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下的鲁迅：鲁迅与左翼文人

——鲁迅与魏建功

一

魏建功（1901-1980），江苏省海安县人。笔名天行、文里（狸）、山鬼。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先后兼任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常委。有五卷本的《魏建功文集》等行世。

1919年魏建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靠江苏同乡会每季40元的经济补贴，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在预科学习期间，他已有志于民间歌谣和方言的研究。1921年考进北京大学，边工作边学习。在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沈尹默等名家指导下，熟悉了文字、音韵、训诂等专业知识，打下了厚实的底子。

魏建功在音韵学方面造诣很深，成就也最大，1935年发表代表作《古音系研究》，此书除了音韵学上的价值之外，对研究方言学和文字训诂学也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博得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和赞赏。

这期间，魏建功先后开设了声韵学概论、方言研究、民间文艺讲话、声韵学史、古音乐研究等八门课程。20世纪30年代北大中文系有“三大概要”的说法，就是指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概要》、沈兼士的《文字学概要》、魏建功的《声韵学概要》。

在研究韵书系统方面，魏建功是继王国维后有成就的人之一。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古韵书的论文。如根据《切韵》与六朝韵书点系来研究《切韵》性质的《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根据唐宋两系韵书的差异说明《广韵》与《切韵》关系的《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等，补充、发展了前人的学说。

魏建功一生多有曲折，磕磕碰碰，不免让人叹息，因为年青时代开罪于鲁迅，又曾与陈独秀切磋语言文字音韵连带沾染“托派”嫌疑，于是百口莫辩。然而讵料既遭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忽然被召唤起用，为“中央首长”注解“批孔”之用的《论语》，竟随了北大另一哲学家悉被“请”入“梁效”的大批判组。“忽如一夜春风来”，“反动学术权威”于是翻作人所不齿的“御用文人”而再遭批判。

二

魏建功和鲁迅只有过一次冲突，那还是在他的学生时代。1922年，北大举行“二十五周年成立纪念”，有“北大戏剧实验社”演出了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当时在北京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曾在他们表演时坐在幕后“看”了这一次表演，之后写了一篇《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1）他“很老实，不知道恭维”（鲁迅语），相反，对中国戏剧中不能男女同台演出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为连大学生也不能免此陋俗而感到“寂寞”、“悲伤”。当时魏建功是“躬与其事的演者”，对爱氏的批评很不以为然，写了《不敢盲从！》（2）一文进行反批评。魏文语多轻薄，甚至在“看”、“观”、“盲从”这类字眼上作人身攻击式的暗示，对爱罗先珂的生理缺陷进行了嘲讽。此文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反感，写了《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3）一文，对魏利用人体质上的缺陷来嘲讽别人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可怜，可羞，可惨”，并且说到，“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由此可见鲁迅当时对此事的愤怒。

我们可以想象，大学生演出托尔斯泰的剧作，应是满怀着激情，渴望得到一片赞扬的。然而，他们的热情却被爱罗先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魏建功说，“我们读了爱罗先珂先生第一段的文字，总该有沉重的压迫精神的印象，以至于下泪”，他感到非常委屈。为什么呢？年轻的魏建功是这样表白的：

寂寞到十二万分的国度，像今日的中国，简直可以说“没有戏剧”！那谈得到“好戏剧”？那更谈得著“男女合演的戏剧”？我们以前的国度黑暗，还要厉害于今日呢！前两年真是一个为艺术尽心的团体可说没有；假使爱罗先珂先生那时到中国，那又够多么寂寞而难受呵！我们真可怜可惨，虽然不准子弟登台的父兄很多，而一向情愿为艺术尽心，来做先锋的并没有畏缩；这才辟开“爱美的（4）为艺术的戏剧事业”的新纪元，所谓“艺术戏剧根苗”始茁芽在沙漠的大地上。所以中国的戏剧现在才渐渐有了，而且旧的戏剧却正在残灯的“复明时代”，和我们搏斗，接着那文明式的新剧也要和我们决斗呢！我们那敢怠慢？

但我们从“没有戏剧”引向“有戏剧”这面来，这点不能不算今日的国度是较昔日的国度光明了些微！从前的学生不演剧，轻视戏剧；而现在极力的提倡，尽心于艺术的戏剧；而演剧，这又不能不算是中国青年学生们对旧日的“优伶”的一个宣战，和他们对艺术忠心的表示！

魏建功觉得，他们是中国“艺术的戏剧”的开拓者，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他们的演出是在沙漠一样的国度中绽出了新芽。他们这种可贵的努力，不仅没有得到肯定，反而遭此非议，他能不生气吗？他当然很生气。

爱罗先珂主要对没有男女同台演出感到奇怪，进而提出了“学优伶”的问题。对于前者，魏建功辩解说：“到现在，将戏剧当作艺术，肯为艺术尽心而与男子合演的女子，虽爱罗先珂先生叫断嗓子，总难请得！”当时的女性不愿意和男性同台演戏，他们只能徒唤奈何。他又说：“在如此的现在中国黑暗艺术国度之下，没有人肯与我们‘男子’合演，而我们将何以尽力于有‘女子’的戏剧？”我想，当时中国，男女刚刚同校不久，女生特别少，还没有愿意上台和男生一起演出的女生，这是大有可能的，这应是实情。所以，魏建功认为，“我们现在只好求‘才有戏剧’的国度，再光明些到‘有好的艺术’的国度；那末，‘男女合演的，真的，好的中国艺术’才可望产出。”爱罗先珂在俄国，见惯了男女同台演出，看了中国男女如此授受不亲，发一些感叹，也是不足为奇的。今天看来，魏建功似乎不必如此在意。

最让魏建功不能容忍的是，爱罗先珂把他们标新立异的开拓性的作为与中国的旧戏剧画等号，说他们“竭力学优伶”。他说：“对我们演剧的人‘艺术幼稚’可以说，‘表现能力不足’可以说……我们相信既尽心于艺术，脑子里丝毫‘优伶’的影子就没有，——现在‘优伶’还是我们的仇敌呢！”魏建功把“优伶”、把旧戏剧当作自己的“仇敌”，爱罗先珂却说他“学优伶”，这不就等于说他向他的“仇敌”学习，他和他的“仇敌”是一回事吗？这怎么能让年轻气盛的魏建功不生气呢？他反驳道：

这种揣度和判断，未免太危险，太“看”轻了我们是一点戏剧眼光都没有的了！我相信他是“以耳代目”的看戏；而他竟以“耳”断我们“似乎以为只要在舞台上，见得像优伶，动得像优伶，用了优伶似的声音，来讲优伶似的话，这便是真的艺术的理想”，我却以为似乎并不如他所理想，而至于此！

又说：

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学优伶”，未免太不清楚我们黑暗的国度之下的情形，而且把我们“看”得比“优伶”还不如了！“优伶的模样”如何？爱罗先珂先生能以“耳”辨出吗？即使如他所说，他能以“耳”辨出我们“学优伶”吗？……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竭力的”，“鞠躬尽瘁的”，“学优伶”，以一位世界文学家批评我们幼稚的艺术实验者，应该不应该用其揣度，而出此态度？我们很佩服他的人和言，但他对我们的这种批评，这种态度，却实在料不到，真是为他抱憾！(www.xing528.com)

文章的末尾，魏建功气呼呼地说：“而我们为我们的人格上保障，也永不敢盲从爱罗先珂先生所说的‘学优伶’一句话！”

我们知道，人在生气的时候是很难有健全的理性的，所以，魏建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过头话。但是，我们理性地看，爱罗先珂之所以说他们“学优伶”，是由没有男女同台演出或“男扮女装”而引出的话题。他也许是无意间伤害了年轻人？

鲁迅对魏建功的辩解，没有用太多的笔墨，我以为，这倒不是说魏建功的辩解无理到不需批驳的程度，可能某种程度上鲁迅认为他说的也不无道理。鲁迅的愤怒不在于他的辩解，而在于他对残疾人的伤害。鲁迅指出魏建功有一颗“轻薄的心”：

若说对于魏君的言论态度的本身，则幸而我眼睛还没有瞎，敢说这实在比“学优伶”更“可怜，可羞，可惨”；优伶如小丑，也还不至于专对他人的体质上的残废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如魏建功君。尤其“可怜，可羞，可惨”的是自己还以为尽心于艺术。从这样轻薄的心里挤出来的艺术，如何能及得优伶，倒不如没有的干净，因为优伶在尚不显露他那旧的腐烂的根性之前，技术虽拙，人格是并没有损失的。

在鲁迅看来，如此不尊重残疾人的“轻薄”的人，是“人格”有“损失”的比“优伶”还不如的人。这种人的艺术作为，能好到哪里去呢？魏建功“以为中国已经光明了些，青年的学生们对着旧日的优伶宣战了”，鲁迅认为，“这诚然是一个进步”，但青年学生“则又何以如此奚落爱罗先珂君失明的不幸呢？‘可怜，可羞，可惨’的中国的新光明”。这样的“新光明”，鲁迅认为“倒不如没有的干净”。

当时，不仅鲁迅对魏建功的文章强烈不满，周作人等人也指出了这是不道德的。周作人以人文主义的人道立场，同情于爱氏失明的不幸，虽然是幼年即失明了的，“但在他是盲于目而不盲于心的，但虽然眼睛看不见，却同人家一样的读书做文，思想谈话。我们平常同他闲谈，倒不免有多少忌讳，譬如关于绘画、色彩、光线、风景、美人、影戏这些题目，我们觉得不能不有所顾忌，故意的回避一点”，于是自然反感于魏的轻佻。周作人表示：“我不愿意，因了这一点事便牵涉到作文者的人格上去，但我可以宣言这篇文章的‘文格’确已完全没有了”，但他仍以温煦蔼然的态度“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君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使当作敌人也未始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的人的礼仪”。就连发表魏建功文章的《晨报副刊》编者也特地在魏建功的文章后面加了这样几句说明：“题目中有一个字，和文中有几个字上的引号，颇表出了不大好的态度，编者为尊重原作起见，不敢妄改，特此道歉。”看来，这是明眼人的共识。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要为魏建功热情受挫后的失态言论“翻案”。

三

此后，魏建功与鲁迅仍有往来。那时魏建功正在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新中国成立初期，魏建功在《忆鲁迅先生》（5）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对我的严厉申斥，情绪总不免有些波动，但对先生的敬仰并没有改变，只有抱着一向对先生私淑的心怀虔诚地继续听讲来回答先生。”风波过后，他仍然坚持每星期二下午去听鲁迅的课，并没有为他们之间的笔仗去作辩解。鲁迅在孙伏园的指点下，终于从课堂的座位上认识了这个“虔诚地听讲的”青年，感到了过去的事是“暂时的误解”。鲁迅在编选自己的杂文集时没有收录这篇“声明”。鲁迅先生在《集外集》的序言里曾说：“也有故意删掉的：……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当时魏鲁的争论影响很大，“哄动古城”。但后来鲁迅不收此文，可见绝不是一时的遗忘，而确是“故意删掉的”。鲁迅的这篇文章，一直到1946年10月，由唐弢编《全集补遗》时才收录了。也就是说，当年，鲁迅原谅了自己年轻的学生。

“五卅”运动后，魏建功等人创办了黎明中学，请鲁迅代课。“先生没有丝毫游移，满口应允”。事实上，那时鲁迅不仅身体不好，而且还正在与无理罢免他的章士钊进行诉讼。尽管如此，他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支持帮助魏建功等青年。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忙于翻检电码之静农，一个是帮我校过《唐宋传奇集》之建功，同吃晚饭，谈得很为畅快，和上午之纵谈于西山，都是近来快事。”（6）可见，鲁迅先生在原谅了自己的学生后，由于共同的追求，仍然保持了非常好的合作。

魏建功在《忆鲁迅先生》中，认为自己《不敢盲从！》一文，“犯了人身攻击的错误，对一个残疾诗人失去应有的同情，把辩解的真实话弄成尖刻失态的言语。”他对鲁迅心存感激，满怀深情地写道：鲁迅“不但讲课，还要照常写作、翻译、替青年审校稿子和编辑报刊，往往夜以继日地工作。先生为着青年们累病了！他一面严重地病着，一面严肃地工作，先生的这种精神，事隔三十年后的今天想起来，实在有无限的伤痛，无限的感激！”

注释

（1）发表在1923年1月6日《晨报副刊》；另见《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2）发表在1923年1月13日《晨报副刊》；另见《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本文所引魏建功言论，除另有标明外，皆出此文。

（3）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本文所引鲁迅文字，除另有说明外，皆出自此文。

（4）英语amateur的音译，意思是业余的。

（5）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

（6）鲁迅《两地书·一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