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左翼文人：揭密托派汉奸论案

——鲁迅与陈仲山

一

陈仲山（1902-1942），本名陈其昌，当时以陈清晨知名于人。著有《人口西迁与中国之前进》、《海南岛与太平洋》，二书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都署名“陈清晨”。此外，他还翻译了杜威的《真理在前进》一书。《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的“注释”是这么写的：“来信的‘陈××’，原署名‘陈仲山’，本名陈其昌，据一些托派分子的回忆录，当时他是一个托派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据赵济回忆，赵济和陈仲山曾“撑起”“托派临时中央”。

根据北京大学的资料记载，陈仲山1922年8月进入文预科，1924年转入哲学系本科。他“在校期间，喜欢听鲁迅的课，对鲁迅怀着长久的敬佩的感情”，但他从不尝试文学，而研究社会学和经济学，对德国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很有研究。

1936年初，左联解散，接着，围绕“两个口号”，在原左联的作家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和争论。鲁迅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问题，“在感情上表露出某种‘疾恶如仇’的‘孤愤’情绪，使鲁迅这时再次陷入‘少数派’的境地”。据赵济称，“这种情况感动并且启发了‘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因而长期以来怀有一种‘孤愤’情绪的陈清晨。出于自身情感慰藉的需要和为托派事业打开一条路子这样的双重目的，陈在6月初悄悄写成那封致鲁迅的信”。（1）同时，还给鲁迅寄“托派”刊物，企图引为同调。在信中，他不仅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党，还攻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陈仲山在致鲁迅的信中阐明的观点，由冯雪峰代笔的“鲁迅文章”是这么归纳的：“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我理解，陈仲山的意见是：他反对与民众的刽子手组成“联合战线”；他认为，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共听命于斯大林的结果。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陈仲山在信中表达了对鲁迅的敬意，“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他之所以向鲁迅阐述观点，给鲁迅寄刊物，无非是想得到鲁迅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

此前，鲁迅和陈仲山没有来往，也没有通讯的记录。陈仲山名不见经传。那么，鲁迅对这封信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这从鲁迅的文字中查不到，只有冯雪峰1949年后写的回忆录留下了“痕迹”：

1936年6月间，最无耻的托派存心不良地写一封信给他，在信中对斯大林同志和我党中央大施攻击的时候，他对托派的愤怒和憎恶真可谓到了极点了。他那时病在床上，我去看他，他还没有对我说一句话，我也还没有来得及坐下，他就忙着伸手向枕头下面摸出那封信来，沉着脸递给我，愤恨地说：“你看！可恶不可恶！”我看了后说：“他们自己碰上来，你迎头给他们一棍罢！”他说：“等我病好一点的时候，我来写一点。”可是，虽然决定要给打击了，而愤怒仍不稍减，又沉着脸说一句：“可恶不可恶！”两天之后，他仍旧在沉重的病中，我就提出一个办法，请他说个大意由我笔录，写几句作公开信回答，他同意了。我主张早日答复，是认为打击托派固然重要，而同时也实在为了他可以早日减轻愤怒以免加重他的病。这封回信在杂志上发表了，他翻着那杂志的时候是高兴的；可是，过几天我去看他时，他笑着说：“我们还是便宜了托派！他们的来信没有比我的回信低两格排，这样，我们就把来信和回信平等看待了。”我们当时没有注意，便宜了他们！（2）

虽然没有旁证，但我们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冯雪峰的回忆。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材料《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3）一文，对此有过大同小异的表述，这里就不重复摘引了，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参阅。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要害是，信中指斥托洛斯基晚年“使用敌人金钱”，并由此生发开去，问“托派”是不是拿了日本人的钱：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

就在这封信发表不久，1936年10月5日巴黎中文版《救国时报》即发表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的文章，此后，连续发表此类文章四十余篇。而这一切，都是以《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为依据引发出来的。（4）冯雪峰代拟的信确实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托派”与汉奸画等号了。“托派即汉奸”之论遂成铁案，凡是涉及“托派”的，即以汉奸论罪，有冤难伸，王实味之死，即是显例。

陈仲山的信交给鲁迅，希望得到“先生的批评”，但没有想到，他的去信及鲁迅批判性的回信都被公布了。据一些当事人回忆，他感到“非常惊愕和痛苦”，抱着头连连说：“怎么会是这样的？”

这封信公开发表后，上海的“托派”组织便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名义，在《火花》上发表了由王凡西草拟的简短声明，声明指出，鲁迅此信称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实原信只是陈其昌一个人签名写的，他对之负全责。声明声称，“我们不愿意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来同鲁迅作无益的争论”。上海的“托派”组织认为这是陈仲山的个人行为，因为陈仲山被鲁迅抨击，他们似乎要与陈仲山拉开距离。有史料表明，陈独秀也认为陈仲山给鲁迅写信是“愚蠢”的。

陈仲山则没有这样平心静气，他感觉被伤害了，于1936年7月4日写了第二封信给鲁迅。信中，他又提到联合战线问题，他责备鲁迅没有回答他的政治论据，而作无聊的诽谤。让他最为生气的是，“鲁迅”说他拿了日本人的钱办报刊，“你散布了谣言，说日本人给我们的钱，出版我们的报刊”。他写道：

你真是太会颠倒是非！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即托派）的刊物《斗争》和《火花》得以继续出版，全靠我们的同志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不辞辛苦，流尽汗水，才把报纸印出来。正因为我们没有金钱来源，我们的《斗争》才不能不由原来的周刊改为半月刊，以后还有可能维持不下去而改为月刊。如果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拿日本人的钱出版报刊，无疑就会同你们一样公开出版杂志，一期接著一期在书店出售，现在我们只能自己印刷，自己传播。

陈仲山又说：

你躲躲藏藏的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污蔑的这样曲折周到！……假如布列派能从日本人拿钱办报，那它一定要像你们那样，公开的一本本一种种的出书出杂志，并公开摆在四马路出卖，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给日本人书店在玻璃窗内张广告出卖，而就不须这样自印自散了。

陈仲山没有得到鲁迅的回复，此信仍藏在鲁迅的档案内，经过四十多年后，才发表于1977年1月北京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4期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仲山不仅不是拿日本人的钱办报办刊的汉奸，而是一个为抗日做过有益工作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惨死于日本侵略者之手的烈士。陈其昌1926年入党，1928年加入陈独秀等人所在的“托派”并成为骨干。（5）“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抗日的热潮中，上海出现了各界抗日救国的民众组织，其中之一是“上海著作者抗日协会”，陈仲山参加了这个协会，进行过抗日的宣传工作（6）。抗战爆发后，陈仲山因替重庆搜集情报被日本宪兵逮捕，搜查中发现有“托派”刊物而被定为“共产党大案”。在狱中，他受尽拷打，始终不吐一字。“父亲不仅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上海挚友们的安全，临刑之前，还关怀着全国各地亲友们的安全。历史证明：陈其昌一案只牺牲了陈其昌一个人”。（7）1938年9月，陈仲山被日本宪兵塞入麻袋用刺刀戮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二

为了彻底弄清陈仲山问题，我们应该对中国“托派”问题进行梳理和评价——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做出科学评价的时候了。

所谓“托派”，实际上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或是独立于毛泽东为首的主流共产党的非主流共产党。在延安共产党眼里，“托派”是革命的敌人；在当时的执政者蒋介石眼里，不论毛泽东的共产党，还是陈独秀的“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本质上都是共产党。“托派”分子中，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很多人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就是证明。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八七会议”，临时中央是主张让陈独秀参加的，但共产国际的代表反对。陈独秀受到缺席批判，中央领导人员改组，便自然解除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完全是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极大的错误，不承认共产国际也有责任。在联共党内，托洛斯基和季诺维也夫一派，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所执行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政策，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陈独秀是反对共产国际要中共参加国民党的，他主张“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想不通共产国际为什么不同意他退出国民党的建议，为什么共产国际自己不承担责任，反而过多地追究他个人的责任。（在陈独秀眼里，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信仰不同，怎么能既参加共产党又加入国民党呢？你到底信仰哪一个主义？这是一个问题。陈独秀毕竟是个书呆子，他忘了中国人的德性。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是没有什么信仰的，用鲁迅的话说，就叫“无特操”，“无坚守”。信儒教的，也可以同时信道教；信基督教的，不妨碍他同时是一个佛教徒。不论个人，还是一个集团，他们所谓信这个信那个，从根本上看，都是为了某种利益。信仰，在中国人这里，无非是一个好用就用，不好用就扔的工具。）陈独秀既抱怨又委屈，化装去了上海。鲍罗廷要他去莫斯科参加讨论中国问题，他不去，也拒绝去莫斯科参加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因和托洛斯基有不谋而合的相同主张，1929年8月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中，才可说他是托洛斯基主义者了（托洛斯基早在这年1月就被驱逐出苏联了）。1929年12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曾写过《告全党同志书》，那是为自己辩护的。随后又由81人签名写过《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是“托派”集体的意见。后来，中国的“托派”组织，有过四个小团体，政见纷纭，互相争夺领导权，没完没了。也曾统一起来，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陈独秀为书记。陈独秀在“托派”期间，脱离了工农革命斗争。1930年7月1日发表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也骂过共产党为“匪”，“红军”为“寇”。他曾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国共两党都反对他。

陈独秀是主张抗日并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陈独秀提出反蒋抗日，要求与共产党并肩战斗，共同挽救民族的危亡。当时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决议攻打大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指责陈独秀和一切中间势力，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这期间，陈独秀被国民党投入了监狱。接着“一·二八”、“七七事变”发生，陈独秀出狱后，“托派”的人要他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批评“托派”“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他去了抗日战争的中心武汉，一去便投入抗战宣传，到处演讲写文章，到年底就写了16篇抗战文章（包括演讲），宣传抗战的伟大意义和主张全民总动员，几和中共抗战纲领相似。

对陈独秀抗战言论的反应，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周刊署名文章说，陈先生恢复自由，大家都为他“庆幸”。说他对抗战的意见，与中国“托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文章虽对陈仍有指责，但对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来说，这还是一个友好的表示。王若飞也说：“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口舌去争辩。”这也是良好的愿望。但王明却嗤之以鼻，他自称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是斯大林派他回来的。1937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责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康生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于1938年1月、2月连续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1万6000字的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说日本侦探机关与“托派”中央谈判结果是：托洛斯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日本给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就是国民党统治区有名的“陈独秀事件”。就这样，积极主张抗日的陈独秀，鲁迅一生对其都有好感的老友陈独秀，在“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的强盗逻辑面前，成了“托派汉奸”，而将“托派”与汉奸挂钩，却始于冯雪峰代拟的这篇文章。

由冯雪峰代笔的这篇文章，在以后半个世纪中，对“托派”人士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这些人士当中，有五四运动的旗手之一陈独秀，有在中共建党初期主编党刊《向导》的杰出学者郑超麟。后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因“托派”问题被囚30年，直到晚年才由邓小平下令释放并安排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1988年8月4日，塔斯社公布《苏共中共政治局重新研究30至40年代和50年代被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公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托洛斯基平行反苏总部”彻底平反。既然苏联最高法院已宣布撤销上述两案，那么当年共产国际《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斯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以及按照这个决议在中国开展的反对“托派汉奸”的斗争，就都失去了依据。因此，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反对“托派汉奸”的这段历史重新做出评价，即对开展这场斗争的必要性予以否定。历史已经证明，当年被点名为“托派汉奸”的人，没有人充当过汉奸，有些人也不是“托派”。他们之所以被斥为“托派汉奸”，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客观事实的依据。因此，应该给他们摘掉“托派汉奸”的帽子，予以平反。

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在两条新注中，对所谓“托派”问题也加以澄清：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流行着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8）

三

冯雪峰代笔的信，表达的多是冯雪峰的思想，而不完全是鲁迅的真实想法，这封信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鲁迅，从根本上看，与鲁迅的价值观相违背，与鲁迅的基本见解相对立，不能代表鲁迅的观点。

在“托派”即汉奸的问题上，冯雪峰的表述是与鲁迅的为人品格有悖的。第一，“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没有事实根据，所以，这种假设属于诬蔑性质。第二，冯雪峰也提到“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鲁迅鄙视“卢布说”，对“拿卢布”之类是极为痛恨的，因而他不可能也用相同的办法来暗示读者。此外，鲁迅在短暂的病情好转期间，即从发表那封信到他逝世（1936年10月19日）这一时期，未再提及陈仲山的信（上面说了，陈仲山后来又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甚至可以说是痛斥了鲁迅，其态度，要比第一封信激烈许多，但鲁迅未置一词。为什么呢？这还真是意味深长哩），反而在发表答徐懋庸的信中重提“两个口号”的斗争问题，这就使人怀疑，那种恶意诽谤陈仲山的信，不是出于鲁迅本意。鲁迅写道：“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鲁迅又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著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9）另外，说鲁迅“拿卢布”并不是“你们中”人，而是梁实秋之类的人，这里硬把陈仲山扯进来，实属不妥。

我们还可以从鲁迅对“托派”人物的评价上看问题。

托洛斯基在鲁迅眼里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家，鲁迅多次谈到他，但谈的全是文艺问题。鲁迅对托洛斯基是很尊重的，曾摘译托氏的《文学与革命》，并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还以为托罗兹基是一个喑呜叱咤的革命家和武人，但看他这篇，便知道他也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10）1927年托洛斯基被苏共开除出党，鲁迅在次年还说：“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11）1932年写的《〈竖琴〉前记》仍然提到托氏，但在20世纪50年代编印的《鲁迅全集》中被删掉了。

至于陈独秀，上文已多有表述，他更是鲁迅所尊重的老友。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这一年的8月22日信中，再次对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鲁迅逝世后，陈独秀于1937年11月21日写了一篇文章《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发表在《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49期。他说：“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12）1933年3月5日，当陈独秀即将受国民党审判之时，鲁迅还怀着深情写道：“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13）后来他当然知道，陈独秀在法庭上是怎样指斥国民党不抗日的。他怎么会无凭无据诬蔑托洛斯基和陈独秀以匪谍、汉奸之类的罪名呢？

此外，鲁迅和美国“托派”伊罗生保持了友谊。应伊罗生之约，鲁迅和茅盾选编了中国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由伊罗生译成英文。1934年伊罗生离开上海前夕，鲁迅设宴欢送他。

这一切都表明，鲁迅对托洛斯基和中外“托派”，并无恶感。

冯雪峰的观点不代表鲁迅的观点，所以，在鲁迅眼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是鲁迅的文章。冯雪峰代拟的文章的文末标明，“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O.V.”即冯雪峰。鲁迅病愈后看到了此文。他没有像对待自己的其他文章那样把它收起来准备编入文集，而是不予理睬。（14）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对此文的态度，即，他没有把此信当成自己的文章。此文在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的“附集”中。

胡风在他的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鲁迅先生》（15）一文中，提供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其中有一处谈到1936年6月鲁迅重病期间冯雪峰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情况，尤为发人深思。现将其中有关文字摘录如下：(www.xing528.com)

口号问题发生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

……

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

从中看出，此信是在鲁迅身患重病，无力思考和讨论问题的情况下，完全由冯雪峰根据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撰写的。我们应考虑到鲁迅当时身在病中，无力思考、无力讨论的因素。冯雪峰代拟的文章，是1936年6月鲁迅病重时发表的。鲁迅长年坚持写日记不辍，那年6月却只记了五天，后面注明：“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6月30下午大热时志。”他在6月19日写给邵文熔的信中说：“上月中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淹忽，直至约十日前始脱险境，今则已能暂时危坐，作百余字矣。”由此可以推知，由“颇虞淹忽”到“始脱险境”，当在冯雪峰拟这封信的9日左右。可以想见，鲁迅此时绝无思考、讨论问题的精力。考虑到应尽快回答托派、澄清影响这一大局，加之对冯雪峰的信任，他也就没有仔细思考冯雪峰所写的每一具体内容，而“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胡风的回忆很快引起了中国托派元老们的关注、重视。郑超鳞就写了《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还有王凡西、楼子春等在海外发表了文章，对于这种情况表示理解，同时也恢复对鲁迅的尊敬。郑超鳞在《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0期上发表文章说：“由此可见，在冯雪峰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骂代替战斗，用‘日圆说’代替‘卢布说’，这两方面，鲁迅本人实在不能负责。”事实也是如此，同样是冯雪峰代笔，但是经过鲁迅深思熟虑、精心修改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他就负责任地编入到自己的著作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里了，而攻讦托派的文章他是没有认可的，所以他自己并没有收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后来地编者作为附录收入的。

近年有人提出，应该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文从新版《鲁迅全集》中删掉。对此，我还专门打电话给一位参加新版《鲁迅全集》修订工作的老先生，问此文是否保留，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无论如何，鲁迅对此文至少点过头，表示过肯定，因此应该留在《鲁迅全集》中，但只能作为附录，还要加适当的注释。

四

最后，我要顺便提到与本文主旨的联系不是非常密切，但却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本文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人攻击鲁迅为“托派”问题；另一个是，曾几何时，冯雪峰和陈仲山的观点事实上相一致，并且，还付诸行动，开过“小差”。

先说第一个问题。1934年4月6日上海《社会新闻》第7卷第2期发表少离的文章《鲁迅与托派》，文章说：“人都以为今天的鲁迅，是个共产党。……然而，我们更深一层的追究下去，鲁迅在共产党内，是属于哪一派呢？……我敢负责的报告读者，鲁迅翁的政治关系，确是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一员。”又说，“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16）1936年初，随着日本日益加紧吞并中国的侵略战争，左联领导人根据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精神，在组织上自动解散了左联，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同年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由于鲁迅对仓促解散左联有保留意见，故拒绝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于是，社会上沸沸扬扬盛传“鲁迅反对统一战线”的流言蜚语，有的甚至把鲁迅与“托派”相提并论。有人据此推论，鲁迅被人诬蔑为“托派”，因而对“托派”特别切齿，所以冯雪峰代拟的文章可以代表鲁迅的观点。

我认为，这样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除了冯雪峰代拟的文章外，我们在鲁迅的相关文章和书信、日记中，看不到鲁迅有对“托派”哪怕是不满的言论。有人说鲁迅是“托派”，所以鲁迅特别卖力地反对“托派”；那么，有人说鲁迅是共产党，鲁迅是不是也特别卖力地反对共产党呢？

鲁迅与周扬等人，在口号问题上产生分歧，周扬是正统的共产党，鲁迅反对周扬，所以鲁迅成了反对派，既然是反对派，那自然就是“托派”。这种思维方式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中划分阵营一样的简单化。鲁迅、陈独秀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既不是“这一边”，也不是“那一边”，所以，既被“这边”反对，又被“那边”挤压。用鲁迅的话说，就叫“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就是鲁迅。不过，我从鲁迅坚持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问题，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等情况看，鲁迅对陈仲山的“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这样的观点，不会持激烈反对的态度。鲁迅抨击过“翻来覆去的机会主义者”，认为自己的“有些主张”，“是由许多青年的血换来的，他（笔者按：系指日本人龟井）一看就看出来了，在我们这里面却似乎无人注意，这真不能不‘感慨系之’。”（17）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十年的仗，鲁迅也见多了青年人的血，一转眼，冤家又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像冯雪峰和鲁迅这样性情的人，是不容易立即转过弯来的，由此发几句感慨，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这只是我的推论。

冯雪峰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也曾经是不理解，甚至是有抵触的。《夏衍谈左联后期》（18）一文，转引了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一文中提到的一件往事，“七七事变”前后，冯雪峰曾找过胡愈之：

有一天晚上雪峰突然到我家来。我高兴地问他：“好久不见了，你到哪里去了？”

他气色很不好，赌气似的说：

“我到南京（也可能是杭州）去了，现在不去了，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

原来他随中央代表团（雪峰不是代表）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问题，与博古吵翻了，气得跑回来的。那时为联蒋抗日，共产党要的条件是很低的，如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等等，这对于这个农民的儿子，血气方刚的雪峰也确实不容易接受。

第二天我找到潘汉年，问究竟怎么回事？潘说：“雪峰这样子不对，谈判还未成功，怎么就说是投降呢？这是中央的事情，他是共产党员，怎能自己说跑就跑掉？组织纪律呢？他说他再也不干了，他不干什么？不干共产党吗？”

但是雪峰脾气倔，总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后来，他真的跑回义乌老家“隐居”去了。

对此，夏衍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发表了一通很有倾向性的高见：

他（雪峰）一个长征干部，又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开过“小差”。他被关进上饶集中营，是宦乡把他保出来的。保出来后，他到重庆。总理在重庆找他谈话，我在，还有徐冰，冯乃超也在。总理批评他，我有笔记。总理批评他几点：一是他不应该擅自离开上海（他当时是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是潘汉年），无组织无纪律吧。第二件事情是他从延安出来，少奇同志曾托他找一个什么人，他没有找，结果这人失去了联系。第三件事情是他删改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

他只要想想，他参加过长征，过去当过江苏省宣传部长，为什么解放后才当个出版社社长？

冯雪峰自己也反对与蒋介石联合，还脱离革命，开小差，回乡写小说。他的行动与陈仲山的观点相吻合（“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也许因为他自己在这方面跌了跤，所以在这方面表现得反而特别极端，因而对陈仲山的观点特别痛恨。就像冯雪峰的红颜知己丁玲，自己深受“极左”势力的迫害，为了表白自己是革命家，平反以后，也给自己带上“左”的面具。人的行为，与他的经历有关。经历一般会沉淀为潜意识，不管自己承认不承认，必将影响着人的某些行为，甚至一生的行为。

注释

（1）周绍强：《赵济先生忆陈仲山及其他》，《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2期。

（2）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5期。

（3）见《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月出版。

（4）王观泉：《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的深究》，《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7期。

（5）1937年11月，陈独秀在《给陈其昌等的信》中说：“我对昌（即陈其昌）俊还有点幻想，并不是他们关于最近局势的见解和我接近，而是他俩的工作精神比较积极。如果能在群众中积极工作的话，终会抓住现实。”转引自陈道同：《陈其昌之死》，《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期。

（6）史明：《陈其昌其人其事》，《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7）陈道同：《陈其昌之死》，《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期。

（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6页。

（9）《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29页。

（10）《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301页。

（11）《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鲁迅全集》第4卷，第112页。

（12）（17）《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6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

（13）《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14）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张永泉：《关于鲁迅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关系的疑问》，《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3期。

（15）见《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16）转引自《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18）《350912致胡风》，《鲁迅全集》第13卷，第211页。

（19）陈漱渝主编：《谁挑战鲁迅》，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