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左翼文人：太阳下的风波与权威问题

——鲁迅与高长虹

一

我不知道应该说高长虹是有幸还是不幸。若说有幸，他因了与鲁迅的种种瓜葛，足以使他活在鲁迅的巨大存在之中，他的作品也因此受到了读者的注目，抑或也可以因此而“不朽”。坦白地说，在我看来，若以创作而言，高长虹的杂感与诗的合集《心的探险》，主要是杂文的集子《走到出版界》，在文学史上是没有占到一席之地的。我也看了不少诗和杂文的选本，即便在十分开放的连周作人、梁实秋的作品都不断地被选来选去的今天，似乎各位选家也不曾选到高长虹的作品。我敢说，若不是与鲁迅的恩恩怨怨，高长虹可能真的就销声匿迹了。说是不幸，那是因了与鲁迅的冲突，他不得不走出了文学界，尝到了咀嚼不尽的苦果。

高长虹（1898-1954），诗人、小说家。又名高仰愈，山西盂县人。1924年在北京创办《狂飙》周刊。1925年3月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狂飙宣言》，并参加鲁迅领导的莽原社，编辑《莽原》周刊，与向培良等编辑《狂飙》、《弦上》、《每日评论》等刊物。在创作上曾得到鲁迅的帮助，写有许多揭露军阀统治的诗文。

对高长虹的评价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旧版的《鲁迅全集》中《故事新编·奔月》注八是这么写的：“高长虹……是当时一个非常狂妄的青年作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色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显而易见，这里有着过分鲜明的感情倾向，而缺少客观的理性。1982年新版的《鲁迅全集》，那条注就改为：“高长虹……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虽然留有尾巴，但应该说调子是比较温和的。

二

1982年版的《奔月》注八对鲁迅、高长虹关系始终的交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高长虹“在1924年12月认识鲁迅后，曾得到鲁迅很多指导和帮助；他的第一本创作散文和诗的合集《心的探险》，即由鲁迅选辑并编入《乌合丛书》。鲁迅在1925年编辑《莽原》周刊时，他是该刊的经常撰稿者之一”。这说明，交往之初，鲁迅对于高长虹是爱护并给予支持的。

鲁迅在谈到创办《莽原》的目的时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1）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常常谈起有关这刊物的事情：

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2）

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3）

信中说的“目下也仿佛有人”，“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是指高长虹、向培良等人。

这里，鲁迅把高长虹等看成是“漆黑的染缸”的“毁坏者”，看作“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并不尽同”，但鲁迅对高长虹是爱护备至的，评价也曾经是高的。

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4）一文中，曾回忆起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去访他时，见他的神色不好，问起来，他并不介意的答道：昨夜校长虹的稿子，吐了血。”这个细节可以证明，鲁迅为了青年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奶，是血。当然，鲁迅吐了血，是本来已有的病兆，是长期积劳成疾的结果，但这又怎么能否认鲁迅对高长虹曾是满腔热忱，花费了许多心血呢？

高长虹在回忆他和鲁迅的最初关系时，充满感情地写道：“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虽思想不同，然使我想象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我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我问以每日何时在家而去。此后大概有三四次会面，鲁迅都还是同样好的态度，我那时以为已走入一新的世界，即向来所没有看见过的实际世界了。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然他所给与我的印象，实以此一短促的时期为最清新，彼此时实在为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5）由此可见，高长虹的心情是兴奋的，鲁迅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是崇高的，他认为自己走入了“新的世界”——这当然是鲁迅的世界。

三

鲁迅、高长虹冲突的起因，是发生在1926年10月的“压稿事件”。《奔月》注八这样叙述道：高长虹“借口《莽原》半月刊的编者韦素园（当时鲁迅已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莽原》自1926年起改为半月刊）压下了向培良的一篇稿子，即对韦素园进行人身攻击，并对鲁迅表示不满”。

所谓“压稿”，是指韦素园刚接手，就压了向培良的剧本《冬天》，退了高歌（高长虹之弟）的小说《剃刀》。压稿退稿，编辑之常事，无非牵涉了《莽原》内部的派别问题，不值得多提。高长虹的不满，在我看来，也多是年轻气盛（当年他28岁），遇事不够冷静，如此而已。1926年10月17日出版的《狂飙》周刊第2期上发表了高长虹的《给鲁迅先生》（6）和《给韦素园先生》（7）的公开信（高若稍能冷静，念鲁迅之情谊，似乎也不宜以公开信的形式，而以私人通信商讨为好）。信中，对韦素园的攻击是很不理智的：“《莽原》须不是你家的！林冲对王伦说过：‘你也无量大材，做不得山寨之主。’谨学先生及先生等诵之。”对于鲁迅先生，除发一通牢骚之外，是请先生出来说句公道话：“如你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远在厦门的鲁迅，管得了那么多吗？鲁迅并没有像高长虹那样“发烧”，而是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鲁迅在信中说：“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8）鲁迅还认为，“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9）因此，鲁迅不予表态，不予理睬。于是，高长虹便认为鲁迅偏袒韦素园，把矛头指向鲁迅。

四

“压稿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线，鲁、高冲突的比较重要的原因，是那则把鲁迅说成“思想界之权威者”的广告。

在我看来，像鲁迅这样的一代名人，有人称之为“思想界之权威”，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倘若鲁迅真是思想界权威之一，先生自己也默认了，这也只是默认了一个事实而已，高长虹是不应该这么大动肝火的。

从以上介绍高长虹对韦素园的攻击，我们不难看出高长虹当年的年轻气盛。这里有一个插曲，即高对郁达夫态度的骤热骤冷，这至少说明了高长虹当年的不成熟，从中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对鲁迅的态度。高长虹说过，他刚创办《狂飙》时，赏识者有四位：鲁迅、郁达夫、欲擒和日本人伊东干夫。1924年下半年高长虹到北京后，曾将《狂飙》赠送郁达夫。郁即回信致谢，鼓励他继续努力，并担心他因同时编辑《狂飙》周刊和《世界语周刊》而过于劳累。高长虹为郁达夫真挚的情谊而感动，几乎要哭了出来——因为这种情谊出自于一个跟他未谋一面的人。1925年1月，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10期发表《我的悲哀》一文，文中写道：“达夫是人类中最纯洁最多情的一个。假使他是个女子时，我便立刻会爱上了他。”然而，他俩晤面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个冬天的下午，郁达夫拜访了高长虹。高长虹感到，郁达夫虽然态度率真，但谈话滔滔不绝，隐含傲意，使他几无插嘴的余地。当晚，高长虹给郁达夫写了一封率直而傲慢的信，并邀他次日下午来喝酒。结果郁达夫未赴宴，亦未复信。再过一日，高长虹与高歌以及另两个朋友一起拜访郁达夫。郁达夫说：“信收到了，因为断酒，故未回复。”这次见面，双方只说了一些应酬话，此后便无联系。高长虹对鲁迅说：“达夫外恭而内倨，仅一次往来，遂成路人。”评价一个人没有稳定的看法，因一些鸡毛蒜皮的细节，便不再往来，视若路人，这便是青年高长虹的幼稚处。我们跳出历史，倘若以平常心看他，现实生活中，若是像他这样情绪化地为人处世，怕是只会四面楚歌，成为孤家寡人的。

我以为，高长虹与鲁迅的所谓“权威”问题的冲突，也和郁达夫的“外恭内倨”一样，都是由一些莫名其妙的细节引起，本来不值得大动干戈的，然而，高长虹还是因一些小事而影响了自己的情绪，又一次犯了骤热骤冷的毛病。和对郁达夫的评价一样，高长虹在《革革革命及其他》（10）一文中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这算不算“思想权威”呢——引者问）但不久，在《一九二六，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走到出版界》，上海书店1985年3月影印版）一文中，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

当高长虹看到1925年8月5日《民报》的广告后，就非常反感，反应也异乎寻常地激烈。他在《一九二六，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说：“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倘若我们不看高长虹诸如此类“骂人”的话，而只看鲁迅的，当然会说鲁迅是尖刻的，而实际上，许多人骂起鲁迅来，是很不理性的，只不过我们一时看不到他们的文章，只看到他们的尾巴被夹在鲁迅的大作中，因此，才仿佛显得格外老实。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高长虹攻击鲁迅的文章有15篇之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思想权威”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的论点：

一、他认为“思想权威”是不存在的，也是无用的。他说：“鲁迅想做权威者，然而世间没有这件东西，一个思想者，除了几本著作外，其实没有其他，此几本著作，有何权威可说。”（11）因此，他把“思想权威”称之为“空名”、“纸糊的假冠”。

二、“思想权威”对整个社会，是贻害无穷的。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他说：“思想呢，则个人只是个人的思想，用之于反抗，则都有余，用之于压迫，则都不足！如大家都不拿人当人，则一批倒下，一批起来；一批起来，一批也仍然要倒下，猴子耍把戏，没有了局。”在他看来，有了“思想权威”，青年就成了奴仆。他说：“于是，思想界说：青年是奴仆！自此，‘权威’见于文字；于是青年自己来宣告说：我们是奴仆！”（12）

三、他认为鲁迅默认了“思想权威”这一提法，这对鲁迅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说：“我又见了鲁迅，问及民副投稿事……鲁迅默然。停了一歇，他又说道：‘有人——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要是当年的鲁迅，我不等他说，便要提出问题来了。即不然，要是当年的鲁迅，我这时便要说，‘外国也不尽然，再则外国也不足为例’了。”高长虹还说：“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反增自己怠慢，引他人的反感，利害又如何者？”（13）

高长虹的论点有矛盾之处。“思想权威”既然是不存在的，又怎么贻害社会呢？有了思想权威，青年为什么就必然成为奴仆呢？青年或服膺马克思的思想，或服膺尼采的思想，他未必就成了马克思、尼采的奴仆吧！“思想权威”的广告是别人做的，高长虹为什么迁怒鲁迅，而且抓住不放，喋喋不休呢？广告也无非是广告。1926年，高长虹他们不也在《新女性》上登“狂飙社”的广告，说什么“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把鲁迅编辑的《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都算作他们“狂飙运动”的成绩，借鲁迅之名，以壮自己的声势？“思想界先驱者”，不也是“纸糊的假冠”吗？此外，到底有没有“思想权威”呢？什么叫作权威呢？我以为，权威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指使人信服的力量或威望，是在某一范围内最有影响的人和事物。因此，我还以为，称鲁迅为“思想权威”并无大错。小错在于，要补上“之一”二字，即“思想权威之一”。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并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方法”。高长虹正是采用这种“简单化的方法”来抨击鲁迅的。其实，当年的高长虹毕竟太年轻了，也太性急了，他甚至来不及搞清权威的概念。从他的激进的思想看，他反对的并不是“思想权威”，而是“思想专制”。

鲁迅，当然不是“思想专制”的代表。

五

鲁迅与高长虹的冲突，似乎有个人恩怨的色彩，因为它牵涉一个敏感的问题，即他们与许广平的关系。

实际上这是一场误会。

事情缘于高长虹发表在1926年11月21日《狂飙》周刊第7期上的爱情诗《给——》，诗中写道：“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

此外，高长虹在《时代的命运》（14）一文中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所谓“生活上”的“让步”指什么呢？是不是指“太阳”把“月亮”让给了“黑暗”呢？高长虹公开这么表示，至少让人容易产生误解。

当时，社会上对鲁迅的一举一动都是十分关注的。尤其是“女师大事件”后，关于鲁迅，以及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关系，有过不少流言。因此，有好事者将这首诗杜撰为高、鲁、许之间的“爱情纠纷”。是谁选中这首诗制造“流言”的，不得而知，而把这“流言”告诉鲁迅的，是韦素园。1927年1月11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素园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www.xing528.com)

我们暂且不管“流言”是不是道出了高长虹的真心，却深深地伤害了鲁迅，也激怒了鲁迅。鲁迅1926年12月29日复信韦素园说：“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鲁迅虽然分析了三种可能，然而，他对第三种可能特别的“愤怒”。他接着写道：“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是因为《莽原》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

在给韦素园写信的同一天，鲁迅也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闻者相似，且云长虹之拼命攻击我，乃为此。”“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的不甚竞争，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现既逼迫不完，我就偏又出来做些事，而且偏在广州（按：当时许广平在广州供职），住得更近点，看他们躲在黑暗里的诸公其奈我何？然而这也许是适逢其会的借口，其实是即使并无他们的闲话，我也还是要到广州的。”1927年1月18日，鲁迅抵达广州。不久，鲁迅和许广平由广州去上海，他们在上海有了家。

这里，鲁迅明确道出了高长虹若真是如流言所说，那是害了“单相思病”，这表明鲁迅对自己爱许广平以及许广平也爱自己的确信。同时，若是高长虹真的以为鲁迅破坏了他的梦，那么鲁迅便要“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有人说，从这段话看到了鲁迅的凶狠。那么，我要问，鲁迅要把自己之所爱斯文地拱手相让，才不凶狠吗？我倒觉得，从这段话看，鲁迅虽然已年近半百，但为了爱其所爱，依然雄风不减。

一个敢爱的老人比一个敢爱的青年，需要更多的更大的勇气。

至于所谓“生活上”的“最大让步”，鲁迅在《新时代的放债法》（15）一文中作了答复：

你如有爱一个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但他不说：“来！”所以你得有现在的爱人。那

自然也是他赏赐你的。

高长虹的话没有点明，鲁迅也没有言破，你知我知，彼此彼此。不过，一有对比，读者自然就可以意会了。

当然，应该说鲁迅这里有过多的激愤，假如他知道了高长虹后来说的本无此事之类的话时，大约也会感到自己是与风车作战吧。尽管这样，我还是理解鲁迅的激愤的。倘若我们考虑到有流言说他勾引了女学生，有人指责他抛弃了原配夫人朱安等等，这些背景，我对鲁迅的激愤，只能理解为他对许广平的爱是深厚的，因为深厚，所以是珍惜的。

这里，似乎有必要提一下许广平对鲁迅的爱的过程，否则，不足以说明是“月儿”跟着“黑夜”走呢，还是“太阳”把“月儿”交给了“黑夜”。1925年12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为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发表了《同行者》（16）一文。许广平在文章中热情称赞鲁迅用“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要给人类以光、力、血，使将来的世界璀璨而辉煌”，并表示她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戴着‘道德’的面具专唱高调的人们”给予的“猛烈地袭击”，“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许广平在另一篇散文《风子是我的爱》（17）中，也用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她对鲁迅的爱情，并向旧传统、旧礼教发出了挑战：“不自然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后来，许广平在一封致友人信中，还曾回顾了她跟鲁迅建立爱情的经过。

鲁迅是爱许广平的，许广平也是爱鲁迅的。一部《两地书》，是他们相爱的千古确证。

在鲁、许、高的关系中，高只能遗憾地成为多余者。事实本来就是这样。1938年高长虹从欧洲回国后，在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上发表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18）一文中说：“我那时候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仿佛觉得鲁迅同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为女师大的风潮，常有女学生到鲁迅那里。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所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有这么简单。景宋所留给我的唯一的印象就是一副长大的身材。她的信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她说她的性格很矛盾，仿佛中山先生是那样的性格。青年时代的狂想，人是必须加以原谅的，可是这种朴素的通信也许就造成鲁迅同我伤感情的……原因了。”景宋即许广平。在后几句中，最主要的是“青年时代的狂想，人是必须加以原谅的”这一句，而且高长虹也承认正是这种“狂想”，成了他和鲁迅“伤感情”的一个原因。他们的信没有留下来，我们无法知道高、许是否有过恋爱。退一步说，即使“太阳”和“月亮”在八九封信中曾经相爱，而后“月亮”又爱上了“黑夜”，这也绝不是“太阳”“让步”的结果，而只能说是一种命运。

六

高长虹的结局怎样？

1930年初，高长虹离开故国，东渡日本，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异国漂泊生活。高长虹去日本，主要是研究经济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他整天钻在上野图书馆啃书本，生活十分清苦，有时两天吃不上一口饭。在日本两年后，他前往德国，上了柏林大学。以后又到法国。据说，曾一度参加法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他经意大利、英国，回到香港，经友人介绍，奔赴武汉，武汉沦陷后又到重庆。1940年冬（又一说是大约1943年夏），他徒步进入延安。到延安后，他不找朋友投奔，而是在街头睡了两天，潘汉年看到，才把他领到有关机关，安排了住处。高长虹到延安后，不认为自己是文艺家，把自己看作是研究经济的。当时他所写文章也是偏重历史、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高长虹到延安不久，延安举行了文艺座谈会，请他参加，他以研究经济学为由，婉言拒绝。他是没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唯一的文艺家。

舒群曾在延安和东北担任过文艺部门的领导工作，自称“对于高长虹在延安和东北的情况，比我更了解的人大约不多了”。他对采访者陈漱渝谈了这样一段话：

高长虹徒步进入延安之后，经有关方面酝酿，责成延安鲁艺代为照管，并给了他一个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的名义……高当时经常给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投稿，文、史、哲无不涉及，但由于缺乏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武装，思路不清。据我回忆，他的文章大约一篇也没有采用。我当时曾接替丁玲担任《解放日报》第四版的主编，出于对高的尊重，退稿时往往由我亲自出面，因此跟高接触的机会比较多。1943年底至1944年8月，我改任鲁艺文学系系主任。高长虹住在鲁艺北面山头的一个窑洞里，我也住在鲁艺校外的窑洞，与高的住处相距不远。因为高由鲁艺照管，所以我常去看他。在我的印象中，高长虹个子很矮，头发半白，身体瘦弱，有点歇斯底里，不过还保持着一点童心。他待人比较真诚，对延安“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扩大化现象十分不满，但运动并没有波及过他。1945年9月，我率领东北文艺工作团离开延安，11月2日抵达沈阳，后转到东北局担任宣传部文委副主任。1946年末，东北局迁到哈尔滨，高长虹也到了哈尔滨。我便安排他在东北局宣传部后院的一间房里住下，重新给他添置了衣服被褥，并且还多发给他几块钱津贴费。这时高长虹神智更加不清，到干部的小食堂吃饭时常目不斜视，一声不吭。领到津贴费，他就到旧书摊上去购买各种字典。他懂得好几种外文，表示从此放弃文学，要编一本中国最好的字典。但这时他实际上已失去了从事脑力劳动的能力……沈阳一解放，我第一批进驻沈阳。1949年初的一天，高长虹忽然疯疯癫癫地走进我的办公室。这时他已由组织上安排到临时设在沈阳东北旅社楼上的一处精神病疗养院。高要我给他安排工作，并说他经济上有些困难。我劝他养好病再工作，送给他一百块钱，又请他吃饭喝酒。喝酒时，他掉了眼泪。饭后我送他回东北旅社，这就是我跟高长虹的最后一次会面。此后听到他病逝的消息。有一种说法，说他病逝于抚顺的精神病院。（19）

此外，阎继经在他的新著《历史的沉重》中，就高长虹晚年的情况，引述了知情人侯唯动的回忆：“大约是1953年至1954年秋，我从鞍钢体验生活回沈阳写作，就住在东北旅社五楼，住了大约一年多。一天我到食堂吃饭，看到一位白发老人，头发很长，躬腰低头走路，很像个老太太。我觉得很面熟，便走上前去看，看后大吃一惊，原来竟是高长虹先生。我喊：‘高长虹先生！’这时忽然围上来几个服务人员，对高长虹先生大声呵斥：‘躲开这里，躲开这里。’同时连推带搡地要拖他走。我非常生气，忙斥责那些服务人员：‘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知道这是谁吗？这是高长虹先生，我的老师，延安的老革命同志，老作家，连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尊重他，你们怎么这种态度！’那些服务人员走开了。我拉住长虹先生的手说：‘长虹老师，您还认识我吗？’长虹先生说：‘认识，你是侯唯动。你也到东北来了，你好！’我注视了一下，这样一位大文人，穿着却很狼狈，身上还是延安时期发的灰棉衣去了棉花的夹衣，一双破布鞋，形同乞丐。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问：‘您住几楼？吃完饭我去看望您。’长虹先生说：‘住二楼。’饭后我找了旅社的保卫科，保卫科的人说：‘那人是疯子，不让人们接近他。’我问：‘我能去看看他吗？’保卫科的人说：‘你可以，你可以。’我那时已是有名气的诗人了。下午我到了长虹老师屋里，屋子很宽敞，条件不错。长虹先生说：‘你的诗我都看了，写得好。你的风格变化，终于走到民族传统上来了。’我问：‘您为什么不到北京去？’长虹先生说：‘我给郭沫若、何其芳写过信，没有回音。’听他谈话，一点不像疯子。我给东北局写信问情况，没有回信。我又托当时任辽南地委书记的鲁艺同学赵自评去东北局打听，赵回来说：‘东北局说了，千真万确，是疯了。’我说：‘有什么迹象吗？’赵自评说：‘人家说他常常无故大喊大叫，也听不懂他喊叫什么。’以后我见到高长虹先生时就问他这事，他哈哈大笑说：‘我那是用外语朗诵诗呢！用德语朗诵歌德的诗，用英语朗诵拜伦的诗，用……’我恍然大悟了，用外语朗诵外国诗人的诗，不用说那些服务员听不懂，就是我这个号称诗人的人也听不懂。长虹先生人很瘦，但精神很好，生活能自理，从我和他接触一年当中，他没有任何疯的迹象。”（20）

高长虹到东北后，实际上被当作一个闲人，长期住在旅馆、招待所，不分配工作。觉得苦闷时，他就用日语、英语、法语或德语朗诵外国诗人的作品。服务员听到“哇啦哇啦”，以为他发疯，于是传说他得了精神病，又因此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舒群和侯唯动的回忆，基本上可以证实一条，高长虹没有疯，却被人当成了疯子。一个狂人，就这样成了“疯子”，不知所终，令人唏嘘。

要补充的是，舒群说的高长虹对“抢救运动”扩大化十分不满一事，据说，高长虹还曾写信向斯大林告状，又直言不讳地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外，他所以要去东北，原因之一，是去开发金矿，以振兴解放区的经济。他的想法过于天真，当然难以实现。

高长虹是个不顾家的人。赴东北途中路过山西，故乡就在根据地，他也不回去看看。老婆孩子如何生活，他根本不管。老子不管儿子，然却祸及儿辈。新中国成立后，把高长虹当作“反对鲁迅”的一员，在“反右”中，他儿子被打成“右派”，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老子反对过鲁迅。鲁迅不能对他“骂”过的人的一生负责，更不能对他们的儿辈负责，鲁迅的“骂”，也只是鲁迅个人的见解，而不是判决书。鲁迅是没有责任的。那么，这是谁之罪呢？

注释

（1）《鲁迅全集·华盖集·题记》。

（2）《鲁迅全集·两地书·六》。

（3）《鲁迅全集·两地书·八》。

（4）原载1936年12月1日上海《文学月刊》第2卷第1期，《鲁迅回忆录》转载，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

（5）（12）（13）《走到出版界·一九二六，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上海书店1985年3月影印版。

（6）（7）（10）（14）《走到出版界》，上海书店1985年3月影印版。

（8）《鲁迅全集·两地书·六〇》。

（9）《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11）《走到出版界·思想上的新青年时期》，上海书店1985年3月影印版。

（15）《鲁迅全集·而已集》。

（16）《许广平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17）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署名平林，原刊据手稿发表，《许广平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18）原载1940年8月25日、9月1日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鲁迅回忆录》转载，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9）陈漱渝：《“狂飙文人”高长虹的下落如何》，《鲁迅研究百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

（20）《高长虹晚年是否疯了》，《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1期。