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下的鲁迅与左翼文人：共同目标的大战斗

——鲁迅与郭沫若

一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笔名麦克昂、杜荃、龙子等。四川乐山人。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历史论文集《奴隶制时代》等，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历史编数十卷行世。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鲁迅年长于郭沫若，又相对早逝，所以并世的时间不长。他们生前，皆有相见的愿望，但几次都失之交臂，终未谋一面。后来，因为思想、气质等等原因，也因为文人的敏感所造成的误会，彼此交恶，笔墨相讥。

鲁迅对郭沫若的创作情况是关注的。1926年9月创造社出版了郭沫若的小说散文集《橄榄》，鲁迅在《而已集》的《通信》中就提到了：“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但好在我也没有作品。”鲁迅对郭沫若的成就也不是视而不见。1933年8月14日写的《为翻译辩护》一文中，对郭沫若所译《战争与和平》就给予肯定，认为是当时充满“惰气”的出版界的幸事。

不过，应该说鲁迅在重视郭沫若的同时，又一定程度上轻视郭沫若。鲁迅对郭沫若的态度是矛盾的。早在1921年8月，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鲁迅就说：“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1926年11月2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创造社量狭而多疑，一定要以为我在和他们捣乱，结果是成仿吾借别的事来骂一通。”这里的“量狭而多疑”，当然也包括了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是早期创造社的最主要成员。

郭沫若对鲁迅的认识，是从鲁迅的小说开始的。1920年，当时还在日本的他，从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双十节增刊）上，首次读到了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郭沫若后来在《“眼中钉”》一文中回忆道：“当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1）显然，这时的郭沫若对鲁迅的了解是很单一的，他谈的也只是对一篇小说的感觉。

倘若我们对历史人物——尤其鲁迅、郭沫若这样的贤者——也采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我们就不难看到，他们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围绕“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这两次，虽然这之前鲁迅、郭沫若也并不是一无纠葛。

二

在鲁迅和郭沫若的早期关系中，有一个关于“翻译和创作”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我不认为这是一场争论——你说你的理由，我讲我的观点。

郭沫若是从推崇鲁迅的小说出发，鉴于报刊编辑在编排鲁迅小说时，将其置于周作人的译文之后，他即致函编辑李石岑说：这样的编排处理，反映了“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编译，而不注重产生”，“只夸示些邻家的桃李来逞逞口上的风光，总不想从自家的庭园中开些花果来使人玩味”的心理，并指出“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2）郭沫若是以他推崇的鲁迅小说为例，告诉人们：创作比翻译更重要。我以为，郭沫若是对的。如果说有一点用词不够谨慎的话，那就是“媒婆应当稍加遏抑”，这似大可不必。你搞你的创作，他搞他的翻译，井水不犯河水。具体到刊物的排版，倘不是专门的翻译刊物，似乎不宜把翻译排到创作之上的。

一是鲁迅特别注重翻译，一是文人情绪作怪——你郭沫若这样说，我偏要那样说——鲁迅对郭沫若的见解也从鸡蛋里挑骨头。他后来追述说（请注意，鲁迅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后来与创造社“交恶”后，才发表了这些见解），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3）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中，旧事重提，说“创造社尊重天才，是艺术至上派，尊重自我，崇创作恨翻译”。鲁迅的“恨翻译”三字，乃信口开河，言重了。郭沫若并不恨翻译，还翻译了诸如《浮士德》、《战争与和平》等名著，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

“处女媒婆”说无关宏旨。我以为，就像警犬总在寻找猎物一样，文人总在寻找可做文章的东西。他们当时不过觉得有文章可做，如此而已。

三

1926年秋，鲁迅到厦门后，因为他在政治上反对北洋军阀、支持北伐战争，又闻知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等人已去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因而对创造社表示了一定的好感。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4）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鲁迅也只是说说罢了，并没有立即离厦赴穗，还是各自为战，这条“战线”也终于没有造成。

不过，鲁迅想“造一条战线”的想法，并不是没有客观根据的。1927年1月，鲁迅抵达广州。当时，成仿吾为支持北伐战争起草了《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签名者有成仿吾、鲁迅、郭沫若、王独清、何畏等。这件事表明，当时在双方基本的政治立场一致的时候，鲁迅与创造社的成员之间已经有可能有联合行动了。鲁迅在致李霁野的信中也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

1941年，为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周恩来在11月16日《新华日报》上撰写《我要说的话》一文，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对革命文化的卓越贡献，也提起了成仿吾起草的对英宣言这件事。周恩来在文章中写道：鲁迅和郭沫若，“他们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抵上海定居。同月，郭沫若也从香港转回了上海。有趣的是，他们都结识了开书店的日本人内山完造。在此后的近半年时间里，两人同在上海，又经常与内山完造联系，本有会晤的可能，然而，还是失之交臂！例如1928年2月1日，鲁迅去了内山书店，次日晚，郭沫若拜访了内山完造，2月5日，鲁迅再到内山书店小坐。按常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内山完造是会介绍他们相识的。我们只能说，也许他们心存芥蒂，不愿见面。内山完造后来对鲁迅和郭沫若有过评论，对于我们理解他们二人的关系不无启迪：“鲁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我和郭沫若交往甚厚，然而，郭只从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气质。”“鲁迅先生是纯粹的地道的文学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见，就永不动摇，至今不渝。”

尽管如此，郭沫若和鲁迅不仅怀有联合作战的愿望，也各自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郭沫若到上海后，根据郑伯奇的提议，欲联合鲁迅来写文章，并“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过鲁迅来合作”。（5）对此，鲁迅也表示了合作的态度。据郑伯奇回忆：“我们取得沫若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去访问鲁迅先生，谈出联合的意见，鲁迅先生立即欣然同意。他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刊》，作为共同园地，他将积极参加。”（6）

这样，在1927年12月3日出版的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创造周刊》的复刊广告。广告上署的“编辑委员”有成仿吾、郑伯奇等人，“特约撰述员”有鲁迅、麦克昂、蒋光慈等30余人。麦克昂即郭沫若。

正当此时，成仿吾去了日本。成仿吾此次赴日之前，已经开始接受了日本的“左”倾“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他的日本之行，更是坚定了自己搞“无产阶级文学”的信心。他还取得了留日学生李初梨、冯乃超等人支持。当时，成仿吾有一个看法，认为《创造周刊》已经不够革命了，为了倡导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应当另外创办一本刊物。言下之意，创造社根本没有必要联合鲁迅。当成仿吾自日本写信向上海的创造社诸人阐述了以上意见后，引起了郭沫若等人共鸣。他们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的看法，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刚刚酝酿的联合计划无形作罢了。他们把《创造周刊》改为《文化批判》，单方面中断了和鲁迅的联合。不仅如此，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观点批判鲁迅等人，郭沫若在《离沪之前》一文中，对由鲁迅为主要撰稿人的《语丝》杂志表示强烈反感，认为它“反动空气弥漫”，从此，鲁迅与郭沫若等创造社诸君子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拉开了序幕。

四

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刊登了冯乃超的文章《艺术与社会生活》。（7）文中列举了叶圣陶、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五位作家，说他们“代表五种类的有教养的知识阶级人士”。在谈到鲁迅时，他说：“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I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文中，冯乃超还贬了叶圣陶和郁达夫。但对创造社同人的郭沫若却多有溢美之词，认为他是“实有反抗精神的作家”，他的“《王昭君》、《聂荌》、《卓文君》里面的叛道的热情就是作者对于社会的反抗的翻译。创造社的Romanticism运动在当时确不失为进步的行为。”文章的结论是：现代中国作家因“时代忙快地流换，地球不绝地回转，他们没落的没落，革命的革命去”。言外之意，鲁迅等已经没落，而郭沫若一直是革命的。

冯乃超的文章发表后，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8）一文；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支持冯乃超的意见。成仿吾指责鲁迅为“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李初梨则发问：“坐在华盖之下还在抄他的《小说旧闻》”的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鲁迅作品所反映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时代”？

我在鲁迅与成仿吾一文中已有这样的看法，鲁迅对成仿吾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创造社诸君子的意见。因而，鲁迅对于成仿吾的不满，实际上也不只限于他一个人。鲁迅是把成仿吾的态度看作了创造社同人对他的共同态度。所以，当成仿吾在大喊大叫，几板斧砍杀了《呐喊》的同时，也加深了鲁迅对创造社诸君子、当然也包括对郭沫若的不满——成仿吾的文艺观与郭沫若的文艺观，在当时基本上是一致的，郭沫若推崇“自然主义”，成仿吾在批评鲁迅的文章中，也是以“自然主义”为尺子。此后，鲁迅戴上了创造社诸君子送给他的有色眼镜看创造社诸君子了——只有郁达夫例外。

面对创造社诸人咄咄逼人的所谓批判，鲁迅于1928年2月23日作《“醉眼”中的朦胧》（9）一文，坚决予以驳斥。文章揭示了“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局限，他们的理论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的问题。鲁迅说：“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显然，鲁迅的措辞是尖刻的。

此后，创造社对鲁迅的批评羼杂了不少人身攻击的内容。对此，鲁迅于1928年4月20日作《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10）一文，批评了他们搞宗派主义的不正之风。鲁迅指出，他们因为不能在理论上进行斗争，只好用“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施行人身攻击，“于是‘论战’便变成‘态度战’，‘量气战’，‘年龄战’了”。这倒真像当年林纾辈“因为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来做一篇影射小说”一样。鲁迅说：“但我以为‘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像他的东拉西扯。”

到了1928年8月间，已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终于直接加入了同鲁迅的论争，他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1）一文，集中批驳了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郭沫若认为鲁迅如此尊重籍贯、家族、年纪，甚至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观念”，这表明“鲁迅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以前”，“更简切地说，他还是一个封建余孽”，因为鲁迅“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还不曾确实的把握”。郭沫若设问道：“他自己的立场呢？是资产阶级？是为艺术的艺术家？是人道主义者？”郭沫若以滑稽的句式回答说：“否！否！否！不是，不是，不是！”那么鲁迅是什么呢？在郭沫若眼里，鲁迅是“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郭沫若的最后结论是：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一口气扣了三顶帽子：“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法西斯蒂”，如此，鲁迅近乎魔鬼了。郭沫若的文章不摆事实，不讲道理，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甚至让人产生错觉，仿佛这是“文革”言论。

平心而论，郭沫若的“反革命”，与1949年以后的“反革命”，似乎概念不同。郭的“反革命”是一个思想概念；1949年以后的“反革命”是一个政治概念。况且，当时，“左派”并不握有实权，否则，鲁迅也要被戴高帽游街了。

关于“杜荃”的文章，有一个小插曲。“杜荃”是谁呢？1949年以前没有人承认自己是“杜荃”；1949年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也是一个悬案。后来，陈早春发表了《杜荃是谁》这篇文章，他经过悉心考证和逻辑分析，一举得出杜荃即郭沫若的结论。结论一出，举座皆惊，因为当时郭沫若还健在，还因为郭沫若自己从没承认他就是杜荃。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慎重起见，让陈早春写了一份报告呈给当时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林默涵，林又分转给一批创造社元老。最后不仅创造社元老，连广大学术界，都对这个结论予以肯定，认为是了结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公案”。胡乔木还作了批示，将“杜荃”文章收入《郭沫若全集》。《鲁迅全集》的注释条目，也把“杜荃”注为郭沫若。（12）

1949年前，郭沫若不承认自己是“杜荃”，若是推论起来，我以为，无非认为自己骂得过于空洞，这样的文章端不上台面，属于杂感之类，只能让其速朽。关于隐姓埋名，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倒有一段妙言，郭沫若不幸而被鲁迅言中。鲁迅说：“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可不是吗，这段话仿佛就是针对杜荃即郭沫若说的！1949年后，郭沫若仍不承认自己是杜荃，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毛泽东尊鲁迅为革命家等，鲁迅被捧为神，在这样的背景下，若招认自己是杜荃，没事便没事，一有事，就麻烦了，把毛泽东尊为革命家的鲁迅骂为双重反革命，其问题的性质是可想而知的。

言归正传。对于郭沫若的乱扣帽子的文章，也许鲁迅认为不值一提罢，并没有专门作文反驳。不过，散见于若干文章的零星挖苦是有的。比如，在《〈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13）一文中，鲁迅讽刺郭沫若“一面几里古鲁的讲‘普罗列塔里亚特意德沃罗基’，一面源源的卖《少年维特的烦恼》和《鲁拜集》，将‘反映支配阶级底意识为支配阶级作他底统治的工作’的东西，灌进那些吓得忙来革命的‘革命底印贴利更追亚’里面去，弄得他们‘落伍’，于是‘打发他们去’，这才算是不矛盾，在革命了”。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4）中，鲁迅对郭沫若的某些革命文学的创作——比如《一只手》——也持否定态度，讥之为“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另外，鲁迅还旧事重提，多次讥讽郭沫若的“处女媒婆”说。(www.xing528.com)

“革命文学”论争始于郭沫若等人自觉的革命行动，止于中共的组织干预。据阿英等人回忆，到了1929年11月前后，中共江苏省委由李富春出面，代表党组织找了创造社和太阳社中十来个党员谈话，传达了中央指示，要求解散社团，认为他们与鲁迅冲突是不对的，要与鲁迅合作，以酝酿成立一个新的文学团体。从此，他们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到了左联时期，有的人甚至要让鲁迅当左联的“委员长”，但遭鲁迅拒绝。不过，左联成立以后，鲁迅客观上成了革命文学家手上挥舞过来挥舞过去的一面旗帜，就像当年孔夫子成了敲门砖一样。

五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上，围绕着“两个口号”的论争，郭沫若和鲁迅又一次站在了问题的两端，各持己见。不过，他们在尚未形成正面冲突的时候，便已经消除了隔阂。

关于“两个口号”问题，我在关于鲁迅与“四条汉子”等文章中将作相对详尽的介绍，此不赘述。

郭沫若当年很快也加入了“两个口号”的争论。虽然，1936年春他刚刚听到“国防文学”的口号时，对其有所疑惑，认为“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因为“国是蒋介石在统治着”，但不久，当他读了中共的“八一宣言”，“经过几天的思考，体会到宣言的中心思想，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国’，这才接受了‘国防文学’这一口号”。（15）此后，郭沫若发表了《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在国防的旗帜下》、《国防·污池·炼狱》和《我的自述》等文，明确支持“国防文学”的口号，还暗指鲁迅等人“标新立异”地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很明白的“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16）郭沫若再一次与鲁迅发生了意见分歧。

在整个“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中，鲁迅等人，主要是针对周扬、徐懋庸等人，并未顾及他们，所以鲁迅没有同郭沫若发生直接冲突。不仅没有冲突，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7）一文中，鲁迅认为郭沫若的见解是可以接受的。他说：“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此外，鲁迅还谈了他与郭沫若之间的关系：“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鲁迅的意思是明白的，他和郭沫若，虽然小有纠纷，但绝不计个人恩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都是取一致的步调。鲁迅的话，使郭沫若颇为感动，为之动容，态度也随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很快写了《搜苗的检阅》。（18）他说：自己本来对鲁迅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始终觉得……不太妥当，而且没有必要”，在读了鲁迅这篇文章之后，“觉得问题是明朗化了”，并对鲁迅在该文中那些“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阐述表示“彻底钦佩”。此外，郭沫若还接过鲁迅谈及他们之间关系的话头，发表了带有自我检讨色彩的感想：“尤使我抱歉的是我们‘未尝一面’而时每‘用笔墨相讥’，我们的这样态度的确生了不少恶影响，我临着‘大战斗’当前有时都难免要感觉着‘为着同一的目标’而‘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困难。这困难在我是切实也感觉着的，虽然时常都在努力着想克服它。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青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我才觉悟到我们这次的争论不外是检阅军实的搜苗式的模拟战。”

不久，鲁迅去世，郭沫若和鲁迅再无纷争了。

文人讲面子，爱惜羽毛。鲁迅若没有不计个人恩怨的表态，郭沫若难说不继续骂鲁迅。而鲁迅有了姿态，郭沫若感到开心，态度则更谦恭了。你硬我也硬，你软我更软；你骂我也骂，你让我再让——这也是文人的习气之一吧！

六

鲁迅逝世时，郭沫若正在日本。1936年10月19日他闻耗后，连夜写了《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悼文，指出鲁迅的死，是“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22日他又用日文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的悼文，发表于日本《帝大新闻》上。两文都给鲁迅以高度的评价，表示了对鲁迅的崇敬之情。郭沫若说：“假如我早一点觉悟，或是鲁迅能再长生一些时间，我是会负荆请罪的，如今呢，只有深深地自责而已。”郭沫若还写了挽鲁迅的哀联，投寄给当时上海《立报》副刊《言林》主编谢六逸，嘱其发表。郭沫若在致谢六逸的信中说：“鲁迅先生逝世，闻耗不胜惊叹……”这些话也体现了郭沫若对鲁迅的哀悼之情。挽联如下：

方悬四月，迭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北天地遍招魂。

除此之外，郭沫若还作过不少悼念鲁迅的挽联，大都是正面的哀悼。唯1942年10月应杨亚宁之请所作联语，颇有忏悔之意。其联云：

返国空余挂墓剑，

斫泥难觅运风斤。（19）

郭沫若在联语下有一自注云：“余与鲁迅素未蒙面而时受其斥责，虽当时受之，每有难忍之处，但今求之而不可得矣。”这联语的含义大致是追悔以前不重友情，感叹今后再也听不到鲁迅那精辟的批评意见了，颇有谢罪之意，磊落胸怀。

鲁迅逝世后，郭沫若多次痛悔，未能在鲁迅生前，与其谋面。他感慨道：“我个人和鲁迅虽然同在文艺界上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但因人事的契阔，地域的暌违，竟不曾相见过一次……虽然时常想着最好能见一面，亲聆教益，洞辟胸襟，但终因客观的限制，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最近传闻鲁迅的亲近者说，鲁迅也有和我相见一面的意思。但到现在，这愿望是无由实现了。这在我个人真是一件不能弥补的憾事。”（20）

后来，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又感叹：“这两位大师，鲁迅和王国维，在生前都有可能见面的机会，而我没有见到，而在死后却同样以他们的遗著吸引了我的几乎全部的注意。”（21）

1945年10月19日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叫《我建议》的文章，他建议在“北平，上海，广州，杭州，厦门”这些鲁迅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应该多多塑造鲁迅像”，而且，“……自然以铜像为最好”。不仅如此，郭沫若还建议设立鲁迅博物馆。凡是关于鲁迅的资料，他的生活历史，日常生活状态，读的书，著的书，原稿、译稿、笔记、日记、书简、照片，等等；还有关于他的研究，无论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专门汇集起来，分门别类地陈列。让研究鲁迅者，让景仰鲁迅的人民大众得以瞻仰。郭沫若认为这博物馆可建于上海、北平、广州。资料可以分别陈列，不能分割的可用照片。馆长应由许广平担任。郭沫若还举例说：“苏联的大作家，大抵都有在他的名义下的博物馆，例如托尔斯泰的博物馆，馆长是他的孙女；玛雅可夫斯基博物馆，馆长是他的母亲；奥斯特罗夫斯基博物馆，馆长是他的夫人。”此外，郭沫若还建议把杭州的西湖改名为“鲁迅湖”，把北平的西山称为“鲁迅山”，他的根据是莫斯科有高尔基路、普希金广场。郭沫若的以上建议，有的已经实行，有的当然也只是表达了郭沫若的感情。

注释

（1）原载1930年5月上海《拓荒者》（月刊）第4、5期合刊，《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转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2）《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月15日。

（3）《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

（4）《鲁迅全集·两地书·六九》。

（5）郭沫若：《跨着东海》，《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

（6）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二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7）（8）（11）《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转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9）（10）（14）《鲁迅全集·三闲集》。

（12）陈早春：《杜荃是谁》，《出版广场》1995年第1期。

（13）《鲁迅全集·译文序跋集》。

（15）臧云远：《东京初访郭老》。

（16）郭沫若：《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东方文艺》1936年7月第1卷第4号。

（17）《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18）1936年9月10日上海《文学界》（月刊）第1卷第4号，《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转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19）《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7卷，第301页。

（20）《民族的杰作》，《沫若文集》第8卷，第184页。

（21）原载1946年10月1日《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转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