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左翼文人：解读太阳下的鲁迅

——关于钱杏邨

钱杏邨即阿英，太阳社的主要成员。他在鲁迅的印象里是与右的对立的“左”的代表。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鲁迅有一生动的比喻：“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二心集》）(www.xing528.com)

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钱杏邨与创造社采取了同一步调，也对鲁迅发动了攻击，连续发表了《死去的阿Q时代》以及《死去的鲁迅》等。钱杏邨认为鲁迅的小说没有反映五四时代的思潮，里边所写辛亥革命前后的城乡生活，不过是“天宝宫女，在追述着当年皇朝的盛事而已”。又说：“他的创作时代背景，时代地位，把他和李伯元、刘铁云并论，则是相宜的。”此外，鲁迅的《匾》（收入《三闲集》）发表后，又遭到钱杏邨的攻击，他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中说：“‘在文艺批评上比眼力’（按：系鲁迅的话），鲁迅不把他笔尖的血洒向青年，洒向下等人，这就是他的革命。呜呼！现代社会并不如鲁老先生所说的这样单纯。所谓革命，也并不如鲁老先生所说的这样的幼稚。他始终没有认清什么是‘革命’，而况是‘革命精神’！”鲁迅反驳创造社和太阳社最著名的文章是《“醉眼”中的朦胧》，这我在关于鲁迅与成仿吾、鲁迅与郭沫若等文中已有介绍，此不重复。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一）》中说：“今年一说起‘近视眼看匾’来，似乎很有几个自命批评家郁郁不乐，又来大做其他的批评……这故事原是一种民间传说……倘若其中仍有冒犯了批评家的处所，那实在是老百姓的眼睛也很亮，能看出共通的暗病的缘故，怪不得传述者的。”这也算是对钱杏邨攻击《匾》的平心静气的答复吧！此外，鲁迅对于钱杏邨《拓荒者》上引用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理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鲁迅认为，如此为“革命文学”辩护，“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显然，鲁迅认为标语口号是不能和文艺画等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