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下的鲁迅：革命小贩与无赖子

——鲁迅与杨邨人

杨邨人（1901-1955），笔名柳丝，小说家。广东潮安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与组织太阳社。1930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宣布脱离共产党。抗战期间去四川，任成都西南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在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

先来看两则谢觉哉日记，也许有助于我们对杨邨人的认识。谢觉哉1931年秋天离开上海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主编湘鄂西政府机关报《工农日报》时，得以和杨邨人相识。谢老在延安的日记中，有两段是回忆办《工农日报》情况的。一则是1943年3月9日，另一则是1941年6月16日：

杨邨人是在敌人围剿湘鄂西苏区时逃跑，被鲁迅先生批评为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杨邨人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型而神经脆弱特甚的人，行动言语，常使人发笑。洪湖蚊子特别多，夏天晚上蚊声如雷，伸手可抓到几个，不能工作，顺坐在蚊帐里。洪湖又多疟疾，卫生宣传员说，疟疾，是由蚊子传染的。一天，杨邨人睡醒，发现帐内有一蚊子，大惊：‘我一定染疟疾了”。吵着要打奎宁针。少顷又说：‘身上发颤了，不得了。’结果，给他打了一针才完事。洪湖失败时，崔琪同志在湖内组织游击队，派他去做政治委员，去一天，草帽鞋子都丢掉了。在湖中遇着我，借了一双鞋，用鱼划子把他送走。

经不起刺激，受不了艰苦，不知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且要求进到游击战的苏区来？致出了不少的丑——逃跑直到“自白”。但他因为“脆弱”，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他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买卖，仅在竭力变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更好的生活。

在革命根据地，环境异常艰苦，杨邨人怕苦怕死，后来逃跑到上海，作“自白”向当局表明心迹，被鲁迅视为革命场中一小贩。张致强评论说：“谢老的日记为杨邨人画了一幅非常生动形象的画像，传神极了，很有助于理解鲁迅先生对杨邨人的讥讽鄙斥。”（1）从某种意义上说，谢觉哉日记为鲁迅的议论，作了形象的旁注。

鲁迅对杨邨人的叫骂，多是采取由他骂去，暂不还口的态度；相形之下，杨邨人似乎像一只好斗的公鸡，时不时咬鲁迅几口——虽然，在具体的文章内，他仿佛还表现出了对鲁迅的崇敬，有时，他的语气似乎也颇通人情。当然，鲁迅不喜欢他，但并不把他看成是一个恶人，而称之为“革命小贩”。

1930年，杨邨人在他自己办的《白话小报》第1期上，以“文坛小卒”的笔名发表了《鲁迅大开汤饼会》（2）一文，其中对鲁迅造谣诬蔑说：“这时恰巧鲁迅大师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汤饼会便开成了……这日鲁迅大师的汤饼会到会的来宾，都是海上闻人，鸿儒硕士，大小文学家呢。那位郁达夫先生本是安徽大学负有责任的，听到这个喜讯，亦从安庆府连夜坐船东下呢。郁先生在去年就产下了一个虎儿，这日带了郁夫人抱了小娃娃到会，会场空气倍加热闹。酒饮三巡，郁先生首先站起来致祝辞，大家都对鲁迅大师恭喜一杯，鲁迅大师谦逊着致词，说是小囝将来是龙是犬还未可知，各位今天不必怎样的庆祝啦。座中杨骚大爷白薇女士同声叫道，一定是一个龙儿呀！这一句倒引起郁先生的伤感，他前年不幸夭殇的儿子，名字就叫龙儿呢！”

有的人攻击鲁迅，起码还有一点影子；有的是观点上的不同；有的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杨邨人此文，却出新，新就新在鲁迅开“汤饼会”的内容，全系虚构。鲁迅看了，对杨邨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感，然而鲁迅也并未表示什么。直到1933年的12月28日，在杨邨人写了公开信并要求答复时，鲁迅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3）一文中，才把这个问题同时捎带说了一下。鲁迅说：

近五六年来，关于我的记载多极了，无论为毁为誉，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为我没有聘定律师，常登广告的巨款，也没有遍看各种刊物的工夫。况且新闻记者为要哄动读者，会弄些夸张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还全盘捏造。例如先生还在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用了“小记者”的笔名，在一种报上说我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达夫先生对于亡儿的记忆，悲哀了起来。这真说得栩栩如生，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然而这事实的全出于创作，我知道，达夫先生知道，记者兼作者的您杨邨人先生当然也不会不知道的。

杨邨人当时是“革命文学家”，他把鲁迅描述成了对立面，成了南京政府奖赏的人，成了革命的敌人。鲁迅当时为什么“一声不响”呢？鲁迅说：“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4）显然，鲁迅清醒地知道，自己成了“革命文学”“开刀”的对象了。既然是“革命”的需要，也罢，鲁迅就“咬着牙关忍受”了。对于真心闹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策略方法上出了一些毛病，以及以革命的名义而对他人施之以攻击，鲁迅似乎都将持宽容的态度。

杨邨人革命了一阵，对革命的酸甜苦辣有了自己的体验，于是，告别革命，中途变节，这就为鲁迅所不齿了。革命也罢，不革命也罢，青年总应该有定见。鲁迅最讨厌的，就是唱着高调，变化无常之徒。

1932年2月，杨邨人在《读书杂志》第3卷第1期，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5）一文，其中他“自白”道：

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了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单纯地看杨邨人的这段话，应该说还是颇有人情味的。他与林彪一样，不知红旗要打多久，即使革命成功，对他家乡父老能否过上太平日子，也有怀疑。所以他念及亲人，也不隐瞒“且顾自家人”的自私，退出中共——还算老实人吧！对此，鲁迅在1933年11月7日作的《青年与老子》（6）一文评论说：“……杨某的自白——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志之士，学说是很正确的，不但讲空话，而且去实行，但待到看见有些地方的老头子苦得不像样，就想起自己的老子来，即使他的理想实现了，也不能使他的父亲做老太爷，仍旧要吃苦。于是得到了更正确的学说，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假使父母早死，学说那有这么圆满而堂皇呢？这不也就是老子对于青年的益处么？”鲁迅对杨邨人是真假孝子，心存疑问，说：“……如果单是做做自白之类，那是实在有无老子，倒并没有什么关系的……张宗昌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书’‘五经’罢。”《青年与老子》署名“敬一尊”，据许广平称，“敬一尊，回敬一杯之意，亦即‘回骂’也”。以牙还牙，这是鲁迅一贯的态度。1933年12月18日，鲁迅先生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又写道：“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既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为辩护自己，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有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益处的……和阔人骁将比，那当然还差得很远，这就因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缘故。这是先生的苦处，也是先生的好处。”鲁迅对杨邨人作了具体的分析，他是投机革命的，是变节的，但他是革命小贩，不是奸商，也还有这么一点好处。

杨邨人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的同时，以自由人的身份、“第三种人”的姿态，独树一帜。1932年2月他在《现代》第2卷第4期发表了《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7）一文，写道：

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我们也承认着文艺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也承认着属于某一阶级的作家的作品任是无意地也是拥护着其自身所属的阶级利益。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我们也就来作拥护着目前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利益而斗争。

从杨邨人的表白看，他虽然已经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了一定的距离，但与上层统治阶级、与大资产者，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决计为小资产阶级、为农民代言，这也不能说错。从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看，他还是属于团结、争取和联合的力量。杨邨人变节了，但他不是革命的敌人。《中国现代文学词典》说杨邨人“宣布脱离共产党”，而不像有的书那样，说他“叛变革命”，我以为，这是一种审慎的态度。(www.xing528.com)

杨邨人主观上也是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外围力量的。1933年6月17日《大晚报》的《火炬》刊登了杨邨人化名为“柳丝”的《新儒林外史》，第一回的标题是“揭旗扎空营兴师布迷阵”，鲁迅称之为“妙文”，“倘使任其散失，是极为可惜的”。文章如下：

却说卡尔和伊理基两人这日正在天堂以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忽见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杀气腾腾，尘沙弥漫，左翼防区里面，一位老将紧追一位小将，战鼓震天，喊声四起，忽然那位老将牙缝开处，吐出一道白雾，卡尔闻到气味立刻晕倒，伊理基拍案大怒道：“毒瓦斯，毒瓦斯！”扶着卡尔赶快走开去了。原来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左翼防区里头，近来新扎一座空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无产阶级文艺营垒受了奸人挑拨，大兴问罪之师。这日大军压境，新扎空营的主将兼官佐又兼士兵杨邨人提起笔枪，跃马相迎，只见得战鼓震天，喊声四起，为首先锋扬刀跃马而来，乃老将鲁迅是也。那杨邨人打拱，叫声“老将军别来无恙”？老将鲁迅并不答话，跃马直冲扬刀便刺，那杨邨人笔枪挡住又道：“老将军有话好讲，何必动起干戈？小将别树一帜，自扎空营，只因事起仓卒，未及呈请指挥，并非倒戈相向，实则独当一面，此心此志，天人共鉴。老将军试思左翼诸将，空言克服，骄盈自满，战术既不研究，武器又不制造。临阵则军容不整，出马则拖枪而逃，如果长此以往，何以维持威信？老将军整顿纪纲之暇，劳师远征，窃以为大大对不起革命群众呵！”老将鲁迅又不答话，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只见得从他的牙缝里头嘘出一道白雾，那小将杨邨人知道老将放出毒瓦斯，说的迟那时快，已经将防毒面具戴好了，正是，情感作用无理讲，是非不明只天知！欲知老将究竟能不能将毒瓦斯闷死那小将，且待下回分解。

这里，除攻击鲁迅喷出的是“毒瓦斯”外，主要是表白“小将别树一帜，自扎空营……并非倒戈相向，实则独当一面”的。所以，当年曾参加左联，后转向“第三种人”的韩侍桁说杨邨人是“一个忠实者，一个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团体的忠实者”，他的言论是“纯粹求真理的智识者的文学上的讲话”。（8）

对于《新儒林外史》一文，鲁迅的回答是充满幽默感的。他说：“……近来我更加‘世故’，天气又这么热，当然不会去流汗同翻筋斗的。况且‘反驳’滑稽文章，也是一种少有的奇事，即使‘伤及个人名誉事’，我也没有办法，除非我也作一部《旧儒林外史》，来辩明‘卡尔和伊理基’的话的真假。”（9）幽默的言辞中，也透出了不满与愤慨。鲁迅虽然称自己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但说是“毒瓦斯”，用毒气伤人，是为鲁迅也不能接受的。

如果说，杨邨人曾致鲁迅公开信，在自称“出诸至诚”、“敬爱鲁迅”的同时，想与鲁迅达成某种谅解的话，当鲁迅称之为“革命小贩”，明确了自己的态度以后，杨邨人对鲁迅就不存幻想了。此后，鲁迅、杨邨人你来我往，也有一回两回。比如1935年8月，杨邨人以巴山的笔名在《星火》第1卷第4期上发表《文坛三家》，（10）就鲁迅的《文坛三户》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这一种版税作家，名利双收，倚老卖老。”对此，鲁迅在《六论“文人相轻”——二卖》（11）一文，以牙还牙，予以反唇相讥。鲁迅说：“今年文坛上的战术，有几乎是恢复了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年纪大又成为一种罪状了，叫作‘倚老卖老’。”鲁迅在摆了文坛“卖富”、“卖穷”、“卖病”、“卖俏”的同时，又提出了杨邨人的“卖孝”——“有的卖孝，说自己做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怕父亲将来吃苦的缘故，那可更了不得，价值简直和李密的《陈情表》不相上下了。”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之以屎，报之以粪，彼此彼此。

虽然杨邨人是“革命小贩”，不是“奸商”，也还有一点“好处”，但鲁迅对他是不调和的。《答〈戏〉周刊编者信》（12）一文，对于田汉攻击鲁迅已和杨邨人“调和”，我在鲁迅与“四条汉子”中将作相对详尽的介绍。这里要强调的是，鲁迅指出了田汉的奇怪的逻辑，指出了田汉的无中生有，事实上也就否认了所谓的“调和”论。鲁迅可以敬佩坚定的敌人，但却厌恶变来变去的文人，哪怕这种人最后又变回到“我们”的阵营中来。

鲁迅在私下通信中，也曾提到杨邨人，很有参考价值。1933年1月9日鲁迅在致王志之的信中指出：“文学家容易变化，信里的话是不大可靠的，杨邨人先前怎么激烈，现在他在汉口，看他发表的文章，竟是别一个人了。”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此公实在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在鲁迅眼里，无论如何，杨邨人是一个变节分子，他的言论仿佛颇有人情味，但终于还是一个无真情无真相的无赖子。

注释

（1）张致强：《谢觉哉谈杨邨人》，《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期。

（2）（5）（7）（10）《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转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3）（4）《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6）《鲁迅全集·准风月谈》。

（8）《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1933年6月。

（9）《鲁迅全集·伪自由书·后记》。

（11）《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

（12）《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