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太阳下的左翼文人

——鲁迅与穆木天

穆木天（1900-1971），诗人、文学翻译家。著有诗集《旅心》、《流亡者之歌》等。原名穆敬熙。吉林伊通人。1918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20年开始诗歌创作。1921年加入创造社。1923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其间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诗作数十首，后大都收入诗集《旅心》中，这些作品抒发对乡土的眷恋，情调忧伤，受法国现代诗作影响较深。他被誉为“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1926年回国，先后在中山大学等高校任教。1931年抵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同年9月与蒲风、杨骚、任钧等组织中国诗歌会，提倡现实主义的大众化的诗歌运动。抗战爆发后去武汉，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理事，并主编诗刊《时调》和《五月》。穆木天从20年代到50年代，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达120种。

关于翻译问题，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穆木天有过论争。这些文章分别是鲁迅的《为翻译辩护》、《关于翻译（上）》、《论重译》、《再论重译》，穆木天的从《为翻译辩护》谈到楼译《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各尽所能》、《论重译及其他（下）》。我通读了这些文章，认为彼此间的态度是理性的平和的，探讨的是翻译的技术问题，有的是学术问题。这时的鲁迅对穆木天说不上好感，也无恶感。

1932年1月28日日寇开始进攻上海。穆木天这时撰写了不少民间小调和歌谣，油印些墙头诗，在市内散发，鼓励军民积极投身抗战。由于穆木天全身心投入抗日活动，使得妻子麦德广有时很难找到他。这种情景，鲁迅在1932年3月31日写的《赠蓬子》（1）一诗中，有如下记述：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

穆木天的夫人麦德广带着他们的儿子穆如意乘人力车去姚蓬子家寻穆木天，可惜姚蓬子并不是穆木天。这里鲁迅戏称穆木天为穆天子，盖由中国古代的周穆王（穆天子）而来。这样害得穆木天的夫人只好离开姚家边寻夫边逃难，“逃去逃来吸北风”了。这首诗有点风趣，主要表现了鲁迅对穆木天夫妇颠沛流离生活的关切，似也可见鲁迅与穆木天的距离不是太远。

鲁迅对穆木天有了反感，是缘于他在与“四条汉子”争论中牵涉到的所谓“转向”与“胡风问题”。

1934年7月穆木天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9月出狱前夕，他写了一份改变自己政治、文艺主张的材料，这份材料没有经穆木天许可——在当时的情况下，当局也用不着经他许可——发表在1934年9月26日《申报》，全文如下：

文艺是社会的表演。现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以及什么能在中国产生出来的问题，是可以由现在中国社会基础所决定的。中国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自海禁大开，帝国主义如怒潮似地到了中国，节节进攻，以致使中国成为了次殖民地。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势力严紧地结合起来，因之帝国主义的铁蹄的压迫，日益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形之下，什么是中国民族的出路呢？中国民族革命，应当取怎样的路线呢？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全民族，互相结合起来，以民族统一战线，向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发动前（进？）攻，以争取民族解放，而达到民族复兴的目的。在现阶段的中国，因民族资本主义不发达之故，实无尖锐的阶级对立之可言，更谈不到有阶级斗争。鼓吹阶级斗争，适足以破坏民族的解放运动之统一战线。现在中国社会情形是如此，那么中国文艺的正确的动向应该如何，可以知道了。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可能产生的，可以说，不是普罗文学，而是供民族统一战线坚固的民族文学，在现在中国作家，是必须理解正确的三民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而透过这种人生观世界观去观察社会现象，更用最精巧的技巧，把客观的理实，制作为最高级的艺术品，用艺术的力量把民族的统一战线坚固起来，这是每一个前途（进？）的民族作家的责任，而同时作家更须对民族主义的诸种文学形态相斗争，但为的建立民族文学，艺术上的技术研究，更是必要的。中国是文化落后的国家，除了一方面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学作品，而又一方介绍翻译西方文学名著，不是以沩沩地建立起来新的科学的表现技术，这样说，在中国现在应当大批的具体地介绍西方的古典作品，而同时把中国的古典文学科学整理起来，现在是必什么都为必要的，现在一切作家，都应当向着民族文艺之建设而努力，都应朝着这个最正确的目标各尽所能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与天才。只有努力建设民族文艺，是领导中国民族走向自由平等之路的。（2）

应该指出的是，此文不是作为单独的一篇文章发表，而是由国民党有关当局策划，即所谓的穆木天、江汉雯、刘智民的《左联三盟员发表脱离宣言》，其中引用了穆木天的文章。

关于穆木天的问题，他的女儿穆立立发表了《穆木天冤案始末》一文，作了详尽的介绍。我基本上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也对穆木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遭遇深表同情。但是，对所谓“转向”问题，却有一些想法。

穆立立说：“实际情况是：我父亲穆木天1934年夏在上海被捕后，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左联成员。只是在他出狱时，为应付反动当局，以一个普通文化人的身份，写过一篇有关文艺观点的东西，其中既没有说自己是左联成员，更没有要脱离左联。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在敌人面前摆出的作为一个普通文化人的身份来看，这篇东西说不上有什么问题。”

穆木天的文章是在出狱前而不是出狱后写的，不是他主动给报纸投稿，而是国民党当局的一种安排，是在他出狱的同时报纸予以发表。如果没有考虑以上因素，这篇文章确实可以看作是一篇普通文化人的一般性的文章。此其一。第二，文中的观点已经客观上与左联的宗旨背道而驰。“在现阶段的中国，因民族资本主义不发达之故，实无尖锐的阶级对立之可言，更谈不到有阶级斗争，适足以破坏民族的解放运动之统一战线……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可能产生的，可以说，不是普罗文学，而供民族统一战线坚固的民族文学”——穆木天有了这样的思想，作为一个曾经的左联成员，在当时国共对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赞成阶级斗争，否认普罗文学，鼓吹“三民主义”，依我看来，已经客观上宣布了自己的“转向”，也足够国民党将其释放的条件了。第三，穆木天有没有承认自己是左联成员，这我们无从知道，说他没有承认，穆立立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当年，左联还不完全是地下党，左联成立的消息是登在报刊上的，左联成员也是公开发表文章。也不是说，一旦是左联成员了，就必定要抓起来。穆木天可以不说自己是左联成员，也可以不必发表“退出左联”这样直白的声明，但是，穆木天毕竟是“转向”了。说穆木天“转向”，我至今仍然认为并不为过。穆木天悔过，与杨邨人发表“公开信”、瞿秋白说“多余的话”一样，这是他的自由。他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没有出卖同志和朋友，正如穆立立所说“穆木天的被捕，没有给左联和党造成任何组织上的损失”。因此，认定他为“转向”者，而不是叛徒，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转向”，属于思想观念范畴；“叛徒”，则是政治上的出卖。

穆木天获释后散布了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的谗言。其根据是，在狱中主审官审问他时，什么人都问了，就是没提到胡风。同时，穆木天还向左联党团报告此谗言。在当时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左联一些领导人对胡风产生了怀疑。

穆木天捕风捉影的谗言被与胡风同在中山教育馆工作的韩侍桁听到。韩原为左联中人，后加入了“第三种人”，为鲁迅所鄙视。胡风曾与韩侍桁笔墨相讥，两人很有些积怨。因此韩幸灾乐祸，在馆内四处传播，并当众对胡风说：“你老兄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此言经传播后，有人干脆就称“胡风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

胡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难以为继，不得不辞去此职。

对穆木天的谗言以及韩侍桁的恶意讽刺，胡风非常气愤，他专门找到周扬，要求澄清穆木天的谗言。胡风当时任左联行政书记，这样的要求也是正当的，否则他无法工作。但周扬并没有否定穆木天的谗言，也不作任何安抚性的表示，只告诉胡风，因为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而且也没有告知新的地址。这无疑意味着对胡风的不信任。周扬的态度刺伤了胡风的自尊心，他很快便宣布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将工作移交给了田汉。以后胡风专门跑到鲁迅家中报告了事情的经过。鲁迅沉默半晌后说：“只好不管它，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

鲁迅对穆木天的被捕表示过关切，1934年8月5日致郑振铎信中说：“穆木天被捕，不知何故，或谓与希图反日有关云。”看了穆木天的材料以后，鲁迅对他的看法不佳。1935年1月8日，在致郑振铎的信中，鲁迅颇发了一通感慨：“青年好游戏，请游戏罢。其实中国何尝有真正的党徒，随风转舵，二十余年矣，可曾见有人为他的首领拼命？……穆公木天也反正了，他与另三人作一献上之报告，毁左翼唯恐不至，和先前之激昂慷慨，判若两人，但我深怕他有一天又会激烈起来，判我辈之印古董以重罪也。（穆公们之献文，是登在秘密刊物里的，不知怎的为日本人所得，译载在《支那研究资料》上了，遂使我们局外人亦得欣赏。他说：某翼中有两个太上皇，亦即傀儡，乃我与仲方。其实这种意见，他大约蓄之已久，不过不到时候，没有说出来。然则尚未显出原形之所谓‘朋友’也者，岂不可怕？）”

了解了穆木天“转向”，以及他在狱中的收获——知道了胡风是“内奸”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来谈谈所谓“胡风问题”了。

在鲁迅与周扬等“四条汉子”的关系中，有“四条汉子”在内山书店向鲁迅汇报工作这一幕。当时，田汉很率直地、无所顾忌地对鲁迅说：“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请先生不要太相信这种人。”我们知道，鲁迅对胡风深为信任，“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鲁迅闻此很不高兴，脸色非常严肃。

“听穆木天说的。”田汉回答。

“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鲁迅显然对田汉的话已很反感了。瞬间，空气仿佛有些凝固。田汉见此亦不再多言。

后来，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3）一文中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

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

胡风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这是我们应该搞清楚的。胡风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即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供职。文化教育馆是个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教育机构，由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主办。它搜罗了一批懂外文的人才，翻译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资料，登载在自办的《时事类编》杂志上。当时左联盟员韩起的朋友杨幸之是《时事类编》负责人陈和的秘书。正是通过韩起、杨幸之，胡风才进入中山文化教育馆从事编译工作，这样每月可有100元的收入。胡风曾将此情况专门向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以及茅盾等人汇报过。他们均同意胡风兼那边的工作。当时与胡风同在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同事中，有一些是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倾人士，如张仲实、潘蕙田、沈兹九、罗又玄等。胡风的这段经历本来并不保密，也没引起什么异议，但后来却因穆木天的缘故而使问题复杂化了。

鲁迅虽然不是党务工作者，但凭直觉，凭他对胡风为人的了解，坚持认为胡风没有问题。有了以上分析，我们应不难理解鲁迅当时听到田汉对胡风的指责后，所表现出的态度了。当然，田汉也并非为了个人恩怨而怀疑胡风。他只是出于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警惕性，并且为鲁迅担心。但是，田汉的话事实上是对胡风极不负责任的，而且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幸好鲁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始终保持着对胡风的信任。

最后，我不得不指出的事实是，韩侍桁也罢，田汉也罢，一切根源皆出于自己“转向”了，却无根据地说别人是“内奸”的穆木天。

早在1930年，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中，就断言“‘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穆木天本来是“左翼”作家，“转向”后发表了“中左偏右”的文章，接着，再转向，很有“左倾”派头地攻击别人是“内奸”。终于成了鲁迅所经常说的“多变”的人，也许还可以算一个典型。

1936年秋，在鲁迅去世前半个月左右，穆木天和郑伯奇、日本友人鹿地亘一起去看望病中的鲁迅。穆木天于1939年在昆明写的纪念鲁迅先生的政治抒情诗《秋风里的悲愤》中，曾这样记述了他们的这次会面：(www.xing528.com)

在我们最后的会见中，

你拿着新出的《海上述林》，欢喜地给我看。

我记得，在那时，

在伯奇，

好像还有鹿地。你告诉我们说：

健康恢复了。

我问你：什么病？

你说：是二十年的肺结核。

我惊讶：你为什么不告诉人！

你说：只有抵抗，说又有什么用！

蔡宗隽说：“从这一历史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郑伯奇、穆木天、鹿地亘能如此亲切的予以接待，自然表明了他对穆木天的误会已经消解，因为鲁迅先生是从不搞虚假应酬的人。”（4）但是，我还是为没有看到鲁迅为这次与穆木天等人的见面以及与他尽释前嫌的文字记录而遗憾。

不久，鲁迅先生就辞别了人世。

穆木天得知鲁迅逝世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在这首诗中他这样写道：

可是，不到半个月，

你的凶耗就传来了。

虽然我在病中，

没能参加你的葬列，可是，我在你的坟头，很凄凉地，

真不知徘徊有多少次！

鲁迅逝世后，在几首怀念鲁迅的诗中，穆木天认为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财富，鲁迅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他在诗中说，每想到鲁迅，“总是想象到我们的新生的祖国！/鲁迅老人！/你确是我们新中国的象征！”穆木天由衷地热爱鲁迅先生的作品，抗战时期，他购买了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大32开、毛边本的《呐喊》，这是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用书，书页上布满了他用毛笔和钢笔作的眉批和圈圈点点。在抗日战争时期，穆木天先后在广州、昆明、桂林、湖南等地的大学执教，全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自己的著作大部分都丢失了，但这本《呐喊》，爸爸却在风雨中一直带着。带着它，作为自己的战斗武器，带着它，作为把青年渡往革命一边的‘桥’。”（5）

穆木天1967年底被关进“牛棚”，1970年出“牛棚”。1971年10月的一天，他倒在自己独居的房间里，数日后才被人发现。1975年7月，当时的“中央专案组”对穆木天的问题作了“是叛徒，属敌我矛盾”的结论。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始对穆木天的问题进行复查。1981年4月，中共北师大委员会把复查意见报北京市委审批。1981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对中共北师大委员会作了批复，同意“撤销1975年7月8日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给穆木天同志所作的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11月1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穆木天与他的妻子彭慧的追悼会。

注释

（1）《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

（2）转引自穆立立《穆木天冤案始末》，此文文理不通之处甚多，为何如此，待考；另，原文全是顿号，一顿到底，现在的标点符号为我所加。

（3）《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4）蔡宗隽：《鲁迅与穆木天》，《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9、10期。

（5）穆立立：《穆木天冤案始末》，《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蔡宗隽：《鲁迅与穆木天》，《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9、10期。

（2）穆立立：《穆木天冤案始末》，《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