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英国19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Burrow Mill, 1773-1836）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的一生成就辉煌，但他最伟大的成就是教育出了一个杰出的儿子。穆勒从小接受希腊语教育，学习拉丁语，阅读拉丁语作品、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柏拉图的一些对话集、逻辑学等，13岁时在父亲指导下学习政治经济学，并将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作为课外阅读材料；14岁后他基本完成早期的学业，开始独立阅读洛克、休谟和边沁等人的著作。穆勒的主要著作包括《逻辑学体系》（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论自由》（1859）、《代议制政府》（1861）、《功利主义》（一译《功用主义》，1861）、《孔德和实证主义》（1865）、《宗教三论》（1874）等。穆勒的一生跨越于哲学、伦理学、经济学之间，这主要得益于他早期接受的扎实的基本教育。在穆勒晚年撰写的《自传》中，他用极富感情的语言评述了父亲对他的影响：

我比别人懂得更多一点，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而只是我的命运赋予了我不寻常的优越条件：有一位能教育我的父亲；而且他愿意承受必要的麻烦和耗费必要的时间；如果说我比不具备同样优越条件的那些人懂得多一些，那么我是不应该受称赞的，假如我知道的不比那些人多些，那才是我莫大的羞耻了。（Mill 37）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自传》于1873年出版，这本自传是穆勒的最后一部著作，完整地记录了他的早期教育、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因对功利主义的怀疑而产生的精神危机以及圣西门和妻子哈丽特·泰勒对自己思想发展的影响等方方面面。学者考克舒特认为这部作品“叙事极富力量，而且反映真实，字里行间显示出传记家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它缺乏一定的深度”（Cockshut, 2001: 604）。

这部传记作品最为出彩的也许是讲述自己对父亲的思想不可抗拒的质疑部分。少年时代父亲就告诫过穆勒，生命的意义或世界的由来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我们不具备回答问题的经验和可靠的知识”（Mill 43）。但是，父亲的方式是在回避而不是解决问题。1826年秋天，对于生命意义的大量疑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穆勒袭来。功利主义没有为他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他用简单明晰的词句，没有一点故作优雅的造作，描绘了这一精神历程。功利主义强调行为的结果是行为评价的唯一依据，在否定动机的评价意义的同时也否定了过程即行为本身的意义。于是，生命本身的意义受到怀疑甚至否定。这是穆勒精神危机产生的关键。其实，作为一个生命体验的过程，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但是，老穆勒对小穆勒的早期教育中，在一个孩子最需要情感培养、情感训练甚至情感抚慰的时候，他否认并刻意贬低了情感体验的价值，代之以生硬的逻辑和分析，在穆勒所接受的教育中，这重意义被父亲粗暴地否定了。(www.xing528.com)

随着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父亲的理论权威在自己心目中轰然倒塌，穆勒转向了圣西门的学说寻求解释和满足。圣西门学派的理论不仅为穆勒提供了整理其丰富而复杂的人类知识的有效工具，也成为指引其走出精神苦海的灯塔。圣西门从理论上为穆勒提供了支持，而他的妻子哈丽特·泰勒则帮助其弥补了早期教育中情感陶冶的缺失而导致的感情空虚。“就在我达到心智发展的这一时期，我得到一位女士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或希望今后实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Mill 84）。穆勒的自传对哈丽特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赞美。穆勒在与哈丽特的思想交流中体味着生命的价值，丰富着人生的意义。

但这仅仅是穆勒在自传中表现出来的看法，穆勒的笔触清晰平静，但是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他被压抑了的情感。一个精通于欧洲传统哲学思想、受到文学熏陶并且熟知当时诸多大思想家的人对平庸的妻子如此百般歌颂、讨好奉承，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甚至那些最温和的评论家也感到可悲甚至讽刺：“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竟为他的妻子神魂颠倒到这般令人难以置信，在作品中如此夸大她的能力”（Cockshut, 2001: 604）。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部自传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对功利主义环境的古典式的描绘以及一种矛盾的状态：它是19世纪一个古怪的人的自画像，尽管忠实，但却让人难以理解。读者虽从这本书里看不到传主的私生活，但可了解19世纪英国思想史上发生的所有大事，以及当时的英国社会和政治的历史，极具史料价值。并且，这本书不仅收入了穆勒自传，还收入穆勒六篇演说稿。正如哈罗德·拉斯基所言，“穆勒提高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高度，他的《自传》像任何一部为社会公共利益做出持续贡献的文学作品一样高尚”（穆勒，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