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与存在-占有还是存在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私有财产、利润和权力为生存支柱的社会中，我们的判断不免带有极大的片面性。贪婪地谋取、占有和牟利成了工业社会中每个人神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财产的来源是无关紧要的，财产所有者也不需因占有而承担任何责任。总的原则是：“我采取什么方法，从哪里获得财产以及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乃是我个人的事，与他人无关。只要我不违反法律，我的权利就是不受限制的，绝对的。”

这种财产可以称之为私有财产（拉丁文中的“private”意即“剥夺”），因为拥有财产的人成为财产的唯一主人，他（或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去剥夺别人对这一财产的使用权或享受权。私有制被认为是一个自然和普遍的属性，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整个人类史（包括史前史），特别是欧洲以外的、不以经济为主要生活目的的各种文化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私有制实际上只是个特例，而不是常例。除了私有财产，还有自己创造的财产，它纯粹是个人自己劳动的成果；限定财产，即受责任限定、用来帮助他人的财产；实用性的或个人的财产，包括劳动工具或享受的物品；共同财产，一个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群体所共同享有的财产，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庄。

社会赖以发挥职能的各种规范也能改变社会成员的性格（社会性格）。在工业社会中，追求、保存和增加财产，亦即牟取利润的愿望成了社会的规范，而一些拥有财产的人则被视为上等人，处处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羡慕。但是，广大平民百姓并不拥有真正的财产，即资本和资本货物。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广大人民如何满足或对待自己追求和保存财产的欲望呢？换言之，他们既然毫无财产可言，如何能够感到自己是财产的所有者呢？

当然，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便一贫如洗的穷人也是有一些东西的——他们像资本所有者珍爱财产那样爱护自己仅有的一点物品。而且，他们也会像大财主一样成天盘算着如何保存自己已有的一切，并使之不断增多，即便只能积累一笔极小的数目（例如在此地节约一个便士，在别处又节约两分钱）。

此外，也许最大的乐趣倒不在于占有物品，而在于占有有血有肉的人。在父权制社会中，即使是最贫穷阶级中最贫困的男人也能成为财产的所有者——在同他的妻子、孩子、牲畜的关系中，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主人。至少对父权制社会的男人来说，拥有许多孩子是占有人的唯一途径，他们只需要一点投资，不需要劳动，就能获得所有权。即使生孩子纯粹是妇女的责任，也很难否认，在父权制社会中，生儿育女对妇女是一种赤裸裸的役使。然而，母亲们也有她们自己的所有权，那就是对年幼孩子的占有。这种恶性循环是永无止境的：丈夫役使妻子，妻子役使幼儿，少男不久将加入成年男子的队伍来役使妇女，等等。

在父权制社会中，男人的霸权已经维持了大约六七千年，今天在最贫穷的国家和最贫穷的社会阶层中依然存在。但是，在较为富裕的社会中已渐渐消失——当社会的生活标准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妇女、儿童和青少年便得到解放。随着旧的宗法人身所有制的逐渐崩溃，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的普通百姓又将以什么方式来满足自己追求、保存和增加财富的欲望呢？问题的答案很清楚，那就是占有的领域扩大了，它包括朋友、情人、健康、旅游、艺术品、上帝和人的自我。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注1描绘了一幅资产阶级财迷心窍的绝妙图景：人变成了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上了占有的特点。“个人主义”，就其积极的意义而言，意味着人摆脱了社会的枷锁；就其消极意义而言，则指“个人所有权”，即一个人为获得成功而耗费自己精力的权利和责任。

我们的“自我”成为财产追求中最重要的对象，因为它包括许多内容：我们的身体、名誉、社会地位、所有物（包括我们的知识）、我们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我们希望在别人心目中出现的形象。“自我”，成为我们各种真实特质和虚假特质的混合物，前者包括知识和技能，后者则是我们围绕现实的核心捏造出来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我”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自我”被认为是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物品，而这一“物品”正是我们认识本身的基础。

在讨论财产时，我们必须说明，19世纪所盛行的那种拥有财产的重要形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十年中逐渐消失了，今天已很少见。过去，每个人都十分珍惜、爱护自己所拥有的每一件物品，用到不能再用为止。购买物品实际上是为了“保存物品”，19世纪的一句口号是：“老的东西好！”今天，人们强调的是消费，而不是保存，购买物品的同时又不断地“扔掉物品”。无论人们买的是一辆汽车、一件衣服，还是一个小玩意儿，在使用了若干时间以后，主人就会讨厌它并想抛掉“旧的”，购买最时髦的东西。获得→短暂的占有和使用→扔掉（如果可以并且合算的话，便换成一样更好的时髦货）→再获得，构成了消费者财买商品的恶性循环，所以今天的口号可以说是：“新的东西好！”

今天的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最突出例子，也许是私人汽车。我们的时代名副其实地可称之为“汽车时代”，因为我们的整个经济都是以汽车制造为中心，我们的全部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汽车消费市场的兴衰。(www.xing528.com)

对于那些拥有汽车的人来说，汽车似乎成了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在那些没有汽车的人，特别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看来，汽车成了幸福的一种象征。但是，人们对自己汽车的爱好显然并不深入持久，不过一时喜欢罢了，因为汽车的主人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汽车；两年后，甚至一年以后，汽车的主人便厌倦了那辆“旧汽车”，并开始物色一辆新车，为做成这笔“交易”而到处奔波。从物色到购买，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竞赛，有时欺骗成了竞赛中的主要因素。而这笔“交易”本身就像这场竞赛的最后奖品——车道上的那辆最新型号的汽车一样受到主人的赞赏，甚至更加受到赞赏。

为了解开这个似乎有目共睹的矛盾，即主人同汽车的财产关系与主人对汽车的短暂兴趣之间的矛盾之谜，我们必须考虑几个因素。第一，在所有者与其汽车的关系中，存在非个人化的因素；这辆汽车并不是主人所喜欢的一个具体对象，而是表明地位的一种标记，是权力的延伸——一位自我的创造者。主人获得了一辆汽车，实际上是获得了自我的一个新的部分。第二，比如从每六年买一辆新车，变成每两年买一辆新车，这就增强了购买者急于到手的兴奋心理；使一辆新汽车成为自己所有，犹如采到一朵艳丽的鲜花，它增强了人的占有欲，而且，汽车更新越快，越是感到有兴趣。第三，频繁地购买汽车意味着不断获得“做交易”（即通过交换牟利）的机会，今日的男女普遍乐此不疲。第四，人们需要体验新的刺激，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后，旧的刺激显得平淡无奇了。我在以前对刺激的论述中（《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区分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刺激，并进行了以下说明：“刺激越是‘被动’，它的强度和/或类型便改变得越快；而刺激越‘主动’，它就越能长久地维持刺激的特性，越没有必要改变其强度和内容。”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过去一百年内社会性格方面发生了变化，即从“囤积型”（hoarding）性格转变为“交易型”（marketing）性格。虽然这种变化并没有抛弃占有的倾向，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倾向（关于囤积型性格向交易型性格的发展，见本书第七章的论述）。

这种所有权意识同样在其他关系中显示出来，比如对医生、牙科医生、律师、老板和工人的态度。人们通常会说“我的医生”“我的牙医”“我的工人”等。但是，除了对他人所采取的这种所有权态度，人们还体验到无数的所有物，甚至各种感情也成了所有物。以健康和疾病为例，人们在谈论自己的健康状况时也怀有这样一种所有权意识，指出这是他们的疾病、他们的手术、他们的治疗、他们的胃口、他们的药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健康和疾病也是所有物，他们同自己不良健康状况之间的所有关系就如同一个股东与其在行情急剧跌落的市场中贬值的股票的所有关系一样。

观念和信仰，甚至习惯都可以成为所有物。例如，一个在每天早晨的同一时间吃同样早餐的人会因作息时刻表的稍稍变动而感到不适，因为他的习惯已成了某种财产，失去它便意味着自己的安全遇到了威胁。

关于“占有”这一生存方式之普遍性的描述，也许会使读者们感到太消极、太片面了；然而，事实的确如此。我描述社会普遍盛行的观念，首先是为了给读者们提供一幅尽可能清楚明晰的画面。但是，另外一种因素会使这幅画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那就是在青年一代中正在形成的、与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观念。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消费模式，它们不是秘而不宣的贪求和占有，而是体现了真正的乐趣——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不期待得到任何“持久的”东西作为报偿。这些年轻人长途旅行，经常遇到艰难险阻，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游览自己所向往的地方，拜会自己想见的人。至于他们这样做是否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有价值，这无关紧要；尽管他们不够严肃，准备不足，或者不那么专心致志，但是，这些年轻人敢于存在，不期望得到什么回报或拥有什么东西。虽然他们往往在哲学上和政治上显得天真幼稚，然而，他们比年长的一代真诚得多。他们不会为了成为市场上令人满意的“商品”而成天打扮和修饰自我，他们也不会有意无意地通过不断的撒谎来维护自己的形象；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把精力耗费在压制真理上。他们经常以自己的诚实给长辈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长辈们也经常暗自钦佩那些敢于正视现实和说出真理的人。这些年轻人形成了各种政治和宗教倾向不同的团体，但也有许多人还没有形成特定的意识形态或理论，他们自称正在“探索”。虽然他们还没有发现自我或尚未找到能指导他们生活实践的目标，但他们在寻求成为他们自己的途径，而不是占有和消费。

然而，我们需要对图画中的这种积极因素进行鉴定。这批年轻人中有许多人（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的人数已大幅下降）并没有从摆脱束缚的自由前进到创造的自由；他们只是为争取摆脱限制和依赖进行了反抗，并没有试图去寻找前进的目标。他们与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一样，坚持“新的东西好”的口号，而且他们对一切传统，包括最伟大的思想家所提出的种种理论，表现出一种近乎恐惧的冷漠态度。由于一种天真的自我陶醉心理，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发现值得发现的一切。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理想是重新回到儿童时代，于是，像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注2这样的作家便提出了一个易于实现的意识形态，即回到儿童时代，而不是向成人阶段发展，乃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最终目标。只要他们保持这种欣快症，就会感到幸福；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怀着极其失望的心情度过了这个时期，他们没有获得坚实的信念，没能在内心确定一个中心。到头来，这些人往往成为一个失望的、冷漠的人——或者，成为一个对毁灭产生盲目幻想的不幸之人。

当然，并非所有心怀巨大希望的人都以失望告终。可惜，我们无法知道这批人的数量。就我所知，我们不可能获得有效的统计资料或正确的数字，即使能得到这方面的资料，我们也几乎无法对这些人做出鉴定。今天，美国和欧洲的千百万人试图与传统思想、与那些能给他们指明道路的导师取得联系，但大部分学说和导师或者带有欺骗性，或者受公共关系宣传的影响而名誉扫地，或者与各方大人物的经济利益和名誉地位有牵连。这些导师中，一些人虽然进行欺骗却能从这种方法中获得真正的好处；另一些人则丝毫不抱进行内部变革的严肃目的而运用这些方法。不过，我们只有对新的信仰者进行详细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方能知道每个团体究竟拥有多少人。

我个人的估计是，严肃地关心从“占有”方式向“存在”方式转变的年轻人（也包括一些年长者）不仅仅是少数分散的个人。我相信许多群体和个人正在向“存在”方向发展，他们代表了超越占有倾向的新潮流，因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由少数人来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这些少数人的存在给从占有观念向存在观念的真正转变带来了希望。这种希望更具有现实性，因为促使这些新观念产生的某些因素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变化：男子对女子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崩溃，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权的崩溃。妇女、儿童与性革命是我们在20世纪胜利进行的几场革命，尽管它们还处在初期阶段。这些革命的原则已为很多人接受，旧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显得荒谬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