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东华（1893-1971），文学翻译家，文字学家。姓黄，因过继外祖父家，改姓傅，名则黄。笔名伍实、约斋、陆若水、独活、郭定一、诸声、黄彝等。浙江金华人。1912年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入中华书局任编译员，开始翻译文学作品。1916年后在浙江东阳县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任英文教员。1924年后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曾编写出版中学国文教科书，颇有影响，并曾在中国公学、上海大学兼任教职。1928-1932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33-1935年主编《文学》月刊。1935年任暨南大学教授。1936年与茅盾、叶圣陶等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任该会主办的《救亡日报》编委，并编印《孤岛闲书》。1943年后主要从事文学翻译和语言文学研究，屡有著述。除翻译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外，还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著作、文艺理论通俗读物以及散文集。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和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编审。
傅东华是个多面手，搞过出版，写过散文等等。我以为，傅东华最大的成就在文学翻译方面。他翻译的《飘》，在与多种版本对比之后，我认为是最传神，最有文学性的。此外，他还翻译了《堂吉诃德》等。
傅东华与鲁迅的交往本也平平，他没有像高长虹那样，曾经与鲁迅非常热乎过，后来又各自东西，“冷”到从此不来往的程度。他热爱鲁迅，有意无意地伤害过鲁迅，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在鲁迅的爱的感召下，他们又重归于平和。不过，他在伤害鲁迅后，不论鲁迅对他怎样“冷处理”，他始终不渝地崇敬他心目中的鲁迅。这一点，比起那些被鲁迅说一两句不中听的话，就念兹在兹的人，傅东华要单纯要纯粹许多。
说起傅东华，还应该从《文学》月刊谈起。《文学》1933年7月1日创刊于上海。由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等先后主编，鲁迅、茅盾、陈望道、郁达夫、叶绍钧等均曾参加编辑委员会。全国许多进步作家曾在该刊发表作品和理论文章，是《小说月报》停刊后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1937年10月，因上海沦为“孤岛”而停刊，共出52期。《文学》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文坛一片寂寥的形势下，横空出世，迅速恢复了文学界的士气，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各派作家，发表了许多传世的名作。在《文学》中既有“铜琶铁板，豪放激越”的作品，也有“娟娟群松，下有漪流”式的文字，真算得上是一本有一定档次而又好看的文学期刊。
傅东华1933年起任《文学》月刊编辑，曾在该刊第1卷第2期化名“伍实”发表《休士在中国》一文，攻击鲁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33年2月，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来沪，鲁迅应邀参与了接待。傅东华把萧伯纳与休士作对比，文章一开头，就对休士来上海招待不及萧伯纳的隆重、热闹，而大为不平。傅东华在文中说：“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休士是美国黑人作家，1933年7月访苏返美途经上海时，上海的文学社、现代杂志社、中外新闻社等曾联合为他举行招待会。
对于傅东华的文章，鲁迅流露了不加掩饰的反感，甚至还有点厌恶。鲁迅为此作《给文学社信》（1）给予驳斥，并宣布退出文学社。
在《给文学社信》中，鲁迅首先澄清事实。见萧伯纳，“是招待者邀我去的。这回的招待休士，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黑种。作者是相信的罢，读者不明事实，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从这段行文看，在愤怒的同时，鲁迅有点委屈，傅东华不了解情况，就给鲁迅乱扣帽子，从他的文字描述看，鲁迅几乎成了小人。无怪乎鲁迅质问：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吗？
傅东华可谓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误解了鲁迅，从而伤害了鲁迅。了解鲁迅的人都知道，鲁迅对劳苦大众，对被欺凌被损害的人，总之，对一切弱者，都怀有他深切的同情。休士较之于萧伯纳，名气要小，又是黑人，自然是相对的“弱者”，鲁迅见了萧伯纳而不见休士，傅东华便送给鲁迅一顶“势利”的帽子。这里，我想作这样的假设，倘若鲁迅在同一天被邀请见萧伯纳和休士，鲁迅必须做出选择，那么鲁迅会选择谁呢？从鲁迅的一贯思想和为人处世的风格看，我认为鲁迅只会选择见休士。
有一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鲁迅的性情。1922年，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曾写文章对北京学生演剧有所批评。当时的北大学生魏建功写了《不敢盲从》一文反驳。此文语多轻薄，甚至在“看”、“观”、“盲从”这类字眼上对作为盲人同时是弱者的爱罗先珂作人身攻击式的暗示。这让鲁迅强烈反感，写了《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点声明》。鲁迅尖锐地抨击、嘲讽了魏建功，指其为“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2）魏建功的轻薄让鲁迅反感。为什么反感呢？就因为他拿盲人的弱点开刀，认为爱罗先珂既是盲人，你怎么“看”、如何“观”？所以爱罗先珂的观点是不足信的，人们不应该“盲从”。这样为文，能不让鲁迅生气乃至讨厌吗？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此为人的鲁迅，又怎么可能如傅东华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势利的人呢？
傅东华的文章让鲁迅讨厌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来自同人的攻击。鲁迅是《文学》的编委，他对同人刊物的攻击格外伤心。傅东华此时的作为与逼迫鲁迅“横站”的田汉的作为，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来自自己人的攻击，鲁迅是最为痛恨的。他在《给文学社信》中说：“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但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诬辱嘲骂，彼此都没有矛盾了。”后来提到此事时，他说：“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鲁迅也许还讨厌傅东华把他与梅兰芳摆在一起，把他称为“名流”，而且同其他中国名流一样，有种族歧视的倾向！鲁迅对正人君子之类的“名流”多有攻击，对“名流”向无好感。此外，把鲁迅与梅兰芳排在一起，这是鲁迅所不情愿的。我们都知道，鲁迅在气质上讨厌梅兰芳“女扮男妆”的艺术，这我在本书有关鲁迅与梅兰芳的文章中已有阐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接着，鲁迅写道：“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鲁迅认为那化名“伍实”的也许是熟人，见面或许还要点头寒暄的，这已经暗指傅东华了。(www.xing528.com)
编辑同人都大大非难傅东华的莽撞，所以他也写了一封信给编辑同人，承认“伍实”就是他的化名，并解释说他的化名不是故意放冷箭，为的是文章拙劣，借以掩饰的。他把“名流”、“鲁迅”、“梅兰芳”连在一起并不是有意奚落鲁迅，而是当时心情不安词不达意地写成那样的。文学社的编辑同人也写了一封道歉的信给鲁迅，并把傅东华的信附上。《文学》第3号同期刊出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在编委会的复函中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傅东华在信中也作了解释，希望取得谅解。
从傅东华的一贯为人看，我觉得，傅东华倒不是心存恶意。我更倾向于把“休士风波”理解成他一时兴起，一时激愤，觉得有文章可做，就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只顾文章能自圆其说，而不管文章的客观效果，这是文人常犯的毛病，不足为奇。
鲁迅对傅东华的解释未必满意，所以《文学》第3期以后就不再有鲁迅的文章了。加上青年作家对傅的不满（如周文的小说被删而惹起的风波），《文学》的销路也受了影响。为了挽回同鲁迅的关系，“文学社”请了一次客，好容易才把鲁迅请来，但鲁迅却避免同傅东华谈话。傅东华想“请教”他的事情多得很，最主要的还是下一期能有鲁迅的文章。鲁迅坐在席间，同陈望道等谈着闲天，傅东华绕了一个圈子，绕到了陈望道的旁边坐下，正想乘机插嘴，鲁迅把脸转开，同茅盾等闲谈；傅东华又绕了一个大圈子，好容易才有机会在茅盾的旁边坐下，正想乘机插嘴，鲁迅却又转移了阵地同郑振铎等谈起来了。如是者数次，鲁迅终于看出了傅东华的真正“诚意”，才让他有了一个说话的机会，这才算恢复了友情。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傅东华的真诚与谦恭，更可以看出鲁迅的率真与“孩子气”。这让我想起1929年5月钱玄同见鲁迅，钱玄同问鲁迅，你现在又用三个字的名字了？鲁迅只说了一句：“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钱玄同登时神色仓皇，溜之大吉。“五四”那一代人，身上都有着如此单纯的傻气。如果是今天，鲁迅和傅东华虽然有过节，但在酒桌上，也许还会亲密无间哩；钱玄同又何须一言不合立即离去呢？不是还可以扯一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吗？鲁迅和傅东华都是傻气十足、憨态可掬之人。我们再想想看，傅东华挨到左边，鲁迅把头转到右边，傅东华凑到右边，鲁迅又把头转到左边，这不是“孩子气”是什么？一个老人而有“孩子气”，正说明他有赤子之心，正说明有最单纯的灵魂、最率真的性情附丽在他的躯体上。反之，那应付一切，天衣无缝，诸如薛宝钗一派人物，乍看上去，和蔼可亲到了没有脾气的程度，但这类人的肚子里能有什么好东西呢？完全可能是一肚子坏水！
虽经傅东华口头上和书信上的多次请求，鲁迅还是没有给他稿子。有一欢，傅东华在预告上登出下一次会有鲁迅的稿子了，但“题未定”。鲁迅终于被傅东华的战术所击破，软了心肠，就以“题未定草”为题写了几则杂文交卷了。文中提到，那预告把他吓了一跳，因为他知道下一期要有他的文章了，是什么呢？叫“题未定”，情同绑票，不得不写。鲁迅把编者刺了一下，但傅东华也只得忍痛登出。一年后，《文学》受当局压迫，鲁迅复为该刊写稿表示支持。
鲁迅逝世后，最先刊出悼念文章的杂志是《中流》，时间是10月20日，其中有一篇傅东华的《悼鲁迅先生》，（3）非常动容动情地用一件私事来表达对鲁迅人格的敬慕，尤令人感觉出怀念之情是何等真挚，鲁迅的人格魅力是何等的感动人心。傅东华在文章中说：“鲁迅先生对于我本人，我自己明白，是憎的成分居多，或许只有憎也说不定；然而事实已经证明，他决不能憎我而连带憎及我的儿子；相反的，鲁迅先生之爱我的儿子，实比我自己爱他更甚。因为他的爱他是有主义的，是作为时代的儿子之一而爱的；我的爱他则只出于私情，只作为我自己的儿子而爱。”
事情的原委是怎样的呢？傅东华说：“去年秋初，秋老虎正在肆威的时候，儿子浩进学校才一星期，突然被送回家来。是病了，热度已过四十，沉迷时甚至谵语，请了几个医生看过都不得要领，最后才断定是伤寒，非送医院不可的。当时有人提起北四川路的福民医院，当去托鲁迅介绍（因晓得他和福民的院长认识），鲁迅先生表示非常关切，立即在烈日灼晒下亲自步行到医院接洽一切，并且亲自陪同院中的医生远道到我家来先行诊视。进院之后，他老先生又亲自到院中去探问过数次，并且时时给以医药上和看护上必要的指导。”此事，鲁迅日记也有记载：1935年9月10日，“下午傅东华待于内山书店门外，托河清来商延医视其子养浩病，即同赴福民医院请小山博士往诊，仍与河清送之回医院。”
傅东华的儿子转危为安，傅东华非常感激鲁迅的帮助，他沉痛地说：“现在，我的儿子依然健昂昂地在学校读书，而他老先生的溘然长逝却不曾带去我们一丝一毫的忧虑和关切！他老先生以那么大的年纪，那么忙的写作生活，又在那么大热的天气，竟肯为了一个和他并无密切关系的十七岁的青年操那么大的心，出那么大的力，而他自己的死耗却要等隔了十小时以后的晚报才带给我们。这是多么使我们难堪的情景啊！——我们的心是将永远沉重下去了。”傅东华为未能在鲁迅病重期间去探望过一次而沉痛而悔恨，他说：“留着这一点沉重永远作我自己的惩罚吧！”这些话出自于一个与鲁迅发生过激烈矛盾的人之口，反衬出鲁迅的人格力量。鲁迅的观点不可能得到一切人的赞同，但鲁迅的人格却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尊敬。
鲁迅事实上已经原谅了傅东华。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假设傅东华没有获得鲁迅的原谅，换言之，假设是陈西滢的孩子病了，只要可能，鲁迅是不会不伸出援手的。人力车夫脚崴了，鲁迅不是还亲自为其治疗吗？就像开水壶之外冷内热，鲁迅激愤的外表里，却有着热心肠，有宽厚和博爱。傅东华说：“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解释成唯恨哲学，我就永远痛恨那个人！”（4）鲁迅哲学不是“唯恨哲学”，那自然就包含有“爱的哲学”。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鲁迅的哲学不只是刻毒的哲学。“爱的哲学”是另外一个命题了，这里略去不谈。
注释
（1）《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
（2）《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
（3）原载1936年11月1日《文学》月刊第7卷第5期，另见《鲁迅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
（4）《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9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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