在《圣卡斯布特传》中开宗明义地阐释了这一点：“你们提供了其他许多关于这位伟人的生平及美德方面的事实，这些与我所采用的事实同样重要，但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在一部完美的作品中加入新的材料是不合适的”（Bede, 1843: 4）。由此可见，比德认为，一旦将传记的叙述模式构建完毕，即便后来出现了同样重要的新材料，也不宜再加入其中，否则会干扰传记的结构性和统一性。而这种结构性和统一性就是筛除不相关的历史事实，以服务于刻画理想圣徒形象并实现宣教效果的目的。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比德十分重视传记中的客观真实性。他在《圣卡斯布特传》中指出：“我在描写如此伟大的人物时都要对［他一生中的］事件进行最严密的调查，并在对值得信任的证人进行仔细考察之后才最终在我的作品里广泛引用……我在羊皮纸上小心翼翼地对真相进行平实、可靠地叙述。正如我所确定的那样，我采用了简单的语言以实现清楚的表达，并消除所有晦涩之处”（Bede, 1843: 3-4）。这一论断充分表现出比德严谨的立传态度。

但是，圣徒传中存在大量宣扬迷信的圣徒显灵描写，这与比德所奉行的客观真实性原则相矛盾。从《圣卡斯布特传》中可以看出，尽管比德对这些显灵之举深表怀疑，但面对圣徒传强大的规范性却不敢越雷池一步，不得不在传记写作中遵循这一传统。于是他一方面采用了折衷的处理方式，删除过于离奇的事迹，将超自然的现象作为巧合情况处理；另一方面他在叙述圣徒显灵的同时也对其真实性持保留态度。例如，在叙述卡斯布特按照天使的教导治愈了膝盖上的肿块时，比德指出：“如果有人觉得天使出现在马背上这是不可思议的话，请去阅读《马加伯书》中的历史，其中提到天使坐在马背上保卫马加伯人犹达斯和上帝神庙”（Ibid. 10）。而在叙述传主显灵扑灭了恶魔之火时，他指出：“但是我，以及像我意识到我们自身的弱小的人，面对实实在在的火焰是无能为力的”（Ibid. 30）。他在叙述传主如何将飞鸟和野兽掌控自如时称：“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失去了对神灵的驾驭能力，因为我们忽视了对上帝训导的遵守”（Ibid. 41）。这充分表明比德一方面作为学者注重叙述的历史真实性，但他同时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士又不得不遵守规范，在传记中利用显灵之举达到宣教目的。

通过对比比德的历史著作《英吉利教会史》，不难发现比德在摆脱了圣徒传严厉的规范性之后，在写作中清除了他所怀疑的圣徒显灵描写，表现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严谨负责的态度。例如，比德在这部历史作品中同样叙述了卡斯布特的生平，但是却几乎删除了他的传记中所有显灵之举，只保留了其中的少数几个。由此可见，比德的历史写作与传记写作的区别更多体现在文本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以及比德的视角，而并非比德所使用的材料。

主要传记作品

《圣卡斯布特传》是比德圣徒传中的代表作。传主所在的时期恰逢基督教会在英国的扩张时期，大批像卡斯布特一样的传教士活跃在英国大地。在这部传记中，传主从懵懂的童年受到神谕开始直到死后发生神迹为止，都表现出一个典范的基督徒的虔诚与神圣，而各个相对独立的显灵故事正阐明了这一点。这个整体叙事模式就是比德事先拟定的视角，比德以此对传主生平进行选材，表达了自己对传主的敬重之情，并利用传主的生平实施教化功用，满足宣教需要。这部传记共有韵文和散文两个版本，分别写于707和721年。在散文版的前言中，比德就称他在韵文版的前言中曾承诺改日将更加全面地描写卡斯布特的生平与奇迹，这部散文版正是他对之前承诺的履行。鉴于散文版对传主的生平刻画地更加详细，本书所涉及的《圣卡斯布特传》除明确说明之外均指其散文版。散文版《圣卡斯布特传》生动刻画了传主的丰满形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圣徒卡斯布特的崇拜在整个中世纪都十分盛行，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佛雷认为这更多地归功于比德具有“高超的叙事天赋、深厚的神学功底，并且能将大格列高利理想的神性描绘得十分吸引人”（Foley 115）。

比德在组织这部传记的叙事时，并没有对传主的整个生平进行再现，而是按照时间的顺序选取某些情节组成一个松散的整体，而这些情节中既有超现实的奇迹描写也有现实主义的描写。作为一部著名的圣徒传，《圣卡斯布特传》在文本中虽然必须严格遵守规范和传统的要求体现出圣徒传记的共性，但是在具体的叙事中还是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这种共性主要体现在作者在写作中对圣徒传记的经典范本大格列高利的《对话》的模仿，其个性则体现在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英国语境在其文本中所留下的烙印以及传者在部分章节中对传主人性的刻画。

（1）《圣卡斯布特传》对前文本的模仿

在《圣卡斯布特传》第14章中，比德便承认自己模仿了《对话》。他明确指出，卡斯布特在扑灭恶魔所产生的火焰与真实的火灾时所引发的奇迹，分别与圣本笃（St. Benedict）和圣马尔塞林努斯（St. Marcellinus）所产生的奇迹相似，而这两位圣徒正是大格列高利在《对话》中刻画的重要圣徒形象。在这部写于593年的四卷本著作中，大格列高利记录了意大利圣徒的生平与奇迹，并力图证明灵魂不朽。这部圣徒传记写成之后，在中世纪成为圣徒传记的范本和经典，并且与《牧灵指南》一同成为整个中世纪流传最广、评价最高的两部作品。比德在写作《圣卡斯布特传》过程中深受这部著作的影响，他对传主的塑造很大程度上仿造了《对话》中的本笃形象；因为《对话》作为中世纪圣徒传记的典范具有极高的声誉和权威，不容怀疑，所以比德通过模仿使《圣卡斯布特传》同样具有了权威性、令人信服。

比德在这部传记中对《对话》的模仿主要体现在占文本重要篇幅的奇迹描写方面。在圣徒传中，奇迹是构建圣徒神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有利于教会宣教和异教徒皈依。因此，奇迹在圣徒传中频繁出现。在《圣卡斯布特传》中总共出现了38种奇迹，而《对话》一文中则出现了119种奇迹。除了上文所述的扑灭火灾的奇迹之外，卡斯布特还拥有其他驾驭自然的能力，他能获得上天的恩赐、将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他还具有预言和远视能力，肉身不朽，在布道过程中治愈了许多人的疾病和痛苦。这些奇迹都极大地模仿了《对话》中本笃等圣徒所引发的奇迹，沿袭了经典圣徒传的传统。

在驾驭自然方面，本笃在修筑修道院时，通过祈祷来搬运巨石；而卡斯布特在前往荒岛法恩之后，在修建住所时竟然能搬动四个男子都难以搬动的巨石。本笃在山顶为修道院打了一口井，虽然当地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是他挖好井之后就冒出了泉水；卡斯布特则在一块干涸的岩石地上挖了一口井，第二天井里就出现了足够的淡水。《对话》中对另一位圣徒马克西米安（St. Maximianus）也有类似的奇迹描述：他乘坐的船已经进满了水，但是却依然航行了7天并成功到达港口，而他刚刚踏上地面船就沉没了；卡斯布特同样能够驾驭水，他在法恩岛上修建住所时曾请求其教友在拜访他时带一根房梁，但是教友却将此事遗忘，结果海水将一根木头冲到岸上，而且木头的长度恰好合适。此外，圣徒还能够驾驭动物。本笃曾经让乌鸦听命于自己，大格列高利笔下的另一位圣徒博尼法丘斯（St. Bonifacius）也赶走了花园里的害虫；而卡斯布特则通过教诲让一对乌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赶走了祸害大麦田的鸟儿。

在《对话》中，圣徒常常凭借对上帝的虔诚而获得上天的恩赐，并且能够神奇地改变物质。本笃就曾经获得两百蒲式耳的小麦，还曾经神奇地获得一大笔钱；而卡斯布特在布道过程中先后三次获得上天恩赐的食物，摆脱了窘迫的境地。《对话》中的圣徒桑克特拉斯将水变成了油；而被卡斯布特嘴唇碰过的水变成了最上等的美酒。

未卜先知的能力是圣徒所展现的一种重要奇迹，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终极文本《圣经》。例如在《以赛亚书》中，先知以赛亚预见到150年之后的事情。他预见到耶稣将由童贞女生于伯利恒，并预言耶稣将会被人以30块银钱叛卖。受此传统影响，卡斯布特和本笃都被刻画为拥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并且都成功地预言了自己去世的时间。此外，本笃为国王托提拉（Totila）预言了未来，而卡斯布特也同样预言了国王埃格弗里德（Egfrid）的命运。他不仅预言到后者战死，而且甚至神奇地看到了他战死的那一幕。(www.xing528.com)

在《圣卡斯布特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奇迹莫过于传主治病救人的神奇力量，对这一类奇迹的描写在文中总共出现了38处。在当时，无论是人类心理还是生理上的疾病都被视为恶灵力量的作用。因此，传主通过驱散邪灵就可以治愈他们的疾病。对这些奇迹的叙述不外乎是通过祈祷、祝福、触摸病人来达到治愈效果，这一点与大格列高利的叙述是基本一致的。教士华斯托德（Walstod）患有严重的痢疾，他扶着卡斯布特进入祈祷室之后立刻就痊愈了。同样，《对话》中的阿邦迪奥斯（Abundius）也是通过触摸病人治好了一位少女的瘫痪。本笃则以同样的方式给中毒病人解了毒，还治愈了患有麻风病的男孩。传主不仅身体蕴含着神力，还可以将神力传递到其他物体上。例如卡斯布特逝世后，为他洗身体的水被倒在了地上，那片土便产生了神力，治愈了一位被恶魔缠身的疯小孩。一位身患重病的信徒跪在他墓前祈祷，便神奇地治愈了病痛。一位教士甚至住在卡斯布特以前的住所便治愈了脸部肿胀。卡斯布特的腰带、鞋子同样治愈了种种疾病。在《对话》中，一位疯女人无意中闯入本笃居住的洞穴，便治愈了疯癫。而圣霍诺拉图斯的袜子甚至使一位男孩起死回生。

（2）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英国语境在《圣卡斯布特传》中留下的烙印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圣卡斯布特传》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经典圣徒传文本中对传主神性的构建，但是该文本也具有其独特性，最明显的地方就是突出了传主的治愈奇迹。这种文本的个性体现出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英国语境所留下的烙印，体现了比德对文本宣教效果的重视。

《圣卡斯布特传》之前的经典圣徒传主要诞生于意大利，比德为了实现更好的宣教效果，在叙事文本中加入了浓厚的英国本地色彩。例如，由于英国是海岛国家，当地人对于海洋更为关心，因此《圣卡斯布特传》中的奇迹与海洋联系更为紧密。如上文所述，在《对话》中，传者描写了圣弗洛伦丁（St. Florentinus）让生活在山地的熊听命于他，而到了比德的笔下，则变为卡斯布特让生活在海中的两头海獭为他暖脚。此外，当传主在困境中通过虔诚获得上天恩赐的礼物时，食物中往往以鱼肉为主。而当暴风雨妨碍了渔民捕鱼时，传主则为他们准确预言暴风雨平息的时间。当几位教士违反了他的告诫并因此被风暴困在海岛上时，传主规诫了这几位教士并平息了风暴。传主还直接通过祷告平息了暴风，拯救了船上濒临绝境的修女。

比德在传记中大力突出的治愈魔法更是体现出当地历史语境对传记的影响。卡斯布特在布道时表现出了高超的治疗神力，解除了人们的病痛。这种类型的奇迹更容易为当地日耳曼部落所接受，因为这实际上与当地人神话传说中的治疗魔法（白魔法）相吻合。当地的魔法元素常常被巧妙地更换为基督教的元素，甚至当地人原先的信仰也得到了新解。因为基督教某些教义可能难以为当地人所理解、所响应，但是神奇的治愈奇迹却可以极大地吸引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甚至可以像神话传说那样在当地人之间口口相传。此外，由于当地日耳曼人的文化编码体系中普遍接受了恶魔、邪灵、精灵、侏儒等元素，而这些元素又是基督教传入之前的信仰体系中的重要要素，因此如果将这些神话中对抗恶魔的斗争元叙事进行基督教化，就可以达到传教的效果。在此过程中，十字架、圣水、圣徒以及所有基督教经典文本中所突出的文化符号都可以加入到这套文化编码体系中。这样，教士在布道过程中便更容易获得当地人的理解和信任，而且这种成效往往立竿见影。

如此借用当地文化传统进行布道的方式就是大格列高利所倡导的诱导异教徒皈依策略。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对该策略进行了论述：“决不能摧毁这个种族偶像崇拜的神殿，而是只摧毁里面的偶像。将圣水播撒在这些神殿中，然后在里面修建神坛并放置圣物。因为如果庙宇修建得很好的话，它们就应当从祭祀魔鬼改为祭祀上帝，这样做十分关键。当这个民族发现他们的神殿并没有受到摧毁时，他们就能够从心中改正错误，而且更愿意前往他们所熟悉的场所，现在他们就会承认并祭祀上帝了。”（Bede, 1969: 107）通过占用当地人所熟悉的文化编码系统中的一系列符号来传播基督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督教的本地化。

此外，这种做法也是由基督教当时在英国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虽然基督教在1世纪后期随罗马军传入英国，但直到5世纪之后才在英国取得较大发展，到597年教皇才派奥古斯丁在英国正式成立教会，而公元7、8世纪正是比德撰写圣徒传的时期。鉴于基督教在英国尚未根深蒂固，因此需要采用一定的策略来进行宣教，教会在英国发展时甚至还借助了王权的力量。比德在历史著作《英吉利教会史》中就着力刻画了皈依基督教的国王奥斯瓦尔德的圣徒形象，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的特定语境对文本的影响。

虽然比德为了强化宣教效果，在圣徒传中加入了本地化色彩，使历史语境对这部文本的叙述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如果与传统的圣徒传记规范相比较，就会发现后者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比德反对采用从当地神话转换过来的、过分发挥想象力的奇迹，同时在刻画人物上还是倾向于沿袭罗马教会传统。这些都体现在传者对材料的选取上，即他在重现传主生平时所遵循的标准。由于我们并不了解“真实的”传主，因此可将比德的《圣卡斯布特传》与在相似语境下写成的另一部同名传记进行对比，从而揭示出比德在筛选材料时所遵循的标准。

（3）传记中历史真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折衷

在比德撰写《圣卡斯布特传》的7年之前，卡斯布特身边的一位无名僧侣就写过同名传记，比德在写作自己的《圣卡斯布特传》时也将这一文本作为材料参考，但是比德并没有完全采用手头现成的材料，而是对此进行了取舍。这种取舍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种意义的在场，服务于其文本的叙事原则。在无名僧侣的传记中，传者受到英国当地语境的影响更大。传者对传主形象即神性的塑造实际上仿造了当地部落中的魔法师形象。在他的叙述中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描写，想象的成份过大。卡斯布特被描绘为法力无边，而种种奇迹正是他魔力的表现。同时，他本人不会受到任何病痛的侵扰，也不会感受到任何痛苦。传者一味突出传主创造奇迹的本领，而这样的圣徒的神性显然是片面、肤浅的，明显带有夸张成份而丧失了真实性，同时与信徒产生了距离，不利于宣传本笃所倡导的基督教教士恪守清规、潜心苦修的原则。

比德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兼传记作家，对人物的刻画更为谨慎。他并没有通过增加细节来对前人的这部传记进行补充，而是重写了一部传记。在撰写传记时，比德删除了夸张的奇迹，突出了传主因受到恶魔攻击而忍受的巨大苦难，甚至还加入了传主遭受普通人和教友辱骂的篇幅。有学者认为，比德发现英国当地的奇迹带有过多的原始色彩和过于夸张的想象力，于是选择了将它们排除于文本外。他在某些奇迹中削弱了夸张的成分，经常将神奇的元素降低为一种巧合或多种因素共同产生的独特效果（Loomis 418）。以之前文本中的一个奇迹为例。一位当地的年轻公主诬陷卡斯布特是导致她怀孕的犯人，而卡斯布特在国王面前否认了指控并祈祷真正的犯人现身。于是，大地将真正的犯人吞食。这个故事带有过多的当地神话色彩，因此被比德舍去。由此可见，比德的传记手法除了使文本更具现实性、更突出传主的人性之外，还将重点从传主显灵的神奇转变为突出其中的道德意义，比德以此将传记塑造为利用传主的生平展开布道活动，并在其中加入自己的阐释，由此便突出了传记的教化作用。

比德的文本还加入了传主受到教友和普通人辱骂的描述。例如，当5艘载有修女的船遇到暴风而濒临绝境时，岸边观看的村民却幸灾乐祸，认为这些修女深陷险境是因为她们放弃了正常的生活而选择了修道。而当卡斯布特劝导他们悔改时，他们却声称教士们改变了他们原有的仪式和风俗。在另一个例子中，卡斯布特在强化教堂规章制度的执行时甚至受到教会内部的反对，以至受到了辱骂。所有这些都表明比德的文本更贴近事实，笔调也更为厚重。

尽管两个文本都突出了治愈奇迹，也正是这种奇迹导致卡斯布特的传说广为流传，但这两部同名传记也有着最显著的区别：比德的版本突出了传主因受到恶魔攻击而忍受的巨大苦难，而无名僧侣的版本则将传主刻画为运用高强的神力降妖除魔、自己毫发无伤的法师形象。显然前者更贴近现实，而后者的描写更像一部浪漫传奇。比德对传主的苦难描述主要体现在自身的病痛、临终前所受的痛苦上。如卡斯布特在青年时就受到了瘟疫的折磨，他的脚也因为常年步行去布道而长满老茧，而这些在无名僧侣的版本中都没有提到。卡斯布特在临终前所受的巨大痛苦在无名僧侣的版本中只是一带而过，而比德却以20倍左右的篇幅对此详细叙述。他以感人肺腑的笔触讲述了传主如何凭借洋葱来战胜饥渴、忍受巨大的病痛，教友如何被暴风雨所阻拦而无法来到传主身边，以及传主最后的去世。比德甚至对其他教士所患的各种慢性病进行了描写，在他的叙述中，当时很多著名的圣徒都遭受了病痛的折磨，而且他们都没有得到奇迹的治愈而去世。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圣赫伯特（St. Hereberht），他长期受病痛所折磨，虽然他的功绩不如卡斯布特，但是他长期对病痛的忍受弥补了这一点，最终在同一个小时与卡斯布特一同去世。

很明显，比德在他的文本中强调了苦难对于教士修行的意义，他在文中直接援引《圣经》中的原话来阐明这一点。例如当他写到传主长期忍受病痛折磨时，他称卡斯布特的力量在痛苦时通过软弱而显得完美（《圣经·哥林多后书》，12: 9）。比德在这一点上明显遵循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即人生来即带有骄傲自大的原罪，通过忍受巨大的苦难，可以帮助教徒修行，克服人类的骄傲自大。《圣经·希伯来书》中“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正体现了这一点（Ibid., 12: 6）。通过对比相似语境中所产生的这两部同名文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位传者在构建神圣性时的差异。无名僧侣明显利用夸张的奇迹来塑造、验证传主的神性，从而吸引教徒并产生宣教效果。而比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兼传记作家更强调史料的真实性，尽管圣徒传不得不采用迷信的奇迹来吸引圣徒，但他总是设法将其变得更加真实、可信，因而舍去了明显不合常理的奇迹。比德在刻画传主的神性时除了采用奇迹来加以验证之外，还描述了其在各种苦难面前无所畏惧、英勇斗争的品质，这便使传主的形象更为丰满、真实。在比德的笔下，卡斯布特实际上被塑造为耶稣式的人物，他不仅治病救人、展现了种种奇迹，而且在临终前敢于直面巨大的痛苦，死后肉身不腐。

评　价

比德的立传原则是由其叙事的最终目的所决定的。比德认为叙事只是一种手段，最终服务于叙事的教育意义。这样，比德眼中的传记事实就是按照宣教目的而挑选出的史实材料。由此可以看出，比德的这部《圣卡斯布特传》的叙述完全是按照布道需要确定的。不仅文本中选取材料的标准与叙事的目的始终保持一致，而且在文本之外也严格遵守当时基督教圣徒传的写作规范。它在宏观文本层面上更加平衡地配置了文本力量，从奇迹和苦难两方面同时塑造传主的神性。因此，尽管文中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当地语境的烙印，但是无论是对奇迹的描写还是对苦难的叙述都受到圣徒传记规范的影响，并通过仿照经典圣徒传记文本中程式化的叙事逻辑，而使自身获取权威性和可信度。比德通过沿袭这种结构主义式的叙事语法，使得文本更有利于宣扬基督教正统教义并最终也充当了圣徒传记规范中的组成部分，成为经典的圣徒传记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