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秋原
胡秋原（1910-2004），原名胡曾佑，又名业崇，字石朋，笔名胡冬野、冰禅等。湖北黄陂人。文学理论家。曾任编辑、主编、中学校长、“立委”，是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早在17岁那年，胡秋原就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作品。1929年赴日本，翌年入早稻田大学。1931年回上海，创办《文化评论》，主张团结抗战，提倡文艺自由。他在台湾创办的《中华杂志》，曾经是台湾政论界、思想界的重镇。胡秋原一直强调中国人要团结。1988年他赴祖国大陆访问，成为首位公开前往对岸的“民意代表”，返台后遭国民党开除党籍，轰动一时。胡秋原生前曾表示，他估计自己“至少写过两千万字”，著有《唯物史观艺术论》、《民族文学论》、《一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纲》等。
1931年12月，胡秋原创办《文化评论》，这刊物除了主张抗日外，提出“自由人”和“自由知识阶级”理论，认为知识分子不是阶级和政党的工具，而应该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他在《文化评论》创刊号发表了《阿狗文艺论》（1）一文，左右开弓，一方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方面则对当时左联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进行攻击，认为“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绝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2）等文章，诽谤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在《勿侵略文艺》一文中，他说：“我并不主张只准某种艺术存在而排斥其他艺术……无论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自然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最近民主文学，我觉得都不妨让他存在，但也不主张只准某种文学把持文坛。”胡秋原自己也承认，“民族主义文艺理论在此文中只是一个配脚”，实际上重点转向了对左联的攻击。洛阳（冯学峰）在《文艺新闻》第58期（1932年6月6日）上发表了《致文艺新闻的信》，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揭露了胡秋原在“自由人”假面具掩盖下的“反动实质”。
冯雪峰、瞿秋白、周扬、胡风、鲁迅等人都先后参加了这场被称为是“文艺自由论辩”的论争。左翼理论家严肃指出：胡秋原由于将创作自由与无产阶级文学党性原则置于根本对立的地位，因而使自己的理论陷入了“虚伪的客观主义”、“变相的艺术至上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泥沼。在这场争论中，某些左翼理论家也缺乏根据地给胡秋原扣上了一系列政治帽子，如“托洛斯基派”、“社会民主主义派”，乃至于“汉奸”，粗暴断言他是比民族主义文艺鹰犬更其危险的敌人。
1932年11月1日上海《现代》第2卷第1期发表了鲁迅的《论“第三种人”》。（3）显然，鲁迅的主要笔锋是指向“第三种人”杜衡，但在文章的开头，对“自由人”胡秋原，采用了一戳透底的手法，揭露了他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胡秋原曾经也是左翼文坛一员，主编过中共的刊物，鲁迅指出了胡秋原“左翼”的本质，实际上他是以“左”攻“左”，以毒攻毒，在右派的另一个侧面攻击左联。
即使这样，鲁迅仍然坚持文明的批评，反对用辱骂和恐吓的办法来批判胡秋原。我在关于鲁迅与“四条汉子”一文中，提到了左联机关杂志《文学月报》第4期所载芸生《汉奸的供状》一诗所表现出的错误。这首诗就是骂胡秋原的，政治上不能算错，但鲁迅认为它采用的是“辱骂”和“恐吓”的方法，是在污秽自己，吓跑旁观者与“同路人”。然而鲁迅的意见，在当时并未得到全体左翼作家的理解，以致首甲等为此联名发表公开信，指责鲁迅的文章具有“戴手套革命论的谬误”，“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4）但这种指责却恰好从反面证明了鲁迅对革命、对革命队伍的理解，比起一般人来要深刻而正确得多。
鲁迅已经认清或判明了胡秋原的真实面目，因而对他攻击左联的各点，没有一一理论——这还有两种可能，一是鲁迅不屑理睬胡秋原的理论，胡秋原的观点是不值得一驳的；二是鲁迅对胡秋原抨击左翼文坛的观点有某种程度的认同，过了一段时间，鲁迅晚年甚至比胡秋原更加猛烈地抨击了“奴隶总管”们——但是，无论怎样，鲁迅反对对胡秋原采取辱骂和恐吓的手段。鲁迅认清了胡秋原的本质，但仍要讲文明的批评；讲文明的批评，并不影响对胡秋原的本质的认识。两者是不矛盾的。
鲁迅是左翼文坛的盟主，但鲁迅并不完全赞成他们的做法。我们应该摘掉那些左翼理论家给胡秋原扣的帽子。
胡秋原是“托派”吗？历史已经回答：不是。胡秋原说：“鲁迅并没有说我是托派，我也未曾单独加入托派。当然，我认识许多托派的人，亦如我认识许多斯大林派的人。我不仅与托派组织无关系，在思想上亦未受过其影响。”（5）(www.xing528.com)
那么，胡秋原是“汉奸”？历史也已回答：不是。尽管他的有些主张与共产党相左，但他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是难能可贵的。他是这样一个人：当中共主张全民抗日时，他为中共主编报刊；当中共实行苏联式的“左”倾路线时，他反对；当中共提出和平统一祖国主张时，他以实际行动推动……当蒋介石消极抗日，他毅然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事变”；当蒋介石同意抗日时，他立即归国共赴国难；当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时，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并提出了“超越论”；当岛内“台独”与“独台”甚嚣尘上时，他左右开弓痛斥歪理邪说……邓颖超生前曾称赞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学者”。
注释
（1）发表在1931年12月25日《文化评论》创刊号，1996年11月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有选载。
（2）发表在1932年4月20日《文化评论》第4期，署名H.C.Y.，1996年11月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选载。
（3）《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
（4）首甲：《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发表在1933年2月《现代文化》第1卷第2期，1996年11月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选载。
（5）古远清：《在台湾访胡秋原》，《书城》杂志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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