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1908-1994），原名吴祖襄，笔名寄谷、野松等。安徽泾县人。1929年入北平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转中文系，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学习。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团体。1935年到泰山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师和秘书。1942年至中央大学国文系任教，并任重庆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7年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委等职，主要从事古典小说研究。
鲁迅与吴组缃并无正面冲突，但在私下通信中却对吴组缃有所批评。
当年鲁迅推荐他的作品时，他还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吴组缃1930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早年作品通过个人的悲欢离合，反映封建保守势力对新事物的摧残。此后笔锋转向急剧破产的皖南农村，真实地写出了发生在农村的各种纷繁的现实纠葛。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暴露地主豪绅宋姓家族争夺宗祠一千八百担积谷的丑态，笔致细腻，刻画深刻，得到鲁迅的肯定。
1934年，曾任上海《大美晚报》记者、《中国论坛》主编的美国人伊罗生，为了译介中国现代作品，曾约请鲁迅、茅盾选编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初时，鲁迅推荐了《一千八百担》，后因为太长抽下，“换一篇较短的”。此外，日本作家增田涉多次翻译吴组缃的作品，发表在日本的《改造》和《文学案内》等杂志上，也多系鲁迅推荐介绍的。不过，吴组缃本人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王瑶先生提示，读了《鲁迅书简补遗》，才知道鲁迅先生生前一直很关心我”。（1）
经鲁迅推荐后，增田涉也喜欢上了吴组缃。他在读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后，认为一般水平是低下的，“其中只有吴组缃的作品例外”，他的小说“真挚、凝重”。此后，增田涉与吴组缃有了书信往来。
当年吴组缃并不知道增田涉与鲁迅的关系，因而对增田涉亦有不满之处，这主要是在东三省沦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不满。吴组缃把增田涉的信发表在上海的《太白》纪念特辑上，并就幽默问题，对增田涉进行批驳。
关于幽默问题的缘由，增田涉曾说：“因为是真正的作家（按：指吴组缃），我对他怀有好感，但是他过于死心眼的一面也使我感到困惑，稍微有一点疏忽或开两句玩笑，立刻就会遭到他的反驳，而且采取责备的态度。我也就回击一下他过于性急，过于简单的思考方式，当然这样做多少有点离题了，但是万没有想到，玩笑的结果，也就是离题的部分，被吴君在上海杂志（《太白》纪念特辑）上引用发表了，而且从‘增田涉先生的中文是日本式的，我不能完全读明白……’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有些厌烦了。”（2）
吴组缃对增田涉“幽默是必要的”主张不满，根据《斯文》上增田涉的文章，他写道：
我欠少幽默，就因为我是个乡下人的缘故。幽默是现代都市里人的脾气，都市里的人大般是现世享乐的，他不肯正面去认识严肃的人生，凡事以一个笑话了之。然而乡下人不是这样的，乡下人万事认真，规规矩矩的做人，好好的找饭吃……他的实际生活不许他躲避这些严肃的事，因此他幽默不起来。我也曾在都市中生活过十多年，但这十多年我看见的、听见的，全是我们民族我们社会最最严肃的事。对于这种种大事，我仍是以一个乡下人的认真态度去体味去了解的。——我决不能当成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去告诉人家的。当我满腹忿怒、满腔血泪的时候，你要我说笑话，恕我说不出来，我没有那种涵养的功夫！这是乡下人的一种傻气。
幽默的背后是悲观，是消极。你们贵国的文学往往有点轻微的幽默。你们贵国是最喜欢自己剖肚子，自己投海自杀的民族。俄国人干出光明人道的世界来。——契诃夫有点幽默，契诃夫是死灰色的。
这时候的中国人要严肃，应当正面迎上去，认识他的境遇。——你们也不应当躲避，不应当以幽默了之。
从这一段表述可以看出，吴组缃和许多乡下人一样，为生活所累，累得沉重，无法放松，所以笑不出来，更谈不上幽默了。为生活所累的乡下人，或者成为麻木的华老栓辈，或者成为严肃的吴组缃辈。当然，也有例外的，那就是鲁迅说的农民式的幽默了。增田涉把吴组缃的信寄给鲁迅，鲁迅在1935年2月6日致增田涉的信中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对吴君不大熟悉，但从他的回信所发的议论看来，我以为此人是颇不足道的。第一，我不赞成“幽默是城市的”的说法，中国农民之间使用幽默的时候比城市的小市民还要多。第二，把日本的切腹、投水等看做幽默，不知是何道理？严肃地观察或描写一种事物，当然是非常好的。但将眼光放在狭窄的范围内，那就不好了。第三，俄国文学没有幽默，这与事实相反。即在目前也有幽默作家。吴君好像是自满的，如果那样，就停留在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地位了。依我看，同他通信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最近，红军进入此君的故乡（安徽），据说他家的人逃到上海来了。
幽默是不分城乡的，是人的个性素质使然，一个自称农民的人的感受，不等于所有的农民都是这样了；切腹之类当然说不上是幽默，这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青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挖苦日本人，是题外话，不知鲁迅是否读出了他题外的愤恨？至于俄国文学有没有幽默，这要看怎么立论了，说有，可以作一篇天衣无缝的大文章；说没有，也可以作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这些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无关宏旨。
但是，鲁迅关于红军的“据说”——他非常慎重地加上了“据说”这两个字——却是与事实不符的。鲁迅到底从什么地方得悉这一“据说”的？目前尚不清楚。事实是，红军进入吴组缃的家乡后，他的家人并没有逃到上海去。让鲁迅始料不及的是，他在私人信札中提到的这个“据说”，却给吴组缃带来了长期的麻烦和困扰。因为，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对待红军的态度，是“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问题”。关于这一问题，陈漱渝曾分析说：“……常常有意无意间把鲁迅的每句话、每个论断都放在毋庸置疑的地位，这种现象在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如利用鲁迅的只言片语来批判武训、胡适、‘四条汉子’，利用鲁迅的只言片语来‘评法批儒’，评《水浒》、《红楼梦》……凡被鲁迅批评过的人，似乎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难于为自己辩护，人们在一个时期内似乎忘了全面评估他们的历史功过。”（3）鲁迅被利用了，成了阴谋家打人的棍子，这是鲁迅的不幸。不过，这和鲁迅又有什么相干呢？吴组缃的情况，是颇具典型性的，他代表了一批被鲁迅“随便说说”的人在1949年以后的共同命运。
鲁迅为什么要特意告诉增田涉这件事呢？大约是想让他明白，吴组缃的家庭在社会上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态度吧。也可能什么都不“为”，也许鲁迅在什么报看到或什么人那里听到这一消息，增田涉说到吴组缃，也顺便提了一笔而已。我相信，鲁迅绝无先见之明，留下这条“罪状”，让后人来整吴组缃。相反，躲红军的现象，在当时是不足为奇的，是为社会所接受的，因为红军是“匪”。鲁迅是没有恶意的。
1940年12月，吴组缃在重庆的《抗战文艺》第6卷第4期上发表了《副官及其他——为纪念鲁迅先生而想起的片段》（4）一文，这篇文章很少议论，有的只是形象，有小说氛围，是散文笔调。文章的副题是“为纪念鲁迅先生……”。从全文看，似乎作者并没有诋毁鲁迅的意思。但是，这篇文章的第二节却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一节，他写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据称，他是一位“博学多闻之士”，曾在教会学校当过近二十年的学监，曾在几所教会大学当过多年国文教师。孔孟经书读得“滚瓜烂熟”，耶稣的全套博爱救世的道理，“他成天满口的宣扬着”。这说明，他是学贯中西的。“我是个老青年，”他常说，“你们别以为我年纪大，我的脑筋可是挺新的。”这是他的夫子自道。这一天，他对包括吴组缃在内的几个年轻人发表了他对鲁迅的“高见”：
他慢慢地把手里的一函书拔下牙笺，摊开在膝头。防空洞口有太阳光射进来，我们看见那是最近出版的许广平先生编的影印《鲁迅书简》。
“不是听见你们都作兴这个姓鲁的吗？”他得意地说，“我弄来这部他的书简。是昨天孟委员请我吃饭，是他赠我的。这诚然是部好书。写的好，做的好，称得起‘写作俱佳’四个字。你们可以好好的研究他一番。这鲁迅诚然是个人杰，的确是个人杰。”(www.xing528.com)
说到这，他谈了一大堆历史上的“人杰”，接着吴组缃写道：
他说，“这鲁迅，即如唐之李太白，清之郑板桥，是民国的一代人杰。你看他这一笔字，（他指着膝上的书简）完全戛戛乎独造。既不宗王，也不宗颜，不是魏碑，不是章草。什么也不是。可是才气横溢，一点不俗气。文也是好的，全然出于自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独往独来，丝毫不受拘检。……你们常常鲁迅鲁迅，报上也鲁迅鲁迅，真是风靡一时。可是有一点你们未必知道。就是他的满腹郁结忧默之气……”
“什么之气？”朋友很好奇的插问道。
“你们不是常常说的忧默么？鲁迅的文里正就有忧默之气，也就是郁结之气。这可千万要当心！（朋友们半懂不懂，但都不禁嘻嘻的笑了）诚然，国事至于今日，忧也伤时，也是志士仁人所当有，不足为怪的。可是形之于文，传之于后，影响可太大了。怀才不遇，牢骚发乎中，也是人情之所不免，但因此而郁结为戾气，不能遣解，则不但自苦，亦且害世。少年人受害尤其不浅。……鲁迅的诗文，没有一篇不是诋毁人的。哈哈，吾知之矣！骂人是多么容易的事，那个骂人也可以骂的痛快淋漓！少年人缺少阅历，惑于他的辞令，大家就竞竞尚之。如此风靡一时，造成风气，后去真是岂堪设想！我告诉你们一句话，你们牢记着：人生处世，贵乎快乐和平，这是属于阳性的。若整天忧默郁结，患得患失，那就入于阴性一流。你们想想，一天到晚和和平平，坦坦荡荡，快快乐乐，那有多么好！何苦牢骚满腹，以诋毁詈骂为快，以讽嘲诽谤为能？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人，社会国家纵能容之，亦必不能自永其寿！不会活得长久的！屈原就是一个先例！屈原当初纵然不跳江，也必定郁结而死，决不能活个七十八十！何况屈原只为爱国，一片忠心，并不是成天乱发牢骚，也有其一种浑厚磅礴之气，和戾气又截然不同。你们看，呐，这里，（他翻开折了角的一页）这里他自己说的：‘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毒气鬼气全都是戾气。钟于灵气，发为戾气，这是末世之象，也怪不得他本人，可是我们少年人定要当心！我再告诉你，凡正气之所钟，如孔，孟，耶稣，那是我们可以效法，而应当效法的。凡灵气所钟的人杰，先不管他的戾气不戾气，你就连学也没有法学的到。你们一片热心，趁早收起来！我告诉你们，著书立言，是我们的职志，且吾人也亦有此志。但总须温柔敦厚。你们留心温柔敦厚四个字！我今天说了半天，这四个字最重要！……”
反复拜读了这段文字，不得不承认，很难读出吴组缃的态度来。他写的几乎是一篇散文了。在老先生发完怪论之后，吴组缃说：“老先生的鲁迅论戛然中止，在我是觉得很可惜的。但即此已可以看出一个梗概：我相信他这番讲论，佩服的必定不止孟委员一个人。”他是因为欣赏怪论而“可惜”呢，还是因为没有听完全这种诬蔑鲁迅的言论而“可惜”？或者说得明白一点，他是把老先生的话当作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真的不得而知。本来，在一篇作品中是可以捕捉到作者的倾向的，但我还是觉得无须把“老先生”和吴组缃扯在一起。吴组缃的另一句话让我产生了兴趣，即：“我相信他这番讲论，佩服的必定不止孟委员一个人”，就是说，无论吴组缃的倾向怎样，但客观上“老先生”所言，让不少人信服，代表了一批人的观点，这也正是我要批驳“老先生”的缘由——他是真人还是吴组缃塑造的人，这并不重要。
这里不说吴组缃也罢，我们单表这位“老先生”。应该说，“老先生”的话，其战术是陈旧的，表达的语言却有一点古色古香，因而也有一点迷惑力。说他战术陈旧，是因为他所采用的无非是先扬后抑的办法；说他的语言表达有点儿与众不同，那是因为他确实读了一些古文，因而有了一点玄乎的歪理，所谓“人杰”、“灵气”之类。尽管他把鲁迅捧为“人杰”，但他仍按捺不住要对鲁迅进行一番诬蔑和攻击。
“鲁迅的诗文，没有一篇不是诋毁人的”吗？以诗而言，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诋毁谁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又诋毁谁了？惹不起，还躲不起？躲也不行，躲进小楼了，还是难成一统。以文而论，《故乡》诋毁谁了？《论雷峰塔的倒掉》又诋毁谁了？便是“老先生”手上的《鲁迅书简》吧，鲁迅又是如何诋毁人的呢？其实，鲁迅点名道姓的所谓“骂人”文章，在他一生文字中，所占还不到百之一二。“老先生”假装很懂鲁迅，实际上他并不怎么读鲁迅的。若是读了，空口白牙，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老先生”不过是听多了一些人攻击鲁迅的言论，他也认同了这种言论而已。
忧国忧民，是一身正气，还是满腹“戾气”？“老先生”说：“人生处世，贵乎快乐和平，这是属于阳性的。”可是，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如何快乐，怎么“和平”？他的话，让我想起“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句子。他所讲的“快乐”，与“商女”的快乐不知有多大的区别。“老先生”对让人“忧默郁结”、“牢骚满腹”的社会不闻不问，倒也“和平”；对正人君子者流对鲁迅的诬蔑、诋毁颇是温柔敦厚，倒也“和平”，却故作高深地说鲁迅的忧时愤世“社会国家纵能容之，亦不能自永其寿”。这真是庸人的哲学了，这真是自私自利者的哲学了。从屈原到鲁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多少的仁人志士，他们何日何时顾及“自永其寿”？鲁迅知道自己余日无多，宋庆龄等敦促其出国就医，先生断然婉拒，他首先想到的是“赶快做”。这一切，岂是“老先生”所可理解？有的人固然“自永其寿”，但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有的人虽是未享天年，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老先生”还提到了屈原。他把屈原和鲁迅联系在一起，只有这一点还可以证明他是有学问的。是的，鲁迅和屈原一样，都是人民的作家。可是，他对屈原的死却很有点“聪明人”的看法，他说：“屈原当初纵然不跳江，也必定郁结而死，决不能活个七十八十！”（他的话不能不让我想起王蒙之论嵇康，王蒙也是不论司马氏集团的凶残，却怪嵇康如何与山巨源绝交，从而引来了杀身之祸）——是的，一个让爱国者郁结而死的社会，是怎样黑暗的社会！是怎样不人道的社会！我们乍看，似乎“老先生”人格颇健全，可是，他不责怪黑暗和不人道的社会，却责怪屈原一类人的激愤自苦，这种无是非、无良心的所谓“健全”，不是极大的不健全吗？
“老先生”虽是把鲁迅与屈原并说，但他同时又认为，鲁迅与屈原是不可比的，在他的眼里，屈原“一片忠心”，是一个有“浑厚磅礴之气”的人，而鲁迅，有的只是“戾气”。他的证据是，鲁迅自己也说过，“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难道鲁迅也应该像屈原那样，对当代的国王也“一片忠心”，才算有“磅礴之气”？他把鲁迅的自我忏悔、把鲁迅对现实的绝望都当作“戾气”了。发现自己灵魂的毒气和鬼气，正说明鲁迅严于解剖自己，是一个有无畏的忏悔精神的、在中国特别难得的卢梭一类人物；对当局的绝望，也不足以证明他便不爱这个国家了——历朝历代的当权者，总是把自己说成是国家的化身，党国党国，党即国嘛。可是，国民党偏安台岛，国却依然，所谓流水的朝廷，铁打的江山。
总而言之，“老先生”就是要年轻人“闭了眼看”，任你山河破碎、群魔乱舞，我自依然“温柔敦厚”——他说了半天，最后的结论是这四字最重要。
文末，我要提鲁迅逝世时，吴组缃在《中流》杂志发表的《闻鲁迅先生死耗》（5）悼文。其中写道：
我和鲁迅先生没有见过一次面，也没有通过一次信，私人方面是半点关系都不曾有过。但是我读过他的书。他教导我、鼓励我，把刚强的正义感传授给我。他把一切乔装了的喝人血、吃人肉的魔鬼们的狰狞丑恶血淋腥臭的嘴脸剥露出来，叫我们认识；他把我们祖上遗留下来的卑怯愚昧种种的奴隶相一一指说出来，叫我们认识。他永远站在被凌辱被损害的这一边，永远与强暴者搏斗。他教我们奋振起来，一同抗战。他原谅我们的幼稚，叫我们不要顾忌自己的缺点（我从一位朋友跟前听到他告诉的这句话，我得到极大的鼓舞）。我的一点聪明、智慧（假如有的话），一点做人的态度（假如对的话），要仔细推溯，大半都是他启发扶助起来的。我时时刻刻都在他跟前，他的呼吸我感觉得到，他的脉搏跳动，血的沸热我感觉得到。他的愤怒眼睛我看得见，他的慈爱的脸庞我看得见。一个新鲜活跳的人是无时无刻不在我的眼前。
鲁迅先生是一切被压迫者的代言人，真理与正义的战士。他给我们大众与青年留下一个永远不朽的典范。
吴组缃对鲁迅怀着多么深沉的情感与敬意啊！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躲避红军”给吴组缃带来不少可想而知的麻烦，但也没有因为“据说”而怨恨鲁迅，他在1981年第10期的《文艺报》上写了《感谢与怀念》一文，表示对鲁迅永远心存感激。
注释
（1）陆晓燕：《<鲁迅修改的增田涉致吴组缃书简原稿解说>译后记》，《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6期。
（2）《斯文》杂志17卷7号，1935年7月。
（3）陈漱渝：《关于评价鲁迅的若干问题》，《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6期。
（4）《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3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3月版。
（5）转引自李正西：《鲁迅与安徽现代作家》，《安徽统一战线》2002年第5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