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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鲁迅与左翼文人的温和态度

时间:2024-01-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废名是周作人的学生和知己。应该说,对废名的叫战,鲁迅并不回应,态度是温和的。当然,《骆驼草》以后,鲁迅对废名也不是一直没有表明态度。所以,鲁迅认为废名的“文学不是宣传”的观点,是“已经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接着,鲁迅从废名的笔名“废名”入手,分析道:“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好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

废名:鲁迅与左翼文人的温和态度

——鲁迅与废名

废名(1901-1967),小说家,散文家。原名冯文炳,字蕴仲,笔名还有病火等。湖北黄梅人。北京大学学生,后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著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等。新中国成立后,写了一本《跟青年谈鲁迅》,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2年后任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1963年起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

20世纪20年代,废名与鲁迅有多次往来,鲁迅日记中,1925年提到了四次,1926年两次,1929年一次。这些日记,除一次记有废名送书给鲁迅外,其余多是这么几个字:“废名来。”来干什么?鲁迅没说,我想,无非谈谈读书作文之类的吧。鲁迅在几封信中也提到了废名。1926年8月8日在致韦素园的信中,鲁迅说:“《关于鲁迅……》须送废名君二本(内有他的文字),希即令人送去。”鲁迅说的这本书即《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书中收有废名的论文《〈呐喊〉》。早期的废名对鲁迅的小说是爱读的,也有所研究。

废名是一个诗人气质很重的性情中人。比如他和湖北同乡熊十力的关系就很能见其为学为人的卓尔不群。他们是好朋友,学术上又是论敌。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谈过一则趣事:“有余君与熊翁(指熊十力)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说到废名的个性,北大教授、也是废名学生的汤一介有这样一段回忆:“废名先生教我们大一国文。第一堂课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废名先生一开头就说:‘我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自己深刻得多。’这话使我大吃一惊,于是不得不仔细听他讲了。”废名是周作人的学生和知己。1934年8月,周作人访日期间,接见日本记者井上红梅时,谈及自己“在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只有三个”,其中提到的就有“用废名这笔名的冯文炳”。周作人在《药堂杂文·怀废名》一文中认为废名“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

废名对鲁迅曾经极表推崇。比如,在《从牙齿念到胡须》(1)一文中说:“鲁迅先生近来时常讲些‘不干净’的话,我们看见的当然是他干净的心,(这自然是依照蔼理斯的意见,不过我自己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不干净也是干净,否则世上那里去找干净呢?)甚至于看见他的苦闷。”在《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2)中更说:“说到鲁迅先生,我要提出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个性的表现。……鲁迅先生一年来的杂感,我以为都能表现他自己,是他‘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在《骆驼草》第2期以“丁武”的笔名发表的《闲话》中,废名虽然对鲁迅多有非议,但也说:“我时常同朋友们谈,鲁迅的《呐喊》同《彷徨》我们是应该爱惜的,因为我认为这两个短篇小说集是足以代表辛亥革命这个时代的,只可惜著者现在听了我的话恐怕不高兴了,倘若如此,我以为错在他,不在我。我以为我的这句评语是衷心的赞美,不胜恭敬,著者也足以受之而无愧了,可慰他多年的寂寞与沉默。与著者同时代的,除了这两本书没有别的书。”废名称鲁迅为“那时的一位孤独者”。废名在北京大学讲解新诗,所编讲义即后来行世之《谈新诗》一书,其中有《鲁迅的新诗》一章,推崇1919年所作《他》“好像是新诗里的魏晋古风”。他说:“这首诗对于我的印象颇深,我总由这一首《他》联想到鲁迅先生《写在〈坟〉后面》那篇文章,那时鲁迅先生在厦门,我在《语丝》上读到他这篇《坟》的后记,不禁想着他很是一位诗人。这个诗人的感情,自然还是以较早的这一首新诗表现得最美好,我们读之也最感苍凉。”

1929年,周作人与原骆驼社成员和其他一些青年作家商议,决定出版《骆驼草》周刊。周刊的主持人是周作人,实际的编辑、校对、发行工作由废名、冯至办理。《骆驼草》发刊词中声称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讲闲话,玩古董,颇有颓然消沉之气。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正是“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的《骆驼草》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一篇丁武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说胡适、鲁迅、郁达夫等都列名其上的这篇宣言,“真是不图诸位之丧心病狂一至于此”,说发表这篇宣言的目的是要引起当局对自己的重视,以便“文士立功”。第2期上又发表了丁武的《闲话》,说他在创刊号上的那篇文章是“刺了鲁迅先生一下”,并讽刺鲁迅是“丢掉了自己”。鲁迅在上海看到了《骆驼草》,读到了丁武的文章,他在1930年5月24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骆驼草》已见过,丁武当系丙文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丙文,即冯文炳,即废名。

应该说,对废名的叫战,鲁迅并不回应,态度是温和的。鲁迅为何持温和的态度呢?我想,主要是考虑到《骆驼草》乃周作人主持。我们知道,与周作人分手后,总体上说,鲁迅是持沉默态度的。当然,《骆驼草》以后,鲁迅对废名也不是一直没有表明态度。1932年11月20日,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乎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从末一句看,鲁迅显然对废名很生气。至于狗不狗的,系私下通信,讲一点气头话,也不足为怪。

1934年,鲁迅写了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后人根据原稿,将其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废名的。

文章一开头,鲁迅便写道:“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鲁迅说的这篇文章,是指废名1934年10月发表的《知堂先生》,文中说:“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我们知道,鲁迅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一切的宣传未必都是文艺,而一切的文艺都是宣传。所以,鲁迅认为废名的“文学不是宣传”的观点,是“已经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接着,鲁迅从废名的笔名“废名”入手,分析道:“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好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鲁迅认为文学是有用的,“假如文字真的毫无什么力,那文人真是废物一枚,寄生虫一条了”。即使是废物和寄生虫吧,也还有文学观,“他的文学观,就是废物或寄生虫的文学观”。接着,鲁迅还批评了周作人的“为文学而文学”的观点,以及无奈中说出的“弃文就武”的高论。这是题外话,就不说它了。(www.xing528.com)

鲁迅写好了为什么又不发表呢?我以为,一是顾及周作人;一是觉得“文学不是宣传”的观点很陈旧,再去说它,也觉无聊。

鲁迅对废名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尽管有以上所叙的小不愉快,然而他1935年3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废名的小说还是作了客观评价: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废名,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3)

在这里,鲁迅给废名的创作大致分了两个阶段,肯定了他的早期创作,指出了他后一阶段所关心的范围变得更狭小了,由社会人生退回到自我,在艺术表现上也失去了真率、自然。有褒有贬,虽是一家之言,读者不难看出,鲁迅是理性和克制的,其中,也自有真知灼见在。

注释

(1)发表于1925年12月14日《京报副刊》,《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转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0月版。

(2)发表于1926年2月2日《京报副刊》,《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转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0月版。

(3)《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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