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下的鲁迅：鲁迅与左翼文人的关系

——鲁迅与廖沫沙

廖沫沙（1907-1991），杂文家、报刊编辑家。原名廖家权，笔名林默、野容、达伍、熊飞、易庸、怀湘、繁星等。湖南省长沙人。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远东日报》编辑，不久，加入左联。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先后历任湖南《抗战日报》编辑主任、桂林《救亡日报》编辑、重庆《新华日报》编辑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1961年《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半月刊杂志曾为他和邓拓、吴晗开辟《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1966年5月他和邓、吴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直至1979年2月才得以平反昭雪。代表作有《分阴集》、《余烬集》、《纸上谈兵录》等。1986年出版《廖沫沙文集》四卷。廖沫沙是“三家村”成员中，唯一逃过文化大革命死亡劫难的幸存者。1991年12月27日因病逝世。

1934年7月，鲁迅以“公汗”为笔名，发表了一篇杂感叫《倒提》，文章七百余字。为了不致产生理解上的歧异，我照抄如下：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动物的，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办。所谓办，虽然也不过是罚钱，只要舍得出钱，也还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办了。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自然，鸡鸭这东西，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然而它不能言语，不会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虐待呢？西洋人是什么都讲有益的。我们的古人，人民的“倒悬”之苦是想到的了，而且也实在形容得切帖，不过还没有察出鸡鸭的倒提之灾来，然而对于什么“生刲驴肉”、“活烤鹅掌”这些无聊的残虐，却早经在文章里加以攻击了。这种心思，是东西之所同具的。

但对于人的心思，却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爱怜，所以西崽打叭儿，则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则平人获咎，租界上并无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正因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

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

这类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悬的，而且虽在送往厨房的时候，也无人暂时解救。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1）

我理解，鲁迅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一、外国人未必把中国人看得不如鸡鸭。二、鸡鸭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人则不同，人既可能沦为奴隶，任人宰割，也可能经过抗争，“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三、中国的某些人，宁愿忍受动物的境遇，把自己看作动物或不如动物的人，“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四、要摆脱“倒悬”的命运，不能等“仁人义士”来解“倒悬”，不能“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而要靠自己解救自己，不能把自己当作动物或动物不如的东西，比如“太平犬”之类，否则，那倒真的有了动物一样被宰杀的结局。

鲁迅从动物的命运而谈及中国人的命运，暴露了国民中的奴性心态，再度批判传统的恩赐观点，要中国人自强自立，以平等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自以为我以上的理解是符合原文的意思的，因为原文说得明明白白。

鲁迅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廖沫沙（他发表文章时署名“林默”）的误解。

林默的文章叫《论“花边文学”》，（2）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虽然廖沫沙自己也是个典型的“杂感家”，但他在文中还顺势否定所有杂感，认为“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他把这种文章名之曰“花边文学”的杰作。“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蒙混过去呢？”廖沫沙预言，“花边体”的文章，“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花边文学”不论形式或内容，这类“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

廖沫沙是这样理解鲁迅的文章的：(www.xing528.com)

这意思极明白，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他虽也正面的承认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实在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从“古典”来证明这是华人没有出息。

廖沫沙不是没有阅读能力的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读的，怎么会读出这样的结论来！若不是出于别的什么动机，我只能说他当年在阅读这篇文章时，一时产生了智障。也许，他写这篇文章时正在发高烧？也未可知。从这种他自以为是的结论出发，接着，他便用恶毒的腔调攻击鲁迅：

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他们和同胞做起生意来，除开夸说洋货如何比国货好，外国人如何讲礼节信用，国人是猪猡，该被淘汰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口称洋人曰：“我们的东家”。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因为第一，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气；第二，他们往往赞成西洋人（也就是他们的东家）统治中国，虐待华人，因为中国人是猪猡；第三，他们最反对中国人怀恨西洋人。抱不平，从他们看来，更是危险思想。

文章下结论说，《倒提》代西洋人辩护，作者当然是“买办”了！在廖沫沙的眼里，鲁迅成了称国人为“猪猡”的“买办”了，成了洋人的走狗了。

廖沫沙对鲁迅的原文根本就没有读懂，他闭了右眼，鼓着左眼，只凭着革命的意气，愤怒声讨他的“假想敌”。也许鲁迅觉得不值一驳？对廖沫沙的叫骂，虽然“百感交集”，但没有直接答复，只是在两周后，写作《玩笑只当它玩笑》时，署名为“康伯度”，即英语“买办”，作为一种回敬。文章本意在表明关于中国语法里要加些欧化的主张，不料又引出一个叫“文公直”的公开信，给他加上出卖民族，“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的罪名。在编这一年的杂文集时，鲁迅移用廖沫沙所赠的恶谥，就命名为《花边文学》。在《序言》中，他把“林默”和“文公直”称之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鲁迅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1935年2月7日，在致曹靖华的信中，鲁迅又提到了这件事：“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评是买办意识，后来知道这文章其实是朋友做的，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信我至今没有收到。”1936年1月7日，在致徐懋庸的信中，鲁迅说：“年底编旧杂文，重读野容、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野容”即廖沫沙。鲁迅多次把绍伯（田汉）和林默的名字挂在一起。1934年12月18日，他写信给杨霁云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对“买办”诸问题，廖沫沙也有解释。1985年《新文学史料》载文《廖沫沙的风雨岁月》，廖说“误伤”鲁迅是当时历史环境造成，自己不知所伤者是鲁迅，他并没有把他尊敬的鲁迅当敌人，只是把鲁迅的文章当“敌人”，文章发表后即由党组织派去做秘密工作，后又离开上海，直到1938年看到《鲁迅全集》才知真相。

这种说法，与鲁迅1935年2月7日致曹靖华的信有矛盾。从鲁迅的信看，鲁迅知道“这文章其实是朋友做的”，而这个“朋友”也知道“公汗”是鲁迅，“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寄信给我解释”，只是鲁迅没有收到这封信而已。如果廖沫沙不知道是鲁迅，就没有写信给鲁迅解释之说。他到底知道不知道“公汗”即鲁迅？他有没有写信向鲁迅解释？这里，我无法判断廖沫沙是否诚实。

如果廖沫沙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是不是鲁迅，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廖沫沙的观点不对，那么，他对自己的恶意攻击，哪怕攻击的不是鲁迅，而是真实存在的一般作者“公汗”，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说明？

廖沫沙的名字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这要归因于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绝对不是“误伤”廖沫沙，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已经有历史结论了。听说廖沫沙只是“误伤”鲁迅，我还是看不到是非，也许他认为他的观点还是对的，只是抨击的对象错了？也未可知。这，真也让我“百感交集”了。

注释

（1）《花边文学·倒提》，《鲁迅全集》第5卷，第490页。

（2）发表于1934年7月3日《大晚报》，作为附录收入《鲁迅全集》第5卷。本文所引廖沫沙言论，除特别指明外，均出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