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1904-1977），笔名修士、湘君，湖南岳阳人。文学史家、小说家、翻译家。20世纪20年代末至1937年在上海、安徽等地任大东书局编辑，安徽大学、塈南大学教授。与郁达夫等人过往甚密，写有小说《支那女儿》、《昨日之花》、《三儿苦学记》，剧本《她病了》、《十年后》等，并翻译了托尔斯泰的《高加索的囚人》、《迷途》，屠格涅夫的《两朋友》、《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显克维支的《苦恋》以及《雪莱诗选》等。1937年后历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中文系讲师，上海临时大学文法科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侧重文学史教学与研究。其主要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分别于1941年和1949年出版。此外还写有《托尔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等外国文学研究论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代理系主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出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修改本，并发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多篇。
早在1928年5月，刘大杰写了《〈呐喊〉与〈彷徨〉与〈野草〉》（1）一文，其中说：“鲁迅的发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创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变换变换生活，以后恐怕再难有较大的作品罢。我诚恳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开书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国外的旅途去，好在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几页空白的地方。”刘大杰认识不到《野草》的意义和价值，出言不逊，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年轻人的狂妄。在他眼里，仿佛鲁迅已经江郎才尽，再难有什么成就了。因而，他希望鲁迅深入生活，并为鲁迅安排了一个去处，去国外。深入生活固然是不错的，又为什么要深入到国外去呢？“放下呆板的生活”，应该是填补某种生活的空白呀，又怎么“留下几页空白的地方”呢？刘大杰这里有点不知所云，我给搞糊涂了。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他当年颇像当代的某匹“黑马”，指手画脚，要作家们这样而不要那样。
鲁迅的理解却有所不同，他说：“……刘大杰先生的文章……我却很感激的读毕了，这或者就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和我素不相知，并无私人恩怨，夹杂其间的缘故。然而尤使我觉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设法，以为在这样四面围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笔，暂且出洋；并且给我忠告，说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几张白纸，也并无什么紧要。”（2）我理解，这里鲁迅也并没有把刘大杰的话太当回事，不过随便调侃一下，如此而已。而且写这篇文章时，已是1932年4月26日，距刘大杰发表文章已过四年。鲁迅的这篇文章既不是专门针对刘大杰的，也不曾在报刊上发表，而是直接收入《二心集》。鲁迅是不计较的。
以上所提刘大杰的批评鲁迅，与鲁迅的批评刘大杰，我以为并没有因果联系。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此后鲁迅对刘大杰并无好感。1934年后，鲁迅几次批评刘大杰，但都没有点出他的尊姓大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鲁迅抓住刘大杰技术性知识性差错不放，实际上是在嘲讽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是在挖苦林语堂，甚至经过他校阅的《袁中郎全集》，竟然还有那么多的错误——毕竟刘大杰当年还年轻，也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年，由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刘大杰校点的张岱《琅嬛文集》，被列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出书后，有不少断句、标点错误。比如，《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正确的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而刘大杰则错点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诸如此类。曹聚仁在1934年11月13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了《标点之不朽》一文，指出了刘大杰标点本的错误。
1934年10月2日，鲁迅在《花边文学·点句的难》一文中就提到了刘大杰的差错。1934年11月19日，鲁迅在后来也收入《花边文学》的《骂杀与捧杀》一文中，把袁中郎作为被“捧杀”的例子，说：“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那，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这段话里，“借得他一榻胡涂”的前面，鲁迅引的就是曹聚仁指出的、我们上面提到的刘大杰错点的句子。如此“一榻胡涂”，袁中郎当然是“大触其霉头”了。
无论如何，刘大杰的差错，算不上什么大错——这既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人生问题，而只是技术性和知识性问题，对于当年只有30岁的刘大杰来说，似乎只要点到就行了。然而，鲁迅在其他的文章中还不时提到这件事。1934年11月14日，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一文中写道：“据我所留心观察，凡有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标点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样，并不怎么懂得的，”（3）捎带挖苦了一下刘大杰。1934年12月9日，鲁迅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写道：“最近，宣传古文的好处的教授，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4）指的是刘大杰。1935年4月2日，鲁迅在《人生识字胡涂始》一文中写道：“自以为通，别人也以为通了，但一看底细，还是并不怎么通，连明人小品都点不断的，又何尝少有？”（5）指的是刘大杰。1935年12月18日，在《“题未定”草（六）》中又说：“我买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张岱的《琅嬛文集》……但照标点看下去，却并不十分‘康庄’。”（6）针对的还是刘大杰。
鲁迅对刘大杰这样揪住不放，确实是不讲恕道。但我又想，倘若纯粹是刘大杰的断句问题，倘不是和施蛰存的“珍本”以及林语堂的校阅纠缠在一起，对于此事，鲁迅可能一句也不会提了——当时出版界，诸如此类的事甚多。我觉得，鲁迅挖苦刘大杰，很大程度上是挖苦林语堂、施蛰存他们“弄烂古文”，折腾所谓“性灵”小品。
关于施蛰存和林语堂，已有专门介绍，这里就略去不谈了。
1992年10月10日，陈四益先生以“东耳”为笔名，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章《〈袁中郎全集〉与〈双峰记〉》，文中说：“刘大杰先生曾说过，标点是阿英搞。他那时从事革命工作，经济上比较拮据，需要找点事换点稿费。但他不好公开露面，所以名字用的是刘大杰。至于标点的疏漏，可能是因为革命工作繁忙，无法静下心来的缘故罢。解放后，此事已成过去，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只对几位非常熟悉的朋友谈过内情。”如果刘大杰说的是事实，那刘大杰是在替阿英受骂。
针对这一观点，倪墨炎先生写了《刘大杰与〈袁中郎全集〉的标点》（7）一文，他参加过这件事的调查，而且调查的是当事人，结论具有权威性。倪黑炎在文章中说，“文革”末期，新的《鲁迅全集》注释工作开始，鲁迅批评《袁中郎全集》标点错误的《点句的难》和《骂杀与捧杀》是收在《花边文学》中的，该集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几位教师为主进行注释。
他们把征求意见本寄给了刘大杰先生。刘先生正式向注释组提出：“标点是阿英搞的。”并说：“阿英那时从事革命工作，需要钱用，又不便公开露面，所以用我的名义标点。他忙于革命工作，难免标点疏漏。”等等。接到刘先生的意见后，注释组的同志走访了阿英先生。当时阿英已重病在身，但病情有了好转，不但头脑清楚，还能扶着在室内走动。他听了刘大杰的意见后，淡淡一笑说：“这是大杰记错的。当时他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他在文坛上虽已露头角，但名气还不大，所以他标点后，还要挂上‘林语堂校阅’的牌子。如果是我标点的，我名气比他大，要借用他的名义作什么。至于反动派追捕我，那是1935年的事，这书是1934年出版的，那时我还在文坛上公开活动，也没有必要借用他的名义。”(www.xing528.com)
注释组和出版社编辑室的同志希望把阿英的说法告诉刘大杰，并当面向刘大杰核实。当时倪墨炎被借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家在上海，于是注释组和编辑室的同志就托他和两位去上海的大学教师一起了解一下此事。
1977年春节后不久，倪墨炎等人就去了上海万航渡路刘大杰寓所。由于事先约好的，握手寒暄后，刘“开门见山就重说了一遍他向注释组提出的‘标点是阿英搞的’那些话”。待他说完后，他们转述了阿英的话，并且告诉刘，“我们查阅了当年的《袁中郎全集》，第五册的序是阿英署名写的，说明阿英那时的确可以公开活动。如果阿英标点不便公开署名出版而要借用刘先生的大名，那这篇序却何以由阿英署名呢？”刘先生听了我们转述的阿英的话，和我们查阅的结果，沉思片刻，说：“我和阿英是老朋友，过去一直是互相帮助的。他既然这样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们看着办吧。”倪墨炎等坚持问道：“朋友之间，也要实事求是地弄清历史面貌。刘先生是否可以提供别的证据？”刘说：“我没有别的什么证据。你们回京去时，见着了他，替我问好。”
倪墨炎先生在文章中还引用了当年《袁中郎全集》第三册刘大杰的序中的一段话：“校刊一个古人的集子，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至少得了解这一个人的生活思想和他的种种环境，要这样，才可整理了解他的作品。像我这样一个人，做这种事，才力是不够的。然而自己又实在愿意做这件事，没有法，只好勉强地做下去。幸而有林语堂、郁达夫、阿英几位先生，尽量地帮助我，现在总算把它弄成功了。这几位先生，有的替本书作序，有的供给我一些难得的关于中郎的书籍，特别是林先生，还担任最后一次的校阅，我是应当在这里表示深深的谢意的。最后，我还要感谢曹漱逸、胡云翼两位先生，他们也给了我一些有益的帮助。”倪墨炎写道：“从这段话可见，标点确是刘大杰做的，阿英写序在第五册，此时他做的大概是提供袁中郎的一些版本吧。至于刘大杰是否另有助手，我们就不便妄猜了。”倪墨炎继续写道，“根据访问和查考的结果，事情的真相应该说是明白的……此事不久，阿英先生和刘大杰先生先后作古，要是当年刘大杰没有正式向注释组提出他的说法，阿英也无从作出证明，可能真会以讹传讹，在‘几位非常熟悉的朋友’中逐渐传播开来，一面却又打出‘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的旗号，使人更感到可信。但即使是这样，事情的真相最终还是弄得清楚的，因为这部《袁中郎全集》本身就是铁证。”
倪墨炎先生的这篇文章写于1992年11月21日，在收入《现代文坛内外》时又加了个“附记”，其中说道：“我们当初去拜访阿英时，阿英正由当时的女婿吴泰昌扶着在室内散步。他与我们谈到最后，还说了句：‘大杰以为我已是植物人了，所以把这件事推在我身上。’我没有把这句话写入文章。刘大杰先生和阿英先生都是我所尊敬的大作家大学者。我都曾为他们的著作写过书话一类的小文章……”
我所认识的刘大杰，是书本中的刘大杰，对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处世为人并不了解。他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不好妄断。所以，对以上史实，也不好妄加评论。
还要写一笔的是，“文革”期间，刘大杰秉承“时代的要求”，以批儒评法为主线，改写《中国文学发展史》，当年，与杨国荣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一样，刘大杰的书大为走红。刘大杰、杨国荣成了学术配合宣传、配合政治的成功典范。粉碎“四人帮”以后，刘大杰是受到了一定的政治压力的。
注释
（1）《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2）《鲁迅全集·二心集》。
（3）（4）《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
（5）（6）《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
（7）倪墨炎：《现代文坛内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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